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 让百姓多一点“知情权” 人们非常热情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也就非常想知 道更多的有关中美两国首脑的若干详情和细节,然而国内媒体的新闻报道却未能满 足人们的这种热望。 例如,江泽民主席在美国若干独具个人特色的行动就很有意思:10月30日他在 费城专诚拜访了他原读大学时的97岁的老教授并赠送了中国的传统礼物,在四十分 钟会晤中,老教授还对中国政局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如希望在外交上卓有功勋的 钱其琛留任外长等,都得到江主席的赞同;又,江主席在美国夏威夷海滩游泳、跳 土风舞弹吉他,他在若干场合用英语发表演讲,用广东话向侨胞们问好等等,这, 不但展示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不同的特色,无损领袖的形象,给人一种亲民感,而 且对我们发扬尊师重教的美德和展示生活的丰富多彩不是也有益处吗?媒体让人们 多一点这样的“知情权”不好吗? 又如,中国主席和美国总统在高峰会谈及记者招待会中的全部讲话,美国报纸 电台都是全文刊登和摘要发布的,而国内媒体对克林顿总统的讲话只部分刊登,须 知这样的作法对信息网遍布全球的今日社会已作用不大,人们从一些有线电视上, 从国际互联网上便可知道这一切。让人们知晓美国总统的一篇讲话也可让人们有所 比较和发现,这也会有意义的。 让九十年代的百姓多一点“知情权”没什么不好。 ——宁波 文南 拒绝封闭 我小的时候,是在南方闭塞的乡村度过的。童年时,除了玩耍、背诵圣贤经文 外,另一大业余生活就是参加长者的葬礼。这是乡间祖传的节日,也是长者强行摊 派给我们的课外操。如果我们不愿去,将被视为对长者不敬。在那种环境下,我们 也就把拜谒这些形形色色的长者尸首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万分虔诚,不敢有半分亵 读。 我在那文明古村里长到9岁。在那童年无邪的岁月里,我还以为全世界全都是村 庄,全世界都在上演着尸首金光闪闪这曲剧目。我对世界地理的全部想象力也不过 是前面那座雪山,和村后的河流。 后来我知道了十三陵、东陵西陵、金字塔和埃及法老墓、泰吉姆哈尔——我感 到童年时的想法虽然幼稚,但还是颇具洞见性:原来他们能把容纳尸首的器具做得 很大。而且他们对尸首的膜拜比我们要虔诚得多。 在我的童年面前,人类的童年也没有丝毫可以骄傲之处。 如果我们仅仅让尸首在坟墓里安歇,那么我们既对得起死去的灵魂,也对得起 我们自己的生活。可是不,偏偏,土著们图腾膜拜的惯性会把祖宗的尸首留在我们 脑海里。尸首——我指的是那些顽强地活着、不以他们肉体死去而死去的陈规陋习。 我们曾习惯于传达圣旨和接受圣旨,现在我们还在传达和接受着什么呢?当信 息革命能把信息以一分(钟)千里的速度传递时,我们是不是还习惯于传达到某一 级象征着一种身份?我们又要向谁垄断信息? 我们曾习惯于一个声音、一种色彩,我们成千上万的学子曾苦涌同一种经文时, 我们是不是正在付出泯灭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代价?我们的青年人格独立又在哪里? 我的学生时代曾经花费了十余年光阴,苦读英语,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几个 月的咿咿呀呀的苦读,不及看上几天的英语电视节目。为什么只有留学生楼、大宾 馆中才能看到CNN、BBC?封闭社会所付出的进步成本比开放社会高得多!对于一个 孩子来说,他有多少青春可以虚掷在事倍功半上?每个人都应有自由选择学习方法 的权利。如果我们觉得全面开放不适合国情,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开放娱乐新闻、体 育新闻。 我从80年代以来,满耳不绝地听到改革开放的呼声。我也衷心地支持改革开放。 改革当然重要,而开放更应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从封闭的乡村走出的孩子,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走出的青年,我要大 声疾呼开放一一一让封闭作为一具闪光的尸首留在20世纪吧!我们已经学会怀疑和 探索,我们不再需要原始膜拜。 ——北京 骆爽 历史的明镜和神话的魔镜 最近一次,一位三四十岁的出租司机,从现实说到历史,从对现实某些现象的 不满,便歌颂已故主席毛泽东的盛德,说“毛主席那时候没饿死过人”云云。 我知道,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关心国计民生,就说过吃饭是第 一等大事,也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吧。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更是从政治高度 上关心群众生活。1949年以后,每逢天灾,也总是三令五申,不许饿死一个人。这 有大量的事实,几乎无须一一举证。 然而,我与今天四十岁左右以上的人们一样,是过来人,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大 饥懂的亲历者。那一次虽日天灾其实更多是人祸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好像没有正 式公布过;然而从历年人口统计数字看来,除去常年死亡率以外,再考虑出生率会 有所下降的因素,大致可以估算出那几年直接间接死于饥谨的,不在少数。怎么能 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饿死过人呢? 多年来人们常引魏征的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面对的这位相对年轻 的司机师傅,从汽车的反光镜里可以看清来路上的车情,但“历史的镜子”,在那 一段,对于他,仿佛是模糊一片了。 于是,我忽然悟到,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今天某些现象不满,原是可以理解 的,只要不是中了反对改革的蛊惑之害,毋宁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不满原是 可以导向改革,导向自强的。但若因对现实中某些现象不满,回头寻找盛世,却很 容易走人误区。比如这位司机,他读小学的时候,大概正在文革取消历史课的当口, 后来满耳朵灌的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云云,而有关国内50年代中以来左的 错误指导下的史实,长期以来是封锁的,甚至是大伪饰过的。他们压根儿手里没有 一柄完整明澈的“历史的镜子”,叫他怎么“以史为鉴”呢? 我并不主张在今天去搞什么“忆苦思甜”,叫他怎么“以史为鉴”呢,这个办 法,远在毛泽东健在的时候已经失灵了。我记得70年代初在所谓干校(实际上是整 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场所),不止一次地组织当地的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 告;那是在河南,原意是让他们控诉“水、旱、蝗、汤(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的, 孰料忆着忆着就转到大荒年,再一问,说的是1960年了。 对于当时河南的农民来说,对于当年经历过饥荒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既不是故 事,也不是新闻。但是对于那时未记事的孩子,更不用说在那以后出生的一代两代 人,如果没有真实历史的补课,则他们是会相信毛泽东时代没有饿死过人,以致可 以悬想为神话般的桃花源的。本来是对当前有些世象认识不清,而从对历史的怀旧 中求得虚妄的安慰;但如长久沉浸其中,闹不好,那关于往昔的神话和新编神话, 就会成为掷向今天,掷向改革开放的石块了。 历史的镜子照出来的应该不走样,走样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神话的变形魔镜了。 ——北京 邵燕祥 该谁追悔 近读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京中小学教师被打死”的文章,当年的一幕幕又浮 现在眼前。1966年5月,我所在的中学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在家中听了许多小道消 息,很快在校中掀起了造校长和老师的反,于是整个校园充满着血腥。红卫兵抓住 老师打,手麻木了,心灵也麻木了。每到夜间,教师宿舍楼中就会传出打人的吼声 和鬼哭狼嚎声,凄凄惨惨连校外居民也听了毛骨悚然,“红卫兵又在折磨人了”。 女学生尤其狠毒,强迫老师喝墨水,以害人为乐。大串联开始了,红卫兵纷纷出走, 到老师家抄家找钱,老师刚领到的全月工资被抢走了,数口之家无以生活,困难重 重。 想到这些,不禁暗自追问,当年造成这些恶果的红卫兵都到哪里去了?偌大个 中国,为什么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还有一些有着正义感的红卫兵,你们维护真理, 维护老师的尊严,可你们又到哪里去了?…“““ 30年前的学生,年幼无知,是受害者,也是一群替罪羊,但到了今天,那些当 年打人的人已长大了,已属中年,有没有反思?有没有追悔?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 来说句良心话呢?那些同样被他们迫害的“黑五类”子弟,所谓的狗崽子,同样的 年龄,同样的学业,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他们没条件上大学,进 了城,没有学历,也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在基层做勤勤恳恳的劳动骨干,当下岗风 潮来临,又是这些老知青首当其冲,这公平吗?我替我的学生鸣不平。 ——北京 李庚寅 真正的浩劫 《南方周末》上关于张志新、林昭二人的报道,触发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真正浩劫是什么?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是否经历过文革,恐怕都能认识到文革是一场整个 民族的浩劫。但这场浩劫究竟怎么个“浩”法呢?经济上的损失一目了然,据统计, 整个文革共造成7000亿元左右的损失。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这些钱大致可以修 建3O座三峡工程。但我想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一个民族持续十年的噩梦,仅 仅相当于30座大坝。物质上的损失只是外伤,真正让一个民族难以恢复元气的还在 于精神上的伤害。 张志新、林昭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告诉我们,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只要谁 还敢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谁还有勇气对谬论说“不”,谁就会必然遭到毫不留 情的清洗。这是一种野蛮荒诞的逆淘汰,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将我们这个民族中大 部分自尊、自信以及抗争的基因无情地毁掉了。更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 面对敌人之时,而是面对愚昧无知的自我。 两年前,媒体曾广泛报道南方一位在外国老板面前拒绝下跪的打工仔。媒体连 篇累胶地报道这位可贵的小伙子,我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我眼前总是浮现出 在一个颐指气使的外国女老板面前,除了这位小伙子外,黑压压跪倒的一片暗自饮 泣的同胞,而这,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每月几百元的工作机会。 我们同胞的膝盖怎么变得这么无力?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贫穷?可要知道,并 不是所有贫穷的民族都缺少尊严。我总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民族, 似乎还应该有更多的人在面对那个外国老板的淫威时选择尊严和失业。我终于明白, 原来那种拒绝下跪的精神,在文革中就被无情地清洗掉了。有什么浩劫能和这样一 种浩劫相比?现实中的大坝冲垮了可以重建,而一旦缺少这种精神,不管一个民族 在物质上是否富有,它都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关键的是,要想重建整个民 族的尊严和抗争精神,远比在物质上奔小康这个目标要艰难得多。因此,恢复自信, 培育尊严,应该成为我们在经济建设之外更重要的目标。而这,首先必须从清算文 革给我们造成的种种浩劫开始。愿张志新、林昭等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 能成为我们民族持续和再造尊严的灵魂资源。 ——北京 王志安 为普通人下半旗 “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今天为猝死的短跑运动员乔伊娜下了半旗,而且克林 顿总统还专门为此发表了讲话呢。”朋友在百里之外打电话说。 他还说美国前不久还为两名在白宫枪战中死去的警察下了半旗。“我可是对这 种事感触很深呢,我们总在说爱国旗,总在叫老百姓爱国旗,可什么时候我们国家 能像人家美国那样,为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但却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普通人下 半旗呢?”他在电话里说。 