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评点: 总理的“惶恐” 朱镕基总理3月19日在他作为新任总理第一次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谈到他对就 任总理的感想,他说,他感到“惶恐”。 干部面对新的职务而“惶恐”,这些年来我们已很少见到了。是否那些不“惶 恐”的干部水平都很高,都很有工作经验?对“治县”都有举重若轻之感?事实证 明并不都是这么一回事。 做官“惶恐”,其实这首先是一种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只有真正把国家、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时时怕辜负了人民重托的真正的公仆才 具有这种“惶恐”。下大雪了,怕冻着牧民,像孔繁森;地震了,怕群众一时对付 不了面临的困境,像周总理。其次“惶恐”是一种严于律己,自我加压,对自己工 作、人生的一种高标准要求。正像朱镕基总理所讲,要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当官却不知“惶恐”,随后而来的,恐怕就是老百姓“惶恐”了。 ——湖北安陆 彭建军 大家忘不了朱镕基当选为总理时,在人民大会堂的那番誓词:哪怕前面有地雷 阵,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表达了他献身国家的赤 胆忠心以及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坚强意志。却不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出师表”, 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心头涌起一种悲壮乃至悲凉之感。 我们深知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刻,行政机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 革,无不触动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命根子,那些人决不会轻易就范。他所面临的局面 比北宋玉安石需要处理的更复杂更艰险,他必须有“背水一战”的危机感和不计个 人成败利钝的牺牲精神。 正因为深知时局的严峻和前途的凶险,我更愿意看到朱镕基轻快的步履、满面 春风的笑容,以及与之配合的发自内心的言辞。 ——广州 楚人 新总理朱镕基之深得民心是有口皆碑的。还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期间,上海公共 交通拥挤堵塞问题十分突出,上海电台为此组织了一次乘客与售票员的广播座谈会, 大家议论纷纷,甚至互相埋怨。朱镕基在会上动了感情地说:“大家都不要埋怨了, 有意见要提要骂,就骂我这个市长吧。是我这个市长没当好,公共交通设管好,……” 话还没说完,广播中就传出了女售票员们激动的抽泣声,她们没想到,堂堂上海市 长与平民老百姓如此心连心。 一位高层领导能让一般平民百姓感受到不仅可敬而且可爱可亲,这并不容易。 ——宁波 文南 中国的官好做又难做。混官、庸官好做,清官、能官难做;安守现状,不求进 取的官好做,求实创新、勇于改革的官难做。 中国的行政机构多,庙多和尚也多。虽经几次裁减压缩,但总是换汤不换药。 这次机构改革,本届政府终于首先向自己开了刀。这需要勇气、需要胆量,更需要 谋略。所以我们要说:朱镕基,好样的。 ——山东城武 曹笑 “当官”如项南 八十年代初项南到福建工作,走遍全省,最后一站到龙岩地区。新华社记者许 一鸣是我的老朋友,他告诉我,下午跟着项书记去郊外养猪场,盛情的主人抬出一 桶甜稀饭给客人充当点心,项南喝完后掏出两毛钱压在碗底,随行人员都跟着这么 做,小许笑说:“我以后不敢跟项书记了,大学毕业月工资54元,转这一圈回去没 法向老婆交伙食费了。” 项南在职期间,到长汀河田检查水土保持工作后,途经连城朋口老家,当地公 社留饭,他不准上肉,于是上了青菜、豆腐、酸菜炒笋和地瓜稀饭。到了县城,旧 相识来访,他自掏腰包订了两桌酒席招待。1986年离任返京前,他回到朋口镇文地 村,这天他破例喝了半碗米酒,问及上桌的鸡、兔是弟弟养的,青菜萝卜是弟弟种 的,他放心了,又掏出200元说,猪肉总是市场上买的吧。他生怕让乡里村里出一分 钱。从上任到离任,他未曾给在家乡的亲戚安排过工作,以致他(她)们随着企业 的关停并转,有的下岗了。 我是一介文人,与项南只有三次“私交”。第一次是1980年我自武汉访问陈丕 显归来,途经福州,我打电话到项南处,秘书说项书记有交待,家乡来的人有公事 办公事,都不要去找他。第二次有了经验,因为省民研会成立大会是在省二次文代 会之后单独举行,代表们希望请项书记出席讲话,我以大会筹备处负责人名义,打 电话让秘书转告,不期那天闭幕式,项南步行而至,毫不爽约。第三次就是龙岩市 文联、福建文学院等为举办“张惟文学活动50年研讨会。10月28日发函请他题词, 他于11月4日传真过来,不意第6天就闻知他逝世的噩耗,令人心胆俱碎! ——福建龙岩 张惟 同舟共济 目前,湖南岳阳市正遭受着历史罕见的水灾。全市普遍超历史最高水位,而且 高水位已连续一个月。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水灾,岳阳市还没有出现灾难性的溃堤情 况,完全可以说抗洪抢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通过宣传媒介,我们看到,当水灾发生后,岳阳市各级领导干部表现出了很强 的责任感,奔波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人民群众同洪水作斗争。人 民群众同样不知疲倦,不畏劳累,日夜坚守在堤坝。在这次抗洪抢险中,干部和群 众,心心相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出现了不少感人肺腑的镜头。这种良好融洽 的干群关系,形成了一道看不见却是任何洪水冲不垮、漫不过的“大堤”,这是抗 洪抢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毋庸讳言,现在的干群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干部群众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俗 话说,“患难见真情”,通过抗洪抢险,表明干部群众之间是能够贴近的,干群关 系是能达到水乳交融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干部能不能真正想人民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 如果干部做到了这点,那么,我们不仅能取得抗洪抢险的胜利,也能取得改革 进程中的“抗洪抢险”的胜利。 ——岳阳 汪洋 也谈副省长坐公车 当我们站在一个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政治道德立场时,副省长坐公车确实不值一 提,充其量他不过做到了公私有别,不假公济私,而这不过是“从政”的一条最起 码的道德准则,“干部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公民自身权利转让出去或委托其代理行 使的结果。”可是问题在于,在“反腐败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在以“官本位” 为国粹的国度里,难道这一新闻不具有某种独立价值或象征意义么?倘若最起码的 道德准则都难以坚守,难道我们还能指望“领导干部应有的道德水准”么? 笔者当然十分理解作者那“心向往之”的“人民主权”的理想,可是我们又哪 里能忘掉它“不能至”的现世特征?当“副省长坐公汽”尚可成为重大新闻时,我 们何以侈谈更具自律性质的道德标准?尤其当“副省长”因此而得了“纪念奖”时, “人民主权”不是挂在云彩的另一端么?也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力行行之”, 从遵守、维护监督这些看来似乎低层的道德准则做起。如果只是想显示我们制度的 “优越性”,而开出想当然的道德药方,那决计于事无补,只是增加了一层不现实 的道德面具而已。反过来,当人们以较高的道德标准(比如“为人民服务”)来要 求领导干部时,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坐公汽办私事”式的自律原则,对他 们而言,千里之行始于“车”下。 ——广州中山大学 肖启明 洪涝何其多 天天看着抗洪救灾报道的人们,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九十年代的洪涝灾害 比八十年代多,八十年代的洪涝灾害比七十年代多。有人早已将此归结为所谓“厄 尔尼诺”现象,但此外便不能想起别的什么了吗? “只讲客观条件,不谈主观过失,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这种于国于民极不负 责的作风,是造成近年洪涝灾害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是某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的话,他说了真话。 我们看了无数的抗洪救灾的报道,不外乎三个主题:一是洪水汹涌,百年不遇, 惨不忍睹;一是人们筑堤修坝,对洪水围追堵截,英勇救灾;还有一个就是电话不 断,领导关心。