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第一章 比利时 1940年5 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 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 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 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 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 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把比利时的大 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 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 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 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 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 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 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 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于1940年5 月27—28日夜间提出比利时军队向 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476 降。 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 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 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 询了三个法学权威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作出的一项 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 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 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 同国王的行为,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 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 会,谴责国王的行为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 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 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为而自 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 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 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 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 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477 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 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 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 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 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 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 月,德国人犯了 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这一 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 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 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贝 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 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 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 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 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 望一落千丈。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 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 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 国王同一个478 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 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 加上把婚事隐瞒了三个月(他们在1941年9 月9 日结婚,到1941年12月7 日才由大 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 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 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 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 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 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 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象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 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 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 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 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 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 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 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 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 因479 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 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 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 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 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 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 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 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 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 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 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 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 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 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 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 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 剥削比利时的经济。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四个战区司令部、五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 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 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 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分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 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480 总部”、 “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 驻了专员,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 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 己的代表所主持的办事处。盖世太保在希姆莱的代表容克劳斯的领导下,在比利时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奉命对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同样进行侦察。 尽管德国人的控制在最高一级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比利时的实际行 政工作是由比利时国家的旧机器在继续执行,也就是说,由全体文官在政府各部门 的秘书长领导下执行。另一方面,秘书长们这时已取得了按照合法的宪法根本不应 行使的权力。他们本来只是对国王的一个大臣负责的政府各部门的常务首长,自身 并无任何执行权力,这时却都具有大臣的地位与性质,拥有为了占领国独有的利益 而行使的广泛权力。的确,德国入侵的当天(1940年5 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 他们的地位变得有点含糊。该项法律批准了早先通过的一项法律(1935年10月5 日), 而那项法律则规定万一比利时遭到敌人占领,某些官员应坚守岗位,并授予他们某 些通常属于他们上级的权力。不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有关官员“同他们 〔平时〕对之负责的上级领导失去一切联系”时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且,根据海 牙公约,这些官员481 只有在占领国尊重该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协助占 领国工作。皮埃洛在答复一个秘书长的询问时写道(1940年5 月15日):“违背国 家的法律和特别法令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遵守法律条文而有利于敌人推行 其计划,那么这也是同样不能允许的。”他又补充说,象1940年5 月10日的那类法 令,“不论比利时政府在颁布时是如何可以为之辩护,甚至是如何值得称赞的,然 而及至它为敌人贯彻执行时,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尽管有了这些告诫,原先的秘书长们大多在最初都乐于继续留任,只有一两个 人立即拒绝工作,再不然是被德国人强迫离职。但是,一年之内,在这些秘书长中 就发生了若干变动,这或是由于他们有所觉悟而自动辞职,或是由于德国人精心策 划了一项法令(1941年3 月7 日),规定了六十岁为某些等级的官员的退休年龄, 从而可以将某些不可靠的或难以驾驭的官员悄悄地免职。在这以后,某些关键部门 的秘书长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都是一些乐于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 其中最主要的是内政部秘书长罗姆塞,他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他能控制宪兵队、卫 生部门、物价管制机构等,并把同伙的通敌分子都安插在宪兵队、省和地方的行政 机构,甚至地方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一般是由地方指派的)中。同样,司法部秘 书长舒安也在地方司法官员中安插满了新秩序的拥护者。经济部秘书长利曼把观点 相同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农业部秘书长德温特把原来的粮食部并进了他 的部,井通过全国农业与营养协会(强迫农民参加的一个协会),通过设置特别法 庭来审判违反粮食条例的案件,使比利时的全部农业生产都可以为德国人的利益服 务。 这样,德国军事司令官和比利时的秘书长们就共同482 颁布了如此繁多的、涉 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法律与新条例,因此最终必然使比利时以前的法律 归于无效,并破坏了国家的宪法。德军司令官有权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倘有需要, 可以使比利时的一切法律失效。因此,最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行为一般就是采取这 样的方式,而需要使这种破坏生效的纯行政措施则交给秘书长们去办,由他们颁布 命令以付诸实施。虽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冯·法尔肯豪森个人的品质以及德国 推行的想以温和的待遇赢得比利时合作的这一总的政策,这个政权最初并不象在其 他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德国民政与军政机构并存的那种双重体制那么令人难以忍受。 但是,等到比利时人民逐渐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根本目标时(即完全分裂了原来的比 利时国家,并残酷无情地掠夺其物质资源以供德国进行战争),他们的敌对情绪和 抵抗意志便被激发起来了。到了这种反抗以种种破坏行为和违抗新秩序的行为表现 出来后,镇压的措施必然变得更加残酷,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任何假装友好合作 (对那些吉斯林集团是一个例外)的外衣全都不得不扯下来了。 投敌的秘书长和其他行政官员都是从吉斯林集团的成员中吸收进来的。诚然, 这些集团对于德国人所提供的更多的、更坦率的支持是会感激不尽的。首先,他们 本来就希望德国人会允许秘书长们公然代表政府露面。其次,每一个运动都强烈希 望在改造他们的国家并为国家重新制定方针时起主导作用。但是,德国人觉得更为 有利的是,通过先后使一个个集团相信自身受到德国人的特别眷顾,利用各个集团 之间的竞争,使之互相倾轧而从中渔利,并使他们担负掠夺和奴役这个国家的大部 分工作。这样一种政策特别容易在比利时推行,因为比利时483 的吉斯林集团数量 最多、最为复杂,这又是比利时民族分裂的一种反映。他们各自的目的和宗旨从完 全接受德国的统治,并渴望把比利时并入德国的版图,到赞成建立独立自主的佛兰 芒国和瓦隆国,应有尽有。由于佛兰芒人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同德国人有着明显的较 为密切的关系,纳粹运动在佛兰芒人中比在瓦隆人中基础更为深厚,而德国人往往 比对其他集团更为偏袒佛兰芒吉斯林集团——其主要代表为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 —也就并不违背常情了。