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生育革命:要不要孩子 第一节 家庭选择:要不要孩子 我们应该要孩子吗?为什么要?为什么又不要?如果想要孩子,应该什么时候 要?要多少?这都是夫妻们应该扪心自问的一些问题。 一、要孩子成为个人的选择 传统的大家庭是经济和养老单位,结婚生育子女是十分重要的。依传统看法—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关于婚姻的神圣意义——认为性的基本目的是人的再生产和 认为婚姻的直接后果仅仅是生育。圣经上告诫说家庭应该是人员鼎盛的。提倡生育 和大家庭是世界范围的现象。生了10个或15个健康的孩子是一些做母亲的骄傲资本。 在传统中国大家庭始终是家庭的理想模式和追求目标,没有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上是 难以立足的。 传统社会中人们要孩子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的事。夫妇对于生育是身不由 己的。社会的规范决定了只有生育子女的家庭才是完整的家庭。只有有孩子的夫妻 在社会上才有成年人的地位。杰斯纳、怀特和福瓦指出:“以母性崇拜的感伤和完 成神圣生殖任务的宗教激励为基础的传统压力,当然会影响当父母的打算,因为遵 循社会角色的需要经常比个人决定的真实性更为重要。”他们还说,因为舆论就期 待男人和女人要为生育孩子而高兴,自愿或不自愿要孩子常常会使夫妻感到耻辱。 [注]生育孩子有成就感,我国有“有子万事足”的说法。同时生孩子也是证实性的 特性的一种方式,有了孩子才会证实他或她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美国的一些研究认为当父母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传宗接代,让后人记住自己。 在我们去世后,尽管朋友和崇拜者会记住我们,可是向后世证明我们存在过的最保 险的方式是生孩子,让他或她与我们同姓,并且有我们同样的许多身体特征。[注] 在我国生育孩子也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延续家庭的存在和发展。 另外,生育孩子有许多好处,如“人多力量大”,孩子是对付意外事件的一种 保险形式。想要孩子的原因可能是养儿防老的思想。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有相当一 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过去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即使有人不想要孩子,也得不到相应 的安全的避孕或堕胎的技术保障。 现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改变,大家庭已经过时了。孩子的出生与其说是机 会,不如说是种选择。今天的妇女已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小孩,她们的生活目标更为 确定——”事业”、“男人”与“小孩”同样重要。同时夫妇也有能力得到安全的 技术保障实现自己在孩子问题上的抉择。 新的关于家庭大小的观点认为一个家庭最多只要两个孩子。一对夫妇只要一个 孩子或者不要孩子被社会广泛认可,若有4个或6个孩子是太多了,有10个或者14个 孩子则是一种灾难。在我国曾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婚姻的社会意义表现为夫妇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控制生育 是无害的,而且只要夫妇双方赞成就是合法和正统的。在美国,过去最坚决反对 “人工”避孕或生育控制方法的天主教或非天主教徒,现在也都普遍使用这些方法。 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已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摒弃,人们或者出于减轻家庭负担, 或者出于提高生活质量,普遍希望少生、优生。在80年代初期这种变化就发生了, 比如北京城区女青年婚后不希望要孩子的占8.76%,要一个孩子的占65.29%,要两 个孩子的占24.99%,只有0.32%的女青年还希望多子女。在北京农村尽管希望要孩 子的女青年比城市多些,但也有3.06%的人不希望要孩子,有25.67%的人希望要一 个,而68.14%的人,希望要两个,希望多子女的也不过0.77%。据统计,四川中小 城镇女青年婚后不愿生育的占2.85%,希望要一个孩子的占59.4%,希望要两个孩 子的占37.68%,希望多子女的占0.9%。在农村,女青年不要孩子的为0,希望要一 个孩子的占18.03%,希望要两个的占69.68%,希望多子女的占10.56%。[注] 国家统计局1987年对北京、辽宁、山东、广东、甘肃、贵州五省一市39210名5 0岁以下已婚妇女进行的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抽样调查表明,认为一个孩子最理想的 人数在北京占19.9%,辽宁占13.6%,山东占5.3%,广东占1.3%,甘肃占1.8%, 贵州占1.3%;即使是现在有一孩的妇女中,认为生一个孩子最理想的人数也分别只 有31,3%、26.0%、12.5%、4.4%、6.3%和5.5%。[注]“1991年家庭调查”结 果显示在1368名被调查者中希望有一个孩子的461人,占33.7%;希望有2个孩子的 824人,占60.2%,希望有3个以上孩子的75人,占5.6%。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提 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以来,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同他们所面临的生育现实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些人希望要一个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左 右和影响,事实上多数夫妻认为如果政策允许最好是要两个孩子。但是在现代家庭 中人们不再以传宗接代为本,少生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 二、推迟生育 推迟生育的人会做出另一种选择:年龄大些再要孩子。在70年代,美国的出生 率下降,但现在又稍有回升,因为年龄在28—35岁的人——美国人口的最大组成部 分——开始要孩子了。这些人不仅仅是推迟要孩子,而且他们比早些时候(如果年 轻时要的话)要得更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有职业的女人感到在当母亲 之前需要自己先安定下来。当她们到了已选择好要孩子的时间时,要四个孩子的想 法似乎不再像她们年轻时、第一次幻想有家庭时那么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喜欢自己 的工作并希望有所建树,一个或两个孩子就已足够了。此外,孩子出生以后要维持 同样的生活水准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让孩子至少得到自己应拥有的东西,许多夫 妻只好选择较少的孩子。 英国的统计资料显示新婚夫妇已把生头胎的平均时间,延后到婚后三年。当妇 女可以自由的控制生育以后,她们就采行“重质不重量”的原则。过去15年来,由 于避孕的普及与堕胎的合法化,已使得出生率持续下降。现在头胎的小孩平均生在 婚后三年至四年间,而许多人更选择了不要小孩。据统计,在20岁至29岁的女性中, 有百分之八的未婚女子与百分之三的已婚妇女不希望有小孩。这个数字虽然显示大 多数妇女仍想要小孩,但不同的是,她们已不把抚育下一代视为天职,她们宁可向 外追寻自己的天空。 另外,晚婚和婚后生育的观念也有一定的推迟生育的作用。在美国,1982年年 龄在20—24岁的妇女有53.4%的人还没有结婚,而1970年是49%,比例增长了。同 样年龄的男人在1989年有72%还没有结婚,而1970年是32%,比例也增长了。在19 82年,第一次结婚的年龄中位值比1970年高2岁,男人从23.2岁到25.2岁,女人从2 0.8岁到22.5岁。在1970年16%的15岁到44岁的已婚妇女没有孩子,1982年约为20%。 其中许多人是推迟生育的结果。 三、不要孩子 有的夫妻逐渐陷入一种永久性地推迟要孩子的状态,有的人索性选择不要孩子, 但仍有一些人让别人来为自己选择。那些放任自流的人常常认为他们最终是会要孩 子的,可是又觉得自己喜欢目前这种生活。他们似乎老是准备不好。这种人,无论 是单身还是已婚,常常觉得他们更喜欢没有孩子的生活,尽管他们会为此而感到不 满意。他欣赏其生活方式,害怕一旦添了孩子便失去了这种生活。1979年普罗查斯 和科伊尔指出,这些美国人常常是出生于40年代至50年代的那一代人,他们目睹了 其父母花费在指导孩子成功上的精力远比花在自己生活上的精力多得多。有了这样 的背景,并且身边处处都有父母和孩子相处不好的例子,因此,许多这样的人就认 为他们的生活即使不完善,也不要为孩子所改变。[注] 也有一些人不想要孩子。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和逐渐为社会所接受都只是20世 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社会中,有一种观点是认为不要孩子是自私的。人们臆想那 些不要孩子的人仅仅考虑其自私的需要和欲望。今天,那些选择不要孩子的人,会 对其决定感到更满意。他们对为人父母不太感兴趣,或者至少是对那种他们认为应 当做的父母不感兴趣。