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同时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较少看到遭受暴洪 的有关反思,有关教训,乃至有关处罚。 且不说近些年由于滥伐,过度“开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而引发水土流失和 暴洪灾害,光是对水利设施的严重损坏和忽视而引发洪涝灾害这一项,难道不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们认真地想一想?谁都知道,洪水来时,势不可挡,靠临 时的围追堵截,感则感人矣,但充其量不过亡羊补牢,稍有不慎,就会决堤。为什 么必须等洪水来才筑堤修坝呢?为什么不在枯水季节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兴修水利, 防洪水于未然呢?人们可以去看一看,或者只闭眼想一想就十分清楚,大到水库、 渠道,小到池塘坑洼,还留下多少?还有多少可以蓄水排水的地方?五六十年代兴 修的水利,由于长年失修自然老化,加上人为破坏,已到了破败凋零,令人发指的 程度!多么令人心酸!每到汛期,只要一下雨,水就四处泛滥,堤坝就发生崩坍…… 自然是无情的,它不像某些人那么中庸和客气,你不重视它,它就给你惩罚。 “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或许并不完全正确。年年抗洪,洪水越抗越大,洪 涝越抗越多,却是事实。除汛期看见无数的人们在洪水中日夜奋战,可歌可泣外, 在非抗洪期,特别是秋天、冬天这样的少雨季节,我们更希望能看到兴修水利,防 止洪灾的报道。 ——长沙 敬超 逃难的“公仆” 今年多雨,一个多月来长江流域鄂湘赣等省洪水灾害的消息成为全国瞩目的焦 点。广大军民奋起抗洪抢险,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死保江堤,有的干部和战士牺牲了, 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肺腑。 洪水犹如试金石。在抗洪抢险的主旋律中,却有极不和谐的“杂音”,出现了 令人齿冷的镜头。报载,江西省九江市某官员在江堤值班时擅离岗位,玩麻将去了, 导致江堤无人巡查,出现险情差点酿成大灾难。 今夏广东也有洪水。6月底,当传闻水库即将溃决时,恩平市市委组织部某副部 长不去参加抗灾会议,却携家眷坐公车外出避险。水灾期间,该市大水浸城,却有 干部临阵擅离职守公车出逃,在一片呼救声中与民争路,有的乘车者还辱骂行走迟 缓的老百姓……这些只顾自已逃命,不管人民死活的“公仆”,多么让民众失望! 纵观洪水面前的咄咄怪事和诸公丑态,其一脉相承之处是“公仆意识”的消失。 “当官不为民做事,不如回家卖红薯。”政府官员的棒禄,都是来自纳税人所纳之 税;换言之,是民众养活了他们。“为人民服务”应当是最起码的要求,不然何谓 “公仆”?焦裕禄、孔繁森等公仆永远为人民所爱戴,正是他们与群众同甘苦共患 难,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可借,有的“公仆”以为当官就是“做老爷”、 耍特权,于是反仆为主,颐指气使,摆花架子,刮浮夸风,损公肥私,使党和政府 的威信受到损害。有的甚至贪赃枉法,沦为人民的罪人。洪灾面前,这些不合格 “公仆”的曝光,应当给人有所警示。 ——广东汕头 李奕群 向腐败工程开刀 近日有两则新闻让人比较揪心,一则是九江城防大堤城西4公里处发生决堤,面 对用竹筋替代钢筋的防洪工程,朱镕基总理一怒为堤决,痛斥其为“豆腐渣工程”、 “王八蛋工程”;另一则是作为北京西大门、北京象征的北京西站,刚投入使用, 就发生渗水、漏水、地陷、裂缝等多处险情。 一个城防大堤,一个北京西站,都是千秋大业百年工程,然而即使如此,也难 逃腐败者的魔掌,成为“腐败工程”,贪婪的腐败者视民生如儿戏,腐败到了这种 地步,当真了得!难怪有人斥之日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这两项工程的有关报道中,我们注意到,由于腐败者的大肆吞蚀、收受贿赂、 以权谋私而造成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行径,已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利 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人祸无疑猛于天灾。一项工程成为一块新的滋生腐 败的温床,既然连这种事关万众民生的工程他们都敢腐败,更何况其它的一些工程, 腐败起来又何在话下?! 天灾我们毕竟还能看到,还能万众一心地抗过,但对这些腐败的蛀虫,他们蛀 空了我们健康的躯体,我们对此却有可能疏忽,有可能失于防范。 所以,治腐防腐作为一项浩大艰巨的工程,任重而道远,一如抵御洪水猛兽, 刻不容缓,也刻不能缓,一些事关重大的工程理应成为反腐新战线。 ——江苏镇江 万凌云 书记的感慨 市委一位副书记深入基层,坐了回公交车,据说心情“挺沉重”,连说了好几 个“想不到”,很有一番感慨云云。这些,都是市报上登的头版新闻。看那语调, 好像记者也挺感动的。 这个城市交通状况糟糕由来已久。道路年年修,年年扒,公交车一辆比一辆破。 笔者来这个城市没几年,可也知道这位书记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以前还干过副 市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父母官”,对城市交通状况居然有那么多的“想不到”! 而所谓的“喉舌”,竟还在引导我们去为这位书记大人的“想不到”、“沉重”、 “感慨”而感动! 可是,看看那座大院里日新月异、一辆赛过一辆的红旗、奥迪,叫人如何能感 动得起来?! ——江苏 候兆龙 让领导先走 人类可以做到在危难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弱小的妇女与孩子。电影《泰坦尼克 号》再次生动地揭示了这个人类所共认的价值观。 可是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在我们的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有关部门的领导和 孩子们及他们的老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不幸发生火灾,结果烧死的是孩子和深爱 孩子的老师。各级领导捷足先登全部脱险。你怎么能想象一个看着孩子们在火海中 挣扎,凭借自己人高马大突围出去逃得性命的人还会具有一个人起码的良心。在紧 要关头,有人大叫一声“让领导同志先走”,而这些领导同志衮衮诸公还真的先走 了,不知这些苟活到今天的人如果看了《泰坦尼克号》会作何想法。 我历来不把领导和群众分割开来看待。领导在成为领导之前是一般群众,领导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也是一般群众。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像土壤和作物的关系,橘 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积。领导和群众相辅相成。《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 事叫《青蛙想要一个国王》。一群青蛙在塘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但它们想要一个国 王,向天帝请求,天帝觉得青蛙们可笑,随手扔下一根木头说:这就是你们的国王。 青蛙们一看,这国王也太缺乏威严了,一只只在木头上跳上跳下,觉得很失望。向 天帝请求给它们一个有威严的国王,天帝于是就给了它们一只鹳做国王启鸟果然不 凡,见了青蛙就吃,青蛙们这才如愿以偿。 所以,看了《泰坦尼克号》,想起克拉玛依大火,我感到的只有羞愧。 ——武汉 吴敏文 温暖的冬天? 近日,某地一位官员在电视台上谈了今后三个月经济工作的五点重中之重。其 中一点包括如此内容:要在大江大河的上游大规模植树种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今后三个月只有10、11、12月;而这三个月北半球不宜种树。此项“重中之重”还 是留待明年春暖花开来“重”好了。 水灾过后,许多人在谈坏事变好事。最佳的例证就是大家现在重视环保了,凡 事考虑到了生态平衡,长江上游的森工企业不就停了嘛!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仅次 于渡江战役的兵力大集结仅仅得出重视生态平衡这个不甚新鲜的结论,好像是牺牲 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再次证明了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这是好事吗?况且坏事就是 坏事。灾民家破人亡,几十年积累的财产荡然无存,无数人现在还住在长江大堤的 简易棚里。对他们来说,坏事确实存在过,而且还将影响以后的日子。 我虽然不喜欢坏事变好事这种调调,但不砍树、种树,总是对的,再退也比不 做好,只剩下一片天然林也比光秃秃来得好。现在开始脚踏实地认真种点树,也许 一百年后,长江真的不发水患了。我怕的是什么环保啦,平衡啦,变成了官场的流 行歌曲,练得五音辉煌,绕梁三日,一曲走天涯,任何场合都来那么两声,把植树 种草唱成严冬的“重中之重”,如果当真,那就要让老百姓去做违背自然规律的无 用功;如果说着玩玩,那么多人的牺牲、受苦,不过是增加了一句口头禅。