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的爱与恨 技术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死亡期”,旧的技术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逐渐被 新的技术所取代。电话到目前为止避免了这样的命运。相反,它仍在继续发展,对社会的影 响不断扩大。 作为一种技术设备,电话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相当多的技术都无法企及的。如同对钟 表、纸笔、厨具和自来水一样,人们对电话的依赖性很大,它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 西。全球电话系统堪称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机器,然而电话使用起来却极为容易。而且, 它几乎不会给用户带来什么人身伤害。 但对于19世纪70年代的普通人来说,电话却是一种“高技术”,神秘怪诞,难以索 解。经过很多人不懈的努力,它才由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科技产品转变为人类交往的日常工 具。20世纪90年代的电脑网络,面临着同样的过程。 电话公司从来都站在高技术的前沿。其他公司的研究开发人员可能会赢得新市场, AT&T的贝尔实验室赢得的则是诺贝尔奖金。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造就了一批新行 业。它以“每天一项新专利”闻名于世,甚至还在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发现。 纵观AT&t 70年的历史,与其说它是一家公司,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无所不 在,与美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它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执掌权柄的是一 群工程师、技术员和研究者。 贝尔系统在技术上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给予这批人深深的权力欲和满足感。他们把自己 的毕生精力都用来改进电话网络,看着这只“蜘蛛”由小到大地织网,直至覆盖全世界。电 话系统仿佛一座伟大的技术神庙,他们是其中的大祭司,是极少数精英分子。他们对此有清 醒的认识,即便其他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事实上,正因为其他人不清楚这一点,他们 感到自己更加有力。 永远不要低估这种技术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所带来的刺激感。“技术权力”不是每个人 都追求的:对许多人来说,它没有任何吸引力。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命的全部。技 术是不可抗拒的,令人着魔的、甚至使人上痛的东西,对某些聪明的、十几岁的男孩来说更 是如此。他们在生活中受人摆布,孱弱无力,对具有隐秘性的技术权力怀有天然的向往,愿 意为获得这样的权力采取任何手段。正是对电子的“技术权力”的迷恋引发了本书中所描写 的许多奇怪举动,否则的话,这些行为将难以解释,无论它们出自专家还是顽童之手。 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必须将其贮藏起来。任何领域的专家都不愿让普通人了解他们在做 什么,并且以折辱普通人为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讲述电脑发展史时曾说:“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电脑的神秘性,就好 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 的宗教仪式一样。” 如果我们说电脑的使用为“僧侣”所把持,这并不意味着电脑专家的行为与其他行业的 专家有什么不同。医生。律师和建筑工程师的表现也大同小异。 但电脑的地位十分特殊,因为今天我们到处都要同电脑打交道,这使得电脑专家们在政 府部门。公司企业等所有大机构中都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他们成了信息的控制者。公众与 计算机专家之间开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裂痕。 修补这一裂痕的理由很充足:就像西谚所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只由将军们来决定; 计算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僧侣”所把持。医生们已被告知,他们并不拥有病人的身 体;计算机专家们也应该明白,他们的地位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神圣。 把技术专家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来考察,也许能让我们明白得更透彻。人类学家说,从 前,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体的,但今天,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自 己制造工具,逐步锻炼使用工具的技能,而现在,人们周围的东西很少是他们亲手制造的, 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制造这些东西的能力。成千上万的人都拥有电视机,但有多少人懂得电视 机的工作原理呢?更不用说亲手制造一台了。他们对这类事情也不感兴趣,因为在不具备这 样的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看上电视。与此相似,谁知道汽车、飞机、微芯片甚 至投市电话是如何工作的呢?普通人不需要掌握这些本领,因为自有“专家”来操持一切。 我们都是专家的仆从;我们清楚现代技术离开了专家就玩不转。当一切运转正常时,我们尽 情享受家电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果某一部家电出了故障,我们就喜欢上了为我们排忧解难 的工程师,虽然我们的爱是一种奴隶对主人的爱。 