他们也许不喜欢孩子或者与孩子在一起感到不舒畅。或者, 从经济或心理的角度来看,他们都还不适宜当父母。 一对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妇自愿不要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人世界”,又 称之为“DINK家庭”或“丁克家庭”。六七十年代,这种家庭模式开始在欧美等地 流行。1967年,美国18岁至34岁的妇女中有3%的人自愿不育。1980年,这个年龄组 的妇女中自愿不育者占已婚女性的6%,占全部女性的11%。1987年,美国5名不足 44岁的已婚女性中,就有一个不打算生育;而3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有40%以上没 有生育过孩子。1989年的无孩子夫妻约占夫妻总数的1.7%。[注]“丁克家庭”数量 在增长,“不育文化”在生成。自80年代起,它悄悄地叩开中国的大门。 上海人口情报中心的一份资料透露,1979——1989年,上海市区“丁克家庭” 约占全市家庭夫妇总数的2%一3%,人数估计超过5万。北京市1984年以来结婚的夫 妇中约有20%自愿不生育,多达7万人。1986年广州市结了婚而不愿生育的人数只有 3万,1989年底,猛增到10万左右。[注] 作为一种家庭模式,“丁克家庭”已为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1990年广东 《家庭》杂志对分布在全国城乡的读者进行了邮寄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41位读 者中,有40.5%认为“丁克家庭”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现象,40%则持否定态度,另 有19.3%表示说不清。不过大多数(61.9%)认为“丁克家庭”不会成为我国今后 一种流行的家庭模式,只有12.7%的人赞成此种说法,25.4%的人感到讲不清楚。 选择“丁克家庭”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夫妻双方专心干事 业(46.7%),二是有利于夫妻双方自我完善和发展(40.6%);三是自由自在, 无子女拖累(36%)。 甚至有人奉劝那些想要孩子的朋友:“人生本应happy(快乐),何必添个bab y(小孩),白白浪费money(金钱)。”[注] 但是,在我国“丁克家庭”毕竟只是少数,只是小范围内一种“高层次”的生 活方式和追求。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自愿不育者中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 占73.7%。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注] 最后,有的夫妻不要孩子是因为他们不能生育。这种情况下的夫妻要么就接受 这一事实,要么寻求要孩子的其他选择。在过去的医疗条件下,这部分夫妻在社会 上的地位是相当低的,要么接受现实终生受到社会的谴责和个人内心的痛苦,要么 收养孩子,但最多的还是丈夫休妻重娶,总之罪过都在妻子身上。而现代社会中技 术的发展为不能生育的父母带来了福音,有些不孕症可以治愈,或者他们可以分别 取出精子和卵子而生出自己的孩子(如试管婴儿)还有其他诸如人工授精、借腹生 子和收养孩子等选择。因此,在想要孩子的不育夫妇面前同样有许多选择。 第二节 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和鼓励增殖 一、什么是人口政策[注] 虽然生育行为是夫妇个人的事,但是人是社会的人,总脱离不了社会干预的影 子。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 人口政策是在人口这个特定的领域内发挥调节、干预和指导作用的国家政策, 是整个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据对人口领域的狭义和广义的不同规定,人口 政策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人口领域,如果狭义讲来,指的仅仅是人口生产领域,即人类从事自身生产和 再生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充分发挥指导作用的人口政策,称之为狭义人口政策。 如果广义地讲,人口领域除了包括人口生产和再生产领域,还包括以人口再生产为 基础的人口空间分布和移动领域,以及人口的阶级、民族、种族、语言、宗教、产 业部门和职业的分布等。用以指导比人口再生产更广阔一些的人口活动的人口政策, 叫做广义人口政策。据此,广义人口政策由三大部分组成:(1)指导人口自身的生 产和再生产,主要涉及人口的婚姻、家庭、生育、死亡,不仅涉及数量变动,也涉 及质量变动;(2)指导人口的空间分布和移动,主要涉及人口的地理分布、国内地 区迁移、国际迁移等等;(3)指导人口的社会移动,主要涉及劳动人口的培训、部 门分布、职业分布以及劳动保护、劳动力素质等等。很明显,狭义人口政策是广义 人口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两种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和鼓励增殖 一个国家,究竟实行狭义人口政策还是广义人口政策,不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主 观愿望,而是由该国当时的国情即具体条件决定的;具体地说,决定于该国该时期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文化发达程度、人口发展态势以及存在的主要人口问题。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一些生产力落后、文化教育不发达、人口健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偏低、人口增长过快且已障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几乎都是狭义 人口政策,把调节、指导和干预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口政策的活动范围。我 国现阶段实行的人口政策基本上属于此类。而那些物质资料生产和教育比较发达、 科学技术已经实现现代化、主要需进一步改善人口分布状况和调整人口社会经济结 构的国家,推行的多是广义人口政策。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属于这类人 口政策。人口再生产向低出生、低增长的类型过渡,这是客观趋势。所以,人口政 策从调节、指导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愈益走向调节和指导人口的社会结构、经 济结构和地区结构,将是一种客观趋势。也正是因此,广义人口政策将愈益成为人 口政策的基本形式。 狭义人口政策,仅就其对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数量变化的调节和指导活动来说, 又可划分为两种:一种属于鼓励早婚、早育、多生子女的政策,即鼓励增殖的人口 政策;一种属于鼓励晚婚、晚育、少生子女的政策,即限制增殖的人口政策。 人类社会初期,没有任何避孕手段和措施,所以原始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出 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变动完全是一种自然调节。迄今的历史表明,自从出现 了阶级和国家,统治阶级推行人口增殖的政策,比起推行控制人口的政策,历史要 久远得多。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发 展状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劳动 力人口的数量,劳动力人口是统治者的财源、税源和兵源;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 发达,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口死亡率高,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因此,奴隶制国家和 封建制国家普遍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人口政策。古罗马和希腊的奴隶主为发展生产, 一方面希望增殖人口,如当时《圣经》条文号召人们“生育吧!繁殖吧”;但另一 方面,在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避孕措施,如罗马帝国的达官贵人使用羊肠膜作为工具 来避孕。古希腊还盛行过优生节育措施,如法律规定,禁止过迟的结婚或过早的结 婚,其目的是要得到健康的子女。由于罗马帝国上层阶级避孕节育措施盛行,因此 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总数急剧减少。为此,他们又通过法律采取对单身汉课征高 税。对无子女者取消公民权,领地只分给拥有3—4个子女的市民等措施,来预防罗 马帝国人口的减少。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关于婚姻、家庭、生育方面的学说,基本上是赞 成增长人口,主张节育减少人口的学者很少。