难道这 就是坏事变成的好事? ——厦门 钟晓勇 该谁反省? 近日,某市电视台曝光了一些开会打瞌睡的现象。对此,市民反应强烈,说这 光曝得好,听报告的都打呼噜了,作报告的却还在津津乐道。 然而,市民的感觉与决定这次曝光的领导人的初衷却大相径庭。据说,该市会 风甚劣,大会一开,会场即鼾声四起。为彻底整治,领导便令摄像机拿睡者开刀, 以便让打瞌睡的在公众面前亮亮相,好好反省反省。 其实,会风不好,也算是个老问题了。睡觉,不过“小儿科”罢了。但严肃的 会场,突然飘来阵阵鼾声,领导的面子往哪儿搁。所以,你敢睡,我就让你出点丑, 看你今后还有没有这个胆。然而,原本八杆子打不着的会,却非要参加不可,接二 连三地陪会,你说累人不累人?况且,有时即使是相关的会,可要么会议内容平平, 要么发言者开口闭口尽是些官话、套话,或尽是些谁都能说、绝对正确就是没用的 废话。如此情形,只打点瞌睡,算是够尊重人了。 不过,开会打瞌睡毕竟不是好现象。那么,要根治这类“瞌睡病”,究竟是该 “电视曝光”呢,还是该在开短会、开有效的会上下功夫呢?我想,市民的感受怕 是一把最好的尺子了。 ——武汉 日月 王八蛋粮鼠 朱总理说话特“冲”,威怒之中大溢英雄本色。九江决堤,他怒斥“王八蛋工 程”痛快至极,因此,在我读了《南方周末》有关粮食系统6年亏空2140亿的报道后, 禁不住将心绞肺裂的眼光定格在朱总理的那句感慨上:“要不是亏和不挤占这2000 多亿元,该能办多少事!” 如果粮食流通体制尽早改革,如果国有粮食部门尽早整风,如果各级领导决策 者尽早察觉,如果不畏权势敢于举报的群众再多几个,如果各级审计部门鼻子再灵 敏一点,如果监督与司法机关的手段再“毒”一些,还会不会有今日之硕鼠猖撅遮 日?还需不需一次性动用5万大军火速上阵临门“抽射”?还可不可能出现粮食系统 平均一天亏空1亿的骇人之闻? 我想,朱总理的心情定很沉重,可朱总理为什么按住了怒火呢?因为事已至此, 我们能做的只有亡羊补牢,严格遵循“四分开一完善”的粮改原则,同时尽快抓出 那些叼羊的“鼠狼”,让它们在法律烈焰中被焚,在人民唾星中受淹! “王八蛋粮鼠!” 希望朱总理的第二个“王八蛋”不会吼出口。 ——武汉大学 廖奕 现实眼前的这个六年时间造就的大窟窿,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非一日之功。 刺眼的明晃晃的悬在你我大家头上的让你我大家想看又不敢看的让你我大家胆战心 惊的让你我大家无话可说而又想说点什么的一个弥天大窟窿。 银行、财政没有钱去填这个窟窿。 那么兄弟姐妹们,这就需要你我拼命地工作去填平它。不要忘了:他日这个大 窟窿被填平,也有你我之功。 ——北京 张合立 用好这1000亿 最近,中央又发行了1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闻 知这一消息,真叫人既喜又忧。喜的是,中央把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了 一个更加显著的高度来认识。忧的是,这1000亿元是否真能百分之百地用到基础设 施建设中去,会不会像这些年来不少工程那样被层层盘剥,贪污克扣了呢? 其实,这个担忧并非多余。按理,长江防洪堤该是固若金汤吧,可是江西九江 有段防洪堤坝,不仅水泥标号极低,像一堆土疙瘩,而且堤坝内竟连根钢筋也没有。 结果洪峰一来就溃了口,淹没了大片城镇乡村,给原本就艰巨的抗洪抢险工作雪上 加霜。难怪堂堂的一国总理,也禁不住怒发冲冠,怒斥:“这是豆腐渣工程,是王 八蛋工程!”这些年,在各类工程承包中,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已是司 空见惯,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有的工程尚未竣工就发生坍塌,有的住房搬 进几天就四处龟裂、渗漏。 到过南京看过明城墙的人都有个深刻印象,朱元璋在位时修建的城墙,每块砖 都刻有烧制者的姓名,那些泥水匠、监工、工程负责人等等的大名也都一一刻在城 墙上,那意思明白得很,就是谁都要负起责任,出了问题,该谁负责就谁负责。正 因此,尽管明城墙已经五六百年的风霜雨雪,却仍巍然屹立。如今,我们在搞各类 工程建设中也实在要学习古今中外一些很好的做法,加强工程监督,保证工程质量。 否则,即使国家拿出再多的钱,也只是使少数“蛀虫”的口袋更鼓更胀,而于国于 民却埋下隐患。 ——福建武夷山 章仁 捍卫“焦点访谈” 看过倪铭《被包围的“焦点访谈”》后,我想稍为正直的人都应当万分感谢和 珍视“焦点访谈”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焦点访谈”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 它已成为整个社会公正的象征。可以说,“焦点访谈”的存在与否正直与否,已经 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公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同时,“焦点访谈”更是弱势群体 中极少数能有效表达愿望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之一。没有这样的渠道,沉默的大 多数还将继续沉默下去。 有些人对平民阶层有机会表达心声的说法不以为然,但老百姓很难说出自己想 说的话是普遍且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有老百姓都应当记住:有一天站在中央电视台门前上访的一队里,可能就有 我们自己。面对强势的另一队,除了“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我们几乎“手无寸 铁”,所以,捍卫“焦点访谈”,捍卫“焦点访谈”的平民性,就是捍卫我们自己。 ——武汉大学 谌毅 假如中央领导因工作太忙,或什么其它原因不看“焦点访谈”,“焦点访谈” 会是什么样呢?播了也就播了,说了也白说,这是一种结果;“焦点访谈”已被官 司缠身,“吃一堑,长一智”,锋芒早已没有了,“辣椒”不辣了,这是第二种结 局。 其实,“焦点访谈”里谈的事情,无论是走私,地方上挪用粮款,公路乱收费, 安徽蒙城地税局未交税等等,没有“访谈”前,事情是明摆着的,群众是“怨声鼎 沸”,地方上的领导不可能“没有发现”,可他们就是不管,直到“访谈”了,于 是慌了起来,马上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去纠错,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因为上了 “焦点访谈”,中央领导、省里领导知道了。比如“山西假酒事件”让江总书记感 到震惊,于是地方上紧张了起来。闻“焦”色变,其实这并非“焦点访谈”有什么 厉害,而是看“焦点访谈”的领导“厉害”。 当然,地方上闻风而动,闻过则改,这总是件好事,但事情一再要到中央插手 才出现转机,往往损失业已造成。再说,全国2000多个县市,成千上万个基层单位, 单靠敬一丹们能包打天下不平事吗? 看来,我们既已决定依法治国,那么,还是要让官员们依法执政得好,要让他 们遵纪守法,而不是不怕法,只怕官。总之,我们得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的“纠错 机制”。 ——湖北安陆 彭建军 所谓“舆论监督”,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领导监督”,由于有了中央领导的 关注和对“焦点访谈”的赞扬,某些地方官员才会携款送礼搞公关,且不说纳税人 的钱成了掩盖错误的遮丑布,其本质是这些人对“舆论监督”的敌视。应该说, “焦点访谈”已成为传媒的一种现象,但真正起到监督效果的却不多,大多情况是 说了也白说,某些地方官员根本不把批评当回事,若没有上级部门的追究,该怎样 还怎样。 ——广州 余夕 总理也被“监督” 10月7日,朱镕基总理视察了中央电视台后,与《焦点访谈》节目编辑、记者座 谈时说:“我也属于你们监督的对象。” 对干部的批评监督难,其实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难,若遇比较开明的领导, 那儿的舆论批评便能得到正常开展,从而起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的作用; 若遇厌恶批评监督的领导干部,那儿的舆论批评就难以正常发挥作用,虽有“喉舌” 却常“嘶哑”着,结果本可由新闻媒介及时提醒的问题没能引起警觉和得以纠正, 从而使党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无疑,我们的舆论应紧紧盯着“上梁”。综观 一些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干部吃喝成风,攀比享乐,“三乱”久禁不止,若追寻根 源大多能从此地的“上梁”身上找到原因。 “我也属于你们监督的对象。”说这样的话,是要具有极强的民主意识和一身 正气的。现在朱总理这样讲了,如果我们的省长、市长和县长都能像朱总理这样摆 正自己的位置,真正做人民公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我们的舆论监 督又有何难?若如此,我们能在工作中少走多少弯路啊!又能少交多少“学费”, 我们这个民族该能形成多么巨大的凝聚力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我们的政府才 不敢懈怠。”(毛泽东语) ——湖北安陆 彭建军 改革的重负应公平负担 中国的改革已进行了近二十年,而且改革的步伐还在加快,对这种现状,无论 官员还是百姓,大体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已经开始或将要到 来的改革,都不会感到突然或不可思议,这是改革能够进行的基本前提。 