此外,应该记住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 比利时时,曾成功地收买了一批佛兰芒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了 当时佛兰芒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国内所处的稍微低下的地位而抱有的相当强烈的不满 情绪。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在佛兰芒纳粹党团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政党。它到了 1941年年中,似乎有可能在占领下的佛兰芒垄断政治行动。的确,1941年5 月,在 德国入侵前就已存在的其他两个佛兰芒法西斯运动,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和佛兰 芒雷克斯党(雷克斯运动的佛兰芒分部,雷克斯运动内主要都是瓦隆人)合并起来, 加入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但是,几乎紧接下去德国人就进攻俄国了,而且或许 为了欢迎增加精神支持与人力,他们表明准备赞助另外一些佛兰芒法西斯团体,尽 管它们的方针不一定同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一致,而且确实往往还发生抵触。他 们还准许这些团体进行宣传,并组成它们自己的准军事队伍和分遣队,开赴俄国前 线。 到了1942年底,德国人开始斥责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恶意地把它比作荷兰的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党)和比利时的日耳曼一佛兰芒工人协会。佛兰芒民族主 义联盟的目标,尤其是它的“大荷兰”的理想,开始受到批判,而兼并主义的日耳 曼一佛兰芒工人协会的领袖范·德·维勒在德国人看来则已死心塌地地相信希特勒, 从而摒弃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帝国主义与一党主义”的倾向。在瓦隆,德国 人对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法西斯运动(雷克斯党)也给予少量的支持,但是,往 往显得更喜欢一个对立的组织,大德意志帝国之友。尽管德格勒尔满腔热情地宣称 效忠希特勒,他所获得的报偿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高官厚禄,而是获准以他自己在瓦 隆招募起来的瓦隆军团一名士兵的身分到俄国作战。雷克斯运动从战前在议会中有 三十名代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党,竟然沦为只不过是个替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 募新兵的机构,因为德格勒尔公开投到德国人那一边后,他先前的支持者们就大多 立即抛弃了他。的确,当德格勒尔从俄国回来以后,穿着德军中尉的制服,当着德 国当局的面,于1943年1 月发表讲话,声称瓦隆人是日耳曼人,应为日耳曼社会而 战时,他的主要合作者中就有好几个退出了雷克斯运动,不再同德国人合作了。同 年3 月,雷克斯党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瓦隆军团的招兵工作。不久之后瓦隆军团取 得了(党卫队)的地位,更名为党卫队瓦隆旅。 佛兰芒和瓦隆的法西斯分子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控制住比利时,从而在德国人的 统治下取得掌握实权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赢得教会的支持。原来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和雷克斯运动都大肆宣传一种极端的天主教教义,并同教会有 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靠了这一485 点才能够吸引大批教士参加他们的运动——虽 然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上层教士的赞同。但是,等教士看清楚了这两个集团主要是想 为德国纳粹的目的出力效劳时,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人以外,都坚决脱离 并反对这两个集团,因为纳粹分子反对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臭名昭著了。这样,教会 当局就拒不接纳那些穿政治制服的天主教徒参加圣餐式,也不允许在教堂里展开政 治性的旗帜,而他们拒不给那些在俄国被打死的或者在国内被爱国人士“处决”的 吉斯林分子做安魂弥撒,则激起了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一起进行种种威胁。 至于教会对德国人的态度,它虽然不反对他们行使根据国际法属于他们的那种 权力,却始终准备领导人民对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许多暴行进行抵抗,并准备大胆地 站出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基督教原则。站在这种抵抗最前列的是比利时大主教范·罗 埃红衣主教。主教们不断地提醒信徒,爱国主义和忠于本国的制度是他们应尽的天 职。尽管德国人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对教会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教会的爱国 主义态度终于使他们生气了,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特别提出抗 议的事项是,强迫劳动(德国人于1942年3 月推行),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 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 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 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井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 有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 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 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 关闭了(1941年12月),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 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 月,德国人 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六个月的体力劳动。 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往册进入大学。根特和 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 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 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十八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 高的敬仰和热情。