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由 在信息社会中,变迁就是秩序。 “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或说过程——电子技术——正在重新塑造和重新建构社会相互依 存的模式和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现代媒介理论之父马歇尔·麦克卢恩说。“它正在迫使 我们重新思索和估价以前习以为常的所有思想。行动和机构。每样东西都在变化——你,你 的家庭,你的教育,你的社区邻里,你的工作,你的政府,以及你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且这 些变化是戏剧性的。” 这种“一切都将不再同往常一样”的论调中充满自由主义者的必胜信念,好像他们终于 从文化地牢中解放了出来。巴娄声称计算机的使用每天都在产生更多的政治自由主义者, “调制解调器比剑更有力量。”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技术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层面上谈论黑客现象。但说到电脑化 空间中的公民自由问题时,讨论就进入了政治层面。 1990年的美国黑客严打活动把这一问题推上了前台。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发出了 响亮的声音;公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必须宣布,电脑化空间的主权不容侵犯,”巴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疆 土。”他要求黑客们脱离美国,成为电脑化空间的公民。 已娄自称是“怀俄明州和电脑化空间的居民”,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很难用传统标 准来衡量。也许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the Gratefui Dead乐队的歌词作者。该乐队是60年 代旧金山黑特一阿什伯利街嘻皮士运动的产物,乐队成员身着扎染的T恤衫和劳动布裤子, 脸上贴着花饰,且歌且舞,吸毒成性。无论乐队到哪里,都有一帮狂热的歌迷追随,它是加 州狂放不羁的精神的象征。 虽然乐队演唱的主题常常是回归土地,但这并不表明乐手们是反技术主义者。相反,像 大多数摇滚乐队一样,他们对复杂的电子设备迷恋至深。他们也有财力购买最新式的设备。 乐队及其成千上万的歌迷(他们自称为deadhead)是激进而放荡的文化人,其中不乏 录音工程师、灯光专家、摇滚乐电视制作人和各种各样的电子技术人员。摇滚与技术的影响 是双向的,伍兹尼亚克就曾在硅谷举办过盛大的摇滚音乐下。 这是在60年代~70年代。90年代的今天,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狂放的文化人与 技术人员之间的界线已不复存在。他们可能带着风锋与狗出行,但他们也可能拥有内存巨大 的麦金托什电脑,在上面运行迷笛音乐合成器和亦真亦幻的仿真软件。甚至蒂莫西·利里这 位LSD预言家在巡回演讲时,都借助虚拟现实电脑制图技术来说明他的思想。 巴娄不是the Grateful Dead乐队中的一员。但是,他是乐队歌迷中的领袖人物。 巴娄把自己称作“技术怪人”。他出生在怀俄明州,经营着祖传下来的牧场。80年代 后期,他卖掉了牧场,成为电脑的坚定信奉者。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也 许最佳的称呼是“诗人”一如果你还记得雪莱的古老的定义的话。雪莱说诗人是“世界上不 被承认的立法者”。 从牧场主到电脑迷的反差很大,但巴娄轻松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他真的喜爱计算机。 只需调制解调器轻轻一响,他就能从怀俄明州的边远小镇进入一个广大而充满活力的世界, 并在这个世界中与聪明的。具有无穷创造力的人们进行电子交流。他发现这一社会环境对他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节奏奇快,谈吐有趣,自由而开放。 巴娄很快参加了黑客大会(the Hackers COnference)。黑客大会是一年一度在加州举 行的数字化一族的盛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黑客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数字化地下社会的黑客没 有什么关系,他们大多是加州富裕的高技术公司的首脑。咨询顾问人员。记者和企业家。这 些人也是对“黑客”一词被赋予贬义怀着最强烈的不满的一群。在这样的场合,巴娄显得卓 而不群,他在会上的留影,总是让步枪和计算机终端各据一边,而自己居中。步枪在美国历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家菲利普·夏普曾说过,“美国人生来手里就拿着一技步枪。”它被 誉为自由的工具。计算机终端也是如此吗? 黑客大会是基点基金会(the Point Foundation)的派生物,就像WELL一样。基点基 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一手创办的。该会出版的《全球目录》积极鼓吹公社生活。环境保 护和回归自然。1984年,也就是麦金托什电脑问世的那一年,基点基金会召开了第一届黑 客大会,并出版《全球评论》,把黑客们召集到它的旗帜下。 WELL是基点基金会的电子公告牌系统,1985年创办后,很快成为旧金山湾地区反文化 分子出没的场所。图书管理员。学者和记者尤其喜欢它,因为基点基金会致力于“自由散发 工具和构想”,而巴娄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 1990年的黑客严打活动开始后,黑客大会和wELL的成员们(他们自称为Wellbeing) 都非常不安,如巴娄所说:“我们开始怀疑,如果AT&T拥有所有的洞穴,是不是洞穴探险 家都会被作为罪犯对待。” 事实上,像巴娄这样天才的、勤奋的、守法的、成熟的黑客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威胁,比 任何浪漫的、无视法律的少年黑客都要大得多。