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现在过一个月了。北方的报纸仅《大公报》上有一个 认可而悼惜的短评,南方的报纸我所见只有《字林西报》有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能充 分认识在君品行的。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 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 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 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 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 奋勇的意思。 论在君立身行世的态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E对自己(或应曰律自己),F对家族, G对社会,H对国家,现在依次叙说一下: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现成的物质享受之绔袴子,也不是中世纪修道的高 僧。他以为人们没有权利过分享受,因为过分享受总是剥夺别人,同时他也不愿受苦, 因为他觉受苦的机器是没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为公众服务而生活,所以服务的效率 愈大,生活愈有意义,起居饮食愈少磨擦,服务的效率愈大。我们在此地不可把舒适和 华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适,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适。他对于朋友的趋于华侈的习惯, 却是竭力告戒的。舒适可以减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为舒适所征服,舒适是增 加生命力的。臂如,在君是有机会坐头等车,他决不肯坐二等车,有地方睡安稳的觉, 他决不肯住喧闹的旅馆。但是这些考量,这个原则,绝不阻止他到云贵爬高山去看地质, 绝不阻止他到黑海的泥路上去看俄国工程,绝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领北大的学生到西山 和塞外作地质实习,绝不阻止他为探矿为计划道路,半年的游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 适,正是为储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劳作。他以为人人有要求舒适以便工作的权利,人人 都没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适而不动作的权利。在这一个道理上,他不是明显的受英国 的“理论急进者”的影响么?虽然他没有这样自己宣传着! 他有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所以无论在何等 疾病痛苦之下,无论在何等的艰危环境中,我总不曾看见他白日的发空愁,坐着忧虑消 耗光阴(不幸得很,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他忧虑,他便要把这忧虑立时现为事 实,若不能立时现为事实,他决不继续忧虑着。例如他大前年冬天从俄国回来后,觉得 身上像有毛病,到协和医院去诊察他的左脚大拇指发麻的症候。他问医生说,“要紧不 要紧?”医生说,“大概不要紧。”“能治不能治?”医生说,“不能治。”他告我, 当时他听到这话便立时放心了。我问所以然。他说,“若是能治,当然要想法子去治, 既不能治,便从此不想他好了。”他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语外,以前, 虽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愤怒,但大体上是高高兴兴专说笑话的。他从不曾问过医生,“我 这病有危险没有?”他在病中也不曾忧虑到任何身内的事。他能畅谈的最后一日,和我 所谈的是胡适之先生应该保重他的身体,节约他的用度,是凌鸿勋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 北方大局如何如何。这样的心神安定,有几个宗教大师能做到? 二:论到在君的对家庭,真是一位理学大儒。他对于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极其恩 爱的。他们两个人的习惯与思想并不全在一个世界中,然而他之护持她,虽至新少年的 恩爱夫妻也不过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处家,待朋友,都是和蔼可 亲,很诚心,很周到的,并且对两方的家庭都是绝对牺牲自己的。她不断的病,在君便 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护人,并且做她的看护生。他真是一个模范的丈 夫,无论在新旧的社会中,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说到这里,我不妨连着叙述他的性道德观。他并不反对“自由生活”,假如“自由 生活”不影响一个人的服务社会。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要失却一个 人的精神平衡,因而减少一个人的用处。他从俄国回来,尤其称赞俄国的婚姻制度,他 说,儿童既得公育,社会上又从此没有Scandals了,这是自从人类有配偶制度以来的最 大革命。他这样的信念,却是想送给将来的中国人们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没有利用任 何一种现成的左倾或右倾思想便利私图的事,或存心,并且凡是合理的旧新习惯所要求 者,他总要充分的尽其责任。他论人是很宽的,自由恋爱是可以的,或者有时是很好的, 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业。娶妾也未尝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业。我们大家知道, 他对于志摩之再度结婚是反对的,在君不是反对志摩再婚,他是反对志摩那样一结婚不 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务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在能充分服务一个条 件下之个人自由,不应该用成见的道德论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对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范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异母的,三弟。从 他的老四以下,求学的事总是他在操心。他之所以辞地质调查所的原因,据说,大部分 由于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薪水不够他津贴弟弟们上学。在他“失业”的那一年,我问他小 家庭外大家庭内之负担,连着亲戚们共若干。他说,今年两千。待他次年不失业了,他 的进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对于社会的观念完全支配在“服务”一个信心之下。若把他这个主义写文 字,我想可以这样说。看看中国人是在何等阶级的生活中。据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国人 平均进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们知识阶级的生活是怎样。若把我们的生活降低 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业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会给我们的待遇而给社会以相当的 回报,只黾勉服务,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了,然后可以问心无愧。在这一个基本认识 之下,他是永不间断的为社会中团体及个人服务。他论一件事之是非,总是以这一件事 对公众有利或有害为标准。他论一个人的价值,总是以这一个人对公众有利或有害为决 定。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功利论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学,确是一种社会价值论。 他一生的服务范围虽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学术及学术行政,其余二三或者当由 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术的)及实业的平分了罢?他放弃了自己研究来管别人的研 究,他牺牲自己一时的工作来辅助别人的工作,其意无非以为一人之成绩总有限,多人 之成绩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觉得他有一个舍己耘人的天性,其实他是为社会求得 最大量的出息,而不求其自我。这样热心的人本已少见,这样热心又加以在君那样的见 识与学问,又有谁呢? 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 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他的操心 法,纯粹由他自己的观点行之。他是绝对信赖近代医术和医院规律的。朋友病,他便如 法泡制之。举例说,受他这样待遇的,有适之咏霓两先生。他是绝对相信安定生活是工 作的基础条件的,朋友们若生活不安定,他便以他的见解促成之。受他这样待遇的有我。 他为一个朋友打算,要从头至尾步步安排着,连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里头。据李仲 揆先生说,在君这样为他安排过,只是仲揆没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儿 寡妇第一个保障人,赵亚曾先生的事可以为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认识为有用,学术上或事业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 后,他每每不自觉的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比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 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他曰“丁大哥!”若他认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 为上丧失或减少其社会服务的或学术的作用,他必要责备,必要督促着改过来,因此常 和朋友发生纠纷。 