近二十年的改革带给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改革走到今天,也带给我们 一些负担,甚至可以说,有些负担还是很沉重的,这就意味着以往历史遗留下的许 多问题,要由大家来承担,而不能是只有一部分人享受改革带来的好处,而将改革 的重负让另一部分人承担。大中型企业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大量的下岗工人 要吃饭,离退休工人要求提高待遇,城市的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社会秩序的前景 日益严峻等等,这一切的历史重负都已摆在我们面前。许多官员在面对要饭吃的工 人时,总是苦口婆心要大家理解企业的困难,理解国家现在有许多难题,尽量少添 麻烦等等。他们确实也有许多难言之隐,但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以为百姓 固然应当理解官员的苦衷,但官员更要体恤老百姓的不易,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改 革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现在差不多都落在了老百姓身上,官员和百姓是从同样的历史 条件走来的,现在历史留下的负担让一部分人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 改革是全民族的事业,现在改革带来的负担,从理论上说应该大家共同承担, 可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感到了这种重负,而官员还没有像老百姓那样感同身受。我 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下岗工人,怎么没听说有下岗的官员呢?我们已有许多大中型企 业的职工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怎么没听说官员们也有这种焦虑? 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官员也自不待言,老 百姓对官员该享受的合情合理的待遇,从来都是理解和认可的。如果在改革遇到困 难时,老百姓回头一望,发现改革带来的重负,只由自己承担时,他们的心理是不 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提醒我们,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改革重负 应公平负担的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就难以创造出均等的机会, 而缺乏均等机会的改革,老百姓是不欢迎的。 ——山西 谢原 干部选拔拔要“优生优育” 近来不大爱看关于反腐败的新闻了。 刚开始时每当从媒体上看到“又揪出一个大蛀虫”,“又破获一起大案要案” 时,每每感到大快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案子一个比一个大,“虫子”一个比一 个肥,我的兴奋感却一次比一次低,以至于沦落到今天的麻木不仁。有人形容,反 腐败就像孙悟空的头,愈砍愈长。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稀罕的了,老是一样的 “新闻”,还有什么新鲜感? 学者们终于发现,症结在于“监督机制不完善”,于是,一段时间以来大谈如 何健全监督机制的问题,当然,诸如新闻监督等还有待健全。 但是,我不免有点纳闷:比起十年二十年前,监督机制应该说不知道强了多少 倍。党内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行政有各级监察机构;司法有检察院;从上至下 有审计系统。新近又成立了反贪局、廉政办。有关反腐倡廉的党纪国法不断出招; 举报信箱就挂在马路边;举报电话您随时可以拨通。不但如此,举报属实、破案之 后,还有重奖……党和国家在“监督”上所花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可称为“算 术级数的增长”。可是面对“几何级数增长”的腐败现象,甚至于某些反腐战线上 的官员也倒戈叛变加入腐败行列的现象,看来我们得换个思路,研究研究“生产机 制”问题。 二十年前插队时,某小队长私下把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拿出去卖了;某小队会 计早晨吹一遍哨子喊别人上工,自己却躲回家睡觉,工分照记,这才是多大的官儿 啊,他也搞腐败! 社会的结构导致我们要有大量的各级官员,传统的“选拔”的生产方式已暴露 出许多弊病;没当官的“跑官”,出了事的“保官”。如果把授权方式从自上而下 的选拔、考察变为自下而上的选举、考察,这样产生出来的厂长经理,我想他就不 敢不为企业、职工办事,国家也省了许多“监督”的开支。如果头头是职工选出来 的,厂子里几百或几千双雪亮的眼睛就盯着厂长:生产经营管理,你管大伙;如若 搞腐败,对不起,大伙管你!下台走人! 农村基层选举已经开展。尽管有时听到一些农民说他们那儿只不过是走走形式, 但有形式总比没形式好。民主与法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就完美无缺的,总有个不 断完善的过程。此举如果再扩大到城市基层,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将走上一个“优生 优育”的路程。 ——南京史哲 “衙门”的狮子 不少权力机关、政府部门的大门前都盘踞着两头石狮子。狮子乃权威的象征, 据说也能避邪,因此,封建时代的官衙、王公大臣的府第,以及乡下土财主的大门 前,不约而同地都有两头石狮子,龇牙咧嘴,横眉立目,让老百姓望而生畏,也恨 之人骨。因此,百姓造反的头等大事,就是先砸那象征强权和暴政的石狮子。 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不但彻底地废除了封建统治者的那一套体制,而且,也搬 掉了“衙门”两旁的石狮子,使人民不再对自己的政府望而却步。然而,曾几何时, 又有人开始在机关门前置放石狮,将人民公仆的办事机构弄得几同于封建“官衙”。 始作涌者真该斥之为“罪魁祸首”! 当然,作为宾馆、饭店甚至银行等社会服务性单位,在门前放两头石狮子作为 装饰品,也无伤大雅。但是,党政机关、权力部门门前置放石狮,实在有吓唬老百 姓之嫌,实在不是什么“装饰”。我建议搬掉石狮子! ——乌鲁木齐 西北平原 沉重的车子 反腐倡廉,许多单位原先由公款配置的手机、BP机和家庭电话都由私人买下, 但车子问题的解决却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还未纳人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 实际上,与通信工具问题相比,车子的腐败要严重得多。 珠江三角洲某县级市某局,一个五六十人的机关,各种类型的小汽车竟有十四 辆之多,其中价值30万元以上的皇冠3.0、日式吉普就将近十辆。这些名贵小车都是 作为领导干部的专车来使用的,基本上每个局级干部(其实只是科级干部)一人配 一辆,其他低档车才是供一般干部职工之用,真是奢侈之极。同时,车子问题管理 不好,又会引出一连串的腐败问题。许多时候会开车的领导独自驾车外出一整天, 干什么去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另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某些司机往往通 过车子的维修、年审等环节谋取非法收益,这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笔者曾经粗略算过一笔账,看看一辆进口小车每年的开销究竟有多大。以价值 为35万的一辆三菱吉普为例,按十年报废、银行年平均贷款利息为10%计,十年连 本带息就是9乃万,即每年9.1万;一名专职司机年工资加奖金3.6万(在本单位当司 机是份美差,收入不会少于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车子每年的保险费、年审费、路 桥费、汽油费、维修费以及由此给某些司机带来的、实质上由公款转嫁而来的灰色 收入等,约3.5万元。以上三项费用合计,一年就超过16万;倘若我们的领导们稍为 节俭一下,减少三辆小车,一年节省的费用就是50万;按本市近二十个镇区机关和 二十几个局机关,约四十个单位,每个单位都能这样做的话,一年就可减少开支20 00万。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以上的计算绝非数字游戏,大家都可以去亲 证,每个单位压缩三辆,已经是最低限度的了。 仅仅一个县级市就如此,如果考虑到全省全国,那么就不是一两个亿的问题了。 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真心实意要彻底地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车子的问题是非 解决不可的,而且是刻不容缓! ——广东南海 文君 谈“公车”改革 “公车”现象确实是属于目前深层改革的对象。同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经 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均产值还很低,而国内使用“公车”的官员级别之低、数 量之多,完全与国情不符。