我自然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国旗象征着尊严和荣誉,自然也有普通老百姓的一 份;普通老百姓为国家作出了非凡贡献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 重大影响,自然也应该得到去世后国家为他(她)下半旗的荣誉。国家这样做,也 能在全体国民中间产生更强的凝聚力,并且在更大的范围里产生更强烈的爱国热情, 同时更自觉地把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同自己的人生追求联系起来。 可以说,为普通人下半旗,是一件意义非常深远的事。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 的人赞成这样做的。 ——湖北孝感 陈大超 叫我纳税人 几十年了,别人都这么说,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我既是人民的一分子,也就是 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却难以找到这种“当主人”的 感觉。常常耳闻目睹某些自称为“公仆”的人,反“仆”为主地对“主人”很不客 气,很不当回事。甚至少数芝麻绿豆大的“官”,动不动就对老百姓狠三狠四的。 久而久之,便觉得“主人”这顶桂冠戴在头上实在是有点名实不符,最好能换个别 的称呼,比较实际一点的。 叫什么呢?就叫“纳税人”吧!想法事出有三。 其一,那天我到银行去替儿子取工资,发现存折上的数目与他的工资数不符, 少了一百多元。回家后问儿子才知道,那一百多元被做为个人所得税缴纳给国家了。 这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把他叫做“纳税人”便合情合 情,应该没有问题。 其二,从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自1998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不再以800元 为底限。今后,哪怕你的劳务报酬不到800元也要照章纳税。这么一来,大家都成了 纳税人,平起平坐,再也没有“主”“仆”之分。 其三,从报纸上还读到过专家学者的文章,说的是“社会公德的养成,是一种 潜移默化、涓滴汇成的缓慢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好的环境影响。那么环境又是由什 么造成的?主要不是由喧闹一时的运动,而是由每日每时都起作用的制度造成的。 例如公用电话亭,西方的百姓很少去损坏,因为他们很清楚,公用设施是用纳税人 自己的钱造的,损坏了意味着还要再出钱”。瞧见没有,明白了自己是纳税人,增 强了纳税人意识,就有助于对社会公德的自觉遵守与维护。 或曰:人家说的是西方。不错,西方国家早就有了个人向国家纳税的制度,事 实证明,这一制度于国于民于社会于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咱们国家也在几年前便 开始实行了。我猜想,一定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关部门才制定新的征税办法的。 那么,何不趁此机会,顺水推舟,把我们的称呼也从“主人”改为“纳税人”?这 更货真价实,叫起来听起来也更理直气壮些。 ——上海 王振科 “当”代表 单位一小青年乐不可支地散糖。问:“何喜之有?”答:“当上市人民代表了。” 小青年不说“选”上了而说“当”上了,是很准确的:我们这有上千号选民的 单位,今年压根儿就没选过什么市人民代表;小青年所在部门的绝大多数人,也是 吃了小青年的喜糖后,方“喜”知本部门“出”了个市人民代表。 有好事者追根溯源,方明白:市里给我们单位一个“市人民代表”指标,要求 这名代表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年龄在35周岁以下”。这小青年刚过 “而立”,是少数民族后裔,表现平平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三项硬条件具备”。 于是,单位有关部门“报”去了,市有关部门“批”了,小青年也就“当”上了。 不要揣测这小青年在市里有什么“背景”;不,绝对没有。他之所以“当”上 了,仅仅因为他“三项硬条件具备”。至于他是否具有参政议政能力,是否足以 “代表”本单位上千号“选”民,这些似乎都成了“软条件”而且被忽略不计了。 不知道像这样因“硬条件”具备而“当”上的人民代表有多少?不知道像这样 “当”上的人民代表如何“加大对政府监督的力度”? ——安徽 金土木 应知候选人ABC 当下,各地换届选举紧锣密鼓地进行,愈来愈多的选民要求候选人与选民直接 见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选民“考”候选人的热烈场面。“百闻不如一见”,一见 不如交谈,直播见面、接受“考试”,对双方都是好事,一者获得群众理解、支持, 有了基础和源泉;一者感到意志有了代言人,愿望可以“通天”。真正做到“人民 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 可是也有重形式轻实质,“走过场”式的选举,“民主选代表”结果被老百姓 认为是阴差阳错的“点代表”,那候选人名单让人发怔发怵,名字下虽有姓氏年龄 简历职务之别,却难有学识、见地、品性之辨,因为寥寥介绍之词多为例行公文的 通用式,你选民凭此难有切实地鉴别和判断。因此感觉茫然实不知候选人的ABC,那 “神圣的一票”也就只能是管他张三李四王五,谁在前就划谁圈罢了。于是许多人 产生被当作选举工具受愚弄之感,虽无法改变事实,却“上一当”之后尽可能不再 到那选举场上,“参选率”自然也就高不起来。选举的过程总是要有人操作的,但 这种操作应是严格依法行事,其宗旨是体现民主,其终结是搞好国家大事,如果 “操作”异化为“操纵”,当然就会形成候选人与选民如隔层层屏障了。 ——武汉 王超然 有权能使尔俯首 《手术台上卖保险——人在刀下,敢不认购》。 这是《文摘周刊》上的一个题目。报道说,在上手术台前,麻醉师告诉病人: 麻醉风险是万分之一,若买了麻醉保险,只要付150元,万一出了事故,便可获得2 万元的赔偿。在此情况下,买这种保险的病人居多。就像麻醉师说的:“万一出了 事故”——对!谁也保不准麻醉万中不出个一。你保了险,麻醉师有了提成,这心 情一好,万中出一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如果麻醉师没捞到外快,心里不痛快,思想 一开小差,没准就万中出个一;能出个一,就保不准出个二呀、三呀的。甭说万中 出二出三,就是万分之零点几——一刀下去,有麻醉不到的地方,也够手术病人惨 叫一阵的。所以,刀下认购保险单,当是保险公司和麻醉师给手术病人的“术前” 关怀,对病人来说,这比给医生送红包要“心安理得”多了。 其实,麻醉师的做法,跟“公安部门的办理居民身份证加急费、邮电部门的邮 电附加费、铁道部门的车票附加费、航运部门的船舶过关附加费、民航部门的候补 票手续费、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收取的赞助费、学生选班费、留级费、转学调档费、 勤工俭学费、学训费”等等没多大区别,无非弄俩外快,活泛活泛手头。上述诸项, 除了麻醉师上手术台前向病人卖保险没被国家明文禁止外,其他都被“文件性禁止” 了。然我们温顺的老百姓今天仍委屈地活在这些不合理的收费中。报纸上倒是说老 百姓可以拒绝这些不合理的收费的。可谁敢拒绝?连麻醉师的保险单都不敢拒绝, 别的就再不敢了。 有一种官样文章是这样评述那“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说“为什么不 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侵犯你的权利的人斗争?”倘若为此较真,恐怕你的身份证将办 不到,信将寄不出,孩子将上不了学……在以权谋私者面前,老百姓是赌不起的, 除了俯首听任挨“宰”,还能如何?别说是文件,法律还常常打折扣呢! ——昆明 魏得胜 只开花不结果的悲剧 我不懂医,但就仅有的常识而言,我也知道,人体中的子宫与阑尾不仅形状迥 异,而且相距颇远,不易搞错,可是福建龙岩第一人民医院的主治医师刘某,硬是 割阑尾时错割了子宫,让一个6岁的小姑娘完全丧失生育功能。当然,院方倒也还算 “慷慨”,赔偿15.6万元,可是这十来万元就能买断这个孩子一生的 退一步说,倘使误将子宫当阑尾,还确有个“经验问题”的话,那么右眼有病 左眼挨刀,那就纯粹是个工作责任心的问题。也是近日的事,山东医学院附院给一 位老人做白内障手术,忙中出错,主刀医生将患者的左眼右眼搞颠倒,术后老人右 眼完全失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不知该说什么好。 肯定不是技术原因,割阑尾、切白内障,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况且还是 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们亲自操刀,可是却接二连三“开错刀”,就无法用技术原因 来解释了。 生活中有些事情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搭错车、说错话、写错字、找 错钱什么的,说一句“对不起,没关系”便可重头再来,而有些事则是绝不允许出 错的,譬如割阑尾错割子宫,右眼有病左眼挨刀之类,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错”。 当然,这样的错误出现的概率,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它落到哪一个 患者头上,都是百分之百,那个小姑娘不是已被宣判只能开花不会“结果”了吗? 那个老同志的右眼不是将永远告别光明了吗?而且有了这样的医德医风,不割错子 宫也会割错别的什么东西,不把左右眼搞颠倒,也会把别的东西搞颠倒,那是早晚 的事。 整顿医德医风已喊了好些年,成效不能说不大,但死角也不少。遇上好医生, 是病人的福分,可要是万一碰上一个“擅长”开错刀的医生,那就惨了,随便切错 个什么“零件”都不是闹着玩的,看来,为保险起见,我建议病人在上手术台前, 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医生:“我割的是阑尾,不是子宫……”或者“我开的 是右眼,不是左眼!” 这绝非“多余的话”。 ——郑州 陈鲁民 “毒酒案的影响短期内不可能消除,我看至少得三年。”说这话的是山西杏花 村汾酒公司董事长高玉文。 “山西酒两三年内别想翻身,人家还不把山西人当刁民?”说这话的是太原市 一位出租司机。 “从此以后,不喝白酒了。”说这话的人是我。 朔州毒酒案发,文水县所有酒厂全部停产,包括正规的、质量完全过关的酒厂 也不能幸免,并直接殃及山西第一利税大户——千年名酒汾酒的声誉。到处在查封, 到处要退货,可以想见汾酒的日子是多么地难过。 这就是“过度惩罚”,是市场作出的过激反应,就像倒洗澡水,连孩子也一起 倒掉了。但这能怪谁呢?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保护下的、曾给政府创造了大量利税 的许多企业就这样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情地抛弃了。拒绝,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 肯定大大出乎那些制假的企业和护假的官员们的意料,现在终于体会到了。文水, 假酒造了十几年,多少人不知不觉已蒙受了损害,你认为就这么完了?全国其他地 方的假冒伪劣,多少年来一直源源不断,你以为就这么算了?没有的事I市场最终会 有反应,而且后果是灾难性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二个。 最近又听说天津“狗不理”包子总店方圆百米之内就有九家假“狗不理”包子 店。这些假店的人强行把顾客拉到自己店内就餐,顾客吃了假包子连呼恶心。“狗 不理”总店经理赵大光对侵权者进行投诉,惹恼开罪了假店的“李鬼”,被殴打致 伤住院。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至今没有处理。“李鬼”如此猖狂,当地的政府部门为 什么总是能那么沉得住气呢? 为什么非要等到哪一天“狗不理”变成“都不理”了,才来匆忙地收拾残局? 回头看看,多少百年老店已栽在了市场的手里。打假,不单单是山西人的事。 ——南京 刘少华 谁在艳羡KTV小姐 近日阅报,看到一篇介绍上海滩第一代KTV小姐的文章,忽而疑窦丛生。我怎么 也搞不懂,如此明目张胆从事色情服务的KTV小姐居然成了改革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成 功人士;我怎么也弄不清,陪唱陪跳陪喝的“三陪”小姐居然成了勇开就业先河的 勇敢者;我怎么也想不到,那种掂量男人口袋厚薄和色胆大小的技巧居然也成了众 星捧月似的看家本领。问世上情为何物、道在哪里?如此赤裸裸地展示“三陪”女 子风尘岁月琐屑的文章竟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不少报纸的版面并有不少报纸转摘, 而且整篇文章除了猎奇之外还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欣赏和艳羡。 “三陪”的生涯尚在半公开的地下状态,而报道“三陪”小姐的文章却发表在 公开出版的报纸上。这对我们千辛万苦、从事“扫黄打非”的公安人员来说无异于 当头一棒;人家小姐从事的职业多么体面风光,又何苦围追查堵忙得不亦乐乎? 但问题是第一代KTV小姐尽管独领风骚三五载,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自己的丈 夫和孩子面前,谁有勇气承认自己从事的那种职业,谁有勇气阐明自己的那份原始 积累是靠青春的脸蛋和三陪的服务挣来的?尽管不少三陪小姐守身如玉,卖笑不卖 身,但是色情服务的涵义也不仅仅指的是淫乱和招娼。靠所谓“擦边球”的做法自 欺欺人,无异于掩耳盗铃。 青年时代可是人生中最关键的阶段,选择一种信仰和理想远比选择一份职业来 得重要。钱要挣,但必须挣得明明白白,做人必须讲起码的气节。 ——江苏镇江 毕纲 白昼“小夜曲” 深圳街头安置了一种发放机,自动销售“小夜曲”牌避孕套,行人投入硬币一 元,转动开关,便可取得一只安全套。正如《南方周末》所说,深圳那类街头机器, 其实多半是给“流动人口”的临时紧急之需而备的。 在美国长期的“性自由”氛围中,中学里不得不给孩子们发放避孕套,这也是 一种防孕防病的“便民”措施。