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 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 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 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部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 过,国王在投降那天所谘询的那三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 成为比利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 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 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487 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 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 月7 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 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 月14日)禁止法 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 年7 月4 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 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 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 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 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 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 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 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二百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 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 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 抵销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488 的、可以依 靠伦敦广播电台插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 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 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 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 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 兴趣,几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 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象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 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 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 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 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 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 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 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 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 月8 日,德 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 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 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 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 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 月以前, 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保守秘密,但在1941年9 月19日,德国人 发布一道命令,宣称比利时境内被拘留的全部政治犯(据信这时约有四百人)均应 作为人质。遇到德国军人489 和警察人员受到袭击而又抓不到肇事者时,就枪决一 批这些人质。如果这样一次袭击造成了死亡,那至少要处决五名人质。 将近1942年底时,破坏行动与报复行为的比率急剧上升,而且直到占领结束时 一直都在上升。同时代的德国人方面的某些简略的资料,有助于对这类情况作出一 个公正的估计。1943年4 月24日,德国占领当局宣布,从那年年初起他们已逮捕了 “三百一十名恐怖分子”和“五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工作人员”,其中凡未“立即枪 决”而已“移交军事法庭者,也应处以死刑”。同时,他们列举了对“通敌的党派 成员的生命财产进行过一百八十八次袭击”。1943年7 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在纪 念比利时独立日的一次广播中指出,自从德国人开始占领以来,他们已“处决或不 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三千多名比利时人。 1942年和1943年德国人对比利时和西欧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无情地推行了一套 征集男女到德国工厂劳动的制度,在比利时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在1943年2 月和5 月间,要把大批比利时人押送到德国去的威胁,激起了列日、沙勒罗瓦、拉 卢维埃、蒙斯和维尔维埃这些大工业中心及其附近的地区爆发了罢工。2 月间,列 日的六万名工人罢工,迫使德国人暂时推迟了他们原已计划好的押送工作。3 月间, 沙勒罗瓦电厂为抗议德国人把一千二百名工人转移到德国去而发动的罢工,迫使德 国人把押送出境的人数减少到四百名。德国人对这类抵抗采取了报复措施,他们发 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凡破坏劳动合同,拒不服从强迫劳动条例,或在其他方面表明 怀有恶意者,均将没收其配给证。 下一年即1944年的头三个季度中,比利时人继续经490 受纳粹压迫的苦难—— 强迫劳动、押送出国、枪杀人质、大批逮捕和处决。证实这种情况的资料又是来自 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方面的。2 月底,比利时通讯社“安贝尔”报道,列日大约有两 万名居民“躲迸森林,逃避强迫劳动或押送出国。3 月初,德国人下令要居民撤出 比利时沿海的大片地区,包括奥斯坦德在内,以便把这些地区以及毗邻的荷兰一些 地区放水淹没。同时,他们实行了一项新的”快速审判程序“,以对付日益高涨的 反抗运动。根据这项计划,将派特别军事法庭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即决裁判;任何人 携带武器、弹药或爆炸物,一经查获,当天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接着立即处 决了大约七十名或七十名以上的人质,德国人自己公开承认在3 月6 日至11日间, 处决了穴十二名人质。他们还透露出来,在1943年3 月1 日至1944年2 月15日间, 他们逮捕了”大约四千七百名共产党人、恐怖分子和匪徒“,其中”有九百六十二 件杀人、爆破和其他破坏活动的案件已经毫无疑问地结案了“。由于大家都知道这 类活动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就非常清楚他说明,至少大概有那么多人被处决了。 根据比利时司法部1945年递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证据,在占领期间被处决的比 利时人中,大约有两百名肯定属于人质一类,还有大约五十个人是在他们犯了处死 刑的罪行以前就已经被捕了。