有些西方国家,甚至连内阁成员都没有公车。笔者曾经 在东北某市工作数年,有机会知道政府机关的“公车”现象。这个中等城市共有局 级机关四十余个,保守估计有局级干部二百余人。按规定,这些局级干部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都是专人专车接送。二百余辆车每年的保养与消耗,二百余位司机的人 头费,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工人下岗和生活在贫困线下的 农民。 ——北京 李晓刚 司法牟利是法治的天敌 5月15日《山西发展报》报道:去年5月,稷山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张立新因涉 嫌贪污公款11000余元,被县检察院立案查处。办案人员在宾馆包了4间客房,食宿 35天,住宿费14000多元、“招待费”为4600元,连同他们的手机电信费,共花2万 余元,全部由煤运公司报销。而4间客房35天的收费标准最高也不过7000元。更有甚 者,同年9月,县检察院对嫌疑人张立新关押后,以“暂押款”的名义用白条向煤运 公司收取现金7万元、并以“取保候审暂押款”、“能源基金款”等名义,收取涉案 人员68O00余元的现金,出具的同样是白条或内部收据。此案查处已一年,却仍无结 论。 即使在中国专制社会的吏治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的明代后期(那时无辜者遭衙 门诬陷毒打之后,还要交门费、行杖费等一大堆名目的贿赂),某人为了侵吞“巨 万家财”而进行恶意诉讼时,他向一位远近出名的贪官行贿的数额也不过五百两银 子,而且行贿受贿双方都承认这个数目是“买心红的公价”。相比之下,今天为了 正当维护国有资产而查处涉嫌贪污1万元的案件,竟然支出了16万元而仍然没有得到 实际的裁决,后世会怎样评价这一对比在法律史上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一般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对于民众 的政治禁忌性和压迫性——只有统治者具有立法和司法权,所以旧时把法律径直称 为“王法”和“官法”,三四百年前的老百姓就明白:“‘王子王孙犯法与庶民同 罪’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设而不行的虚套子,有甚相干!”其二,法律是执法官 僚贪污私敛最便利的工具。所以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强烈抨击了“专制国家 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之后,紧接着就说:“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这种政体是必然如此的。在这种政体 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是公民;人人都认为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由这一法理 所决定,司法牟利的规模,是整个专制社会腐败过程中恶性膨胀最快的因素之一, 所以中国过去有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家喻户晓的俗谚,有的官吏 甚至可以指着监狱的大门公开炫耀:“此吾家钱穴!” 与此相反,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点之一,就在于它对公民提供普遍法律保 障的天然责任和义务,所以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中强调的“公民的政治权利” 就包括他们“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一一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刑事案件的诉讼成 本要由国家支付并要受到行政制度、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监督制约就是必然的。 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也只有切实使司法程序和司法成本受到有效监督,才能遏制 司法腐败,也才能使千百年来饱受旧司法制度宰割盘剥的老百姓,逐步建立起对法 律的信赖,从而告别“人能百忍即无忧”的臣民习态。 ——北京 王毅 胜似老鸨 河北省邯郸县公安局代乡派出所副所长孔庆金,虽说着警服、佩警衔、戴警帽, 道貌岸然,可我咋看咋像个开技院的老鸨。 这不是“人身污辱”,我有报纸为证:《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载,孔庆金 为了搞“创收”,与妓女串通一气,给妓女付房租、配呼机、送礼物、发奖金,并 趁机将罚没嫖客的部分钱款装人自己腰包。而旧社会的老鸨,也无非是给妓女提供 吃穿住生活条件,收取部分嫖金而已。相比较起来,孔庆金基本上也在干着同样的 “工作”,而且比老鸨考虑的还要周到些,说孔庆金“不是老鸨,胜似老鸨”可有 什么委屈吗? 不过,孔庆金与旧时老鸨也有不同之处。老鸨开妓院,或曰“桂香院”,或称 “,冶红楼”,干什么吆喝什么,行当虽龌龊,行事倒也“磊落”;孔庆全身为派 出所副所长,本该“保一方平安”,却偷偷干着妓院老鸨的勾当,挂羊头卖狗肉, 那就是下流再加无耻。老鸨开妓院,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一手交钱,一手 “卖肉”;孔庆金却是利用妓女敲诈欺骗,大搞阴谋诡计。倘用妓院的“行规行德” 来衡量,孔庆金实在连老鸨都不如。 然而,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相互借鉴,抑或“经验”推广,与孔庆金所见所 为“略同”的“大盖帽”,并不罕见。安徽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所长林志荣, 也善于利用妓女做文章,对妓女频频进行精神鼓励:你们干,没有事。派出所“创 收”有道,妓女密切配合,两年下来,仅通过抓嫖就收入对多万元。而黑龙江省呼 兰县许堡派出所来得更干脆,他们不仅不养妓女,连抓嫖也觉得太麻烦,来钱太慢, 便以“扫黄”为名,把38岁的女教师刘桂文抓来刑讯逼供,刘桂文实在招架不住了, 只好在派出所写的嫖客名单上胡乱认下几十个人,派出所马上出动,按图索骥,每 人罚款5000元,仅此一举,就“创收”达15.7万元。 利用“抓嫖”“扫黄”来“创收”,只是时下众多“创收”高招之一。眼下一 些执法部门“创收”招数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靠权吃权,靠法吃法,这 创收,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妖魔鬼怪纷纷出笼,就再也难以收回来。 这不仅亵读了神圣法律,也腐蚀掉了一批执法人员。 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多少恶事假汝而行。若改成“创收,多少恶事假汝 而行”,也是十分贴切的。 ——郑州 陈鲁民 诅咒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条新闻:《群众集资要买他的人头》,披露了 宁夏一个叫余谦的交警队长的恶行。 这个余谦在任职期间,大肆嫖娼,滥施暴力,铐打无辜,欺压百姓。当地群众 恨之人骨,有趣的是竟采用民间传统的报复手段——诅咒。 有人到交警队门前烧纸;有人做断头娃娃并刺上钢针;有人请阴阳先生制作四 色布、朱砂酒罐,埋到交警队门口表示送葬。 就是这个恶名昭彰的家伙,从1983年至今,群众举报其违法乱纪行为的信件始 终不断,但全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1994年在他任派出所长期间,因侵权打人、经济问题被调查,查得结果是,异 地做官——升任交警队长,甚至还差点被上报为“学济南交警先进个人”。就在他 恶行暴露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他的某上司还说,像余谦这样的干部,不但不能 处理,还应当重用。 一方是群众集资要买他的人头;一方是领导包庇袒护甚至重用。 有大红伞罩着,老百姓除了诅咒还能怎样?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小 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 ——安徽 陈家亮 公安厅长的公子 咋这德性 搞不明白,西安市公安局防火处干部赵聪(10月3日《时事纵横》版《公安厅长 儿子恃势行凶》)凭什么要求免费住宾馆?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到宾馆要免费住 宿,那么,到餐馆,到发廊,到舞厅,到他们想去的一切消费场所,是不是也要求 免费,文章没提,可从赵聪等人的气势、作派看,倒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的。 “告诉你,小子,这是咱省公安厅长的儿子。”那“牌子”甩得十分的“潇洒” 而自然,可见他们平时是这样“甩”惯了的,可人民赋予的权利,是供儿子或别的 什么人当做牌子来“甩”的么? 