然而在美国还没有先进、开放到在校园设置避孕套 发放机之时,美国人却在青少年中开展了所谓的“贞操教育”。贞操,叫人一下子 联想到孔孟之道,也许是翻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而借用一下。但由此我们想到,避 孕套虽然“利国利民”,但大量发放给青少年,却多少有点纵容他们随意进行性活 动的意味。不如在他们头脑里筑一道屏障,也许更为有利。这可不是道学家卫道— —是少女母亲、艾滋病流行等严酷的现实社会问题,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在他们那 里风行了数十年的太滥的“性自由”。据说,美国的很多少女,已宣誓要小心保护 她们的“贞操”了;在此情况下,即使在校园安装上方便的避孕套发放机,生意大 约也不会很火。 深圳街头的避孕套发放机,也是应运而生,不能否定它?方便流动人口,防止 性病”的功能,但它似乎仍有“改进服务”的必要。烟草商在香烟包装上写着“吸 烟危害健康”,尽管一边卖含毒的烟,一边布健康之道,有一点伪善,但也许多少 能起点警诫作用;深圳的避孕套发放机,如能在明显部位写上性病、艾滋病之危害 及其预防常识,那对于为“防病”目的而使用避孕套的“流动人口”,可谓多了一 道精神防线,也许不无益处。仅仅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放在隐秘空间使用的那种东西, 总给人以赤裸裸的感觉。据说即使在非常“性自由”的国家,性商店一般也总是位 于不怎么显眼的旮旯里的。 ——北京王乾荣 有一阵,中国各地竞相搞起了“礼仪小姐”的大赛。虽说也赛赛知识、口才、 技艺,但到最后还是外貌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这就是选美。 后来,好像禁止了。 曾经看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二个普通的女工。谈起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婚礼搞 得很隆重时她讲了一番道理,她说,你们(厂长、高工等人)永远是中心人物,生 活舞台的聚光灯总是照在你们身上,你们有的是机会,风光一辈子,而我呢?一个 普普通通的女工,永远默默无闻,只有这婚礼时才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一辈子就 这一次机会。 女工的话其实道出了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一个道理: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 其最高层次是“发展”的需要。是的,人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需要有“成就感” 的满足,无论这成就感来自哪里。 我并不是提倡不要学习而只凭脸蛋混日子,我想,如果所有的姑娘都有着博士 的头脑当然很好,可惜人不能跟人比,有的人有一肚子学问和很大的本领,而有人 就是那么头脑简单。问题是,简单的人就不可以让聚光灯照射她一次吗? 高级工程师有理由不理选美,因为她有别的更令其陶醉的成就。 厂长有理由瞧不起选美,因为在一个厂里,她是最风光的人物。 北京大学女生自然拒绝选美,因为她们前程远大,机会很多,无需漂亮别人也 会注视她们的。 对另外一些女孩子来说,她确实不具有上述所长。但是,为什么她就不能以其 落落大方的举止和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获得自己的满足呢?“礼仪小姐大赛”为她 们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机会,堵死这条路,我觉得多少有一点残忍 和霸道。 风光九次的人,应该也容别人风光一次。 ——北京黎群 说不清的牟其中 我认识牟其中,听过他在大学的演讲。我认识陈际宁,但他离开南德后没有谈 起离开的原因。去年我也听说牟先生在机场(或海关)被扣,后来也奇怪牟先生依 然活泼地生活着。今天方知,有关方面已调查完毕。但结论是什么,也许调查者认 为,对于像牟先生这样的公众人物的调查结论,公众知不知道并不要紧。 我相信牟其中的传奇。俄罗斯的飞机据说是真的换回来了,卫星好像也在天上 飞。虽然我等可能都没有亲眼看到大飞机大卫星。但这不重要,就是看见我等同样 容易被骗。从这个逻辑上讲,我又不相信率先生的传奇。 不喜欢牟其中的空手道是没意思的。空手道是一种本事。如果谁能空手赚大把 的外国钱,能空手救国企于危难之中,能空手让祖国大地山青水秀——此人当是民 族英雄。而且,今天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明天就可能被赞为改革创新。第三世界的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怒斥第一世界的个体户索罗斯炒乱了东南亚金融,但索罗斯 依然优雅地赴港参加世行年会,反唇相讥且赢得掌声。每种动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和 高招儿。 至于流失了国有资产到牟先生腰包,这可不是我等闲人能信口的。这需要精确 的调查和计算,需要权威和手段。哪怕怀疑率先生想学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前董 事长于志安的样子卷款外逃,但只要没走出这一步,就不能定论,连个“犯罪嫌疑 人”都套不上。何况牟先生是“劳动合作制”与于志安的国有企业还不是一回事。 法律肯定是有漏子的,相信牟先生没事儿时也会琢磨着钻钻的。如果凑巧钻成了, 第一责任者当是法律,而不是牟先生。 说大话不是什么大错,至少不是犯罪。牟先生先说向大西北投资50亿来着,后 来因种种原因取消了,如此而已。说大话不是车先生独有,先前在大跃进和十年动 乱时代有许多大话,就是在前年,一家报纸还郑重告示某党委决定夺取农业大丰收 ——不知和老天爷商榷否? 那本《大陆首骗牟其中》,且抛开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管理规定不说,此书作 者想必也是憋急了才猛抱了一下车先生,想必也是愿意告诉公众真实情况的。在南 德工作了5年的陈际宁认为此书内容基本属实。 至于牟先生,大可放下架子起身接非法出版物的招儿,且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委 屈与中国的尊严扯到一起。 如果双方真的交了手,且被公开报道,我等或许才能说得清牟其中,之后才能 说清许多公众人物、敏感人物、权势人物,才能说清中国的许多事。 ——北京 王安 吃了一只苍蝇 今年是北京大学百年华诞,这值得纪念,值得庆贺。就所造声势来看,说举国 同庆也不为过。可是在这大喜日子里,我却发现了一道极为刺眼的不和谐音。 某大报1998年5月5日第五版刊登了一条消息:《北大校史博物馆奠基》。消息 说,这座博物馆是日本“名古屋铁道会长谷口清太郎等人”捐资的。一个日本人为 中国捐资搞一座建筑不足为怪,可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个谷口清太郎“19M年毕 业于北大”(消息原文)。 我们知道,1944年日本还占领着中国,那时没有北大,只有战时的西南联大, 她在昆明;如果按常理推测,西南联大的学生里也不应该有日本人。那么这个谷口 清太郎毕业的“北大”是哪一个北大呢?是周作人投敌落水的“北大”,是日本鬼 子一手扶持的“伪北大”?那时它在北平。也就是说,当年谷口清太郎是在“他们 的北大”上学。这个“伪北大”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解放后的人民政府也 没有承认过。 可是北大百年校庆却让一个有着这样背景的人来给北大捐资,接受了他的捐资, 如果认可了他所谓的“北大毕业”的身分,就等于认可了当年的“伪北大”;某些 人怎么头脑这么发“昏”? 这让人在感情上万分接受不了,真像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河北 高平 教头当宫的猜想 近日从报章上看到,马俊仁获得了一个“不谋其政”的官——辽宁省体委副主 任,副厅级,但不管事,仍作教练或教练的教练。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不谋其 政”的官数不胜数,不以为怪。老马这个不谋其政的官,与上述官们有所不同。他 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工作繁重,又累又苦,只不过是占着官位不做官事而已。何解 呢?我试着探究,而作出如下一些瞎想乱猜: 其一,树大招风。马俊仁一出名就遭到了各种动机不同的“骚扰”,扰得他啼 笑皆非,左右为难,确实有碍他的工作。老马的工作,非比一般,它关系到奥运会 拿金牌,关系到国家的荣誉,真是非同小可。因此有必要给他加顶“官帽”壮壮威, 使那些“好事者”不敢轻举“骚扰”。 其二,“马家军”在鼎盛时期,一声“兵变”,几乎全军覆没,老马也处于四 面楚歌。这一变不但给辽宁的体育训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使全国的田径运动 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究其原因,是马俊仁权小职轻,镇不住外袭内哄。委以省体委 副主任的官衔,外可镇“邪”,内可安“邦”。从此“马家军”可坚如磐石了。 其三,为了使中国田径运动登上世界强国之宝座,老马十年如一日,顽强拼搏, 置自己的身体健康于不顾,一心扑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乃一代英雄,应 该受到表彰。评高级,他本来就是;授予功勋教练称号,中国未设此职称;发一张 奖状或送一面锦旗,品位太低。因此,授予他一顶副厅级“乌纱帽”,以资鼓励。 其四,常见报道,“某教授被厕所门卫逼得尿湿了裤子”,“某学者在街头挨 了打”,“某专家被当成了小偷而遭侮屏”,“某单位分配住房的评分标准:股级 1分,科级2分,高级职称与庶民无分”。在某些人的眼里,知识技术职称是一文不 值。因此有必要给老马一个响亮的头衔,免遭此厄运。 其五,老马的知名度很高,在国内外都是被记者们追访的目标,社交往来更是 频繁,并且与其交往者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难免被人小看了。因此,授予他一个 副厅级官职,作为加重其身份的砝码。 猜来猜去,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歪调了,不敢再往下猜。若上述猜想不对,那又 是什么呢? ——湖南郴州 林森 别为他们喊穷 一家报纸1998年8月21日《灾区孩子上学难亟待解决》一文,报道了湖北省监利 县三洲镇一姚姓人家三个子女分别考上大学、中专及高中,因家庭困难,交学费成 了问题。 还是这家报纸1998年9月7日第8版在《陈凤上大学》通栏大标题下,文字加照片 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县高考录取生陈凤,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解决了上学的困难,按 期到校。陈凤姐弟三人,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等学费”。8月24日新闻 联播还曾预报道。 以上两个家庭,都是三个子女。 未见于报端的,三个子女家庭在上述地区还有多少?我想肯定不止这两家。 据本人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从1980年起即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 特殊情况可以生两胎,但没有生三胎的规定。据此,以上两家均有超生嫌疑,这两 家的困难,除水灾外,多子女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洪灾使她本不 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报道中语)。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不要忘了这一前提, 即使在洪灾面前,也还是不应以多子女家庭困难为典型,应该宣传报道的是:提倡 一孩化,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也是一孩家庭抗灾能力强;多子女不光荣,子女 多困难多,遇上自然灾害时困难更多。群众转变观念,计划生育才能搞好。 不要再为多子女家庭喊“穷”了。 ——山东益都 孙承 先保往自己 前些天,看了一部港片,有一幕镜头印象挺深。匪徒冲进游乐场,第一声枪响 后,只见所有游人在一片尖叫声中齐刷刷地趴在了地上。过后不禁佩服港人自我保 护意识之强。联想到不久前武汉长江大桥发生爆炸案时的情景:巨响过后,血肉横 飞,附近的人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有的甚至左顾右盼地想寻个究竟。我想,我们 这些可爱的市民若处于前者的情境中,十有八九会成为流弹下的屈死鬼。 乍一想,这两种不同的表现似乎是由于二者在自我保护意识上的差异造成的。 意识是由我们所受的教育内化而成的,扳着手指数数这些年来所受的这个教育那个 教育,从形式到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实在记不起何时受到过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 我知道,当纽约客(New Yorker)听到邻人家有枪声或见到街头的凶杀时,决 不会冲往现场,而是打电话报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有勇无谋地冲过去,很可能 吃下另一发子弹,警察却因没人报案而无法赶来。纽约客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面 对周遭冷酷的现实的。而在我们这儿,我更多的是听到要我们如何不怕危险,要奋 不顾身的声音。你的“身”自然属于“人民的生命财产”,你“奋“起来不顾身并 且身也真的未顾到的话,受损的人民生命财产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再说,身都未顾 到的话,谁来干活呢? 