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浪 东京、玉玺、海洋、台独 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我很喜欢看大人盖房子。乡下人很穷,一切只能就地取 材。他们先将稀泥与稻秆充分混合,再填进一个木制的方格子中,放在一旁曝晒成 形。等成块的泥巴晒干了,就拿来筑墙。一块一块地泥砖堆砌起来,房子的模样也 渐渐形成。 并不是每块泥砖都经得起堆砌,有时把木格子一拆,泥土就散开了。有时堆了 几块后,下面的受压不住,倒塌了,又得重新来过。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学生,不正像是晒出来的泥砖吗?我很清楚,四年所学不过 是对自我多了一分认识而已,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秆过多、泥土不足的那种废砖。我 能做什么呢?恐怕最后只有被扔到一边,与草木同朽了! 当然不甘心,即令迟早要与草木同朽,我也要把自己的经历一一的记载下来, 如同《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以安慰那些孤独的灵魂。 真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还需要体验,更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否则,凭一只深深 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我又有什么好写的? 人生目的确定了,心里也感到无比的轻松,为了体验人生,所有的得失都不重 要了。“得”固然是有所得,“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得”?若能将得失之间的 各种机缘、因素,仔细地分析整理,当有一天该我下笔时,自会水到渠成。 因此,我决定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去,最后选择了巴西--一个令我永难 忘怀的第二故乡,一个令我浴火重生的圣地。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告别了家人,离开台湾,先到日本,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签 证。父亲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说驻日大使馆会有人来接我,叫我放心。 在我下飞机时,看到一个女孩在座位上哭泣,原来是她带的行李太多,大包小 包不下十几件。上机时可能有人相送,到了东京,她才发现难以应付,急得手足无 措。 空中小姐见我双手空空,托我帮她拎一下,当然没问题,看她娇小玲珑的模样, 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荐。在等行李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到美国去完婚,因为 在台湾拿不到签证,所以到日本来,驻日大使保证她能成行。 她看出我有些讶异,又告诉我她父亲是烟酒公卖局的局长、蒋经国面前的红人, 所以人人卖帐。只是,她也有些不解: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笨?谁都知道蒋经国一定会做总统,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 物,结果连我要去美国,他们都不卖面子?” 我也不懂,尤其不懂的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去美国?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又大又沉,再加上十几件手提的大包、小包。光是拖车 就占了两部之多。由于我也要靠别人来接,心里便一直嘀咕,是不是出了机场就丢 下她不顾了呢?她却先问我说: “等会儿有人来接我,要不要我们送你一段?” “我也有人接,只是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使馆来了两位先生,带头的一位西装笔挺,显然是认识她,一见到就先请安, 问候她父亲好。接着便不容分说地,叫另一位男仕把她的几大件行李,一一搬上等 在外面的汽车。并且不住地道歉,说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用外交手续替她通关。 等到东西都搬完了,他似乎又想起一事,匆匆地对她说: “王小姐,能不能麻烦你等一下?实在讨厌,还有一个什么姓朱的,也要应付 一下,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去找一找。” 居然有人不识泰山,我说: “我叫朱邦复,你是不是要找我?” 他这才发现我就在旁边,大吃一惊,马上换了一副脸色: “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你是王小姐的朋友!” 我还来不及否认,那位王小姐偷偷拉了我一下,我也就懒得多说。 我们上了车,王小姐才悄悄地对我说: “这人是个马屁精,我爸爸最喜欢他,说明年要调他去华盛顿。这次把我交给 他照顾,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有空时来找我玩,省得我在东京无聊。” 王小姐到了地头,是一所堂皇的别墅,那位先生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出了问 题,葬送了前途。我看得出王小姐很不耐烦,一再暗示我去找她,还留下了地址电 话。等到车子把我送到位于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的咖啡店中时,几乎已经深夜了。 