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是不主 张避孕的,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如战国后期老子和韩非则是主张减少人口的。他们 认为“民众而货才寡”,“小国富民”有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洪亮吉是中国 封建社会末期的人口思想家,他以家庭为单位计数,发现“视三十年以增五倍焉, 视六十年以增十倍焉”。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 调剂之法”,并主张反对奢侈、浪费,“禁其淫靡”,但他却没有提出进行节育的 明确措施。中国近代社会的节育思想有所发展。汪士择的节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晚 婚、晚育和避孕。他认为,女子应二十五岁而嫁,男子应三十而娶;生一个男孩最 好,特别是女孩只能生一个;妇女吃冷药避孕,以减少生育。20世纪初,中国的民 主主义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的人口思想家,主张增加人口来保存民族、发展经济。 但也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如严复、陈长蘅等对旧中国的社会动乱、贫困、落后归罪 于人口太多,因此主张中国要控制人口,实行节制生育。 从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国外有些经济学家和人口思想家主张以 增加人口来增加社会财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工场手工业阶段和工业革命初 期,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迫切需要增加包括童工、女工在内的可做为劳动 力的人口,因为当时“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 [注]那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也是推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18世纪末,英 国进行工业革命,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地主贵族阶级与无 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受到猛烈抨击。当时马尔萨斯代表地主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理论。19世纪上半叶,在已经完成工 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大量工人陷于失业和贫困,工人运动兴起。此时,出现 了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节育运动。但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对外扩张、争夺市场和殖 民地,仍然鼓励增殖人口。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在垄断资产阶级追逐高额利 润的驱使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物质生产增长愈益依靠劳动力的质量,对劳动力 数量的需求相对减少。这在客观上促使人口出生率下降。1830年英国的社会改良家 乌温发表了《道德的生理》,1832年医师努尔登发表《哲学的收获》,都讨论了节 育问题。1854年极雷斯德尔在《社会科学的要素》中,提出性道德与婚姻问题的观 点,讨论并提倡要普及小家庭。1866年,束鹿尔写了《性的生理》,白兰劳德编辑 了《全国改良者》杂志,都宣传了避孕节育思想。 欧洲各国的民间节育,首先在英国、法国等国家实行。19世纪初,英国的群众 开始使用化学方法和机械方法来避孕。法国在1842年后,开始转变过去把节育当作 罪恶的宗教观念。在英国和法国,主张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些办 法更符合道德原则。与此同时,由于科学避孕知识开始普及,出现了少育、晚育和 不育的社会风气,以致人口出生率锐降。这种情况到20世纪初尤其进入30年代,已 经相当严重。这时已经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资产阶级国家积极扩军备战,力图 称霸世界,所以它们继续推行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然而,到60年代后期,有些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人口和资源、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发展前景的忧虑,采取 了倾向于限制增殖人口的政策,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口再生产已经进入“三低”阶段。 那些一向推行鼓励人口增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新形势下,也越来越多地 出现了要求实行所谓适度人口的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政治 上争得了独立,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初步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锐降,人口剧增。 由于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仍然十分落后,剧增的人口阻碍了经 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公开采取或倾向于限制增殖人口政策的国 家日益增多。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人口问题,开始制定和颁布人口政策,而 且在人类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制定和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可以看作是20 世纪下半叶的一大特色。 第三节 国外的家庭计划 一、什么是家庭计划[注] 家庭生育计划(Family Planning,直译为家庭计划)具有特定含义。它是指在 一个家庭内部,由夫妻双方自由地、有计划地按其意愿和利益,调节子女数量和生 育间隔,确定家庭的规模。所以,家庭生育计划的实质,也就是由各个家庭自我控 制生育行为。在一个家庭内部,有意识地控制、调节生育行为和生育数量,早已有 之。在古代和中世纪,家庭内部控制调节生育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禁欲。 如妇女生育后,根据某些宗教教条或当地社会习俗等,夫妇分居一段时间,或在某 年和某月禁止性生活。(2)强制堕胎。(3)禁止寡妇再嫁。(4)溺婴,尤其是溺 女婴。(5)晚婚和独身。(6)男小女大的婚配。 而家庭生育计划作为现代生育管理,是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我们通常是指 现代意义的家庭计划。 虽然国内外经常有人不加区别地把我国的计划生育与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 的家庭生育计划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二者还是有许多重大差别的,不可视同一律。 这不仅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不同而引起二者在目的、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 别,而且二者在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等方面,也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家 庭生育计划强调的重点是家庭的作用,而不是国家政府的作用。这里的“计划”是 家庭自由制定的计划,而不是国家计划。虽然各国政府在推行官方家庭生育计划时, 也有一个粗略的规划目标,但不存在多少约束力。有的官方家庭生育计划在开始阶 段,根本不存在计划目标。这是家庭生育计划在管理方式上的一大特点。由于这一 特点,使家庭生育计划在具体管理上产生了自己的特色。或者说,家庭生育计划具 有个人性质这一点使人们在制定和管理家庭生育计划服务规划时必须考虑几个很重 要的因素。第一,家庭生育计划的宣传教育等,所强调的内容主要是控制人口对家 庭本身的好处,而很少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好处,也很少强调家庭对国家和社会所 承担的义务。这一点似乎与我国正相反;我国首先强调国家利益,其次才强调家庭 利益,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家庭生育计划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个弱 点。在国家和家庭之间,过分强调某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其实,即使是在资本主义 国家,家庭对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教育,也会产生良好效果。