像赵聪这样的情势行凶的恶霸行径不被严惩,甚或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武汉 周声华 我非常看重赵聪说的那句话:“整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此前,我不知 赵聪“踩死”过多少蚂蚁,对这位省公安厅长的公子哥来说,只要他想找你的碴, 你就别想脱身。在他眼里,十二亿中国人除了他和他老子以及大于公安厅长级别的 人才算人外,其余的就都是蚂蚁。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刑不上大夫”这两条谚语我没能查出原出处,但 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是民主思想的反映而后者是特权观念在作祟。二者的斗争延续了 几千年,而结果往往是特权战胜了民主。五千年的历史太长了,烙在某些人头脑中 的印痕也太深了。如果特权观念持有者自己不能从头脑中剔除,那么他们至少应该 被剔除出权力者的位置。 ——湖南师范大学 刘志华 什么左拉右拉 法制新闻常说,某地某级法院“依法判决……”云云。 这是否有点像废话?法院断案不“依法”还会“依它”吗?比如“依民意”或 以“革命的名义”乃至“葵花宝典”之类。 我并非有意吹毛求疵,只是比照现实,这话无法不使我感觉很别扭。今年,传 媒终于可以不再遮遮掩掩地报道分析中国存在着的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了,而就已 经曝光的司法腐败导致的公然枉法徇私的审判案例,哪桩审判当时不是都说“依法 审判”呢? 前些时候,青海西宁出了个绝顶的荒唐的事件,一区级法院的法官竟和原告的 律师均以一部纯系子虚乌有的《新闻法》为据,状告和审判被告《青海法制日报》 违背了中国的《新闻法》的“真实性原则”。被告不服,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那 中院居然将其驳回。 法官口含天宪,竟到了敢杜撰一部法律来判案的程度,其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 步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的法官(包括那律师)看来,中国的法律大概与擦屁股 纸没什么两样,随手扯过一张即可拆烂污了。至于西宁市中院,大概是介意中国之 有无《新闻法》的,否则何以解释它维持原判?瞧瞧这样的“依法审判”,想想传 媒曝光的所谓“依法审判”的错判和乱判,乃至更多尚未曝光的所谓“依法审判”, 真是不寒而栗。万幸的是青海省高院撤销了此案,否则像这样一个民事案件终审结 案,被告再想给自己讨公道就要大费周章了。最近,一个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 的大骗子也被某地法院恢复“名誉”,传媒闻讯哑然发愣就是明证。 说起来还有比这更精彩的。不久前西安警方为抓一个非法行医者竟出动了六百 警员、警车百辆。结果如何?居然徒劳一场,不但徒劳,甚至至今不见下文。由是 观之,有些骗子确实可能具有强大的“特异功能”。如果这些人没有飞天遁土之类 的“特异功能”,那西安警方的脸面又该往哪搁?对这样的人,甚至“以法律的名 义”审判(或维护)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抓他不到,请他不来,神州大地任我行, 还奢谈什么“以法律的名义”审判? 想到这些,我对那些能量巨大的骗子也真是不能不由衷地表示佩服。 前些日子有人对我大赞鄢烈山的文章《左拉的胜利》,说中国要多有几个能为 弱者主持正义的法国作家左拉那样的人物就好了。我听了以后,真想对他说文章虽 好,但中国真有左拉又能如何!但对这个正需要中国的“左拉”声援的人,我却又 于心不忍。但现在我还是想说出来,这就是请他自己去问问那些胡乱判案的法官: 左拉是谁?当然还可以间问比左拉名气更大,为被侮辱损害的人惹了更多的官司的 伏尔泰是谁?当然,还可以把契河夫算上。 老实说,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去问,因为我怕听到一声断喝:“什么左拉右拉, 给我拉倒靠边站!”而吴祖光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广州 赵牧 春城能否见晴日 昆明乃春城。四季如春,空气清新宜人,可谓春之都,初中学了地理课后,对 昆明以及昆明的人产生了莫名的羡慕。但看完《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南方 周末》,1998年1月9日)一文,震惊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受,简直有恶心的感 觉。 从标题来看,报道者显然是要锄暴安良,但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再说,铲除 这些“高行内”其实也不难,没有“高太尉”,哪来的“高行内”呢? 再深一点讲,权力部门或个人恃权欺弱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了,以权欺弱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现象,如果得不到公正处理,必然会引起恶性社会问题,有 点“官衣”背景就可以为所欲为,吏治必然越来越糟糕;而处于弱者地位的“百姓” 呢,或是沦为鱼肉,相对助长不法官吏气焰;或者,强化了“拳头就是老大哥”的 意识,文明故国将沦丧为牛仔斗场。历史上许多团体组织不就是部分人为自保(至 少是不相信官方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而和官府抗礼吗? 分析犯罪时,我们常常谈到个人经历、家庭背景,却往往有意无意忽视了社会 的责任,比方说,权力阶层的部分官吏行为是不是起了反作用? 我们生活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以官欺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精神的。这种现象 对国家和社会只有伤害,没有益处;何况,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当为政府分忧,哪 能享用着国家给予的一切,还要干损害政府形象的事呢? ——北京 余勇 父田之过 看了报道,最令我气愤的是孙小果父母的行为,受害少女躺在医院没见他们去 看一下,倒是对舆论监督耿耿于怀,偏要刊出一篇访谈录,竭力表白自己。真是一 着臭棋,反倒弄巧成拙。这里真可用上一句“文学”中的话: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 亮的。是谁助长了孙小果的恶?是谁在长他的志?只有他们尚不明白,还在那里振 振有词地说:“天底下哪位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走人歧途,成为有负社会的人呢?” 此话貌似有理,其实不用一驳,没有哪位父母有这种主观愿望,但却有太多父母酿 出这种客观恶果。即使那些贫家出身的败子,棍棒下出的恶崽,父母都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更何况孙小果这样在红色保护伞下的黑蘑菇,完全是纵容出来的恶少!很 明显嘛,孙小果的父母当初不使手脚,他怎么会被判刑而不坐牢呢? ——武汉 卜平 依法治宫 官场世界,无奇不有。这几年,各种为官不仁的例子,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大 都见怪不怪了。而这种官也有,不由让人拍案惊奇! 一惊:在这即将走进新世纪的年头,连“读书不多”的老百姓都知道不应干涉 子女的婚姻自由,而这位“档次不低”的县太爷居然连我辈老百姓都不如,且其干 涉手法之“别具一格”,大让我们开了眼界2据说他还是“超生游击队”的“大队长” 呢!这等愚官,能为老百姓做何表率?!天知道! 二惊:像寇大人这种素质不敢恭维的人,居然升到副县长的位置,如果不是让 其拒认的亲家公含恨九泉,说不定他还会爬上更高的位置。从其对待女儿婚事的种 种缺德行为中,我们很难看出他有何德之能来胜任其职!如此飞扬跋扈的官儿,我 们还能期望他为老百姓做出点什么! 三惊:寇大人的拜把兄弟李书记,以及县公安局的几员“虎将”,惟寇大人马 首是瞻,一副寇家斗犬模样,让人很难与其本应具有的光辉形象联系起来。这样一 群“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的人,拿老人家锻炼拳脚,就是我们尊敬的“公仆”吗? 愤慨之余,不觉赧颜:“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呼喊久矣,居然还有人如此 “直率”地滥用职权,不免让人产生法制建设还是“漫漫长路远”的遐想。也许, 我们在“依法治国”的时候,重点抓依法治官,那样,如此愚蠢的事就会少一点地 发生在那些“大人”身上! ——广东清远 姚良友 振振有辞的害群之马 有两个报道,看后令人极为愤慨:一是内蒙赤峰糖厂半年不发工人一文工资, 却明目张胆违背中央政策张贴告示,强行每人交一万元集资款,否则立即下岗。二 是原浙江温州平阳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月工资800余元,到任四五年便聚敛家产1 70多万元。两个官员,一个可算庸官酷吏,一个可称贪官污吏,答记者间时振振有 词,俨然真理在手,天经地义,嘴脸何其相似。 明明是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以至于工人半年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董事 长总经理却跷着二郎腿怪罪工人不交钱是“观念意识跟不上形势”、“不能和企业 荣辱与共”。