我很同情这位王小姐,但是我自身难保,也没有闲情陪她解闷。 咖啡店的店东赵先生似乎很忙,到处都找不到他,所幸一切都安排妥当,在四 楼的员工宿舍中,有了我一个榻榻米的安身之地。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生活在外国的天地中,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事事学习、 处处观察。我发觉日本人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强横霸道的态度,相反地,他们谦恭 有礼、工作勤恳。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人”,有着与中国人相 同的优点与缺点。除了物质条件远比我们优渥外,社会的不公、地位的不平,弱肉 强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观念,与我所知的中国人一模一样。 咖啡店在一个最热闹的小巷转角处,生意很好。一楼是家庭座,光明堂皇;二 楼是情侣座,沙发椅背高可及人,正好将每个雅座隔成小小的禁区,灯光若有似无, 气氛非常罗曼蒂克;第三楼则是包厢,可以俯瞰二楼的舞台表演,平常不开放时, 一片漆黑。 楼下入口处,有位侍者专门为客人开门关门,每次一定躬身说:“欢迎光临”, 而且面带笑容。有一次我特意花了几个小时,仔细观察他会不会偷懒或懈怠。结果 发现他从头到尾像机器人似的,动作一丝不苟。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学会了这句 日本话(而且是迄今仍然会说的几句之一),并自告奋勇替他站班,依样画葫芦的 开门关门鞠躬,但只做了二十分钟,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已经不正常了。 每天从早到晚,有个做清洁工作的“欧巴桑”,由楼上清理到楼下。那份专注 以及关怀,就好象在从事一种艺术工作,将她生命的光采,无遗地焕发在整洁的陈 设上。令我觉得可敬的还不止于此,她小心仔细地将所有的秽物及灰尘收集好,再 虔诚地捧到一个焚化炉前,先双手合什祷祝一番,才恭恭敬敬的倾入其间焚化。 这已经超过了工作、责任,超越了艺术,这是宗教!如果连一个如此卑微的清 洁工人,都具有这种信仰及情操,我相信在日本各阶层及社会中,一定有着深厚的 潜在力量,迟早必一新世人耳目。(果然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力量震惊世界,良 有以也。) 不过人到底是人,大多数人尚摆脱不了人性本能的驱使。我常看到那些年轻的 侍者,穿梭留连在黑暗的三楼。由于好奇,我也挤到包厢的栏杆旁,这才发现眼下 竟是活色生香,春意无边。在二楼小小禁区内,男男女女相互纠结,彷佛在地狱中 煎熬。看看那些动作与神情,分明有着无比的痛苦,一个个挣扎着,彷佛要求得最 后的解脱。 尽管住的问题解决了,但手头的钱有限,东京的物价又惊人。每餐我仅以炒饭 果腹,但就算是一客炒饭,也要一、两块美金。来一趟东京不容易,我不能错过观 赏的机会,有时宁可一天只吃一餐,却将东京附近跑了个遍。 我最欣赏的是地铁,票价便宜,无远弗届。而且显然在设计之初,就已充分利 用了地形地势,各个出口走道都是庞大而繁荣的地下商场。以致于一个千万人口的 大都市,地面的街道却是清爽有序,看不出一点杂乱与拥挤。 我到处走着看着,越看越是痛惜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无知无能。每个人只顾眼 前、求近利,等待别人去牺牲奉献,到最后没有一个有收获。 由一叶之落可知秋之至,当我在学校办社团活动时,同学们多半忙于自己的前 途,没有人认为这个团体与他有什么切身关系。进了社会后,自然而然除了己身的 利益外,更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 日本人却不然,有次我偶然走到一个球场,似乎是两个大学在举行“秋季大对 决”,现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对棒球毫无兴趣,但是却惊栗于群众这样 的狂热。场内是喊声震天,场外人人围着收音机,分享着同样的激情。虽然在场外 看不到球赛,两个学校的拉拉队却是壁垒分明。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例外, 始终坚持着一定的立场。本队得分了,个个欢呼,失分了,人人沉默不语。 这种景象,我从小到大,在国内就不曾见过!有哪一个中国人会傻得去为一场 得不到实利的比赛,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呢?我参加过很多次校际的篮球比赛, 球场上永远是球员多于观众。中国的学生不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是要抱着几本书。 遇到球场上有人赛球,也多是视若无睹,昂首大步而过。 这种结果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的互相嫉妒,个人独自为私利奋斗。日本人则多 奉献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团体的成就上,个人成为团体的一部分,力量汇聚成为滔 滔洪流。 当然人性与环境有绝对的依存关系,日本是个岛国,耕种面积狭小,人口众多, 而地震台风等天灾频仍。人们朝夕在大自然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团结与否成为经 验中成败的必要条件。中国则相反,千万年来的农业传统养成了人心安定恒常。虽 然在历史上也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因地大人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 够彻底撼动中国人日深月久的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因此,即使不断改朝 换代,中国人的民族性依然。 