正如联合国有关报告中公正指出的:“在生殖方面的个 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应该保持平衡。”有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市和周围的农村做 过一次调查:如果由于人口增长太快,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没有足够的学 校供孩子上学,没有足够的医院供大家治病,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上述费用,那么 你愿意停止生孩子,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愿意生两个孩 子就停止吗?对第一个问题,84%的人做出了肯定回答,对第二个问题,86%的人 做出了肯定回答。所以,“人口增长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看来确实可以促使每个人 都愿意为之作出某种牺牲”。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纠正上述片面 性,即宣传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利影响。如阿尔及利亚《公共卫 生法》指出:“以避孕来决定生育间隔是为了保证妇幼的健康,也是为了家庭和社 会的平衡。”第二,计划目标性差,个人自由度强。有些国家虽然有人口增长率、 避孕率与计划和目标,但是大都没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保证措施,仅是停留在 宣传动员上,而家庭和个人自由度较大并且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宏观指导和宏观调控, 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第三,强调家庭对生育计划的决定作用。许多国家一方面 要求节育,另一方面又强调家庭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决定权。这似乎是矛盾的,这 里隐含的关系也是微妙的。因为这一方面是一个世界关注的问题。 二、世界家庭计划的酝酿和发展 目前,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家庭生育计划,已成为普 遍的、主要的生育管理方式。 家庭生育计划酝酿产生和发展具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8世纪后半期,是家庭生育计划的提出、争论阶段。家庭生育计划的思想,至 少可以追溯到我们熟知的马尔萨斯。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了关于限制人口增长 的思想和理论,他认为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战争、灾害、瘟疫等“积 极抑制”方法;二是“道德抑制”方法。前者是减少现有人口,后者是减少出生人 口。但是,马尔萨斯主要是主张穷人要节欲、不结婚、少生和不生孩子,而对富人 来说则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伴随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是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 今天人们的认识上仍然不尽相同。至少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的系统论述让人口问题走上了历史前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家庭生育计划形成和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许多国家 民间团体组织或机构,开始从事宣传节育的活动。世界上宣传节育的第一个民间团 体是“新马尔萨斯同盟”,于1877年在英国成立。此后,荷兰于1883年,法国于18 89年,玻利维亚于1901年,西班牙于1904年,秘鲁于1925年,比利时于1906年,古 巴于1907年,瑞士于1908年,瑞典于1911年,意大利于1913年,墨西哥于1918年, 先后成立了有关团体或机构。随着节育宣传的开展,节育方法和药具也开始研制和 使用。首先,从1823年开始介绍和推广海绵堵塞法和阴道冲洗法。1831年开始推广 阴道灌洗器。1838年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道夫·威尔德发明了子宫帽。1844年制 造了橡皮避孕套。19世纪门幸加博士发明了阴道隔膜。其后,随着各种节育技术的 采用,技术指导与技术服务也就十分必要了。1878年,荷兰女医师捷克卜斯创立了 第一个节育指导所。1918年,英国成立了“母亲指导所”。 对世界节育运动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桑格夫人,于1915年在 美国纽约成立了“美国人口协会”,同时又组织“美国节育协会”,出版了《节育 评论》。随后,她到日本、印度、中国等各地进行宣传,影响较大。1922年8月,桑 格夫人倡导召开了世界节育会议,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的节育思想与技术进行交流的 先例。她首先从关心妇女儿童健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把节育作为“妇女解放”的 手段的新观点,影响深远。1923年,她在纽约成立了第一个规模巨大的节育指导所。 她曾多次被捕入狱,几经磨难仍坚持倡导节育,得到妇女们的广泛响应,美国法律 部门也不得不做出让步。1931年,美国妇女协会曾授予她奖章,表彰她的“杰出贡 献和远见、正直、果断的品德”。 家庭节育运动之所以在西欧国家首先兴起,而不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 家首先兴起,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背景。 第一,社会制度的开放性,是家庭节育运动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必要条件。1640 年,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从此封建专制制度在西欧各国先后 退出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为各种思想学说的形 成与传播,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条件,同时也就为家庭生育计划运动的产生与初步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家庭节育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了 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如宗教力量、保守习俗力量、思想理论界的反对派,等等。 由于它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社会发展,最终还是得到了社会的允许和支持。 第二,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的开放性和开明性,为家庭节育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潜意识力量,意识形态方面的“暗堡”大为减少。虽然欧洲经历了一 千年左右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但是,在这方面,欧洲人毕竟接受了希腊文明的熏陶; 在这之后,又受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从 而家族观念、宗教观念、传宗接代观念等一系列封建意识大为淡化。“在十六世纪 至十八世纪期间……家庭精神和家庭生活具有了范围更狭小、更深刻和更少宗族色 彩的性质。”[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心理更开化和更开明,人们不再是谈性色变 了,并且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欧洲宗教。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虽 然早期都反对节育,但是二者有一个明显区别,基督教提倡节欲,而伊斯兰教却提 倡多妻、多欲。这对人口增殖的影响大不一样。欧洲人的独身、晚婚、婚后不生等, 不能不与此有关。如按女性同期出生人群的婚姻状况看,1880年至1889年出生的女 性,终身不婚的占同期女性的百分比,美国为8.8%,法国为11.6%,澳大利亚为1 4.4%。婚后不生者占同期整个女性百分比,美国为21.7%,澳大利亚占11.9%。这 对亚洲国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第三,从18世纪开始,人口激增的压力和同期工业革命造成的剩余劳动力压力, 合二为一,使人口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首 先,由于各种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欧洲人口大约从1800年的1.87亿增加到1850 年的2.66亿、1900年的4.01亿、1913年的4.68亿。”