比利时司法部还估计,至少有六百五十个比利时人被 押送到德国集中营去,其中有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人们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德国报复 行动的无辜者。 尽管德国人实行了这种恐怖政策,抵抗和破坏活动仍有增无已,尤其是在6 月 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这时,比利时的一些抵抗团体同法国的抵抗团体联合起 来,有计划地破坏交通工具,从而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撤退。“盟军登陆日”也在德 国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天(6 月7 日),利奥波德国王从比利时被转移到 德国。6 月6 日,国王发表了一份告人民书,告诉人民他对于即将491 把他转移到 德国去一事曾提出严重抗议,并号召人民保持英勇团结。7 月间,在暗杀希特勒未 遂事件发生的前夕,德国控制的形式和人员进行了彻底的更动。根据1944年7 月13 日的一项命令,格拉塞将军奉命接替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出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德 军总司令,比利时的德国军政府改为一个文官政府,由科隆—亚琛行政长官约瑟夫 ·格罗厄以德国专员身分出面领导(他继续担任行政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把 比较温和的军事政权改为对比利时人的生活、活动与资源实行更为全面的、无所不 包的控制。但是,德国人那种急剧恶化的处境使他们甚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 不得不用其他一些更为严峻、更为激烈的措施来代替这一步了。希姆莱在比利时和 法国北部已经有一个党卫队将军叫做里夏德·容克劳斯作为他个人的代表了。8 月 初,据宣布,这位将军已被派为上述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长官。几天以后,他又奉 命指挥该地区的军队。可是尽管最后干了几件报复与恐怖事情,容克劳斯已没有时 间来巩固他的统治了, 因为在他的任命发表后两星期,盟军已经攻入了比利时, 并于1944年9 月3 日光复了布鲁塞尔。 最后需要谈一谈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性质、目的和组织情况。注意一下比利时的 抵抗运动甚至在组织起来以后仍然很明显地分为两种形式,即积极的与消极的,这 是很重要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团体主要是由战前一些政党的领袖按照党的方针组织 起来的,目的在于鼓起国民的斗志,以抵制德国人推行纳粹化的企图,维护并促进 他们492 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准备迎接解放。另一方面,积极抵抗运动 的团体则不遵循明确的党的方针,它们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军事队伍,目的在于阻挠 德国的行政工作和暗中破坏德国的作战努力。这两种抵抗运动虽然各树一帜,互不 相关,但是一种运动的成员同时也可以参加另一种运动;而只有共产党人则提供了 唯一的实例,把抵抗运动的这两方面在一个党的绝对领导下真正地联合和协调起来。 诚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共产党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威望也有了惊人的提 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组织严密、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因而吸引了一些比 利时人,这些比利时人并不一定是倾向于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人比 其他团体更全面地展开积极的抵抗活动。由于德国人一贯总把所有的破坏活动都归 咎于共产党人,力图粑仇恨统统集中在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上面,这就进一步 提高了,甚至夸大了共产党人的威望。 最后,共产党人终于支配了最大的积极抵抗者的团体,即独立阵线,该组织创 立的目的是要把各种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地下组织都团结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大 战结束时,独立阵线显然成功地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合并起来,因此共产党人 获得了最大的人力遗产。然而,几个重要团体仍然留在独立阵线之外,原因在于它 具有极左的面貌。这类团体是:比利时军团、白卫军、步枪队,以及民族解放阵线。 比利时军团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军事团体,它在全国各地组织严密,指挥官大都 是以前的军官,武器弹药充足。军团的目的是要在盟军发动进攻的那天提供重要的 合作,但是下述任务也是他们的目的,即提供一个强大的警察组织,以便在德国的 统治崩溃以后,比利时的合法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这段危险时期里维持公共秩序, 防止左翼的地下激进分子发动政变。然而,后一目的必然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怀疑, 认为比利时军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企图搞政变。对于留在独立阵线以外的其他一些 运动也抱有同样的怀疑,认为它们有独裁主义的倾向——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组织 的名称带有493 反动的味道,如“白卫军”、“步枪队”等,部分可能是由于其成 员的成分主要是天主教徒和以前的军人。白卫军组织严密,主要在佛兰芒地区活动, 步枪队则在瓦隆地区十分活跃。民族解放阵线也是由一些老战士所组成,这些人都 是来自三个传统的主要政党——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因而排除了共产党。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抵抗团体后来被通称为秘密军。尽管它们在人员、纪律、 武器和其他资源方面具有潜力,但是在解放时期和解放以后却不能指望同独立阵线 一样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护。舆论的趋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极其强 烈地倾向于左派。虽然如此,比利时的右派却享有左派所不曾具有的一个极大的有 利条件,它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天主教党,由大主教亲自领导,可以通过大胆的教 士的活动公开表示反对,而其他的政党在努力使公众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纲领时,则 必须完全通过地下的渠道。同时,天主教的消极抵抗运动,如“为了上帝运动”和 “精神之剑”的影响,从德国人力图扑灭它们所用的那种残酷手段上已获得证明。 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第二个最大的政党社会党,在被占领期间却遭受了几次沉重的 打击。首先,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在1940年5 月离开了比利时;其次,它被德国 人正式解散了;第三,当它的战前的主席亨利·德芒于1940年6 月加入吉斯林分子 的行列时,它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后来年轻一代社会党人个人所作出 的杰出的抵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早期这些挫折。确实,社会党和自由党的 个别成员对抵抗运动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自己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作出的为大。因此, 他们便腾494 出战场来让极右的天主教党和极左的共产党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去进 行角逐。这一发展的结果在解放后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