这种因果的认知,令我心中凛然,世事显然十分公平。设若中国人能像日本人 一样精诚团结,其力量何止大上日本十倍、百倍?以人性贪婪的本能,难道这又是 人类之福祉?那么,我究竟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应该以人类的立场来看世 事呢?再说,造物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我还要追求什么? 在办理赴巴签证的旅行社里,我结识了一位姓沈的中国青年,他住在池袋,父 亲是房地产大亨。他整天无所事事,开着一部车子东逛西荡。因为彼此年岁相当, 而我也是游魂一个,正好做他的伴玩。 他是典型的纨裤子弟,身上的钱宛如长江的源头,永远不虞枯竭。但是他内心 充满了愤恨的激情,总是怨天尤人,永远不能满意眼前的一切。他老拉我去一些暗 无天日的小酒吧,一进去就是一瓶“约翰走路”,不喝到舌头跟牙齿黏成一块,决 不甘休。 最初,我以为他生性豪爽好客,尽管没有酒量,也只得舍命陪君子。等到渐渐 混熟了,他的心理不再设防,一喝酒就开始哭泣。 我曾有以酒浇愁的经验,深知饮酒解决不了问题,我慢慢地劝他,才知道他的 问题也来自家庭。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孩,两人已经谈及婚嫁,但家人一致反对, 而且态度坚决,因此不知如何是好。 “你爱她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能与她结婚,我就去死!”他说得截金截铁。 “真的那么严重?” “骗你做什么?我已经打算好了,她也同意跟我一起死。” “为什么一定要求死呢?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干脆不管家里,两个人结婚就是。” “没有这样简单。” “是她不肯?”我想到了小妹,这种事要两个人同意才行。 “倒不是,她很愿意。” “那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可多了,你知不知道,结婚要钱呀!” “简单一点就是,总比你这样痛苦好些。”我知道关键所在了,他离不开父亲 的荫庇,从小挥霍惯了,又无谋生的技术,这道习题的确难解。 “我宁愿这样痛苦!”我发现言不投机。 “能不能告诉我,这有什么好处?难道这样能改变你父亲?” “为什么不?”他一点都没有醉:“我每天喝醉了回去,让他心痛,让他难过, 总有一天他会同意的,否则他那么多钱,将来能给谁?” 如同醍醐灌顶,我又上了一课。 赴巴签证下来了,船期也到了。临行的前一天,为了礼貌,我打电话向赵先生 告辞,并感谢他的照料。赵先生这时才想起来,有我这样一个人住在他的店中。他 说要请我吃晚餐,我不愿再加打扰,很客气的婉拒了。 我到上野公园逛了一天,那种宁静幽美的环境,使我开始怀疑,有这样美好的 人间,虽然世事扰攘,是否自己太过杞人忧天了呢?傍晚时分回到店中,一进门就 感到一种异乎平常的气氛,楼下家庭座空空洞洞的,冷清清的大厅中只有几个人或 坐或立。侍者一看到我,便很神秘地告诉我,说“那个人”找我。 我的日文很差,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人”,仗着没做坏事,我谨谨慎慎地走了 过去。一位满面红光,长相很福态的中年人,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身后则分立着一 位妇人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那中年人一见到我,就用略带日式重音的国语问道: “你是朱先生吗?” “是的,请问……” “敝姓赵,很抱歉你来了一个多月,今天我才知道。”他身体微微向前,把手 伸出来,好象要赐给我什么恩惠似的。原来是他!我忙过去与他握手,道了久仰。 在日本人人都极有礼貌,见了面是九十度的鞠躬,道别时更是一边后退,一边 鞠躬,直到对方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看到那副傲倨的神态, 我心中就起了反感。尤其令我不解的,他身后站着的两个人,似乎是他的家属,但 又不像。以我家为例,父亲再严厉,每当有外客时,也不曾叫我们如同侍卫般地站 在他后面。 赵先生手一摆,叫我坐下,相互敷衍了几句,我就说: “赵伯伯,我来东京以后,已经打扰您太多了,现在天色很晚,您该休息了。” 他嗯了一声,却没起身,沉默了一会,他突然问道: “你是朱元璋的后代吧?” “不,我们先祖是朱文公朱熹。” “啊,朱文公,了不起,他是大宋朝的忠臣。”我一听,话中有话,想起了他 姓赵,正是大宋的国姓,莫非他还有那种封建观念?我觉得很有趣,想想不妨投其 所好,如果能让他高兴,也算是我还给他的人情。 “是的,只可惜时代变了,今天王道已逝,在这种标榜民主、自由的社会上, 人人唯利是图。”我感慨地说。 他的脸色微变,眼光直射着我,沉吟了一下,说: “啊?你为什么这样说?民主时代不是大家的理想吗?” “民主有民主的好处,如果人民知识水准够,生活条件高,才有真正的民主。 但是现在中国太穷了,一般人民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条件,这种民主只是少数人 欺骗大多数无知老百姓的幌子,以便予取予求。” “这么说来,你是反对民主政治啰?” “不怕老伯笑话,老实说,我对政治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我也认为要了 解政治之前,应该先了解人。如果对人都不了解,怎么能满足人心的需求呢?如果 忽略了人心的需求,任何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和制度都只是暂时性的,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不论怎样变,变来变去,都解决不了最基本的人的问题。” “嗯,说得不错,很少年轻人有你这种见解。”