即1800—1850年年均增长0.7%; 1850—1900年年均增长0.8%;1900—1913年年均增长1.2%。其次,工业革命使城 市劳动力失业,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农业劳动力过剩,整个欧洲劳动力过剩,人口面 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表现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离开欧洲。1801年到1840年,有150万 人离开欧洲,1841年到1880年有1300万人,1880年到1900年有1300万人,这一个世 纪共有2750万人离开欧洲,占同期新增人口的12.3%。在这种情况之下,提倡家庭 节育,当然会得到社会的响应。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家庭避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技术条件。现代方式的避 孕药具的发明和生产,离不开科学技术。而当时欧洲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人类史上 的黄金时代。近代科学理论,尤其是医学科学,如解剖学等的发展,为家庭避孕提 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导。如解剖学为了解生殖原理和研究避孕措施,发明避孕用 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在封建专制的亚洲国家和原始社会性质的非洲国 家,根本无从谈起。 节育与家庭计划活动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复生,60年代 的高涨,已达到70年代以后的普及和巩固阶段。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 展水平、人口状况不同,节育运动在各个国家各有特点。例如,有一些国家如日本、 墨西哥等,私人家庭都积极倾向于实行家庭计划。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如印度和非 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积极推行家庭计划,但私人家庭由于种种因素影响,阻 力重重。除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些国家,政府提倡和鼓励人口增长,但广大私人 家庭却积极避孕,实行家庭计划,如法国、前苏联及东欧等一些国家。 推行家庭计划的指导思想,在各个国家也不一样。广大第三世界及部分第二世 界国家是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或出于对其资源的考 虑,而提倡和推行家庭计划的。某些国家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进一 步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而提倡和推行的,他们不惜一切代 价,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家庭计划。因此,他们宣扬的家庭计划是对外而不对内,对 穷人而不对富者。 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家庭生育计划运动暂时受阻,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二 次世界大战后,家庭生育计划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 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 纷纷宣告独立,人民群众经济生活有所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从而使人 口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的迅速增长,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压力。在一些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军人复员和就业率的提高,也出现了战后“婴儿激增” 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企图用推行“家庭计划”来实 现控制人口,同时也把“家庭计划”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作为其解决人口问题的“药 方“。二次大战后,家庭计划的出现,是世界节育运动的新发展。到1951年,世界 上只有印度一个国家公开推行家庭生育计划。桑格夫人在晚年与印度的L.劳尔和日 本的加藤静江女士提倡而产生的“国际家庭计划联盟”(IPPE)于1952年成立,当 时有8个国家参加,1953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1954年增加到84个国家;1983年 11月在内罗比召开代表大会,已有118个国家和地区为该组织的成员。1990年达132 个,是仅次于国际红十字会的最大的民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的宗旨是:“为了人类 的家庭幸福、社会福利和世界友好,就要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来促进人类普遍 接受家庭计划。”目前世界上推行家庭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在不断增加。据联合国19 79年关于《世界人口趋势和政策》的报告指出,在156个国家中,认为生育率太高的 国家有52个,占33%,其中发展中国家占51个。在这52个国家中,明确表示要节制 生育的国家有37个。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1982年简讯报道,截至1975年底,世 界上有63个发展中国家已在不同程度地推行节育政策,同时还有21个发达国家对家 庭计划采取支持态度。 战后广泛开展的家庭计划活动,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作 用,国外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已安稳地渡过了人类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 顶峰的阶段。世界年均人口增长率已从60年代、70年代的19‰降为18‰。,并在继 续下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由50年代年平均13‰的速度降到1980年的6‰,有的 国家已接近于零。除我国外,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三 个人口在一亿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分别由五六十年代的21‰、25‰、 30‰,降到1980年的19‰、20‰、28‰。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家庭生育计划有着不同的特点。 第一,家庭生育计划发展的地理区域重点有显著的变化。前一阶段主要是在西 欧及美国。而这一阶段则主要在亚、非、拉美。作为家庭生育计划发源地的西欧正 在为摆脱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的“人口寒冬”困境而烦恼。尽管鼓励人口增长,但 至今见效甚微。这些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主要不是控制生育,而是为生育提供多 方面的服务。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亟需家庭生育计划来控 制人口。 第二,家庭生育计划的内容和形式趋向多样化。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 化背景、宗教、政治、经济水平等,都远比西欧国家复杂得多。因此,目前发展中 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在其产生及其发展水平、具体内容、方式途径、管理措施等方 面,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许多差异性。据80年代初期的一份统计,在111个国家和 地区中,政府出于人口统计方面的原因而支持家庭生育计划的,有41个,占36.9%; 出于卫生保健和人权的原因而支持家庭生育计划的,有43个,占38.7%,不支持的, 有27个,占24.3%。在“官方家庭生育计划服务规划起始年份”指标中,共有85个 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其中起始于50年代的仅有印度一国,占1.2%,起始于 60年代的,有30个,占35.3%,起始于70年代的,有51个,占60.0%,起始于80年 代(1980——1982年)的,有3个,占3.5%。