记得王小波说“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那么,处 于今天这个社会中,先保住自己,也算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吧。 ——武汉 郑剑 女明星的“卖点” 最近看到两本新“书”,在书店都颇为招眼:一本书作者是“以四十岁高龄当 选香港小姐”的某女士,内容无非是自己的“成功之路”,妙就妙在书前所附的大 量的作者玉照,用句别人形容的话叫作“‘波’涛‘胸’涌,性感横流”,满纸的 肉色,让人疑心误到了熟肉铺;另一本,作者是一个只身到北京学舞蹈继而闯遍全 世界的“摩梭族女孩”,与上书异曲同工的是,书前也有大量艳照,以及与若干位 不同国籍男友的合影,那造型、作派也足以与国际“接轨”,挺“那个”的。 拍照片喜欢露这露那,或者爱好换换男友,这也可悉听尊便。但我以为,这些 都应该在私人相册之列,供自己欣赏或朋友观摩,不宜公开展览的,倘以此为“资 本”,为优势,拿来招揽读者,愚以为恐甚不妥。如果硬要觉得这也是“卖点”的 话,那就难免让人……让人产生出卖色相的错觉了。 男明星出自传,除个别自恋者喜附大量个人照片外,其余者多喜附与伟人、 (退而求其次)领导等知名人士的合影,以抬高身价;女人则不同,尤其是女明星, 自身“资本”雄厚,何须借助他人?然而,自传不是写真集,“露”也是要有限度 的;出名心切,洒向人间都是“露”,难免有污读者耳目。况且,靠“露”也是无 法长久立足的,“露”光之后,下一个“卖点”是什么呢? ——郑州 亚瑟 文凭榜上了大官大款 一些政绩平平、在老百姓中有口皆“呸”的官员,明明是中专毕业,或是半路 出家,却交几万元给高校,函授速成便成了堂堂的硕士研究生。高校的这种“文凭” 大批发,真令我这80年代初的大学物理系的学士汗颜。以我们的功底,要想再去考 研,也非得“头悬梁,锥刺股”不可。难道这些官员天生高人一等,无师自通,既 当官、又发财、又有功名?难道孔圣人的“学而优则仕”倒应改为“仕而优则学”? 其实,一想便知道,“权”和“钱”在起作用,高校经不起它的威逼和诱惑, 便敞开了神圣的大门,学术殿堂成了文凭和权钱的交易所,而这钱又大多是公家掏 腰包。你出得起钱,我出得起分数。 在现今的傍大款词条中,应加一条“文凭傍大款”;在现今的商品批发项目中, 应加一条“文凭大批发”。 ——福建龙岩市 林家祥 矫情的国际大专辩论会 从电视上看到的三次国际大专辩论会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 这种辩论会类似于一种精心操作的竞技和演出。 请先注意它的方式:每个辩题都分成正反两个立场,主持人每次都明确地宣布 说:双方的立场是由抽签决定的。即辩论双方可以持正或反的任何一种立场,亦即 其所发表的议论与其真实的见解无关,大家都是左右可以说的。于是这辩论会成了 各自努力发挥“偏见”的一种方式,有些道理原本是两方面互补的,有些观点是正 确的,心里也能很简单地这样理解,但偏要执拗地坚持一种片面。 辩论过程中,双方辩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各自背着精心准备好的材料,也就 是各自搜寻了许多片面的知识和道理作为攻击对方的炮弹。因此,较为精彩的议论 也就是各自背着讲稿的时候,而在这准备过程中,想来更有学问的师长们也不会袖 手旁观。但因学生们并不具备许多真才实学,所以一到自由辩论,那水平便不足观 了。、、花巧的语言,矫饰的真理在胸的情状,模仿什么人似地做出侃侃而域润嘈 慧的辩士形象。这就是师长们要传授和训练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的东西吗? 一位作评判发言的教授说:“……辩论得很精彩,但是忘了一样东西,幽默。” 他将风度和幽默当成了表面的似乎可以附加的东西。真实、真诚的表达见解的态度 应该是最好的风度,不论他是尖锐的还是婉转的,而幽默也就是思想智慧和人格的 一种自然的表露,那些作出的所谓幽默和风度,只能让人感到不舒服。 ——太原 杨新雨 边缘状态的中国环保 我们中国人对环保这件事情不能说完全不理不睬,有时候也提到相当的高度予 以重视。可是,中国的事情太多了,比如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比如国企改革、住 房养老,比如法制建设、反腐败,问题成堆,都不太顺。所以归根到底,事情要分 个主要次要,解决问题得一样样来。照我看,这样一想的结果就把环保问题自然而 然地归到了次要的位置。为什么呢?环境保护既是“保护”,那就必然只是一种边 缘话语,因为“保护”总是对弱者的保护,对弱势人群的保护。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残疾人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劳动保护等等,都属“保护”一族。对一 个社会来讲,弱势人群总属于边缘人群,对他们的保护,只会是插曲和修饰音,无 论如何也不会是“主旋律”。 在业已形成的这种思维定势的支配下,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广大老百姓觉得环保这个事情离我们还远着呢,先吃饱肚子再说;等到肚子吃得已 经很饱了,有些人甚至已经撑着了,大家还是觉得问题离得很远,继续放黑烟、排 污水、砍林木、吃野物,甚至大用特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饭盒,搞得森林受 损、白色污染泛滥。有些决策者很理直气壮地说环保应该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个大局。 于是,有些地方,大干快上高污染、高能耗、粗加工、低效益的项目,环保部门都 没有办法制止。人家行政首长要的是以“增长”为标志的“政绩”。 在血的教训面前,群众有觉悟了,可是,其他阶层的人们,觉悟却未见有大的 提高。据统计说,“在中国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报纸批评性报道不仅没有 增加,反而明显地下降了”,足见新闻界的环境意识没有多大提高。我们的学术界 和思想界,很少把他们的兴趣焦点对准环境问题。那些经济学家还是把“增长”作 为他们的研究主战场,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增长的极限”,没有绿色经济学,没有 去研究绿色GNP指标体系。人文学者们热衷于谈论市场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忽 视了现代化浪潮之下绿色与生命的飘逝。考评行政者的“政绩”,似乎也未全面推 行绿色指标评估法,因此,对行政当局的决策,依然缺乏有效的生态阀门。中国环 保的边缘状态没有改变。 ——北京 吴国盛 外国月亮比中国亮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的论调一向被视作是崇洋媚外,然而,近年来笔者 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出国归来人员发出的感叹:“外国的月亮的确比中国的亮,外 国的天空也比中国的蓝。” 我们知道,人类看到的“月光”是穿过了厚达2——3千米的大气层的。月光穿 过大气层时,受大气中云层的尘埃越多,光能损耗也就越大。光能损耗越大,光线 就越弱,月亮也就越朦胧,甚至暗淡无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月亮的明亮程 度可以标志一个地区大气质量的好坏。 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结果使 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从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就投入巨 资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现在,他们的环境质量已普遍得到改善。 反观我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才起飞,人们的物质生活才刚刚有所改善,但自己 的家园却已经开始遭受污染和破坏了。最近,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经济专家在中国环 境保护局的密切配合下,撰写了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 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目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全国500多个城市中,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的不到1%,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位居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之列;在全球空气悬浮颗粒物污染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竟占了五个。大气污染 和水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至少54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接近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8%。大气污染严重,空气中漂浮的尘埃多,浮云遮蔽最终导致“月朦胧、鸟 朦胧”,清辉不生,何来明月?因此,对出国人员回来感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 亮”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广州 钟伟青 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乃一介文弱书生,可谓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但一天我突发奇想,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清明时节,我加入浩浩荡荡的扫墓队伍走进八宝山。在这里,我没有任何亲朋 至爱。我怀着不哀不喜幽远平淡的心情漫步在这片人类的灵堂中,一片片坟海,一 丛丛碑林,密密匝匝。偌大的八宝山墓区,几乎没有我的插足之地。有占地不足一 平米的普通的水磨石坟头墓碑的“贫民”区,有占地数平米的雕栏玉砌的富人“公 寓”。在人民公墓,我见到几个正在干活的民工,便与他们攀谈起来,得知一个最 平常的“贫民”坟墓造价也得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中等水平的三五万, 好的有十多万、几十万。本来肃穆的心境平添几分茫然。 有资料显示,我国年平均死亡人数达700万,土葬500万左右,约占70%。这意 味着每年至少有10万亩良田沃土将变成黑色的墓地,意味着6.5万活人应该拥有的耕 地将被死人夺去。如果每位亡者平均丧葬费按四位数算,百亿之巨的资金将随亡者 一者埋葬。那么每年火化掉的200万尸首呢?他们的亡魂变成黑灰之后亦已处于“住 房危机”的窘境。北京老山骨灰堂把原叨年的存放期骤减至3年,但其容纳4万个骨 灰盒的容量最多时不得不扩到5万个。八宝山墓区更是“盒满为患”。还有些火葬后 再土葬,就不得而知火葬的意义了?建活人墓地也骤然兴起,仅湖南、浙江、福建、 广东、云南等省的“活人墓”就达32万座。如今一米见方的墓穴的价格已“炒”到 几千元、数万元,甚至高出了房产价格。 我们无法抗拒死亡,但对自己的最后归属则可以有所选择。将骨灰撒向高山、 草原、森林、江河、湖海,去拥抱曾经是那样热爱的世界,让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 大自然陪逝者远行——回归自然。像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那样充满生命力和战 斗意志的老前辈,不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里吗?死去何所惧,托体同山阿。 我真担心我将死无葬身之地。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担心,而是为我的子孙们, 为人类的子孙们。 ——湖北枝城 椽虎 丑剧不可没完没了 如今这世道可真够热闹的。前几年,沈太福折腾了一回,无锡集资案闹腾了一 阵,“水变油”的“专利”风光了一时;今年7月份“沈阳圆明园有限公司”又设了 一个18亿元的骗局;9月份一个私营企业老板雄风不减,在记者招待会上放言:他目 前资产“20亿人民币”的企业将在“2005年,进入世界十强”(目前世界“第十强” 的资产为1024亿美元。) 这位老板也有谦虚的时候:“我们也是异想天开”,我们的专家小组有个方案 ——不用去炸喜马拉雅山,只要用定向爆破的方法,在横断山脉中筑起一座拦截大 坝”,就可解决黄河缺水问题。把喜马拉雅山炸成一个有几十公里长缺口的“竖断 山”,可使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滋润我国干旱的西北,且不说这一工程本身是否可行, 仅其涉及到的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问题,地质和环境问题,就足以令有关 专家们望而却步。这一怪诞的奇想若是朋友闲聊中的噱头或是小报耸人听闻的招数 也就罢了,可我们的记者将此堂而皇之地写在报纸上。时至今日,这一怪想被其发 明者信口“不用了”。 哲人说,悲剧重复第二次,往往会变为喜剧。但丑剧重复第二、三、四、五…… 次会变成什么?笔者以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悲剧。悲在置身于荒诞之中而不觉荒诞, 悲在热心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和被骗,更可悲的是全民几十年共同积累起来的 国有资产成了这一场场丑剧的高额演出费用。或许是因为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 人们太渴望奇迹了,所以同样的丑剧可在不同的地区上演,招待不同的观众。