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 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 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 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 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 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 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 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 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 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 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 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 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 个县也有438 人染此疾,不治 者361 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 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 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 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从 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 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 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 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 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 他派出由100 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 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 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 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 户人家,死了320 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 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 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 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 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 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 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 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 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 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 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 月中旬,我 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 —5 名患 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 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 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 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 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 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 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 部队 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 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 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 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 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 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 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 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 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 气伤害36968 人(2086 人死亡) 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 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 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 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 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 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 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 数达8 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 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 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 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 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 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 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 了。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 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 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 签字了,但却未予以批准,而美国同样没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饶起舌来,没 准会招惹多少麻烦。其二,美国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两颗原子弹,同样是底气虚的 事。当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说原子弹的残酷性远远地超过了毒气武器;在法庭 上,东条英机就利用了这一点,反驳了法官有关毒气武器的审讯。其三,美军一直 把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作为一个优先任务,日军耗费了巨额资金和无数 生命,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美国只需勾销战犯的罪状,便可以空手筹码在 袖子里头做成交易,获得罪恶的研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库。 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军下级军官伊藤在九江地区误入中国 军队防区,被抓获后供出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些情况。战区的苏联顾问组 马上要求与伊藤见面,通过双重翻译,询问了伊藤。重庆美国顾问团得到情报后, 立即派来三名美国顾问,自带三名美籍日侨作为翻译,与伊藤秘密交谈达两周之久, 了解日军细菌武器的详情。 这情形就如同一群强盗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银珠 宝,密藏了起来。结果另一拨子强人占了寨子,并以压寨夫人作人质,要么交出金 银珠宝,要么杀了压寨夫人。当然,我得一笔逆财,你拣一条小命,这实在是一件 两全齐美的事。细菌武器对美国来说,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 白白地获取日本的细菌武器,确实不知要使美国省下多少力气。 日本为研制细菌武器,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尽了灭绝人性的 手段。 日军最初的细菌研究机构,是1932年设立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 次年,考虑到需用大量活人进行试验,经参谋本部批准,在哈尔滨南岗地区成立了 细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对外称之为“加茂部队”,此后还用过多种假代名称。 1936年,根据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在中国长春和哈尔滨建立了 两个强大的细菌基地,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了细菌部队,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 的是“东乡部队”。 “东乡部队”位于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处的平房镇。在五公里长的围墙里,中 央耸立着一座异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楼房,它周身镶嵌的瓷砖闪耀着白色的光辉。它 的东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烟囱,整日制造着滚滚乌云。烟囱的外侧是一个机场。中 央大楼的西面,并列着一片白色的像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公寓式的宿舍。到处 都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阳光像鱼鳞的反光一样幽晦,来往的人静无声息,脸上包 裹着严密的铁丝网。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使这里像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