而且发展中国家家庭生育计划管理的 强弱程度和强调的重点都是各不相同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家庭生育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其原因主要 有两点。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了生态环境恶化、经 济发展缓慢、就业困难、人口素质低下、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尽快 开展节育运动。例如,1989年6月26日来自100个国家的120名专家在华盛顿“人口危 机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从过去27年来,在120个国家中,由人口因素引起社会动 荡的国家有101个。人口对政局压力最大的是肯尼亚,其次是沙特阿拉伯、坦桑尼亚、 博茨瓦纳、利比亚、乌干达等。人口压力最低的是丹麦,其次是瑞典、希腊、瑞士、 意大利等。所以,许多国家开始由反对节育而转向默许或支持节育。据统计,从19 77年至1988年第一季度,共有35个国家放宽了避孕限制。二是各种国际组织的大力 提倡和多方面援助。有无人口压力和能否认识到人口压力,这是两个问题。有些国 家实际上早已“人满为患”,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甚 至仍在执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直到有关国际组织提出忠告和建议后才开始转变政策, 泰国是一个典型例子。 家庭生育计划的成就与困难。在工业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刺激人 们多生几个孩子。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如何进一步控制生育。当然,必须首先肯 定,家庭生育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据估计,从1960年到1977年, 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中,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如收入、教育等) 占60%,而家庭生育计划占15%。80年代,家庭生育计划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家庭 生育计划还可以节省大量社会资金。家庭生育计划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成本效果至 少为对农村妇女的营养规划或教育计划的7倍。在孟加拉国、韩国和菲律宾,家庭生 育计划服务规划的成本效果估计为通过降低死亡率从而降低生育率的保健规划费用 的5倍。但是,家庭生育计划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虽然在 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都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人口再生产的更替水平 (即总和生育率为2.1)相差很远。60年代早期,世界发展中国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 9%,1987年为48%,若不包括中国则仅为35%。若按目前的水平,2000年就要增加 9000万避孕者,要达到联合国预测的中等水平,需增加1.69亿避孕者。这是一个庞 大的数字。尤其在目前,南北差距扩大,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更为严重。在非 洲,人口控制方面还没有新的转机。并且长期挣扎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即人 口与经济恶性循环发展。据估计,得不到最低限度粮食供给的人口数将从1975年的 0.76亿增加到2000年的4.86亿。近几年来,拉美国家的粮食生产增长率和人口增长 率相等。而在非洲,粮食生产增长了19%,人口却增长了28%,从1980年到1988年 非洲人均粮食减少了6.5%。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从1985年到1989年就有37个世界上 最穷的国家因经济困难而压缩了控制生育方面的费用。另外,在国际援助方面也面 临着困难。在70年代,国际援助每年平均增长6%,但1980年却下降了3%,1981年 下降了6%。目前,国际社会用于发展中国家家庭生育计划的总支出为30亿美元,而 据华盛顿人口危机委员会专家1989年估计,这仅能满足需要的一半。 进入90年代以后,面对新的情况,许多国家的家庭生育计划管理将进行必要的 调整。首先,政策措施将有所调整。首先是强化经济、福利方面的措施,如韩国。 其次,经费开支方面将有所调整。即由过去过多地依赖外援转向充分发掘和合理使 用国内资源财力。有的国家正在增加国内财力的投入,如菲律宾。最后,家庭生育 计划的总体政策将进行调整。即由过去只重视生育控制问题而转向既重视生育问题, 也重视养老问题、妇幼保健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等等。这是人口控制过程的必然趋 势。 第四节 中国的计划生育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也开展了家庭计划相关内容的活动,并发生了多次关 于“节制生育”的大论战。 桑格夫人先后两次来中国。第一次是1922年去伦敦参加国际会议途中,绕道来 日本和中国。去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阻挠和冷遇。1922年4月中旬,桑格夫人从日 本来中国,中国对她的欢迎比日本热烈得多。当然也有少数人不欢迎她。在北京, 应北京大学校长之请,演讲节制生育的理论与方法,听众甚多。在上海曾做讲演, 一次听众700余人。关于中国的节育活动,她建议召集有识之士,组织生育节制协会, 创办节育刊物。开办节育指导所,向有志于节育者传授节育知识和方法。桑格夫人 离开中国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了节育运动专号,妇女杂志社出刊 产儿限制专号,家庭研究社的家庭研究月刊出版产儿限制专号,北京医学月刊登载 一批生育节制论文。桑格夫人的节育文章也被译成中文,印成小册子。同年,在苏 州成立了中华节育研究社,开始传播节育知识,北京也成立了产儿限制研究会。不 过由于没有认真的组织和具体的工作,时隔不久便停止了活动。1930年5月,上海组 织了节育研究会,南京有的私人医院的医生也传授节育方法,都没有起多大作用。 1932年北平成立妇婴保健会,设立指导所,开展节育活动,规定接受节育者必具下 列条件之一:经济压迫,身体欠健,遗传欠缺。该会于1932年在《北平晨报》设人 口副刊。1933年起,在《北平实报》辟“节育讯”栏。1934年,在《北平全民报》 辟“节育须知”一栏。只有北京1930年成立的妇婴保健会,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时隔14年后,桑格夫人于1936年第二次来华,再次推动了中国对生育节制的讨论和 发展。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并不在此,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中国 的家庭计划活动虽然开风气之先河,但是其影响只是限定在少部分人特定的圈子和 地区中,收效甚微。[注] 建国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与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民文化 教育水平、加快积累、促进经济建设不相适应,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解决经济 同人口之间的矛盾的主要途径,不言而喻,应是大力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教育事 业,而就人口领域讲来,则应是制定并实施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才有助 于缓和以至消除上述矛盾。一般认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五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控制人口思想的提出;第二阶段,人口政策萌芽;第三阶段,人口增长 失去控制;第四阶段,人口政策开始形成;第五阶段,人口政策最终形成并进一步 完善。[注] 第一阶段,控制人口思想的提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2年, 国民经济处在恢复时期。这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和往昔一样,依旧是自发的、无 计划的。但是,随着人民生活初步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开始发展,我国人口死亡率 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地降低。与此同时,出生率依旧很高,结果,人口增长 速度开始加快,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从 1840—1949年的0.26‰猛升到1952年的2‰。 