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伙伴计算机 MITS公司的竞争对手是由黑客创立的企业。没有一家大公司愿意制造微机。除了那些 完完全全为计算机所迷醉的黑客,谁也不会忍受手工制造计算机所要付出的漫长而辛苦的劳 作。微机完全是由年轻的计算机黑客在大公司的巍峨城堡之外发展起来的。 即使在1975年,手工制造一台计算机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近乎癫狂之举。也许只有那个 年代的人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盖茨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似乎有整整一代我们这样 的人,伴随着各自喜爱的计算机玩具步入了成年阶段。我们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一场革命,虽 说基本上是静悄悄地发生的。” 这些被盖茨称为“与计算机同龄”的人都摆弄过大型机,深知“被锁在电脑室门外”是 什么滋味。60年代,当中等规模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使用计算机时,复杂计算 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但“计算机僧侣”们——如果你想用计算机做事,就必须与他们打交 道——也随之出现了。计算机的使用时间十分昂贵,程序员和工程师们不得不忍受中断次数 多。使用手续繁杂等种种烦恼,就好像技艺高超的工人,却总被禁止使用工具。因此,1975 年的时候,他们中没有几个人不想拥有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占这种愿望才是个人计算 机革命的火种,而(大众电子)上的封面文章不过是点燃火种的火苗。这种革命自有其内趋 力,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法则来衡量。 黑客们亲手制造的电脑带有个人的鲜明印迹。一部早期的微机就像一台电子实验设备— —一个样子难看的金属盒,上面装满了拨动开关和闪亮的小灯泡,电线从上下左右伸出来, 乱成一团。没人关心计算机的审美效果,因为所有的设计者,不管他是否承认,都在创造自 己心目中的机器。 这些人为自己的公司所起的名字也反映出黑客运动的风尚:一位叫李·费尔森斯坦的黑 客创办了傻瓜公司(Goxlemics Incorporated),渺小机器公司(Itty Bitty Machine Company,它的缩写正好也是IBM)出现在芝加哥,泰德·纳尔逊是其共同创办人。在北加 州,则有一家堪与肯德基炸鸡相比肩的肯德基油炸计算机公司(Kentucky Fried com- puters)。他们中很多人都读过E.F.舒马赫的著作,信奉“小的即是美的”的原则,当 然,“渺小”也是他们手里唯一的本钱。 舒马赫提出的这一原则对于厌倦拥挤的都市的美国人有莫大的吸引力。他们不愿继续忍 受事事都要依赖高高在上的当权者的生活。这种看法与伊凡·伊利奇(1van lllicU发展 “交际工具”的呼吁一脉相承。伊利奇主张,技术应该促进人们的交际,而不是服务于专断 的管理人员。机器和技术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能力,而不是增加人对“专家”的依 赖,不论这些专家是医生、官僚、工程师还是教师。在舒马赫和伊利奇的鼓励下黑客们开始 追求实用的、“另类”的技术。 在那个轻松的年代里,计算机的制造者和使用者难以区分。使用一台微机需要大多的投 入和技能,可以不夸张他说,使用者都会变成制造者。技术怪才、电脑爱好者和黑客们混杂 在一起,到处洋溢着一种自己动手的喜洋洋的气氛。没有人在乎挣钱多少,似乎纯粹是为了 乐趣。 “牛郎星”引发了黑客的激动之情,绝不是因为它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一实际 上它没有多少技术价值。要想弄明白它何以如此流行,必须了解那些购买这种电脑。并在其 后纷纷自创电脑公司的黑客的个性,以及第一台微机出现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60年代未,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经历了一场洗礼:现存的价值观和制度受到怀疑和 挑战,人们反叛一切,与此同时,寻求着通往新的社会和谐的道路。大学里爆发了大规模的 反战运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专业技术人员发誓工作时不与军方有任何来往。这里,我们必须 提到黑客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以外的第三个阵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这所学校里,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的一代青年进入校园后,把校园变成了探讨公共事 务的论坛,对现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声。“自由演说运动”由此发端,迅速席卷各大学 校。富勒对这所学校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祖父”。 当时的富勒年近70,却仍然向学生作了大量演讲,他把这种演讲叫做“大声地想” (thinking-out-loud)。这些演讲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人类的主要希望不是寄托在政 府。公司。宗教或其他正式机构身上,而是寄托在个人身上。 这些演讲也涉及到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在60年代反抗一切的潮流中,也有一种反技 术的狂热,但如果把60年代简单地界定为反技术的,就等于忽略了当时反文化运动中的一 股潜流,正是这股潜流塑造了早期的微机工业。 富勒,这位把科学与艺术视为彼此的延伸的天才,对技术有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技 术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间题,而是为了引发新的问题;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 拓宽和点燃想象力;不是为了制造更好的机器,而是为了使人民能够运行和控制机器。 1970年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小批参加过反战运动的计算机科学家为抗议美国 入侵柬埔寨而离开了校园,聚集在一起讨论技术的政治意义。这是计算机黑客讨论社会问题 的最早的聚会之一。他们不无痛心地发现,几乎控制了所有重要技术的军事工业集团现在又 垄断了计算机行业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权力。