可这 毕竟是信息时代,我们的记者有责任将丑剧带来的教训传达给每一个潜在的观众, 而不是跟着起哄;我们的经济学家与其参与演出,不如稍微扩展一点其专业范围, 费心研究出一个“超额回报的项目+X+X……一骗局”的公式,并加以推广,既可贡 献社会,说不定还可得大奖。当然,前提是不要为金钱和荣誉所惑,而利令智昏。 总之,中国已经不起这类高成本的丑剧没完没了地上演了,完善有关法律自然 是根本和当务之急,而整体上提高全民(特别是记者、经济学家和官员们的)素质 则任重而道远。 科委可有可无 古有商鞅变法,今有董阳变法,暂且不说他们如何变法,要说的是变法后的董 阳成为了科技局长,也就和一个长期在科技战线上工作的我成了难兄难弟,因此就 想说说董阳、说说我们的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显得’第一无力”。董阳所在的科技局,只有2人。 按领导与职工的比例来计算,领导的力量可以说比其它任何部门都强,因此,黄石 市的领导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你们乱说我不重视科技吗?你们看,科技局有多 少职工我就配了多少领导。”本人在科委已有十年之久,纵观了科技改革开放史, 有人总结道:科技部门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有钱有人管科技,没钱 没人管个屁”。我想,董阳他如果管得了“天”,“地”可能又变了,管得“地” 来,“空气”又跑了。他什么也管不了,什么都力不从心,因为他只有两个人,你 能不说“科技是第一无力”的吗? 基层科技局是个良好的“休闲场所”。董阳有无钱去抓科技我没去考证,但趁 着老记说董阳的科技局“形同虚设”,可以推断这个改革派没有多少钱,也就没有 办法在科技系统大刀阔斧地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了,作为改革者的董阳可以在清闲的 机构中好好地休战一下。如果董阳不是调到科技局,而是拥有实权的组织部、人事 局,或者是经济部门城管局、工商局,或一个更理想的位置,成为了区领导,那么 老记们的说法会在另外一个方向,黄石市委也无需派出联合调查组。如果科技局不 是“休闲场所”的话,河口镇的百姓没有必要上访到区委、市委、省委,因为董阳 完全可以说“乡亲们,我还会为你们服务”,但现在董阳的科技局做不到。 ——江西定南 林红敏 袁隆平是谁? 前些年听朋友说有人慕名来长沙拜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找了几家单位, 连问数人,均答不知道有个姓袁的,有人还反问道:“该个姓袁的是搞么子的?” 迂腐如我辈者一直把这当作人们编排的笑谈。你想想:作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杂交水稻技术的伟大发明者,因攻克了人类吃饭难题而受到人民的普遍尊敬, 并且名字上了中小学课本的袁隆平,他所栖身的这座城市的市民即便不能尽人皆知 他的大名,起码读过书看过报见过世面的人应该知道袁隆平,并为与他生活在同一 座城市而感到骄傲吧。 不料,事实证明了我对于“中国国情”的全然无知。一天去某机关办事,有幸 听到某办公室几个人在议论一篇题为“袁隆平品牌价值上千亿”的报道,一胖胖的 科长大人居然问下属:“袁隆平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他是搞么子生意的?” 科学家的名气无法同官员、歌星、影星、体坛名人相提并论本来不足为奇,但 像袁隆平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知名人士,在他栖身的城市乃至供职的单位,知 名度之低却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官场上得来的难题同样从官场上得到解答。近日,一 位自称精通官场学且理得清复杂而微妙的领导排名次序的先生的回答让我大彻大悟: “袁隆平咋不知道,新近当选的省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干部嘛!”怪不得先前那么 多人不知道袁隆平,只因为他那时还远远没有做到“副省级干部”。 也许,将来《中国名人辞典》上关于袁隆平的辞条将是:“袁隆平,湖南省政 协副主席,副省级干部。” 怪不得写文章的拼了命要争个“相当于副处级”,唱歌的要争个“副师级歌唱 家”,即便教书的也还以“享受正科级待遇”为荣哩! 因为,没个官场名分你简直没法混! ——湖南师范大学 魏剑美 土飞机能飞多高 几天前,电视新闻报道了一位湖南的农民兄弟制造飞机的壮举。两年前电视台 也曾连续报导过四川一位农民制造飞机的故事。那两架历尽了百般周折才造出来的 飞机,都是只在田间小道或大公路上呼扇了几下。看来这两位农民都还没有达到19 03年莱特兄弟的水平,既上不了吉尼斯纪录,也不能让波音或洛克希德公司心动。 这两则新闻的报道者都不加评论,也没有说明农民兄弟造飞机的初衷。要是想说明 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企盼掌握高新技术的心愿,搞点业余活动解闷,倒也无可厚非。 要是想干出点实际业绩,那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到了20世纪的末尾,就是能在家中 用泥土捏出活字,也开不成印刷公司;造出几张纸,也难冠上“×侯纸”的商标, 那又所为何来呢?! 由此想及当年的“大炼钢铁”,其实从字面上推敲本无任何不妥,钢本来就是 炼出来的,前面加上“大”字,无非是形容炼钢的声势;但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则 应该称之为“大烧钢铁”,连炼的条件都不具备,不是烧又能是什么呢。还有前两 年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热,不论州道府县,不顾自身条件,一厢情愿地在那里 筑巢引凤。究竟有没有“凤凰”还是问题,大片大片土地荒芜、大量人力财力浪费 却是不争的事实。 愚昧、落后、无知本身只是客观存在,要是再加上欲望这主观催化剂,就能演 出很好看的戏剧。所不同的是,如果这欲望是善良的,则上演的往往是闹剧、喜剧 之类;如果这欲望是邪恶的,则上演的往往是残忍、血腥的恐怖戏。但不论如何, 这世上还是少演点戏多做点实事求是的工作为好,因为演戏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都 是要付出代价的,说不定这代价还是十分沉重的。 ——湖北潜江市 卫祖德 神话还是谎言 有关医疗方法、药品疗效的宣传广告,事关黎民百姓的生命健康,世界各国均 制定法规给予严格监管。我国有关法规也明文规定:凡宣传医效,均需经过国家有 关医药部门专门鉴定和批准,否则以卖假药论处。我国广告法也规定:不得以病人 的名义宣传医效。 可是近日又有一家杂志以“有争议”、“读者会感兴趣”为名,发表了柯云路 的《发现当代华伦》的纪实文学作品,据说又“发现”了一位能治癌的“当代神仙” 胡万林,据说他也是用气功和一些私自泡制的未经任何医药部门审批的“神奇药粉” 治好了六千多位癌症病人。对这样未经国家有关医药部门鉴定和审批的医疗方法和 医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替其宣传和作广告,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前几年福州市也出了一个“神秘上校”(傅崧山),到厦门市开了几次“带功 带信息报告会”,我亲自到场观察了几次,其骗人手段拙劣不堪,全是骗局。我看 到那么多虔诚的百姓纷纷掏出260元,买下其签个名就能“包治百病”的实际价值不 到几元钱的用普通布料制成的“特异信息带”(小腰带),让骗子一个晚上就挤走 了数万元,至今过去几年了仍然令我满腔愤慨!“神秘上校”等骗子为什么能以气 功的名义欺世盗名骗钱呢?他在广告牌的最中心位置贴出他与柯云路的合影,说 “著名作家柯云路通过生命科学”证明了他的医效。如今据闻“神秘上校”已“死” 了,他骗走了老百姓巨额的钱财,就让他逍遥法外了。 所以我建议应采取法律途径处理那些为“当代神仙”、“气功大师”的医效作 非法宣传广告的违法问题。 ——厦门 陈济南 科学不应当这么可怜 近几年,人们一直在用科学这一武器来揭穿气功大师们的鬼把戏,但往往付出 了血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科学在迷信面前的无力。 新文化运动差不多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想不到赛先生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依然 步履艰难。其实,像所谓的“气功大师”、神人,是不需要多少科学常识就可以看 出其中蹊跷的,科学是经得起验证的。据说,天文学的新发现必须要由其它两个天 文观测站的独立验证才能得以承认。如此看来,科学是不怕验证的,也是经得起验 证的。用母亲的名义、甚至用拳头来迎接验证,只能说明气短心虚。最令人奇怪的 是,不管有多么难以治愈的病,我们的大气功师或是继承了“祖传秘方”的大师们 都敢夸下海口。其实,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不会上当。很多疑难病症,像乙型 肝炎、艾滋病等等,只是近几十年才逐渐弄明白病因的,病理的研究尚在逐步认识 的过程之中,祖先怎么会预知呢?国外是向分子水平研究疾病,我们动辄引用《黄 帝内经》等等,真不知老祖宗地下有知,是该兴奋呢还是该为子孙脸红。 退一步讲,即便没有多少科学常识,根据生活常识也能知道个一二。哪有用一 味或几味药治百病的? 可见,一些“神人”的生意兴隆只能是科学的悲哀,说明我国公民的整体科学 知识水平太低了。前不久看到一材料,说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发达,原因之一就是 美国起步时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公众对科学技术很容易认同并接受、利用。在我 们国家呢,为了一个邱氏灭鼠药,害得几位科学家甚至是院士出来摇旗呐喊,对簿 公堂。 生活中有太多“动口又动手”的“大师”,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包治百病的大小 广告,如果我们的科技知识稍微多一点,它们自会自讨没趣,收敛许多。 ——北京贾明 三百万元,你敢送吗 不久前,笔者看到一条消息:杭州正大青春宝集团内部实行股份制改造,董事 会作出决定,董事长冯根生须至少认购2%、价值300万的股份。如此一来,冯总就 摇身一变由经营者变成了经营者兼所有者,他的个人利益便更紧密地和公司利益联 系在一起了。可是冯总虽然一手将青春宝带大,却没来得及敛财,他买不起。于是 问题出现了,这价值300万的股份究竟以何种方式到达冯总名下呢?据悉,浙江省已 组织专家研讨。笔者在此也出个主意:不如大方些将300万送给冯总? 企业本是一个契约组合,通过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产权的当事人共同签 约组成。根据投入要素类型,所有人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 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脑力、体力投入企业生产经营,不断积累,理应获得风险 收入和知识权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样都是独立的产权主体。 于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利润分享制出现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包括经理和普通劳动者终 于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取得了同等的产权主体地位。因此,冯总认购股份这件事的 意义不在于激励机制的完善,更在于产权制度的完善。送他300万不是“大方”,而 是“规则”。1991年可口可乐公司赠与其董事长罗伯特·瓦祖塔价值8100万美元的 公司股票。不幸的是,不少国内企业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普通劳动者和经理被迫出 价购买那份他们理应获得的产权,而内部职工持股制度被进一步简化理解为筹资渠 道。而不少职工只是关注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以获得差价,激励作用荡然无存。 人力资本的获得是因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付出的知识技能,并且人力资本具有 与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的特性,所以,劳动者和经理取得人力资本股应是无偿的; 并且因为所有者的死亡、退休、离开企业而自动消失,股票不得买卖。 但愿冯总能够顺利地拿到那价值300万的股票,但愿国内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 更加注意规范性。 ——上海 韩志远 下岗者功不可没 因我未下岗,又因我是动员别人下岗的人,因而在动员别人不岗或在讲下岗的 意义及出路时,自我感觉颇能打动人。假如我“下岗”呢?设身处地一想,似乎感 到下岗者的难处颇多,自己的责任亦颇大,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 一曰下岗者“功不可没”。当企业效益不好及发不起工资时,有一批人员下岗 而自谋出路,确实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亦减轻了企业领导者的压力,甚至也可以救 活一个厂。然而退而思之,却不免惭愧:企业“活”了而下岗者“死”了(无工作), 这是企业领导者的能耐吗? 二曰下岗者“大有作为”。由于下岗者失去饭碗,失去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努 力找工作和干好工作,肯定是会饿肚子的,此即谓“哀兵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 事实上也有不少下岗者确有作为。