如果愿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拆卸他的电视机、汽车甚至电脑,将其在地板上还原为基 本部件。但他却很难将零件重新组装为整机,因为那要借助某种抽象的东西——一种关于零 部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才能完成。 “知识”的含义很模糊。我们常说自己知道怎样操作电视,但电视机本身的工作原理我 们也许一无所知。过去,人们是不必严格区分这两类“知识”的;原始人知道怎样使用弓 箭,这一知识的获得源于他们亲手制造了弓箭。现代人却不然,他们必须学习“科学知 识”,即某种不依赖于单个使用者的客观理论。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研究抽象的拉力和张力 等的相互关系,而不是通过亲手制造弓箭,来了解弓箭的使用原理。 知识如此演化的结果,使我们开始对技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技术给我们带来 了更大的自由,花佯翻新的技术发明使人类的能力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因技术丧失了 自由,技术日益为少数人所控制,成为一种外化于我们大家的东西。前几年美国兴起的“自 己动手”运动绝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还因为自己动手制作能给人们带来莫大的乐趣,更 因为它将人们从“专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得以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我们对技术既爱又恨。尽管大量节约劳力。提供娱乐的装置层出不穷,我们却永不满 足,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享受更好的技术成果;与此同时,技术又是人们抨击的对象,是 “万恶之源”,有一天终会吞噬整个世界。有时,技术仿佛伊甸园里快乐幸福的曙光,有 时,它又像敞开的灾难性的潘多拉盒子。 对相信技术的力量的人来说,它能够支配自然。减轻日常工作的负担,并通过大规模消 费丰富人们的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技术不断前进的步伐似乎只能把人类带入死胡 同:新奇的玩意儿取代了社交生活,人们虽然渐渐摆脱了贫穷和劳累的旧阴影,却不得不面 对过度消费和污染带来的新隐患。 谈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有相当多的人迷信“技术上的解决办法”(technological fix),即认为相对于改变社会行为或政治现实,用技术解决所有问题要容易得多,付出的 代价也小得多。比如,在对付空气污染和资源枯竭一类问题上,他们认为开发核能比劝说人 们养成节约的习惯更为有效。 这种技术上的乐观主义在一些未来学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50年代,赫尔曼·卡恩 (Herman Kahn)号召美国人“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认为能源和其他资源不存在枯竭 的危险。例如,只要在亚马逊河上筑起一道大坝,就可以在内陆产生一个价值巨大的“地中 海”并输出便宜的电力。并且,那些主张限制工业发展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地球具有 丰富的资源。如果使用杀虫剂和新的杂交生产法,人类永远也不会有缺粮之虞。像通信卫星 这样的新技术将减少人们对稀缺资源(例如铜线)的依赖性。在1967年出版的《2000年》 一书中,卡恩预测说,服务业将取代制造业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社会由科 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和商人领导,人们将必然享受终身教育、有保障的个人收入和更多的闲 暇。卡恩担心这些变化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造就一个丧失动力和道德的享乐主义 的社会。但他也坚信,一小部分技术人员有能力养活和管理其余的社会成贝。 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出版了《第三次浪潮》,指出新的技术浪潮将消除人们对地 下能源的依赖性,转而开发不可穷尽的能源,如生物量、从植物中提取的酒精、核能和太阳 能。新的产品和交流方式不再建立在消耗能源的基础上,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媒介将让位于 交互式的、个人化的媒介。由于微电子的应用,消费者将能自己设计产品,托夫勒为此发明 了一个新词:生产消费者。产品的制造将由技术人员管理的机器人来进行,工作成为轻松和 分散的。家用计算机终端将允许人们重返家中工作,形成一个个“电子家庭工厂”。托夫勒 坚信,未来的技术将为今天的污染,资源枯竭和工作及社会生活的异化提供良好的解决办 法;技术而不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改良,将导致一个健康,清洁和充满选择机会的新世界的诞 生。 与这样的观点截然相反,技术上的悲观主义者如“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认 为,技术能够延迟但无法阻止社会的崩溃。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俱乐部成 员指出,社会在致力于指数增长的同时,忽略了物理世界的自然极限。虽然俱乐部提出的模 型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但模型背后的技术悲观主义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要盲 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这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的看法一脉相承,这些人 认为,技术已脱离社会需求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机械规则运行。 对技术的爱与恨,这一主题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