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4) (5) 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天皇主义和军国主 义,近代天皇制通过国家政权,向国民灌输“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思想, 以此来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统治首先是对军队进行思想统治。1878年和 1882年,日本相继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信守“尽忠 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的武士道信条,以此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 效忠、卖命,后来还把所谓“战功者”如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捧为“军神”和 “圣将”,宣传纯属自杀式的“肉弹攻击”, 愚弄军队士兵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确立时,还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强迫人民“尊 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统治的指导方针。 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义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还借用西方哲学思想为天皇主义 粉饰。如西村茂树所作《日本道德论》,主张以西洋哲学补充“东洋儒教”;受命 解释《教育敕语》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嫁接到日本 家族主义之上,提出了“家族国体观”、认为“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乃是敕语的核 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30 、161 页。。这样, 天皇主义披着“西洋”外衣,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6)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很容易地与法 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使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天皇制阶段。 在政治上,军部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统 治结构日益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而且对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践踏。1932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五·一五”政变,宣告 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束。1936年又发动“二·二六”事变,确立了军部法 西斯独裁政权。到1940年所谓“近卫新体制”, 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形式已经 不复存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实际上完成了“一党一国”的独裁政治体制。1941 年东条内阁的上台,更使军部法西斯主义政治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经济上,军部法西斯推行经济军事化和经济统制政策,将国民经济纳入到了 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轨道。首先,以军费开支为核心的国家财政膨胀化,“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推行“高桥财政”,在1931~1936年期间,财政支出由148 亿元上 升到228 亿日元,其中军费由4 5 亿日元增加到103 亿日元,军费占财政支 出的比率由30% 上升到47% 。在庞大军费支持下,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使侵略战争 不断升级。其次,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使经济发展完全为侵略战 争服务。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统制,而 后又提出了《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实行“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全面侵华 战争开始后,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全面展开,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国 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性统制法律,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业已 确立。到近卫内阁时期,颁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和《重要产业团体令》, 确定了将国民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的原则,按各产业类别设立统制会,对经济运行实 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立了军需省,颁布了《军需会社法》, 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体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强制推行经济军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际上这完全是战争需要带来的“跛行景气”,造成了 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财政, 只能用于战争消耗。军需生产的扩大必然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掠夺。这种消耗性掠夺 性的经济方式,获利的只能是大垄断资产阶级,最终国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战争 经济还必然导致国民生活贫困化。法西斯将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一方面必 然是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人民经受了巨大的战争苦 难。总之,军部法西斯推行的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表 现,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反动。 在思想上,天皇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义和 “高度国防国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以“超国家主义” 理论提出“天皇赤子观”,强调“君民一如”是日本国体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干 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义论”,鼓吹由至高无上的天皇绝对权威统治“道义的国家” 日本。高素之也接过墨索里尼的国家集权主义论调,认为“万世一系”和天皇国体 是日本“独一无二”的精华,宣扬“英雄独裁主义”。军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 西斯天皇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强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发布了《国体之本义》和 《臣民之道》,强调以天皇的“圣德”永远统治日本,国民尽“臣道”维护国家, 是“万古不易的国体”。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 ~187 页。 另一方面,军部法西斯从现代军事理论出发,提出了“高度国防国家”理论, 强调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主义的“总 体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高度国防国家”的思想形成高潮。军部 法西斯通过在乡军人会等法西斯团体,大力开展“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对人民进 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1934年军部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加强国防的倡议》 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并广泛向社会进行宣 传,毒化人民。当时民主人士评论:这是“以笔为剑的‘五·一五’事件”三轮忠 公编《再考·太平洋战争前夜》第88页。; 同时,军部法西斯更为注重对军队的思 想控制。1941年军部发布了被视为“皇军座右铭”和《军人敕谕》战场版的《战阵 训》,强调军人必须视勇武为“皇军精神”之根本,以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军纪 之精髓”,愚弄士兵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卖命。总之,法西斯天皇主义是各种反动思 想的大杂烩,它以极端集权主义方式,用天皇主义的封建伦理和法西斯的国体意识 统治人民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