然而又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有的人一走上社会 就成了“龙”,而在你手下就变成了“虫”? 三曰下岗者要“更新观念”。由于社会就业的容量不大,不更新观念就找不到 工作,而更新了观念也未必都能找到工作,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其实企业的领导者 更应更新观念,如果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早一点更新观念,能够抢占和拓宽市场,能 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用得着让职工下岗吗? 望领导者冷静地分析问题,义不容辞地去关怀和安置下岗职工,而决不要空泛 地讲大道理,更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痛”! ——四川德阳樊作礼 断奶职工的隐忧 在我们那里,国有企业的改革大致有两类,一是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二是 对企业职工实行“工龄买断”,即用每年工龄1000—2000元不等的价格让职工买断 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从此职工没有了国家对其养老、医疗、住房的保障。 对于第二种买断工龄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孩子和断奶,一个孩子断奶之后却始终 离不开母亲的抚养,可企业职工买断工龄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没有依靠的孩子,失去 了养老、住房、医疗保障。试想一个工作二十多年的工人在得到两三万元的同时, 他就失去了以前二十多年工龄那部分工资中不包含退休养老、医疗保障、住房享受 等费用,这是否有失公平。 下岗职工是国家改革的心腹之忧,而买断工龄的职工是否会成为国家稳定之忧 呢?有人说,我国农村从来就没有医疗、退休保障不是也相安无事。可我们国家历 来崇尚“耕者有其田”,农民毕竟有块田可耕,而职工一旦买断,那就成了失业人 员,连那种下岗职工的心理依靠都没有了,那他们还有多大的企盼,特别是对就业 机会相对较少年龄偏大的职工。 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买断对地方政府来讲是扔包袱的事,当然 乐意这样做,对企业职工来讲也许一时还不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可过不了多久, 手中的两三万元钱用完了的时候,谁来为他们养老、医疗、住房保障,当他们明白 买断是一种有失公正的“契约”的时候,在心理上他们还会平衡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种必然,买断也许是一种方法,但简单的买断绝不是一种好 的方法,其与股份制相比绝不能相提并论,股份制虽说也是一种断奶,那是国家与 企业之间,毕竟保留着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买断则是国有企业对职工的断奶,是彻 底的剪断,在各方利益没有得到理顺的今天,职工不管愿意与否买断对他们来讲都 有“城下之盟”的味道,大量的职工买断对我们今后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稳定会产 生什么负面影响呢? ——江西安福 肖惠东 慎言免税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近日决定:两院资深院士每年1万元的资深院士津贴免征个 人所得税。有关人士认为,此举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对老年院士 的关心爱护。想法不错,但这一作法可能有副作用。 国家税法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我国实际上还处于 推行的试验阶段,其在国家财政中的作用必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目前 人们对这一税种的认识还比较淡漠,能偷就偷能躲就躲的不在少数。在这样的背景 下,不是强调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权威性,而是免除资深院士的个人所得税,其副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免除的数额很有限,对资深院士的实际意义不大。两院 现有资深院士145人,全国总免除数额不过十万元。就资深院士而言,每个人对社会 的贡献都不是数万元所能补偿的,也不是免除数千元的个人所得税所能代表的。不 错,他们需要尊重和荣誉,但是,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免除资 深院士的这一义务,就意味着给予他们一种别人没有的特殊地位,明白地说,就是 一种特权。在一个公平社会里,特权是一个十分消极的信号,大大损害了个人所得 税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人们并不会因为资深院士免交津贴个人所得税而不平,因为人们尊重他们。但 用中国传统“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兔税在某种程度上因小利而把院士推向了 “不义”的处境,这也并不是院士所希望的。 对资深院士津贴免除个人所得税,其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的物质意义。而 在其象征意义中,负面效应一点也不比其正面意义低。 ——天津 王军杰 良知不如法律 与前些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样,眼下,开来女士的《我为马俊仁当律师》 也成为畅销书。把这本杂志翻来看看,方知道开来女士是“作为一个良知还没有泯 灭的律师”,才“义无反顾”地辞掉《中国作家》的委托而走向马俊仁的,书中再 三强调的主旨是“比法律更重要的是良知”。 毋庸置疑,匡扶正义,济危扶困,是社会公认的道德意识,也是人类应具有的 良知。然而,作为一个律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为当事人辩护, 也同样是一种责任、一种天职。辩护是律师的职责,无论是当年的王张江姚,还是 今日的陈希同,尽管他们臭名昭著,人神共债,但还是要请律师为他们出庭辩护,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才能体现出社会秩序的公平与公正。 如果每个律师都像开来女士那样为了“良知”而“义无反顾”的话,那么,以后凡 是与“坏人坏事”沾上边儿了的案件,怕都找不到辩护律师的,谁又不怕被人指责 为“混灭良知”呢?其实,历史的经验证明,良知是靠不住的,想一想,历次运动 中我们所干过的那些有悖法律的傻事、蠢事,除去决策者的失误之外,哪一件不是 凭着满腔热忱和良知干出来的?所以说,良知不能代替法律。 据报载,开来女士在武汉售书时,还说了另一句叫人难以苟同的话,“已经胜 诉在民心法庭”。此案尚未开庭,何来胜诉之说?另外,所谓的民心法庭、道德法 庭,都是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时代的一种说法,都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 任何意义,这种话语更不应该出自一个熟谙法律的律师之口,与良知一样,民心也 是靠不住的。克林顿受性丑闻困扰,民意指数不降反升,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受 益不浅,但这不能说明美国民众支持他“泡妞”。所以,在一个多元社会里,不但 个人是靠不住的,有时甚至连群体、民意、民心都是靠不住的。 还是让法律来说话为最好。 ——北京韩三洲 江洋大盗的哀荣 某市枪毙一流氓头子,行刑那天,万人空巷。我想,也就不外乎看看热闹吧, 听来的消息却说,不,其中有一些人是送行的!还有不少少男少女骑着摩托车跟在 刑车后面,一路还呼喊着那人的名字! 此间的传闻说:那人很肝胆,很讲义气,也很有“办法”,很有“能量”。比 如催债什么的,别人怎么催都催不来,只要他出面,一次就能成功云云。不知人们 认真想过没有,在“很有办法,很有能量”的背后,那人采用的是什么手段?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法律许可之外的心狠手辣。一个作恶多端的流氓,居然能 得到民间同情,实在不可思议。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的“江湖心理”是分不开的, 它主要表现为帮派意识、哥们义气、侠义肝胆。 在这方面,中国经典的文学描写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等等等,最 著名的当数《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水浒传》中之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这 种“江湖心理”对权力的渗透和腐蚀,则容易导致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的形 成。 当外国的福尔摩斯、神探亨特们在千方百计搜集罪犯证据,将罪犯一个个送上 庄严的法律审判台的时候,我们的绿林好汉武林高手们正在深山老林里修炼功夫生 死决斗;当侦探小说风靡西方的时候,武侠小说正在华人世界里大行其道,且日复 一日成为“成人世界的童话”。西方的太阳下,惩恶扬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无情 的法律之剑;在东方的月亮里,伸张正义往往被寄望于盖世无敌的武功和“清官”。 法治的概念是:任何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哥们义气的原 则却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在一些藐视法律的人那里,“法是人制定的,是人大 于法还是法大于人”这个问题常常被用来鱼目混珠混水摸鱼。可惜,在“成人童话” 里,好人都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果,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偏离法律的轨道,却往 往难有这样的好结果。武侠小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是法律的无能,使人们寄 托于这个“成人的童话”?还是原本就浓厚的“江湖意识”对法律的无情嘲弄和摧 残?亦或兼而有之,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就好比本文开头的催债,如果法律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账者束手无策,那么, 江湖上的“黑道半黑道”手段就还会有市场,并且还有可能受到某种社会利益群体 的欢迎和拥戴。 ——福建三明 童大焕 法律与烧火棍 看到了一些报道,讲述被虐待蹂躏的妇女因为采取自行报复手段而触犯刑律的 事情。报道者每每要感慨:可惜她从未想到过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本来悲剧 是可以避免的。 但凡遇到匪情,正常人的反应总是希望抄起有效武器自卫,一个人被虐待得下 决心采取杀人这样的极端手段了,其它的方法大约应该也考虑过许多。在今天的社 会环境下,说一个被迫杀人者从未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解决问题,这不符合逻 辑。考虑过,经过选择,却还是决定动刀子,说明她对自己能否有效运用法律武器 缺乏信心。 一件武器,能否被有效地运用取决于几方面。首先,武器的性能应该可靠。据 报道,某些受虐待的妇女曾经做过相关的尝试,结果不但没有摆脱困境,反而招致 更疯狂的伤害。法律武器面对“家务事”或“未构成刑事犯罪”时拒绝开火。再者, 武器应该顺手,敌人的刀就要砍过来了,而这边的操作程序复杂得无法及时完成, 这武器火力再强也抵不过灶边的烧火棍有用。其三。应该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能 够无师自通之人终归是少数,多数人要靠行家来教。 因此,为了减少类似悲剧发生,社会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和义务。既然允许人 人配备法律武器并鼓励人们用以自卫,只要我们将这武器改进得有效、好使、易于 掌握,谁会没事偏主动地跑去做悲剧人物呢? ——北京 江炜 令人痛心的“浴血行动” 据报道,三十七名全副武装、配备了防弹衣的警察和武警去围捕歹徒,经过近 两个小时激烈枪战,五人牺牲(其中有一位刑警大队长、一位派出所副所长、一位 武警司务长)、六人负重伤,另有三名群众被打死,最后擒获了也是重伤(送医院 不治而亡)的歹徒。读完之后,即为干警不怕牺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行动所打动, 同时也很不是滋味儿,因为,歹徒只有一个人! 从文章看,首先是事先的计划不太周密,想得较简单,准备不充分,弹药还不 如歹徒充足。有几人就是因子弹打光,失去压制能力后,被歹徒击中的。其次,缺 少训练,专业技能和素质不强,也是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怎样以最小的伤亡将歹 徒擒获或击毙,是值得好好研究并认真训练的。 我们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用这么多人的伤亡去换一个 歹徒的命,代价太大了。我由衷地希望有关方面能重视这个问题,让今后少一些这 样的“浴血行动”。 ——上海 李亚力 审判官的“即即性命” 一正先生在新近一文中提出,对法官应视为父母官,这是对法律最高权威的敬 意。笔者是位律师,对此提议自是大力支持。只是与社会接触太多,所闻所见天下 “父母官”实在难以轻易出口。 