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1)
宁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宝昌祥内衣店的伙计蒋信发像往常一样，
飞快地钻进了地洞。可是洞外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他斗着胆子把脑袋伸出
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粒和粟子，看到像纱巾一样飘动的白黄
色粉雾。日本人要干什么呢? 他觉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么东西在爬，低头一看，
脚面爬上了许多红色的跳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跳蚤。他跺跺脚，踩死了几只。
当晚回到家里，他感到体虚发热，头痛难忍，腮帮子发炎肿胀。不出数日，患
区从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变成紫黑色，身体因失水迅速枯缩，像一具沙
漠中干瘪的木乃伊。送到医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经诊断患的是鼠疫。他的父
亲蒋阿宝，继母阿香，也因同样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传递。1940年10月下旬，
宝昌祥内衣店的15名职员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绍酒店死6 人；东后街一家鱼贩全
家死绝……是瘟疫，鼠疫。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成了鼠疫区，成片的居民
突然像体内被泼上火油点着了火，医院塞满了人，但一个个都法抗拒地悲惨死去。
远处传来消息，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和兰溪3 个县也有438 人染此疾，不治
者361 人。
事过不久，在哈尔滨南郊“关东军731 部队”的秘密播映厅里，银幕上出现了
日军细菌部队的攻击场面：几架飞机的翼下挂着特制的器皿；装着跳蚤的器皿；飞
机低空掠过村庄；老百姓在移动奔跑；字幕“任务完成”；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从
一架飞机上款步而下，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国报纸的特写和日语译文：“宁波
一带发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后仰地作演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它
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
细菌武器成本低，杀伤力强，且能造成恐怖气氛，挫伤对手的士气。
此后，石井四郎多次指挥他的731 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1941年夏季，
他派出由100 多人组成的第二批远征队，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带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
疫菌，使得那里爆发了强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员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
亲率远征队到金华地区，把盛着细菌的玻璃瓶和轻铁瓶投入水井、沼泽和民宅，造
成大批的人死亡，义乌县崇山村380 户人家，死了320 多人，有30户全家死绝。石
井四郎并不满足，他要效益，还要刺激。该地有两处日军的集中营，关押了3000名
中国战俘。远征队预制了同样数量的烧饼，用药针把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注射到烧饼
里去，分发给俘虏吃，然后放了他们，用隐形的屠刀大量杀害中国人，而日军却把
中国士兵吃烧饼的情景拍摄下来，作优待俘虏的宣传。
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的成员榛叶修深为自己从事的勾当感到可耻，因
而逃往中国军队。他写了一份“日军罪行证明书”，证实了日军极其惨无人道的行
为。他写道；他所在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任务是为日军预防传染病，而实际却在
秘密制造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中，该部用飞机积
载伤寒、赤痢、鼠疫等向金华、兰溪中国军驻地与后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国军民染
恶疾死亡。
榛叶修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
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 月中旬，我
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 —5 名患
者死亡。”
他检举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目的：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
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榛叶修的证词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破坏战争法规及严重的反人道行为。中国政府的检举，引
起检察局的一些官员的关注。美国法官莫罗上校开始着手调查日军的细菌战、化学
战问题。他被指定负责日中战争工作小组。
莫罗提交了一份《中日战争》的备忘录，其中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日军实施了
毒气战和化学战；这两种残暴的手段早已被凡尔赛条约等国际协定禁止；德国与意
大利在二战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细菌武器的负责人，他用活人作试验；日
本政府对此要负责。莫罗忙乎着。
但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追究细菌战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要搞清731 部队
的秘密。他许诺，只要731 部队成员积极提供情况，可以“不作为战犯追究”。
要求审问石井四郎的请示未允准，理由是证据不充分。就是在这个时候，盟军
的化学部主任马歇尔上校被介绍给了莫罗。这大既是个暗示：追究细菌战不行，追
究化学战似乎还有可能。莫罗好像就做了这样的理解。
所以，此后莫罗到中国收集证据，便把重点放在化学战上。重点还有“九·一
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一般背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南京大屠杀、贩