他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谢谢您,我的看法很不成熟。” “不必谦虚,你说得很对,我们中国古代就是强调人心的,所以那时有所谓的 ‘太平盛世’,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只可惜……” 他突然住口不言,有意无意地望着我,显然是想探探我的口风。 我说的是实话,但是听者有心,如果他认定我是个“保皇党”,那也只好由他, 谁教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个月呢? 可是,我也不能骗他,反正明天我就走了,好歹也该点到为止。至于他能不能 听得出我的弦外之音,那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想了想,我说: “民主政体是时代的潮流,潮流是因为需要而产生,与好坏是非无关。如果宇 宙是静止的,就不会有人和人的问题,既然有了人,人又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免 不了要不断的去尝试、去改变自己处身的环境……” “不错,不错,那是因为人在作祟的关系,人是无知的,可是人上有天,天可 是明智的,只有天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他一口打断我的话。 他说的“天”是什么呢?以我对他粗浅的了解,不大可能是形上的天。那怎么 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呢?我楞住了,半响,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你对天有什么看法?”他紧接着又问。 “哦,我还年轻,对天了解不多。”我不敢再发谬论,只好回避三舍。 “你总知道天、地、人三才吧?” “知道一点。” “天在人之上,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他所指何意,但是却怕他扯得离谱,自是少说为是。 “你相不相信天是公平的?” “应该是的。” “你相不相信天意难违?” “我相信。” “很好!很好!”他点点头,想了一下,突然换了一个话题:“你来东京,有 到什么地方去玩吗?” “我到各处看了看。”我松了口气,那种主题太可怕了。 “跳过舞没有?” “我不会跳。”这是实话,系里常有家庭舞会,我每次都只负责放唱片。 “什么话?来,我带你去玩玩!”不由分说,他站了起来,回头向身后那个站 得笔直的男孩说了几句日本话,那男孩诺诺连声,和那妇人一同出去了。 赵先生一边往外走,一边回过头来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天下大乱吗?” 老天!又扯到“天”边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不便回答,走出门,转 到巷口。那男孩和妇人已经不在了,只看到一部很大很长的黑色轿车,司机制服笔 挺,开了车门,正等着我们。进了车才发现后厢很大,居然有两排座位。他大剌剌 地面向车头,坐在后排的正中央,我毫无选择,只好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告诉你,因为真命天子还没出世。” “真命天子?”原来如此!他的“天”指的竟是“天子”。我虽然有点预感, 却不敢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还真有人有这种想法。 “是的,你要知道,在过去所有的皇帝中,只有大宋和明朝是真正的汉人,可 是朱元璋只是个乞丐出身,而且……”他故意顿一顿,卖个关子:“明朝的玉玺是 假的。” “假的?玉玺还有真假?” “当然,你见到就知道了,只有真命天子才配真的玉玺!” “可是……”看他的神态,一副“真命天子”状,我不禁后悔这个玩笑开得太 大了,如果再扯下去,他称孤道寡起来,我是不是该三跪九叩,高呼万岁呢?就算 我在他店中白住了一个月,也不能这般自我作践呀!所以我说:“我看不出有什么 真假。” “来,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说罢,他对司机说了一句日语。 车子已经驶在东京繁华的街道上,巨大的霓虹灯彩色缤纷,不住地闪动,好象 在嘲笑我自不量力,在去巴西的前夕,进入了时光隧道,惹上了这个几百年前的麻 烦。 怎么办呢?看他“欣遇知音”般愉快的神情,说不定家中真有个小朝廷,更说 不定还有左丞右相,我要是不识天威,真要吃不完兜着走。脑筋一动,我马上说: “赵伯伯,我来东京一个多月了,天天在街上逛,还没有见过一个漂亮的女孩 子,是不是日本人都很丑?” “胡说!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你看了就知道了。” “在哪里才看得到呢?明天我就要去巴西,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 他会心地笑了,说: “到底是年轻人!好吧,你说!你到底是想看玉玺,还是要看女人?” 我故作难为情状,说: “现在还早,先看看漂亮的女人再说,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我们先去舞厅吧!” 他又对司机说了几句话,车子调了个头,一会儿,到了个异常豪华的舞厅。他 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大班们纷纷过来,对他毕恭毕敬,随即送过来各形各色环肥燕 瘦的女郎,任他挑选。我也选了一位混血儿,要了一杯酒,表示对他的崇敬,一口 喝光。然后装做不胜酒力,趁他跳得兴高采烈时,我就睡将起来。 这样混到夜深,待我醒过来,一看表,大惊道: “赵伯伯,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到横滨去哩!” “你真要去巴西吗?