这位“公仆”乘美国名牌豪华轿车卡迪拉克,他的副总经理说“汽车 是公有财产,每个工人都有一份”。且不说每个工人能否与“公仆”们荣辱与共, 屁股能沾上“卡迪拉克”的光,到了厂里没饭吃的地步,领导为什么不和工人们 “荣辱与共”,把豪华车卖了,先解决无米之炊呢!依我看,千万不能和这样的 “公仆7“荣辱与共”。否则不但揭不开锅,总有一天会弄到卖儿鬻女的地步。据报 道,目前该厂已“集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知其不对却暂无办法。但糖厂的头头 们却有的是“损招”:除了将豪华车藏匿于宾馆,还决定将来用产品——白糖偿还 工人欠款。设想,若以出厂价2元一斤计算,每个参与集资的工人可分两吨半白糖。 大概每个工人还得弄个小仓房。你看,连销路带仓贮问题都解决了,还能说领导无 能?这怎么是雪上加霜?让你工人整天泡在蜜糖里还不知福吗? 再说那位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大概连个“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一个 小小“押司”罢了,却真个是“虎落平阳”!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这董部长四五年间竟购置了五六处房产,且查明的只有十几万贿金,余下百多万家 资全系“灰色收入”!好生了得!董部长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些“全是朋友熟人送 的”。并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来路似乎还很“光明正大”!岂非咄咄怪事! 如此这般的董事长总经理,又如此这般的组织部长,机关或企业如果真碰上了, 依我看,“政企不分”也好,“政企分开”也罢,都是要倒霉的。唯一的办法:消 灭蛀虫! ——北京 敦白 开道小议 据闻,福建某地区曾有一公仆官威十足,每每下乡动辄警车开道;若行程跨越 两县,则相邻之县需派警车在交界处接驾。如此公仆,与过去的老爷相比,恐怕更 不知百姓疾苦为何物。因为轿子与轿车相比,速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平头百姓尚 可跪在路中拦轿喊冤;而面对屁股一冒烟就无影无踪的轿车,小民心头纵有千言万 语,更与何人诉说,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吧。说不上话也罢,有时还得避之惟恐 不及,因为开道警车发出霸气十足的声音:“让开,让开,后有车队。”大有不让 开就把你撞飞的架势。 近日,河南省委书记马忠臣表示带头拒绝警车开道,消息传出,许多传媒纷纷 报道,足见此举所受欢迎之甚,只可惜,响应者寥寥。如果全国推而广之,大小公 仆尽量做到出动悄然,于官本身,则可助消除高高在上、自我膨胀之虞;于国,则 可节省大量警力用于维护社会治安;于民,则善莫大焉。 ——福州 杜德键 纯净水里的腐败 日前,我到某机关大院办事,看到领导们的司机,把一瓶瓶带有“××宾馆” 字样的容量为1万毫升的纯净水搬下轿车,逐一送到领导们的家里。而我到某机关办 公大楼去办事,亦看到同样的情况,有专车给机关各办公室送纯净水,放下新送来 的一瓶,再把空瓶带走。这种情况,先前就有耳闻,如今算是眼见为实了。 倘按市价计算,一个稍微有点头脸的官员,一年,仅仅在纯净水的消费上,就 要花去不少钱。中国之大,得有多少官员?如此高的消费,补贴自哪里来? 当掌握着政府大权者在喝水方面得到“净化”了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为正在 喝着污染水的老百姓着想,还会不会急老百姓之所急?当企业主、暴发户们在饮水 方面有了退路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想到赞助政府治理水污染呢?更何况,许多水 污染本身就是一部分企业造成的。官员阶层、有钱阶层的生活用水倒是被净化了, 可老百姓的生命用水谁来净化? 再者,在治理环境上,上述官员阶层总是以退为上策,污染了水源,不是去治 本,却花大本钱去享用纯净水,可本钱再大,也不从他们兜里掏一分钱。你政府官 员在水污染危及人民的身体健康的时候,首先食用起纯净水来,这无异于洪峰来了, 政府官员首先乘坐飞机逃离到安全地带,撇下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他倒 站在高处,喊着:“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财产抢救出来……” 站在安全处的人,哪还有危机意识?自己没了危机意识,哪还有为人民解危济难的 思想? ——昆明 魏得胜 什么东西?! 《中国青年报》8月13日载:兰州轴承厂技工学校在设宴款待上级领导时,老师 们竟威逼着10名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去陪领导跳舞,舞间,那些被称为“公仆”的人 手脚极不老实……当女生们忍受不了这种羞辱欲走时,两位教师却堵在门口说: “你们怎么没有一点眼色,这些领导都掌握着给你们发毕业证、分配工作的权力!” 一位女生被一位叫陶俊杰的副校长介绍给了一位胖子说:“马处长是管毕业分配的, 你把他陪高兴了,会对你有好处。”陪舞期间,那位马处长将她抱住,紧紧地顶在 柱子上,在她身上乱摸……直到深夜零点,不堪忍受的10名女生才一个个哭着跑出 了舞厅。事后有两名同学愤然退学…… 看罢上述报道,实在令人气愤不已! 先说那几位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学校老师,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为 人师表却枉为人师,干出如此缺德之事,实乃伤天害理!不知几位老师家中有没有 妻女,如果有,如果有人威逼着你的妻女陪人去跳那种下流舞,如果有人将你的妻 女紧紧地顶在柱子上,你心里作何感想? 再说那几位所谓的“人民公仆”,你们又算什么东西!平日里你们或许也道貌 岸然、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在台上教育下属要如何如何,其实你们的灵魂深处比 谁都肮脏。当纯洁的女生遭到你们的羞辱时,她们只有流泪的份儿,她们用难以平 复的精神创伤换来了你们一时的开心。或许那些所谓的“公仆”们对这种事早已习 以为常了,但请不要忘记,纯洁的女学生毕竟不是那些专门为你们这类人提供色情 服务的卖淫女。 据说此事发生后当事人至今未见任何处理,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山东莱西 刘国文 谁是败类 报载,河南省泌阳县广播电台只因摘播了一篇发生在本县强令农民集资的报道, 该县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就对发稿编辑、审稿编辑、台长、播音员等进行了通报批评。 该县广播电台记者魏家强写了篇《泌阳出了个“张金柱”》登在驻马店日报上,上 面让台长、副台长写出书面检查的同时,还开除了那个写批评报道的记者。这位副 书记说:“谁败坏了泌阳形象,谁就是泌阳的败类。” 年前,某地高级法院纠正了一起特大冤案,几乎全国有名的大报都做了报道, 无事。可当地的媒体作了同样的客观报道就出事,报纸主编被免职,写这篇报道的 记者被找去谈话……很快,地方政府一纸文件禁止了当地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大白 于天下的案件,又是拨乱反正案件,是好事呀,为什么不让报道?据被找去谈话的 记者说,政府领导一再强调,高级法院纠正特大冤案一事不是可以不可以报道的问 题,而是什么时候报道、什么火候报道的问题。地方记者要掌握好这样的“火候” 还真不是件易事。就像泌阳县那位副书记说的,谁写批评泌阳的报道,谁就败坏了 泌阳的形象。地方领导的这种心态,无疑等于把批评报道当做自己屁股底下的一个 火盆了,外地记者把他屁股底下的火点着了,只因权杖短了点,烧疼了,他也只好 忍着。倘是自己杖下的记者斗胆来点老虎屁股下的火盆,那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了! ——昆明 魏得胜 记者写了“批评稿”,就说“败坏”了泌阳县的“形象”,我不知“有关领导” 是怎样看待“形象”的?魏家强的报道刊出后,县交警大队根据报纸刊登的车号, 迅速抓获了肇事司机,这“败”了哪家“形象”?同是酒后开车,同是连撞两人, 记者拟了个《泌阳出了个“张金柱”》的标题,便及时抓获肇事者,功劳是大大的, 哪有被开除之“罪”?这件事公诸社会,这回倒是真的“败坏”了泌阳县的“形象” 了! “不换思想就换人”的不应是记者,恰恰应是那些“有关领导”。这些“领导” 潜意识里,仍把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看成“抹黑”,没将新闻媒介视为“社会公器”。 我认为,“抹黑”意识是“文革”的“遗产”。记得那时即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 缘,新闻媒体仍称颂“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且处处“莺歌燕舞”。“批评报道” 被视为给大好形势“抹黑”。如今改革开放的时代,“有关领导”真得“换换思想” 了。 ——北京 宋纯一 谁撤换了董阳 四百年前有个海瑞,以廉洁清正闻名于天下,却不见容于官场,一生中大部分 时间是赋闲在家或做个“清秩”(有职无权的官员),只偶尔被拿来装点一下门面; 20世纪末的今天居然又出了个董阳,被官员们认为是“好干部,但不称职”,也被 打发去做个“清秩”,历史与今天,竟何其相似乃尔。 