卖鸦片等。莫罗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陪同，与美国法官萨顿等在中国转了一个月，
先后访问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
回到东京后，莫罗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国旅行报告》。报告除列举对诸方面
调查到的情况外，还特别指出，日军使用过毒气。至于这一点，他弄到了日军俘虏
的证词、中国外科医生的证词、被芥子气毒死者的照片、中国国民政府关于日军毒
气伤害36968 人(2086 人死亡) 的记录。
莫罗在东京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这份报告
指出，日军在1938年淞沪战役中首次使用催泪性气体和呕吐性气体。此后毒气战例
频繁，尤其在进攻武汉时，日军肆无忌惮地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和路易氏毒
气。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历年使用毒气达1312次。这个数据确实不完全，它没有包
括用毒气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屠杀。1994年，《朝日新闻》报道了防卫厅防卫研究
所保管的微缩胶卷，这个从未公开的胶卷证明，日本军部曾发布在中国使用猛毒毒
气的命令，自“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达2911次，伤亡人
数达8 万之众。
在众多的证据中，日军中枢机关撰写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是极有价
值的资料，它证实了日军对毒气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育、实战使用等有计划
的过程，并证实了日军军部对化学战的指导。在这份资料记载的40个战例中，宜昌
攻防战应该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长沙战役，乘日军在宜昌的兵力薄弱，
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夺回宜昌。驻宜昌日军被完全包围，濒临全军覆没，
于是孤注一掷，向围攻的中国军队发射了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大量毒气弹，才保住了
占地不失。
证据结结实实地握在莫罗的手里。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诉的愿望又被压制
了。就是对化学战也不予追究。检察方面不起诉，法庭便谈不上审理。
麦克阿瑟即使坐在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对于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
犯是否追究，他有两个顾虑—个企图。
其一，1925年订立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日本虽
签字了，但却未予以批准，而美国同样没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饶起舌来，没
准会招惹多少麻烦。其二，美国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两颗原子弹，同样是底气虚的
事。当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说原子弹的残酷性远远地超过了毒气武器；在法庭
上，东条英机就利用了这一点，反驳了法官有关毒气武器的审讯。其三，美军一直
把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作为一个优先任务，日军耗费了巨额资金和无数
生命，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的成果，美国只需勾销战犯的罪状，便可以空手筹码在
袖子里头做成交易，获得罪恶的研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武库。
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军下级军官伊藤在九江地区误入中国
军队防区，被抓获后供出日军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一些情况。战区的苏联顾问组
马上要求与伊藤见面，通过双重翻译，询问了伊藤。重庆美国顾问团得到情报后，
立即派来三名美国顾问，自带三名美籍日侨作为翻译，与伊藤秘密交谈达两周之久，
了解日军细菌武器的详情。
这情形就如同一群强盗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银珠
宝，密藏了起来。结果另一拨子强人占了寨子，并以压寨夫人作人质，要么交出金
银珠宝，要么杀了压寨夫人。当然，我得一笔逆财，你拣一条小命，这实在是一件
两全齐美的事。细菌武器对美国来说，无疑比金子还要贵重。
白白地获取日本的细菌武器，确实不知要使美国省下多少力气。
日本为研制细菌武器，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尽了灭绝人性的
手段。
日军最初的细菌研究机构，是1932年设立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
次年，考虑到需用大量活人进行试验，经参谋本部批准，在哈尔滨南岗地区成立了
细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对外称之为“加茂部队”，此后还用过多种假代名称。
1936年，根据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在中国长春和哈尔滨建立了
两个强大的细菌基地，后又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了细菌部队，其中最重要、规模最大
的是“东乡部队”。
“东乡部队”位于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处的平房镇。在五公里长的围墙里，中
央耸立着一座异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楼房，它周身镶嵌的瓷砖闪耀着白色的光辉。它
的东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烟囱，整日制造着滚滚乌云。烟囱的外侧是一个机场。中
央大楼的西面，并列着一片白色的像医院似的建筑物、仓库、公寓式的宿舍。到处
都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阳光像鱼鳞的反光一样幽晦，来往的人静无声息，脸上包
裹着严密的铁丝网。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使这里像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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