巴西那个落后的地方,你去做什么?” “我要去开农场,一切都准备好了。” “开农场?”他哈哈大笑:“像你这样的人材,正该辅佐明君,成就非凡的事 业,老实告诉你,真命天子就要问世了。” “不行吧!我又好色又好酒,吹吹牛还可以,怎么能成大事呢?再说,我的老 婆还在巴西等我呢,不去不行啊!” “啊!你结婚了?” “是呀,我老婆是巴西人,孩子都快要生了!”灵机一动,我信口胡诌,反正 来不及打草稿。希望他认为我这种人不可靠,没有资格做“晚宋”的开国元老。 赵伯伯竟信以为真,他不再留我,却坚持要送我到横滨。一路上还不住的惋惜 我结婚太早,拖家带眷的,成不了大事。 坐船是一大享受,虽然只是货船的三等统舱。除了睡觉,我大半的时间就耗在 甲板上,看着那无尽的蓝天,辽阔的碧海。 在陆地上,尤其是在台湾,一眼望去不是小小的山丘,就是纵横的阡陌,高不 过几百公尺,远不及数十公里。狭窄的眼界使人的心胸无从扩展,一旦成了习惯, 气魄也就随之萎缩,洒脱不开。 台湾是个大岛,四面环海,每次看海时,总是站在岸边,虽然面前也是茫茫一 片,感觉上却始终不能与大海融为一体。 船一进入太平洋,陆地就都被水平线吞噬了,从天穹向四处展开,宛似一个缀 着白色花边的玻璃盖子,下面覆着碧绿晶莹的大圆盘。万吨巨轮骤然变得纤小无比, 人则有如一粒尘埃,依附在一片落叶上,在无垠的波涛中起伏不已。 在初,尚有一群海鸥追随着船尾的气流,或翱翔飘曳,或上下飞舞。有时候水 底惊吓的鱼儿会被激流卷起,这时,成群的海鸥立刻急速俯冲而下。 不久,天空中聒噪的鸟声渐渐隐去,只有劈劈啪啪的海涛声,配和着轮机不断 重复的轰隆声,世界彷佛静止下来。只有在这个情景下,人才真正地感觉到,不论 什么时候,也不论在哪里,只有孤寂才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 难得有机会空闲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让一切更明朗化。我了解自己的 个性和目标,我也相信这样远大的目标,不到人生过半,我不可能会有任何收获。 现在我更了解到,即使有所获,我也不见得有能力分辨其真正的价值。 每一天我都隐隐地感到比昨天又多得到了一点,而每一天我都觉得一切才重新 开始。像是华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一般,一波又波的乐念,重重叠叠的和弦, 前后衔接,永无止境,何处才是终结?什么时候才能谱出休止符呢? 在各种逆境中,我对刺激与打击早已有了万全的心理准备。任何一点压力,都 有反作用力,我的反抗只是累积在心底,将动能储蓄起来,驱使自己迈向最有效率 的发泄方向。然而我终究是人,我的身心结构与其它人毫无二致。一旦到了这种恬 宁、安逸的天地里,内忧外患皆不知何往时,我就开始问自己,人们顺从大自然的 安排有什么不对呢?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其一定的法则,我又能怎样?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所经历的一切,正是驱使自己行止的动力,又何尝 不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自己的能力,未来的遭遇,这些虽然都不是我能够作主 的,但决心和意志,却早已深烙在意识中,一旦到了抉择之际,就将发挥其决断力。 全部的旅程要四十多天,由日本经香港、新加坡,取道麻六甲海峡,过印度洋, 再转到南非的伊莉莎白港,绕出好望角,渡过大西洋,最后到达巴西的山度士。 同船的国人有十多位,人人磨拳擦掌,利用时间勤习葡萄牙文。言谈之中,我 得知他们无一不是身怀巨款,抱着雄心壮志,准备到那个“落后地区”去大展宏图。 而我身上还剩下四十多块美金,在巴西除了素未谋面的张代表以及不知下落的同学 外,完全无亲无友。为了避免他们的询问,我只好一个人躲得远远的。 到了香港,又上来一批国人,其中有一家刚从大陆出来,母亲是白俄人,一儿 一女则是中俄混血。他们的姓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女孩名叫娜塔夏,大约十六 岁,青春洋溢,身材苗条可爱,白嫩的面孔上透着绯红的秀色。她哥哥叫佐治,和 我差不多大,整天背着相机,到处猎取镜头。 一方面是与佐治兴趣相投,更确切的说,则是被娜塔夏的娇憨所吸引。没有多 久,我们三个人就打成一片,从早到晚形影不离。 过去我虽然有过不少罗曼史,但不是以失恋终场,就是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 简直可以说对恋爱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可能是娜塔夏本来的个性,也可能是白俄的 血统,她开朗而大方,毫不掩饰眉目间的真情。佐治显然有意鼓励我,常借故离开, 把我们单独留在甲板上。每到这种情况,我就头脑昏沉,既紧张又兴奋,手足无措。 我记得娜塔夏喜欢穿雪白的连身长裙,那是我最欣赏而又不敢亵渎的颜色,我 总觉得自己的衣服很脏,身上发臭,即使天天洗澡,也洗不掉那种心理的自卑。不 错,我看得出来她在寻求爱的滋润,我也期望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知心伴侣。在这无 涯的海上,漫漫的旅程,没有外来的干预,两颗心已经连系在一起,还有什么好怕 的呢? 但对我而言,该怕的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觉得这份甜密来得太容易,我们才认 识几天,而我又不是英俊潇洒型,她这样快就爱上我--假如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 --是不是因为旅途寂寞之故呢?万一有一天,当有第三者闯入我们的天地,她也 同样能轻易付出情感,那时我该怎么自处? 也许有人不在乎,大不了另起炉灶,反正只是各人追求自己的快乐。