一个有能力、廉洁的好干部竟然是个“不称职”的干部,这使我们不得不深思 官场之中那一套不便为外人道的规矩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一个没有私敌的好干部为 什么遭到那么多官员的反对。 其实说白了,道理很简单,下面的干部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所以反对他;上面 的干部要维持体系的有效率运转(不是高效率运转),又要保护“下面”干部的积 极性,所以要摆平董阳。在这里,小民的利益和小民的爱憎是完全不计在内了,他 们所要维持的只是他们自身和这个体系之内的某些人的利益。对董阳这样的“不诸 时务”的“叛徒”便毫不犹豫地踢他出局。 ——南京 小民 混蛋笨蛋都得滚蛋 我翻遍了这篇报道,除了刘柏松,还没找到第二个为这几亿损失负责的人,也 没找到一个为刘柏松的“成功”负责的人。但从1986年到1995年整十年的时间里, 一个被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的诈骗嫌疑犯,从河南到吉林的远距离迁徙中,竟 然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像“刘柏松事件”这种概率论中的“小概率事件”成为百 分之百的现实,我们只能说出现了系统性的腐败,导致了社会中的一些重要岗位被 笨蛋和混蛋占据了。 刘柏松如此卑劣的家伙,也能混出个在老百姓眼里有三分威来的国家副厅级干 部的官,着实勾起不想出力又想出人头地的后辈混混们的无限憧憬。我担心他们会 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步刘柏松的后尘。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刘柏松这类人不会 再出现。相反,转过头左右瞧瞧,生活中的大小混混们的成功率还不低。 这事让人想起八十年代,整个世界在证券市场企业兼并的狂潮中摇摇晃晃,近 水楼台先得月,就有人干起了违法的勾当——内幕交易。英国金融巨人——摩根建 富的首席证券交易员科利尔犯了事,不但丢了年薪28.5万英镑的美差,还被罚了款 判了刑。如果这事在咱们中国,事情就算完了,不定科利尔的上司还捞个大义灭下 属的光环戴在头上。那会儿正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住在唐宁街10号。她告诉财政大 臣叫摩根建富的总裁必须在当天中午辞职,下午都不行。她的理由是:手下干了如 此卑鄙的事,摩根建富的掌门人要么是笨蛋要么是混蛋,都得滚蛋。 我们什么时候能像那位漂亮而刚毅的英国女人那样,充满智慧干练地铲除糊弄 整个人类(糊弄人类中的一员或一部分就是糊弄全人类)的混蛋和笨蛋们。实际上, 撒切尔夫人不是神仙,她只想着如何向信任她的选民们交待。否则,她所赏识的梅 杰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到唐宁街10号的房门钥匙的。 ——深圳 周恒学 有病就是福 原扬州市外经委副主任王继先,在位时生活糜烂,与5名妇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 性关系。为了“强身滋补”,每日要喝“三汤”,早上喝长鱼汤,中午喝甲鱼汤, 晚上喝人参汤。有一次,王继先去情妇家幽会,被其丈夫堵在家中,慌忙中从二楼 跳下跌伤。住院期间,不少人投其所好,送来了甲鱼、墨鱼、花旗参等。据王自己 记载,共收到甲鱼30只,墨鱼50斤,花旗参40盒等。 原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一次生病住院就“进账”30万元以上“慰问金”, 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个数。更妙的是,这些“慰问金”与逢年过节的“礼 金”一样,都是所谓的“灰色收入”,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受贿款不能划 等号。即便今后因别的事情而翻船,“灰色收入”也多半归不到受贿款中去。 所谓“生病一场,黄金万两”,真是好“福气”。 可悲的是做官的这种“福气”越多,老百姓的“晦气”就越多。 ——常州 楚风 防汛车送新生入学 公车送学,今年出现了新花样,送学的公车中竟有来自灾区的防汛车。 9月8日、9日,中南民族学院新生入学。笔者偶然发现有三辆送子女入学的轿车 很“特别”,因其车前标有“市防汛指挥车”和“防汛专用车”字样。 对此,笔者心里疑窦丛生:难道是洪水逐渐消退,防汛形势有所缓解,防汛车 辆可以心有旁骛?我想不是,洪水消退时,极有可能发生崩岸、溃堤等险情,防汛 形势依然严峻,防汛车辆理应随时待命,保持高度警惕。难道是防汛车辆多多有余, 个别车辆可以偷闲挪作私用?我想也不是,报纸上常在报道某地某些单位的车来回 奔波,跑坏了,还在参加抗洪防汛。同时,还有不少汽车生产厂家向抗洪一线捐赠 汽车。防汛车辆不是多了,而是紧缺。难道是因为防汛车可以免收过路费、过桥费 等,为自己省点钱?这,我可不敢再说“不”了。 不过,至少,我敢打保票,这些能把“防汛指挥车”、“防汛专用车”调出来 送子女入学者,权力肯定不小。同时,我也敢肯定,你们这些“官”尽管权大,但 比起那些在抗洪前线以身殉职的人们,你们实在太渺小了!人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 “官”! ——武汉 张晓曦 假若“狗仔队”盯上陈希同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关于“狗仔队”对戴安娜的死负有责任的批评文字, 我们已见过不少。追逐“公众人物”的政绩事业、言谈举止、饮食结构乃至“隐私”, 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这种“小报记者”思路用到“极端”,自然“弊”就产生了安 娜之死即是一例。那么有没有“利”呢?我以为,“小报记者”虽“主观为自己” 俐用人们的“好奇心”赚钱),但“客观地起了‘广义’的监督用”。谁让你是 “名人”呢? 现在我们知道,陈希同、王宝森之流生活十分腐化。可如果他们生在“狗仔队” 猎奇的环境里,就必然有所“收敛”。“狗仔队”嗅觉灵敏,“无孔不入”,擅于 “跟踪”,那么,一旦你成了什么“星”(特别是那些“政坛”星),腐化之前就 要好好想想“后果”。在西方,“丑闻”毁掉名人的事并不见,难怪名人慨叹自己 是生活在“玻璃缸”里。而陈、王等腐化多年,没见些“小报记者”报道过一个字。 在我们的报道中,确实不存在西方小报“弊”,可是,无“弊”的同时,是不是 “利”也不具备呢? ——北京 宋纯一 扶贫应有明账 我是单位一名负责扶贫工作的干部,同事们在一起开玩笑说:捐的衣物恐怕最 好的是乡长的,次一点是村长的,到了灾民手里就剩下不像样的。如今扶贫资金还 未出城就让民政厅一帮硕鼠给打了洞,真是让救助的人心寒。 陕西省民政厅原厅长靳建辉一伙人因借救灾扶贫资金中饱私囊被逮的消息我是 早就知道了的,只不过是知道的时间和地点让人很无奈:那是今年四月份,我在我 们所在地区办事处开扶贫到乡到村到户包干动员会议,临近结束时,民政科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大家,民政厅几位厅长及处长被逮了。与会者一片哗然,大家都牢骚满 腹,我们究竟在给谁扶贫? 从宝鸡市民政局原局长到省民政厅原厅长的犯罪现象表明,扶贫亟需立法,以 法管理扶贫资金和物资,不给靳建辉一类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应学习“希望工程” 对于钱物管理之系统经验,以期使“扶贫工程”像“希望工程”那样步人正轨。 ——西安 魏青 好心结恶果 不可思议!这大概是很多人读完《募捐款哪里去了》一文(《南方周末》,19 97.11.7第一版)的感受。挽救稚嫩生命的钱,而且是社会各界捐的钱,生生被截 去了一大半。 曾有人说过,善举是有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这话尖刻,但忠言常逆耳。有些 人(或单位)是靠很多人的慈善来扬自己之名的,也有些人扬了己名还要粗暴对待 公众的善心。11月7日的报道只不过是最近的例子,前些日子,陕西省民政厅的案子 大概人们还记忆犹新。 笔者并非铁石心肠。如果捐款之后知道(或竟永远不得而知)从储蓄罐或退休 金里拿出的钱没用到地方或中间人(组织)顺手牵羊,有没有被愚弄的感觉?如果 一再被怒斥,整个社会的句善之心是不是会受到伤害? 所以,为了能让困境中的人有效地得到济助,同时又能保护大众的爱心,能否 改变一下募捐的形式呢?比如,限制个人或非慈善机构直接向社会募捐,而是改向 慈善部门申请捐助。人们可以随时向慈善组织捐资,慈善机构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向 公众募集款项等等。 当然,人人事事依靠慈善组织是不现实的,也有欠公平。最根本的是,应当建 立起一系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政府强迫保险部门不应只为自己保险,要 把保险范围扩大、把保险项目细化,而且要遵守信用等等。 过去,一有困难就找组织,不大正常;现在,动辄向公众伸手,也欠正常。 常募常捐,说明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但同时也暗示出,有关制度还是空白, 至少是运作无力。 如果维持某项社会事业的只是情,而不是合理的制度,不出漏子才怪呢! ——北京清华大学 贾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