1953年进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时期,但人口发展却未被纳入国家计划,以致在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我国人口增长依旧处于自发的、无计划的状态, 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以上的高水平。当时的人口理论和社会政策措施实 际上是鼓励生育的。在人口理论上,误以为人口不断地迅速地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 规律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社会政策措施上,当时城市住 房和农村合作化后的自留地均按人口数量多寡分配,国家和集体对家庭人口多造成 的生活困难给予补助,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禁止绝育等等。这个阶段尽管人口无计 划地迅增,但和已经开始有计划增长的物质资料生产并未发生严重不协调。这是因 为(1)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物质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1 953—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0.9%,高于人口年平均增速四倍以上。(2) 国家编制了劳动力数量计划,事实上把人口的主要部分纳入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但是,人口无计划地迅增毕竟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客观要求不相符合。 1955—1956年间已经发现,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到约6亿,增长速度很高,青少年升学 和城市住房问题开始紧张,人民群众主要是妇女避孕节育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学 者中间也开始出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有鉴于此,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 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即将到来,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 人口有计划发展的基本内容的思想,几经酝酿被提了出来。周恩来当年代表中国政 府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保 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 以适当的节制。”[注]这是控制人口思想第一次用政府正式文件公布于众。 第二阶段,人口政策萌芽。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左”倾错误在人口理论领域 也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当时人口理论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视人 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把人是生产者的一面夸大到荒谬的程度。提出越多越好 的“理论”。甚至说什么人口越多、增长越快就越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另一个方面是,把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议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马尔萨斯 反动人口论。在这种情势之下,刚刚提出的控制人口的思想和控制人口的理论变成 了“禁区”。鼓励人口增长的宣传和社会措施照常继续下去。结果,人口继续自发 地、无计划地迅增,以致1963年出现了我国解放后最高的人口出生率水平——43.4 ‰和最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平——33.3‰。[注]由于经济建设指导工作中的错误, 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政府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间发生了严重 困难,多少年来由于人口迅增酿成的隐而未发的人口压力强烈地显露出来。面对这 种新的情势,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被再度提出。这个时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 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进步的、共产主义的,必须作为群众 性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60年正式公布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酝酿的《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写道:“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 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 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 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这样,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便第一次被提 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为了认真开展控制人口的工作,196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 室成立,并着手进行试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可以说,一个以有 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此时已经萌芽。 第三阶段,人口增长失去控制。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族 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人口机构陷入瘫痪,刚刚开始不久的人口控 制工作被迫停顿,刚刚萌芽的人口政策面临夭折的危险。从1966年到1971年,出现 了我国解放后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平均每年净增2000万人以上,本来就较落 后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本来就够迅速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加迅速。早已潜在的人口 问题日益显露出来,人口压力严重。70年代初发现,50年代已经解决的就业问题, 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加上劳动力人口连年激增,不但重被提上议程,且变得日益严重 起来,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第四阶段,人口政策开始形成。面对上述现实,70年代初,毛泽东及时发出 “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周恩来提出,必须特别注意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 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把人口发展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人民群众中间大力宣传 避孕节育知识。1973年,领导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 各个地区、基层单位也开始陆续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此外,人口指标开始被纳 入国家计划并层层下达。于是,从70年代初开始,控制人口增长的活动在全国范围 内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我国人口政策开始形成,并被概括为“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 政策”。提出了“晚稀少”作为政策的基本要求,即鼓励男女青年晚婚晚育,鼓励 夫妇拉长两胎之间的间隔,鼓励夫妇少生子女。