我的看法 却不然,如果男女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异性间的吸引力只 是生命延续的本能,在那种力量的驱使下,一时冲动的发泄,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真能得到快乐吗?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并不多,唯有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男女 之间所建立的互信互谅、持久永恒的感情,才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我太珍重这种情谊,不愿轻易付出。一旦付出了,我会毫不保留,把自己 整个的生命彻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谨慎小心,以免误人误己? 其次,她实在是美,美得令我目眩,她有着欧洲人种的轮廓,明朗而匀称。又 有着东方人的柔和,娇巧而可爱。她应该高高在上,任我供奉、瞻仰、膜拜,可是 我知道绝无这种可能。要达到那种地步,必须要有钱,我不会赚钱,也不愿自作践, 把自己的生命化为甘露,只为了灌注一朵美艳的鲜花。 还有,就是每当她有意无意地靠近我时,那阵蚀骨的清香,酥溶了我无助的灵 魂。她的眼、她的唇、她那脉动的心跳,在在吸引着我颤抖而难以控制的手,想要 搂住那向我靠近的纤腰。这一剎,我感觉到手心冒汗,我忘不了手上的泥垢,我怎 能在她雪一般纯白的身上,留下一片片掸之不去的污垢? 我痛恨自己的迂腐,每次在她的眼中都看到了自己的无能、无用,老天,我该 怎么办呢?眼睁睁的看着这段美妙的良缘错过吗?人生又有多少机会容我浪费?我 所怕的,难道不是自己的幻想吗?假如她真爱我,愿意陪我吃苦受罪,支持我,鼓 励我,并肩迈向追求理想的前途。我怎能仅以一己的主观,就认定她不适合我? 我决定先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她,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尽量保持距离,以免被感 情的洪流所吞噬。 最初,她好奇地听着,偶而也会问上几句。但是,她究竟太年轻了,憧憬的是 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美满人生,她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及做法。渐渐地,她开始避 免与我独处,在失望与懊恼的啃噬下,那种熟悉的哀伤又开始向我袭来。正当我还 想再次努力,与感性妥协时,船上一位制服白净的二副,已经与她俪影双双。我知 道,又是该品味那种铭心的苦涩果实的时候了。 对这件事,我除了有一丝遗憾外,心里并不懊恼。难怪尼采给女人下了“长头 发,空脑袋”的定论,为什么女人外表看来灵慧乖巧,大脑却是一窍不通呢?如果 找不到一位能够了解我的女性,我宁愿打终生光棍。总不能只为了眼皮的供养,只 为了性的需求,就把自己的信念埋葬在长发堆中吧! 十月十日船过印度洋,船上的中国籍船员主办了一次“中华民国庆生会”,凡 是从香港上船的中国人都出席了。奇怪的是从台湾来的,只有一家姓刘的大小五口, 和我一个人参加。 我问主办的船员,是不是有人没有通知到,那船员说: “怎么会没通知到!前几年还好,最近一次比一次糟,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奇怪!” 另一位忙过来打断他的话: “管他们呢!别多说,免得又闹出纠纷。” 我一头雾水,由于会场中大家都很忙,也就将这事置之脑后。 谁知晚会刚开始,门口就一阵大乱,我听到前面有人喊道: “快把门关起来,他们要冲进来了!” 刚才那位船员则躲到一边,直说: “真丢脸,真丢脸。” 当时我与佐治正在准备摄影器材,一看情形不对,手里还拿着照相机,便跟着 一位荷兰籍的大副和与娜塔夏要好的年轻二副,一同走了出去。 门口站着一个人,手持一面招牌,上面写着:“台湾国独立万岁”。另外还有 一些人则围着船员吵闹不休,坚持要同时举行“台湾国庆生会”。这些人我都认识, 只是平常不大来往。我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居然有了一个“台湾国”? 其中一位叫小魏的,毕业于台北工专,我们的铺位相邻,偶而也聊聊天。我正 想过去问问他,哪想到他一看到我,竟然大叫: “你们看!国民党还派了特务来照相!” 那伙人立刻挥臂喊打,我忿于小魏胡乱栽赃,立刻冲到他面前,质问他道: “你刚才怎么说的?” 他一见我来势汹汹,气先泄了一半,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照相?好寄回台湾去?” 另外几个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 “特务!” “把相片撕掉!” 所幸底片刚装上,我立刻把相机打开,取出底片,高举着说: “你们自己看,底片刚装上,有谁照相了?”同时我对小魏说:“你要不是有 意栽赃,就是做贼心虚。” “你敢骂我是贼?” “那你为什么诬赖,说我给你们照相?”我一点也不示弱,这时场内的人也都 出来了,我们人多势众,还有几个船员在一边磨拳擦掌。 “我没有看清楚。” “那你就血口喷人?老实说,我相信国民党还不致于怕你们几个搞台湾国,你 们哪一个没名没姓?我如果是特务,一封信就够了,还用得着照相吗?” “你威胁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的特务做得的确成功,他后面撑 腰的人都不敢出声了,一个个面有惧色。 “我是第一次听说天下有个台湾国,不过我佩服有种的人,你们要搞革命,搞 革命就不要怕流血,不要怕迫害,不要离开革命地革命。要是怕,就不要充英雄, 事情做了,迟早会被人知道的。”我狠狠地说,很瞧不起敢做不敢当的人。 前面那个招牌首先倒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窃窃私语,刚才那些勇气都不知到哪 里去了。