不过这批人相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掌握着信 息这把进入民主政治大门的钥匙。1972年下半年出版的激进的黑客报纸《人民的伙伴计算 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计算机基本上是被用来反对人民而不是去帮助人民,它被用来控 制人民而不是去解放人民。改变这一切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需要……人民的伙伴计算 机。” 伯克利的黑客们因此建立了一个“社区计算机公用设施”,取名为“资源一号”。这是 旧金山湾地区“计算机权力日于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创建者发表了如下声明: “所有信息的数量和内容都是由权威机构决定的,比如出版社、电视台、电台、新闻 社、智囊团、政府机构、中小学及大学;控制这些机构的,正是控制我们经济生活其他方面 的同一社会力量。他们自上而下地传递信息,使我们彼此隔绝。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主要 被政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用来快速存取大量的个人信息……这种信息传递的模式使 我们相信,控制信息的流动是何等地重要。” 一些公司和基金会捐赠给“资源一号”一些数量不大的财物,最重要的捐赠是一台IBm XDS一940分时计算机。这是一台老式的行将报废的庞然大物,从斯坦福研究院退役下来。 经过检修后,“资源一号”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公用设施广为宣传,希望政治活动家使用这 台机器,利用操作人员的技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进行选民调查。收集社会统计数据 等。建立“都市数据库”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建成之后可以统一处理统计数据。选举报 告、土地使用翩以及财产估价。列入日程的还有一些社会服务项目,如就业指南与面向非营 利社区组织的会计服务项目。 “资源一号”主要依靠筹措到的辛苦钱勉强熬过了几个年头。工作人员得到的报酬很 少,60年代的价值观是,人们工作不是为了获得金钱与权力,而是为了实现某个值得为之 奋斗的目标。然而,“资源一号”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资助和公众的承认,没有赢得它所期 待的社会声誉。使“资源一号”的一些成员感到沮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他们没 有先知先觉到要推广个人计算机,而更多谈的是对计算机的个人使用。当时,人们要想使用 计算机,一般都得通过分时系统;也就是说,人们接触的只是终端,与之相连的大型主机通 常神秘地藏在上锁的房间里。“资源一号”的总工程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1971 届毕业生李·费尔森斯坦一直致力于使分时系统更加个人化。他帮助组织了“社区记忆”项 目。这一项目意在进一步打破“资源一号”计算机的使用限制,让电脑走入社区。 项目组织者设想把整个旧金山湾地区的小型计算机联成网络,每个终端都和“资源一 号”的中央数据库和数据处理装置相连,免费向公众开放。一些成员甚至提出更加雄心勃勃 的计划:另外建立一套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利用AT&t 公司的长途电话线路将全美国的城 市和大学连成一片,创造一个“直接利用信息的民主体系”。 “社区记忆”项目的第一个终端在1973年秋天投入实际运行。它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附近一家生意兴隆的唱片商店里。任何走进店门的人都可以立即免费进入计算机网络。 它很像一块电子公告牌,人们在上面交换讯息。姓名和地址,这使得它深受公众喜爱。不过 问题很快就来了。费尔森斯坦发现,仅仅解决网络人口问题是不够的;要想真正释放出计算 机的力量,必须使它易懂易学,把用户从对专业人员的严重依赖中解放出来。很多人不知道 怎样使用“社区记忆”项目的终端,而且这一终端也常常需要修理。 费尔森斯坦对待技术问题的态度非同寻常:他没有简单地把终端修好就算完了,页是开 始从哲学上探究终端的设计是否有什么深层缺陷。他读到伊凡·伊利奇的一部著作《废除社 会上的传统学校》,伊利奇在其中以收音机为例,辩称一种技术只有在人们能够自学的情况 下,才会变成真正有用的技术。费尔森斯坦幼年时就组装过收音机,伊利奇的理论可以说正 中他的下怀。“交际性”的技术旨在培养用户的兴趣和需求,费尔森斯坦就是要把计算机技 术也变成这样的技术。新技术必须生存在一个有机的、公有制的政治环境之中。 “资源一号”在1975年停止运行后,“社区记忆”项目很快也随之不了了之。这个网 络始终停留在电子公告牌存储一些杂七杂八信息的水平上,即使在伯克利这个政治意识极强 的地区,它也很难被当作一种能够引起重大社会变革的机器。 尽管屡屡受挫,计算机黑客毕竟为争取公众利用信息的权利发出了呼声。他们实际上把 计算机看作一种“激进的社会产物”。社区记忆项目的理论家之一迈克尔·罗斯曼谈到: “‘社区记忆’项目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及公共参与性的项目……它是一个活跃的。开放 的(即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信息系统,毋需对交流的信息作集中的编辑或控制,它使用户 可以直接获得信息……这个系统与两种盛行的信息传递方式截然不同:电子通讯媒介是把中 心所确定的信息传递给大量被动的听众或观众;而控制论技术则集中处理和控制从直接和间 接用户获得的以及为他们提供的信息。项目的预定目标是形成高效率、不经过任何中介的互 动机制,消除由一个团体控制双方(或者多方)的信息传递所带来的问题。它把利用信,包 的权利交给了公众,使他们具有更多的自由。在用户中没有哪一个群体肩权利比另一群体更 多地获得重要的信息。” 这听起来多么像是在描述今天的互联网络!(关于黑客对互联网络的影响我后面还要谈 到。”罗斯扎克指出,按照“资源一号”和“社区记忆”创意者的观点,信息不仅是一种工 业必需品或者商品,它也是民主政治的生命线。对企业或政府干预信息传递的任何妥协都会 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经历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政治活动家主张保密。遮掩,坚持政府 控制新闻发布,在他们看来,计算机的普及将对技术官僚的精英统治造成威胁。应该怎样帮 助公众获取信息?“资源一号”带给公众的是大型主机,而“社区记忆”则试图将小型的、 使用方便的计算机终端带给人民。这两种努力都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直到个人计算机 出现,计算机才最终改变了社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