后来明确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政策重点放在少生子女上。对待少数民族,则“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的 适当措施,但对个别子女过多有节育要求的,也给予指导和帮助”,实际上仍是鼓 励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注] 第五阶段,人口政策最终形成并进一步完善。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和70年代以前的时期相比,人口理论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人 口问题上,从不认识、不承认到承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人口问题,尤其是 人口过快过多地增长所造成的人口问题。在对待人口发展问题上,从不加控制、稍 加控制到全面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不仅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开始注 意提高人口素质。一言以蔽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70年代前期相比,我国人 口政策无论就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或就其内容、要求和措施而言,都有 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更加完善了。70年代前期把人口政策概括为“有计划地 增长人口的政策”,不够全面具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人口政策被概括为: 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这就更加全面和完善了。 2.人口政策的重要性被提到空前的高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人口政策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得更高了,提到“重大战略问题”、“长期的战略任务” 和“基本国策”的空前高度。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我国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注]实不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成了人民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选择, 成了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3.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更加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把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把人 民生活提高到小康水平。为此,提出力争到2000年把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从这个人 口目标出发,根据人口增长仍较迅猛的新情势,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的要 求。 4.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了完备的组织、计划和措施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人口机构日趋健全。1981年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统一管理全国计划生育 工作的正式的最高机构,省、地、县也建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相应的机构,并且, 县一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主管人口的机 构比较齐全,为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为了切实控制人口增 长,除继续编制年度人口计划外,还编制了1981——1985年中期人口发展计划,以 及到2000年的长期人口计划,使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计划密切配合起来,这就为人口 政策目标提供了分阶段实现的可靠保障。与此同时,人口政策措施发展成为一个比 较严密的体系,除思想教育、行政组织和技术措施继续实行外,又采取了法律措施 和经济措施,这就把政策的实现建立在有效措施的基础之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口政策,究竟能否行之有效,能否实现政策的宗旨, 达到预期的目标,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人口政策的制定,仅仅是整个工作的 开始,更重要的是将它付诸实施,让社会实践,让广大人民群众来鉴别和检验它的 科学性、正确性。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它行之有效,颇有效果,才是科 学的、正确的人口政策,才能真正起到指导人口发展的作用。我国人口政策制定并 实施以来,效果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1949年建国以来的二十几年,我国人口始终以年 平均3%以上的很高速度递增,有些年份甚至高达3.3%,不仅我国历史上鲜见,而 且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也属于较高之列。1981—1982年,降低到1.5%,[注]1983年又 降至1.2%。 第二,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开始转变。解放前,我国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建国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改善,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人口死亡率锐降, 但人口出生率继续维持在原来的高水平。如1965年,出生率仍高达37.9‰,死亡率 锐降到9.5‰,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8.4‰,成为“高低高”类型。进入70年代,随 着城乡各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活动大规模地展开,我国人口出生率有史以来大幅度地 降低,而且降低到了接近20‰的较低水平,死亡率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自然增 长率再次降低。以1982年为例,出生率21.1‰,死亡率6.6‰,人口自然增长率14. 5‰。[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增长率的类型过渡。 第三,人口健康水平大大改善。至少从两个指标可以清楚看出。一个是婴儿死 亡率,已从解放前的200‰的高水平,降低到1981年的38.6‰;另一个是平均预期寿 命,解放前大约35岁,1981年延长到67.9岁。 第四,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开始走上协调的道路。1952—1971年,我国居民消 费额年平均增长5.5%,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2.1%,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平均每年 递增3.3%。1971—1982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速大大加快,年平均递增已是7, 8%,但人口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速下降到1.6‰,以致人均消费额年平均增长率猛升 到6.4%,等于过去20年的两倍。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 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我国在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 瞩目,为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和积累了许多值得推 广的经验。尽管仍然面临着较多的人口问题和困难,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但是我 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成效和对世界人口增长所作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