小魏只好解释说: “不是我们搞革命,台湾国在日本……”他这话一出,香港来的那些中国人都 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打趣说: “原来是日本的傀儡政府,怎么?你们打算到巴西成立‘台湾国大使馆’?” 这时那位年轻的二副出面说: “你们要办什么庆生会不妨自己去办,但是不要来捣蛋,在这条船上,我们有 权维持治安。现在在国际公海上,不管你们是什么国的国民,我们都可以办!” “你敢?我们花了钱坐船的!”有个人举着旗子要打那个二副。 那位荷兰大副见了,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语,大声恐吓,并且表示到了伊莉莎白 港时,要将闹事的人赶下船去。 到底是外国人的话有效,此语一出,那些人只好偃旗息鼓,一个一个地走了。 我还是不懂,便把小魏拉到一边,问他: “怎么有个台湾国?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但还是满心的不甘愿,说: “你是内地人,当然不知道。” “你是说台湾人都知道了啰?” “我也是到了日本之后才知道,你们国民党太坏了,逼得我们要革命。” “你要革命我不反对,国民党有缺点也是事实,可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你们是 革政府的命,总不会是革中国的命吧?” “我们不是中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中国人?那么怎么才叫中国人?”我大吃一惊,居然他会有这种想法。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也可以说‘我是湖北人’,但是,我却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呀!”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有湖北国。” “你的意思说,只要政府不理想,人人都可以任意独立成国了。” “当然,现在是民主时代,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懂,为什么民主时代就可以?”我诚恳地向他请教。 “因为我可以作主呀,我恨中国人!” “恨中国人?老实说,我很恨一些官僚,但人怎么能恨自己的国家呢?” 大概是他看我态度还好,便也和悦地对我解释: “你知不知道二二八事件?” “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懂了,二二八,是内地人屠杀台湾人的日子。” “什么?屠杀台湾人?”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 “是的,在日本时,我听他们说死了几十万人。” “在日本听说?你原先也不知道?” “知道一点,但是不清楚是为了什么,这次我才了解,原来是你们内地人安排 的阴谋,打算消灭我们台湾人。” “要消灭台湾人,意思是说把你们当作敌人?” “是的,所以我们要独立。” “那我又胡涂了,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见到任何把台湾人当作敌人的例证呀!” “我指的是过去,后来因为在日本有了台湾国,所以国民党就怕了。” “这点我不能苟同,国民党的作为是有偏差,但是我不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家 长不好,子女就可以闹着要改名换姓。” “那是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权利,我爱姓什么就姓什么。民主时代,人民才是 主人,谁也管不着!” 这个时代,人人假“民主”之名为所欲为,也难怪赵先生认为“天下大乱”了。 这种民主行得通吗?假如中国各省各地都独立为“国家”,甚至只要世界各国的人 民对他们的政府不满意的话,都能独立为国。那时,只怕“国际纠纷”层出不穷, 不仅世界安宁无望,甚至全人类都将卷入国际战争的漩涡中。可是,这种道理他能 懂吗? 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本地人因拥有土地资源而致富,逐渐掌握了工商业, 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我认为国民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长远的眼光与气魄, 一味的迁就派系,任用私人,只求偏安,以确保既得利益。又利用愚民手段,高压 控制,以致特权份子当道,社会风习败坏,民心涣散。 长此以往,不满的情绪必然逐渐高涨,汇为新兴势力。且不论其采用什么手段, 反对者终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是,只因政府举措失当,动辄就要独立成国,这种 近利短视的态度,我却难以苟同。 可是小魏却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幅员太广,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等于是剥夺了 他们做总统的机会。既然现在是民主时代,理应人人都可以当官,而国民政府偏偏 不容他们分权,所以不如乘机独立。 到巴西后,我才发现持有他这种观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认定“人人为己”是 天经地义的真理,民主制度之可爱,就在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人人都有升官发财的 机会。因此做官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发财,发财则是人生幸福之所系。 不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这个民主时代,人总是误把政权当作追求幸 福的手段,而罔顾现实,以致变乱层出不穷。