暂且不提海南省高院那位胆敢擅改审判委员会决议的前任审判员,一些级别更 低的“父母官”之言行举止足以令人大摇其头。朝阳市区级法院一法官在审判朝阳 市市长时说道:“刘相荣你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即即性命!”刘市长说,哪叫 即即性命?那叫卿卿性命!法官反驳说,你知道今天是谁审问谁,我说谁错了审问 谁。(详见8月13日《民主与法制画报》)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年代初通行全国的小 学语文课本中《毛主席回韶山》一文就有“罗瑞卿”三字。况且中国是古装戏生产 大国,“爱卿”两字充斥于影视剧作之中。再说,老人家亲自发动一场全国性的红 学热,要求骁勇战将也要多读精读《红楼梦》,“卿卿性命”一语早已融入市井俚 俗之中。作为一名审判人员,此字不识实在太不应该,素质之差让人哭笑不得;至 于用胜利者的姿态借法庭之威驳斥“一字之师”,更是显得滑稽,这样的法官怎能 让人产生敬意。 ——成都 锐军 不播也罢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占用平时《焦点访谈》的黄金时段的几十分钟时间,播放了 审判陈希同案的“不包括个人隐私”的部分内容。一边看一边就感到非常不好受, 感到义愤填膺。 你看陈希同面对法庭,坐在被告席上那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稳坐靠背椅上泰 然自若,椅子上的小手桌上还为他备好了纸笔,他像是开会一样不时做着笔记。小 民如我不懂法庭程序,不知此等待遇是为陈犯这样的大官犯所独享,还是所有的犯 罪嫌疑人都有这样的权利。你看他说话的那个口气,完全是在听汇报或是做指示。 面对审判长和公诉人的提问,他回答说“你们说是就是吧”,“你说有就有吧”, “你们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真是岂有此理!小民无知如我,也知道法庭上被 告人对提问应明确回答“是”或是“不是”,“有”或者“没有”,什么叫“你们 说是就是”、“你们说有就有”!还有,自始至终,陈希同没有停止玩弄他右手上 的那支铅笔!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庭,藐视法庭上高悬的国徽又是什么!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审判长对此没有义愤,没有制止,而且说话的口气也不强硬,有时简直在 用与陈犯商量的口气!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怎能让像陈希同这样过去的大官如此蔑视法律? ——武汉吴敏文 无罪时的陈希同 现在的陈希同当然是有罪的,但是一直到8月20日审判陈希同案后的若干天内, 判决生效之前,从法律上讲,他还是无罪的。我想,吴敏文同志肯定是不了解这一 点,才写了9月18日“百姓茶坊”的那篇《不播也罢》,并发生“我堂堂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怎容……蔑视”的呐喊。 不知是看多了封建时代动辄大刑侍候的审判方式,还是受文革时期批斗会的间 接影响,很多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就应该战战兢兢,低头认罪, 而没有想过他可能是清白的,尽管有时这种可能性几近于零。正是为了这种可能性, 法律才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定罪”,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许多权利,包括为自己 辩护,包括沉默。尽管陈希同“应该”对提问明确回答“是”或“不是”,但他也 有权利说“你们说是就是”,并且用自己喜欢用的口气。因为在法治社会,审判活 动就是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罪重或罪轻的一场“讨论会”, 所以,法官不必因陈玩弄手中的铅笔而义愤,也不一定非要用“强硬”的口气说话。 法官审案,强硬的应该是“事实”与“法律”,声色俱厉的大批斗并不是“严肃” 的唯一版本。 所以,如果再看到电视播放或实际的庭审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劝大家不要 “不好受”,更不要“义愤填膺”,应该高兴才是。想想万一有一天清白如水的你 我成为刑事被告,这些权利会发生怎样的作用?吴文的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 题:此等待遇是为陈犯这样的大官所独享,还是所有助犯罪嫌疑人都有这样的权利。 ——上海 秦文红 哀教育 看了教师强奸十三名女学生的报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感觉,四川那个学 校就是一座法西斯集中营,父母用力供养上学的女孩子无异于一个个性奴隶。光天 化日之下,一边上课一边发泄着淫威,那么多双清澈的眼睛全瞎了?那些进来摆龙 门阵的同仁的眼睛被狗吃了?那些母亲们的眼睛昏花了?孩子内裤上的斑斑血迹不 是花朵的颜色,不是这个季节的物信。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个事件,无法回避的便 是这一连串天问。 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掀开了沉默的冰山一角,把罪恶的深渊展示给 公众。农村中学求学的经历,使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胖乎 乎的校长突然被调走了,听说犯了生活错误;男班主任经常把长得好看的女同学叫 到办公室兼卧室,说是谈工作,如此这般,该女生便评这评那,天下好事占尽了, 后来,教师被逮捕了,女同学也便转了校。当时,我们很吃惊,不敢相信堂堂为人 师表者竟是衣冠禽兽。老师都不能信,我们还能信赖谁呢? 对教师的遴选缺乏必要的监督,使学校成为肆意妄为者的乐园,文中事情败露 后,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托管校负责人的胞弟,是代课教师。代课期间如何考评却一 概不知。就我的判断,他极可能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一个色魔。但未做任何必要的 健康检查,仅凭胞兄的一句话,他就成了人民教师。事情还不止于此。同校的其他 几个教师也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对他的兽行熟视无睹,记者采访时竟然谎称没看见。 这样一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监督和考核,仿佛天外星体,凭自身的热能运转着。 班上同学肯定都知道这件事,但谁也不去说,使其成为共有的秘密。谁都知道 老师“怪”,也害怕被教师“怪”。但就是不反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和老师的 关系,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每天加减乘除,把头埋下去再埋下去,才能得到 老师和家长的好脸色。一群羔羊,在狼的淫光下长大,又如何懂得区分禽兽与神父? 在文明国家,孩子从进幼稚园起,就首先得到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他们被告知,什 么是自己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被侵犯时如何处置,如何报警。我们的教育则恰恰遗 漏了这个基础内容。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时,教给亲子的竟然是“听老师的话!” “别惹老师生气!”“你要不乖,小心老师打你!”在家里骄横霸道的独生子女到 了学校,全都变成了察言观色的小社会学家,因为过于顺从,导致教师的独裁和放 纵。如此循环往复,学校里就只剩下了狼和羔羊,城市如此,乡村尤甚。中国的乡 村教育,因为经费和家庭压力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基本上处于沉重的境地,它的疲 惫的运转,似乎全靠教师的自觉维持着。这自觉若不能用制度保证,迟早要走了样。 铁炉村的兽行就是一个明证。一 父母们只知道读书才能跳龙门,把孩子和钱交给了学校一切就可放心了。一条 教育的流水线,通往明天。他们视自己的孩子为机器人,早忘了他们还是一个正需 要监护的嫩芽儿。孩子说老师“怪”自己,他们只当作天方夜谭。 这一切酿就了中国乡村教育的耻辱。又仿佛一场谋杀,但凶手仅仅只有一个乡 村教师吗?现在,还没听说谁为此事负责。 ——北京 老愚 教师吃香了? 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报道高考前第一志愿报考师范院校的学生增多了,曾跳 出教师队列现要求返回的人多了,甚至一些行政人员也纷纷要求转到教师队伍中来, 等等,于是有人得出教师地位提高了,教师职业吃香了的结论。真的是这样吗?笔 者不持乐观态度。 直说吧,我以为前两年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形,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工厂亏损 了,教师吃香了”。此话说在了点子上。换言之,即工厂连年亏损,在岗的工人的 工资常常都发不下来,下岗的就更不用说了,而教师虽然工资低些,但基本上或大 多数还能按月发下来,这就是真正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什么人都向教 育上挤,干什么的都想钻进教师队伍里来的热闹假象。已经披露的宁夏某市不几个 月就有三四十人包括教过书的,从未教过书的,在职的,下岗的,各行各业,各色 人等,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便很快地稳稳当当地走进了教师队列, 站到了课堂上去误人子弟。还有些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夕给校方 交上三五千元便可转为师范专业而进行分配,结果学生找到了工作,学校增创了收 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而近半年来,教师行业更显得火爆,越发人满为患。但综观现实,最近挤到教 育战线上来的有不少是领导的妻子儿女及其七姑八姨。这就叫人们有点大惑不解, 因为先前一般领导是根本看不上老师这个行业的,他们明知当老师是经常受人欺侮 的,比如被人随意扣发工资等等。现在怎么却一反常态,一悖常情,舍得让自己的 亲属来当老师呢?时逝世易啊,这是其一。其二,经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锻 炼”过的一批领导干部的政治嗅觉那可是相当敏锐的,他们对中央发布的其他政策 与法规可以不在意,不经心,但却注意到了朱总理上任伊始的讲话:今后除教师和 公务员的工资由国家开支以外,其它则逐步……这就是奥秘啊!所以现在一些领导 则抓住时机,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亲属向教育战线上塞, 至于他们教得了书教不了书,领导是不管的,也是不需要担心的;至于亲属的文凭、 学历、档案那更是不需要操心的,自有人会给办好的。 呜呼,教师行业如此地“吃香”!? ——湖北十堰 任学栋 我们的语文课 有的家长抱怨现在语文考题出得偏、怪、难,“中文系教授都不会做”,报纸 上也煽风点火地登了几道小学语文选词填空题。虽然我是一个中学生,还是要说大 家少见多怪了,各位可能都没见过真正的偏题怪题吧!现摘录一道我在某次单元测 验时遇到的考题请各位研究(若引发各种疾病概不负责): 下面句子划线处应衔接的句子是: 有的作品内容确实不错,可因为写得拖沓累赘,读起来就像是——,使人感到 吃力、头疼。 A.穿着铁鞋跳舞 B.背着一块石板在剧场里看戏 C.拄着拐杖跑马拉松 D.跟一个门外汉谈文学 标准答案选B。想知道为什么不是穿着铁鞋跳舞吗?很简单,这句话曾出现在高 中语文课本第二册第166页第10行,要没背过就活该了,学语文再有道理也得听课本 的。 说到课本,我就更觉得莫名其妙了。我发现课本中的一些课文也跟一些RPG游戏 似的有“隐藏剧情”。那天翻一本散文集时惊奇地发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 中还有一段“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的描写。也许是编课本的老师认为此段会助长 早恋之风,便果断地删掉这种说不清楚的内容,用心良苦啊。不过这种遮遮掩掩的 做法也实在把我们看得太“那个”了。 下面的话我就不大敢说了,就是语文课本选择课文的标准有些好像不是文学角 度而是政治角度。课本中收录了很多领袖的文章和讲话,每一篇都很长很难懂。像 高中第三册第一课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的确很好,可就是太 深奥了。毛泽东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于五十年后的十几岁的孩子实在难以理解。教 参中说选择这些文章的用意在于挖掘现实意义,“警惕颠覆共和国的行为”,那我 就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不从近期的文章来选择,而非要挖掘老文章呢?如果计算一 下语文课本中课文的平均写作年代(文言文除外)的话,估计平均写于60年代以前。 鲁迅先生的作品的确深刻,可也的确难懂。可鲁迅作品在高中第三册讲读白话文中 正好占了25%,这些文章也很令人头疼。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编一些有生活气 息的轻松美好的反映时代的文章呢,这种文章现在几乎一篇也没有啊! 原来最枯燥的课本是政治课本,现在政治课本改革了,语文课本荣膺“最枯燥 课本”桂冠,以呆板的面孔迎接着一批又一批天真的学生。 ——一学生 拒绝“狼奶” 今年高考,福建考区语文中心组的全体教师给一篇作文打了满分。据说,还有 老师非常激动,拿着这篇作文向该生所报大学的教授极力推荐,希望能让这位学生 直接升读研究生。