他们拥有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他人生 活的权力、能力和意愿。他们拥有破坏现状的手段、动机和机会。当他们被关进政府、大 学、或是大的跨国公司,被迫遵守规章制度、穿西服打领带时,他们的行动自由多少还会受 到世俗习惯的制约;一旦单独在外,或置身于小团体中,在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下, 他们能够掀起巨浪。 严打一开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立即意识到,对地下黑客的公开的、政治化的攻 击最终会扩散到他们身上。一旦“黑客”一词获得了魔鬼般的意义,他们会因此被迫把手从 权力杠杆上拿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起而捍卫黑客群体,并找到了巴娄作为最出色的代言 人。 巴娄争辩说,必须把电脑化空间视作一个“边疆”,一个新的世界。它不仅仅是一堆相 互连接的电线,它是一个“处所”,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行为。“电脑化空间”一词本是吉 布森所创,但却是巴娄使之不腔而走,家喻户晓。 这引起了米彻·凯普的注意。1990年6月,他和巴娄谋面,决定共同创办电子边疆基 金会。巴娄起草了一份名为《罪行与困惑》的宣言,宣布这一政治组织的目的是“筹集和分 发用于教育。立法和执法的资金,以促进数字化言论自由以及宪法在电脑化空间中的延 伸”。作为一个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家、莲花开发公司的创始人,凯普出了大部分启动资金。 凯普属于60年代反叛的一代人。他上高中时开始接触计算机,对编程产生了浓厚兴 趣。然后,“我进了大学,迷上了毒品、性和摇滚乐,就像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凯普回忆 说。大学毕业后他做了好几年流行音乐节目播音员,并且,与乔布斯相同,成为东方神秘主 义哲学的信奉者。(“莲花”的命名与此有关。)他宣扬超验思维,甚至二次进学校拿了一 个心理咨询学位。 凯普购买自己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时正值失业,他卖掉了心爱的音响设备,凑钱弄回一 台苹果Ⅱ型机。经过多年的摸索,凯普终于找到了归宿。他去了硅谷,为苹果机的主要商业 软件VisiCa1c的发明人工作。很炔,在华尔街风险投资家本·罗森的支持下,他创办了莲 花公司,推出比visi-Calc强大许多的betus l-2-3软件。这一报表软件在10年中纵横天 下无敌手,直到90年代初期,才让微软公司的Excel 赶上。就像当年贝尔公司收购西部联 合电报公司一样,莲花最终买下了VisiCalc。 凯普成了亿万富翁。如果他像微软的盖茨一样,对手创的软件事业咬定不放,可能今天 他还要富有得多。但他已经拥有了可以任意支配的金钱,财富对他来说失去了原有的魔力— —也许一开始这魔力就不大。当莲花变得过于保守拘谨、过于官僚化、越来越远离他的志趣 时,凯普离开了。他断绝了与莲花的一切联系。 凯普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专门宣传公民自由的活动家。他认为后者过分拘泥于琐 碎的法律问题,而忘记了在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坚定地行使公民权。像所有的黑客一样, 凯普选择直截了当。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事物的进程当中去。他做了电子边疆基金会的主席, 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基金会的节点(eff.org)。该节点提供的内容之一即是《飞客与黑 客》杂志。 黑客王国对政府的突然反击震动了电脑界。伍兹尼亚克迅速宣布,凯普给基金会出多少 钱,他就出多少钱。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先驱之一约翰·吉尔摩也伸出 了援助之手。参加基金会筹建的还有布兰德、虚拟现实技术的发明人杰隆,拉尼尔和查 克·布查德以及风险投资家奈特·古德哈伯。 电子边疆基金会宣称,政府发动的对黑客的战争,触及了重要的宪法和公民自由问题。 1990年7月24日对黑客“们电骑士”(Knight Lightening)的审判,使基金会在美国声 名大躁。这一审判是严打活动导致的唯一一场公开审判,对阵的双方都在此充分亮相。 “闪电骑士”是《飞客与黑客》的编辑克雷格·聂道夫的别号,在黑客严打活动中他被 警察逮捕,罪名是从贝尔南方公司的计算机中盗取了价值近8万美元的专有手册。 《飞客与黑客》是一个电子出版物,通过电子公告牌系统发行。聂道夫办这份杂志纯粹 出于个人爱好,它是免费散发的。黑客组织“未日军团”的一位黑客从贝尔南方公司非法拷 贝了一份文件,上面是该公司E911系统的使用手册,然后寄给杂志发表了。这就是案件的 全部经过。 这一手册不是软件——它是用英文写成的。稍微懂点电脑的人都能看出来,政府对它的 估价是荒唐可笑的。巴娄嘲讽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计算出这笔价值的,但 我想,估价小组一定是由弗朗茨·卡夫卡、约瑟夫·海勒和托马斯·品钦组成的。”如果罪 名成立,聂道夫有可能被判30年徒刑。 在电子边疆基金会的帮助下,聂道夫的律师在法庭上成功地证明,这一手册任何人都可 以花17美元从贝尔南方公司公开订购。聂道夫案成了社会笑柄。从此以后,人们总是带着 怀疑的眼光看待政府对黑客的控告:当他们说“损失重大”时,实际上损失可能很小。 在电脑化空间争取公民自由的运动迅速发展。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捍卫黑客权 利与自由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们不能限制13岁孩子好奇的天性,如果任由他们今天自由试验,明天他们也许就 会开发出带领我们进入21世纪的通讯和电脑技术。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和最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