有人乘机哗众取宠,将政治舞台当作 交易场所;有的更运用权术,将政府视为私产,为所欲为。 政治是治理大众的事务,目的在为大众谋取福利。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其特殊的 环境及背景,任何一种制度,能适应某些人,就不能满足另一批人。有能力者希望 不受政治干扰,以求自我发挥。没有能力者则依赖团体的力量保护他们,给予他们 生存的机会。 所谓的民主制度,只能实现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独自谋生。 他们知道如何去维护最佳的利益,用立法、制度,并以妥协的手段,使得同一社会 上的人都能够共存共荣。这种政府不能有权,也不可图利他人。自然而然的,人们 若要想发财,就不会走政治这条路,如此一来,政府成为单纯的服务机构,人民才 是主体。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种政府因为没有力量,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与世 无涉,人民倒也能安享天年。然而一个疆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 就免不了需要一个有权有力的政府。否则,各地方之自然资源分配不匀,人民贫富 悬殊,社会将永难安宁。这种国家尚得拥有雄厚的知识及经济力量,而且永远领先 群伦,才能保持不坠。否则一旦经济失控,人民只顾己身利益,社会必然乱成一团。 如果人民把民主政治当作登龙攀凤的手段,那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人性自私, 私心难一。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会哗众取宠,骗取贪图近利者之选票,则在国家庙 堂之上,必然鱼龙杂陈,那是什么一个境况,不喻可知。 政权只是在人类滋生繁衍后,由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增加了,需要调解处理, 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控制实力的群体结构。只要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停止,政治 的型态也就会因时制宜不断改变。有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跟着产生。实际上 政治只是一种环境,一种由所有生存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的外在环境。只要有人, 就会有问题产生,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就有种种复杂的结构应运而生。 人类的幸福原本建筑在人体既存的结构上,真要彻底解决人的问题,只有从了 解人性着手。如果能了解人性为何,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有 了认识,就可以根据认知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避免各种矛盾纠纷。至于环境,那只 是人所适应的对象,不先寻求了解自己,怎能了解环境,不了解环境,又能适应什 么? 绕了半个地球,我总算有了粗略的认知,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 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得到幸福,以及什么是幸福。前者牵涉到一种制度或者是手段, 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解答。而后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结,幸福只是个抽象的 名词,如果不能明确的定义出来,则人人追求的幸福,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国家与个人之不可分, 可见一斑。那些自称台湾国开国元老的朋友,在过了新加坡后,每次上岸观光,都 要背着一面克难的“台湾国”国旗,几个人成群结队,颇有到异邦“宣扬国威”之 状。 哪知南非实行黑白分离制度,把人种划分为四级。最高级是白人,不论国籍; 第二级则是经济力量庞大的日本人,中国人沾了黄皮肤之光,外来的客人可以“暂 充”第二级;本地的因大半经营洗衣业,与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国的黄种人, 统一视为第三级;黑种人忝居末位,为第四级。 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住、行”方便,凡是属于三、四级的人种,都要强 制隔离,以免让最高级的白人恶心。 中国观光客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一向都能勉强受到优待,与白人坐同 样的交通工具,进白人喜爱的餐馆和旅店。 这次台湾国的国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当地的警察又不知台湾国出 自何典,因此把他们视为来自南洋岛国的第三级黄种人。 我从来不上岸观光,主因是口袋已经光光,不能再光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 也不太关心。只是一路上听他们把南非骂得狗血淋头,甚至于有人扬言,一旦台湾 独立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开除南非的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