看来,这是一篇罕见的佳作,因为它竟使诸多挑大梁的教师欣赏 有加。 可是看过这篇作文,我不止是失望,还有深深的忧虑。我读高三的女儿在语文 教师激动万分地向他们推荐这篇作文时因不满也“激动万分”。 这篇作文审题就已经偏了。她选的作文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坚 韧”的意思是“坚固有韧性”,是双义复合。这位考生显然只取其“坚”义:“我 只是在铸造我的性格,使她像铸铁一般坚韧”,“有人说柔韧比坚韧更容易存活, 这很有道理。不过我觉得柔韧有欺世盗名之嫌,还是不如坚韧来得干脆直接。要碎 吗?也得碎得轰轰烈烈。”考生的理解上,显然并无“韧”义。 而笔下流露的,甚至也不是“坚强”、“坚固”一类,更多的是“刚硬”的质 地。作文刻意渲染“冷漠”:“看过日韩许多中学生集体跳楼自杀的新闻,我不屑 一顾。”“我不相信眼泪。最疼爱我的外公去世时我没有哭,父母离婚时我也没有 哭,他们分开以后无所顾忌地抹黑对方时,我更感到有想笑的冲动。” 语言还不错,但也好不到哪去。上边引的这句“我觉得柔韧有欺世盗名之嫌” 就不明不白,只是渲染了无理性的情绪(此类问题文中常见)。但这些都不能过多 地要求一个临场急就的考生。我难受的是文中冷漠甚至冷酷的情调。那么娴熟,显 然常在心中翻滚。“我坚信苦难是一所学校”,这话对。是“学校”,可是想学什 么?”学到了什么?“我的心是一把到,出炉的时候必须喂它以血。但它,不欢迎 眼泪。”这就是学到的吗?“台湾作家洛夫说:‘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过。’ 套用过来,我却觉得欣赏别人和自己的苦难有助于自己坚韧性格的成形。”从上文 我们的确看出这位考生有点“欣赏别人的苦难”! 这实际上是一位在情感上需要帮助的学生。家庭的破裂和双亲的言行显然使她 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她毕竟弱小,她用冷漠来保护自己。同时她也相当以自我为 中心。 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们的教师应该做的是抚慰、引导,帮助她走出生活的阴影, 以健康的心态去对待人际关系。可是我们的老师竟欣赏、鼓励那种冷漠和冷酷!殊 不知这种鼓励会加重她的心病,那种情绪日进,对己对人的伤害便会日深! 我们是过来人。我们这一代被称为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想起来,当 初我们的老师向我们灌输了什么啊!我们也热烈地追求铸造钢铁性格,我们向往与 人斗争,向往疾风暴雨,学会习惯性的仇恨和敌视。我们也不欢迎眼泪!那时的女 孩,不像现在的任何女孩,那时的女孩真男性化。不,这位学生所追求的我们早已 实践过,所以成为那样,绝对有老师的教化,社会、学校喂给我们的“狼奶”!文 化大革命一被发动,教师却成为我们首先批斗的对象…… 苦难的确是一所学校。十年的苦难让我们中的许多人终于学会了去爱。我们的 眼泪回来了;我们对他人的不幸终于感到心悸;对人世的种种,我们终于会从心底 发出叹息。是的,我多么感激眼泪、叹息的到来啊!从此,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 “勇敢”,什么是“英雄”,什么品格才叫“坚韧”。 我现在是中学的语文教师,我要说,我们教师千万不能再给学生喂“狼奶”了, 不要教给学生简单地追求“刚硬”,不要鼓励冷漠,更不应为铸造嗜血的心灵之剑 欢呼雀跃。看着这张打了满分的作文,我为语文教学、为教育现状,为教师的素质 深深地忧虑。我也说素质,但定义跟常说的不同。 又:某语文报特邀作家魏学智以另一高考作文题《战胜脆弱》拟了一篇文章, 混在考生作文中送给河北省的改卷老师评改。魏先生的观点有与我相同处。这篇文 章被评为“不及格”。 ——厦门 朱丽冰 爸爸不是大灰狼 我小时候上学常惹老师生气,现在想来真是无地自容。所以孩子上学前,我便 一再叮嘱她要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别像我小时候那样总让老师说“你顶次了吧 你”! 可在面临实际问题时,我还是一不留神就犯错。这不,孩子上学头一回考试, 我就露了怯。那天孩子拿着卷子、噘着嘴巴站到面前,我迫不及待地拽过考卷:才 96分!我这个气呀,96分在如今的孩子堆里是低分了!这怎么行?我得弄个清楚。 细看试卷,才发现老师把孩子原本写对的一个字批错了,扣掉了4分。那一瞬间,我 的心中真像打翻了五味瓶:堂堂老师,怎么能够如此轻率,让孩子第一次考试就蒙 受不白之冤?我该怎么办?找老师说理去?把关系搞僵了,以后倒霉的还不是孩子? 不去找老师,就这么忍了?我倒没什么,在机关呆了十多年,多少难忍的事都忍了。 可是孩子呢?孩子的低分会给老师留下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告诉孩子你没错,是老 师批错了,会不会损害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倘不告诉孩子,孩子肯定认 为就是自己错了,从而形成错误的概念。因为在她幼小的心目中,老师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怎么可能批错学生的卷子呢?我要坚持真理,就必然破坏老师的威信; 要维护老师的权威,就不得不暂时放弃真理。想来想去,还是对孩子的爱战胜了对 老师权威的尊重。于是,我把她拉到面前,尽量细致、平静地说:你没错,你本来 该得100分的,是老师批错了。孩子惊愕的表情好像面对的不是爸爸,而是凶恶的大 灰狼。她使劲地摇着头,连说不可能,老师怎么会错呢?我说老师也是人,也会犯 错误。老师要教几十个孩子,很辛苦,白天给你们上课,晚上还要批作业。可能正 好批到你的卷子时,老师实在太困了,就一不小心批错了。这也是难免的。爸爸不 是经常犯错误么? 孩子一脸茫然地接受了我的说教,第二天就找到老师要求改判100分。老师不置 一词,默默地改正了,我和孩子她妈都为老师的大度而感动。 不想过了一阵,学校开家长会,会后老师请我爱人留下,说孩子到了学校就要 听老师的,不要总说什么“我爸说了”,她爸不就是个破编辑么?我们当老师的什 么人没见过? 我从没敢把自己的职业过分当回事儿,但在老师眼中,我成了“破编辑”,多 少还是有些挫折感。我有点儿闹不懂:纠正错字与纠正者本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北京 夏平 质疑高考题 今年高考的政治试题有一道莫名其妙的选择题:“据报道,森林覆盖率高达60 %的某发达国家,为保护自己的森林资源,禁止企业使用本国木材生产一次性卫生 筷。而森林覆盖率不足20%的某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企业却用本国原木制造一次性卫 生筷,竞相降低成本向该发达国家出口。”明眼人都知道文中的这个所谓的“某发 达国家”就是日本,“某发展中国家”指的就是中国,许多报刊和中央电视台都曾 详细披露了这一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的短期行为,也揭示了日本为保护自己的生态环 境而不惜掠夺别国资源、破坏别国生态环境的“暴富心理”,而我们的高考命题的 “专家、学者”还不敢对这一事实指名道姓地原文照登,是羞于还是不屑?是怕影 响“中日世代友好的睦邻关系”,还是怕“缺乏辨别能力”的高三学生受此“误导” 之后更加缺乏辨别能力? 今年出现的泥雨、沙暴现象,已经在向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提出警告。面对日 本对木筷质优价廉的挑剔,我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立方林木,企业的惟利是图为我们 所不齿;而现在,还有不敢正视自己“已化脓的伤口”的国民,一味地捂着、盖着, 这只会使中国这个“躯体”千疮百孔,这种“弱国心理”更令我们心寒。” 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不仅仅是大批的“机器人”,连这种制造“机器人”的人 也不过是一架更高级的“机器人”。 ——武汉周凤 难倒到巴金 在上海,曾有几个学生不同意老师对巴金文章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老师又不赞 成,孩子们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孩子们的观点。但老师仍坚持己见,因为教学参 考书是这样说的。 假如让巴金参加考试,解释自己的文章,当然不及格,因为他没有按教学参考 书说的那样回答问题,得个零分也属正常。 老师是负责任的,因为孩子们以后中考、高考,若不按参考书那样说,落榜在 所难免。巴金怎么样,又不是他在评卷! 这是不是一种“凡是”? 近读作家王安忆小学时同桌的董小苹回忆说:“记得二年级时‘看图作文’, 我完全按老师的要求,用简短概括性的语言作了一篇小短文,结果得了个‘优’。 安忆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由于没有‘吃透精神’,老师当然给了个不那么漂亮 的分数。当时老师打分的时候,何曾想到她的学生日后会成为著名作家呢?” 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陈至立不久前表示,将对教育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大手术,确 保教育改革成功。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陈至立看到的当然不只是巴金考试不及格或王安忆能否成为作家的语文教学问 题。 ——广东潮州 李英群 做梦的权利 今年的高考作文《战胜脆弱》未能让部分考生战胜“虚假”,报载:“据老师 们估计,约有20%的安徽考生在作文中开了自己和父母的玩笑。一位书法很好的考 生写自己失去双手后如何战胜脆弱,学会用脚写字、用脚答卷。而省招办表示:今 年没有用脚答卷的考生。” 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各级考试,依然是命题作文,不是题生于文,而是使 文生于题,且字句段篇一一限制,完全有如仪仗队训练时,举手投足皆以绳尺定死。 于是乎,我们的少年放弃了宝贵的想象力,因题制文,按图索骥,一方面分不清好 恶是非,一方面便有可能千人一面异口同声。我们的老师先生面对“更多的考生则 以父母双亡来写自己如何战胜脆弱、微笑着走进考场”时,也不曾反思自己当初是 否扼杀了学生自由作文的天赋。 谁说作文不能虚构?难道作文就一定要像新闻和财务报告一样,确有其人,确 有其事?!譬如写看天安门升旗,老师必定要求学生写现场旗帜多么鲜艳,天空多 么蔚蓝,而一旦某个孩子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机灵鬼一样,童言无忌地描写自 己瞌睡未醒眼皮打架,那么,我敢肯定,这个孩子会在我们的制式教育下“死”得 很惨。 同样,那些脆弱的孩子们既已接受了传统的命题训练,那么,面对教鞭和老师, 他(她)必然首先想到“老师希望我说什么话”,而不认为作文本来应该如何写。 像拉磨的驴已经被套上了眼罩和嘴笼,牵进了磨道。 究竟是谁扼杀了中小学生“做梦的权利”?究竟是谁让花季的孩子如此可怜地 “少年老成”?究竟是谁制造出了教育的“内伤”?! 一所伟大的学校堪称医院和教堂。一种伟大的教育首先是一种道德教育和素质 教育,而不是一种制式教育、笼子教育。 ——北京 老杰 我们的教科书问题 最近语文教学的问题引起注意了。在讨论教材的时候,有人提出语文教科书至 今还保留着“过时”的范文。这真是使人尴尬的事情。而历史教科书又怎样呢? 历史教科书跟语文教科书不一样,它正是要把“过去时”的史实告诉学生,它 应该让历史如实地以本来面目出现。 “欲亡其国者先去其史”,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于全东北,继而 占领华北和中南之后于沦陷区,在中小学历史课教材中,极力删除或篡改近百年中 国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战后,还是这个日本,在其国内的教科书里,不断隐瞒侵 华真相,美化侵略战争。日本文部省的这一作为,激起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抗议,也 为其国内的有识之士所不满。 我们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从历史承继优良的传统,也要从历史汲取必要 的教训。文革中一度悍然废除历史课,同时颠倒历史,伪造史实(荒唐到把毛泽东 和朱德会师井冈山改为毛泽东与林彪会师),是出于愚弄群众,消除异己,夺取最 高权力的反动政治需要。当时成长的一代,了解真实历史的权利被剥夺了,今天他 们的子女,有权了解历史的真实,包括他们的父母一辈为什么失去了童年和青春, 并在“革命”的名义下受到非他们的年龄所应承受的苦难。如果说仅仅为了“忆苦 思甜”,那就把历史教育的意义缩小了。须知我们现在受教育的一代人,是要投入 21世纪国际竞争大潮流的,倘不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了解自己民族真实的历史, 就不知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就很难从历史的高度建立是非观和荣辱观,责 任感和使命感,又怎么能够清醒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做出应有的奉献!? 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想,也可以说,不知历史的人 是愚蠢的人,不知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我们都应该从愚蠢中自拔出来。不知 历史者没有将来,套一句老话:“将何以堪”啊! 语文教学的问题人们开始重视了、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是不是至少该引起同等 的重视?文革以后恢复了历史课,是明智的,从教育后代的千秋大业着眼,我们的 历史教科书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有没有遗漏需要增补,有没有不实需要修订, 有没有偏见需要改正? ——北京唐前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