我可以记一件亲见的事。前二月,翁咏霓先生在杭受重伤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在君 正在协和医院躺着,一面检查身体一面还发点小烧。朋友想,不要告他这消息,偏他看 报看见了。一听朋友说明详情,他立时想从医院飞出来。我亲自看见他在涕泗交流中与 医生争执。医生说:“你在这个时候离开医院去坐车是极傻的。你到了杭州,一个病人 也无一点用处。”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许多事,皆关于咏霓事业的安排。他 没有许多话,只是说:“咏霓这样一个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对国家,或者外国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 目《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诚然,在君没有标榜过爱 国,尤其没有办过“救国会”,然而在君对于国家的忠勤是极其显明的事实。就消极的 方面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 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 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 沪总办卸任后,许多人以为他必有几文,乃所余仅是薪俸所节省的三千元,为一个大家 庭中人索去。 积极方面说,他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至少他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 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 沪任中,为后来之上海特别建造弘大的规模,只可惜后来人并不能步趋他。他除了好些 积弊。他从外国人手中争回重大的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 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诚意的佩服他!虽然他当时的上司是孙传芳,然而他并不是孙传 芳的私人,他仍为中华民国服务。后来孙传芳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时,他并没有跟他。 (此中故事,在君曾为我详说,待后写出。)至于他对外国人,永远是为中国辩护的, 至少是为新中国辩护。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实事而加菲薄,他总起抵抗,论政如他驳濮 兰德的小册子,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国联调查团书, 是他的手笔,是一篇伟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识,忠勤的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实爱国者的定义, 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虽是一个真实爱国者,却不是一个狭隘的国家主义者,他以为世界上的文明的 和平的民族都应该共存共荣,共致力于人类之知识与幸福,所以有时候他真拿某一外国 人作朋友看,这是我所最难能的。 以上所说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谈在君的“行道”。 *** 我们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这当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国也曾经为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提倡过,现 在不闻声气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质文明,当然不能简单成“貉道”。这当然也不是 “王道”。我们的近邻无端把霸字读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决不退化到二千 年前,无论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条大道。在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 “智慧”,有“人类同情心”,在这道旁所建筑的庭舍,是“世间经验之扩充”,“科 学知识之寻求”,“物质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的方案”。自从开辟新大陆 以来,人类的知识日向扩充,人类的要求日向增加,人类的思力日向解放,至18世纪出 来了成系统的理性论。科学与工业之发达,固颇受这样思想的影响,而若干人生观社会 观之改变尤是这类思想所助成。这样一步一步向着开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欧战后才出来 新生的反动。 在君留学英国,在欧战前若干年(1911以前)。那时候自由党已起来当政,早年的 理论急进派(Phieo-sophicalRapiAcals)若干主张,修改后依然为实际政治上争议之 点。以在君的思力敏锐与多才,在这时候好看报,特别是《泰晤士报》,自然要受这个 空气的影响。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经济学书的,我尤知道他关于J.m.Keynes的书每本必 看,所以我敢说,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 者。聪明人嗅着空气便可得坚实的益处,原不待咬文嚼字如专家。然在君又是学科学的, 他在英时的科学兴趣,由动物学到地质学。恰恰这一行的科学在英国有圣人达尔文,有 护法赫胥黎,有游击名将葛尔登(Erancis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这一行学问时越 过实验室而寄兴趣于词辩,大有精神的安顿处,连宗教都有一个。在君必是一个深刻的 受赫胥黎影响者(严复并不是),他也在中国以他的科学玄学战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 对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英国又是利用科学造成福利的最前进国,在若干意义上最近 代化的地方。本来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锐而敏,在最短时间中能抓到一题之扼要点 而略去其不重要点,自然不是英国人教会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资料,所表现的 方式,所锻炼成的实体,却不能不说一部分由于英国的思想与环境,英国有很多极其可 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 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 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剑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来说近代欧洲的,小来说维多利亚朝以来英国的,究是些什么? 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几句。 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而不容以幻想代经验。 流传之事物或理论,应批评而后接受,而不容为世 间的应声虫。 论事论人要权衡轻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 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价值,全以在社会福利上人类知识上之 关系为断。 社会是一个合作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 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费之处是必须改革的 (虽然要用演进的方式),社会上没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读者看到这里,若是不识在君者,或者觉得此君必是一个“冷静头脑”,这却大不 然了。他是一个火把!他又是一个感情极重的人,以强动不息的精神,用极大的感情, 来祈求这一个“理性—经验—实用”的哲学,来实现一个进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 不行,知之必能行。 *** 归纳以上两章,我们可以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 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这一点是使他不能为革命党处。在君在主义上是钦崇 而又信仰近代科学及开明的民生主义者。 近代文化到中国来,虽有成功,亦多失败。今日中国在思想上,在社会伦理上,在 组织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现象,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 才气的前驱。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 以成等的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 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 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 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 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 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 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 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 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 理由吧? ——选自《独立评论》第一八八号(1936年2月16日北平出版)。 黄金书屋 整理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