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荆棘 生意、专利、哀思、献曝 零壹公司成立之初,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古多明尼奥( Old Dominio University) 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天任博士来看我。他的尊大人是三军大学的教官,借着郑天任这 次返国之便,特地介绍他与我认识。 郑天任比我大两岁,他才是真正的计算机专家,对中文也情有独钟。我们一见 如故,双方决定技术合作,我立刻把字库的原程序交付给他。 郑天任回美之后,成立了东方计算机公司,后来与美国新闻处签约,设计了一 套中文专用的信息通讯系统。 一年后,蒋纬国将军离开了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特召我去,要我替联 勤设计供军中使用的中文无线电传输系统。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邦复,我做事比谁都辛苦,做得好,别人说那是应该的!稍微做得不好,各 种指责交相发难。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给你,但是我却没有经费。你自己斟酌一 下,如果你愿意不妨先做,做成功了我才能跟你谈下一步。” 有感于蒋将军的知遇之恩,这种事自是义不容辞。然而,没有经费,巧妇也难 为无米之炊!我想到了郑天任,立刻打了个长途电话,看他有何建议。 “没问题,这是我的本行,你先寄一万美金过来,三个月可以交货。” 那时零壹公司财源有限,员工都领半薪,一万美金是四十万台币,钱从哪里来? 说不得,只好借吧!那时叶条辉只剩下一个“台北房屋”,境况不佳,但是比 起来他拔根毛也比我的胳膊粗。我硬着头皮去找他,说明了来意。 “照理说四十万不成问题,可是我没有现金,全靠票子转来转去。”他一边说 着,一边在一本帐簿中翻着,一会儿,他找到一张票子,对我说:“这张面额最接 近了,可是只有三十五万,够不够?” 像他这样仗义疏财的人,世不多见,只惜不能用人,落得西楚霸王一般的下场。 两年后,我去了美国,公司财务好转,而叶条辉已经回到台中。刘世文特别亲自到 台中去还钱。他后来对我说,条辉一眼已眇,情况不太理想。说起来别人欠他岂止 千万,自从他失败后,还钱给他的,前后仅有这一笔! 三个月后,我如约去美国取机器,没想到郑天任所做的只是一台中文终端机而 已。这事不能怪他,我们事先没有谈妥规格,只凭一句话,当然会出问题。 机器是运回来了,可是无法派上用场,因为性能连汉卡都比不上。联勤的任务 该怎么办?好在这时宏碁已经颇有规模,我只好请他们帮忙,以宏碁的系统与军用 的无线通讯系统联结,完成了中文无线通讯。 这次在联勤总部的发表会规模不小,由蒋总司令亲自主持,动员了不少单位。 那天的氛气诡谲怪异,我原以为是专为我们所办,一到会场,才发觉还有一批素未 谋面的技术人员。这还不说,以往一到总部,就有总司令的副官陪送我去总司令会 客室。这次则不然,一位少校把我拦下来,要我直接去会场。 我从来不在意这些细节,但心中已有预感,一定是有重要人士来抢这笔“生意”。 如同一道闪电,我心中一亮,这不是好事吗?如果有人想为国家做点事,我凭什么 硬要出头呢?为了这次的展示,我已经焦头烂额,经常要陪着宏碁的技术人员到联 勤的工厂去,自己公司都无法兼顾。我正在担心如果事情成功了,我能放手不管吗? 当然,这是大生意,可是,我能赚蒋将军的钱吗? 一个我熟识的少校悄悄地告诉我,说来抢着服务的是王金土博士,他不知怎样 得到消息,便央请卜少夫出面说项。这本是好事,蒋将军当然不会反对,只是指示 下属,由我先演讲及示范。等我们示范完毕,如果还有时间,再由他们来表演。 原定的计划是从早上九点钟开始,我演讲约一个半小时,现场操作示范半小时, 剩下一小时由各军种人员自由练习。我决定把时间缩短,留下一个多小时给他们, 如果他们的东西好,技术高,就由他们来为国家服务。 十点半左右我们就结束了,王博士有备而来,印妥了厚厚一本资料,每位与会 者都送上一本,偏偏漏了我的。我心中有数,一句话都不说。王博士开讲了,他完 全不提传输通讯,每句话都是以我的仓颉输入法为靶子。 蒋将军一听就懂,他一眼看到我桌上没有资料,特别止住王博士,笑着问道: “怎么只有朱先生没有资料?” 王金土尴尬不已,连忙说: “报告总司令,资料印得不多,刚好发光了!” “是不是这里面有军事机密?” “报告总司令,没有什么机密。” 蒋将军便把他自己的那一本递给我,笑说: “既然没有军事机密,你就用我这本吧!” 王博士很有想象力,他不仅在资料中累有说明,也在会场上一再强调,他说: “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正确性,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命令:‘旭日东升,攻击开 始’。如用仓颉输入法,便成了:‘九日日东升,攻击开始’。” 为什么他一口咬定仓颉输入法会把“旭” 字拆成“九日” 呢?孙子兵法有言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知何以王博士如此,不知彼不能胜,所以我高挂免 战牌。 事后蒋将军的副官说,总司令要我先研究王博士的资料,再去司令面前“申覆”。 我则说,总司令要用哪一套,敬请自决。 第二天,那位副官到我们公司来,说总司令叫我申覆是给我面子,我怎么这样 不识抬举!我一听,老毛病又发了,我说: “请你回去上报总司令,我是做研究的,不懂生意!” “谁跟你谈生意?只要你去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什么呢?说别人的不好,只有我的好,那不等于狗咬狗吗?那么说别人 的好,我的不好,那我去又为了什么呢?” “总司令哪能什么都懂?你该禀公处理呀!”他也上火了。 “我是当事人,当然有成见,中文输入法一天比一天多,我自己的工作都来不 及做,哪有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输入方法!” 事后冷静下来,我是错了,但是我也是不得已。蒋将军做事再辛苦,他却从来 不必为生存、生活操心,我呢?为了这事已经损失不赀,再下去公司要关门了! 宏碁该付的钱都付清了,我们虽有些零星的收入,但已捉襟见肘,天天为钱操 心。我想靠专利赚点钱,那时我已有三项发明专利,还有五六件在申请中。 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准,看看专利申请的状况就可知其全貌。因为技术全靠创见, 没有创见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便只好沦于抄袭模仿。 数年前为了发展闪光灯,我曾吃过被专利所误的亏。但我认为那只是个案,不 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怀疑整个制度。这次申请的专利中,除了中文字形产生器外, 还有中文打字机以及一个仿真人脑设计的“电路器”,是以不绝缘的塑料粉与导电 的金属粉充分拌和,密封成为一体。体外有接脚,在接脚间,施以高压电流,在程 控下使之短路导通。导通后便成为一块立体的电路板,为人工脑的一部分。 专利下来了,却没有人有兴趣。大家都认为理论是理论,做不做得出来不说, 能不能赚钱才重要。至于能赚钱的产品,到时照抄就是,今日投资才是傻瓜! 更令我灰心的,是在一九八○年申请的“热转印色带”专利,那是为了配合另 一个专利“热转印中文打字机”所申请的,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电热堆” 式的打字头,一是“热转”的色带。前者一次就核准了,后者被打回两次。 第一次专利局说理论不成立,需要样品。我临时用“奇异墨汁”浇在包香烟的 塑料纸上,等干了后,把铅字烧热了,在纸上一按,字就印出来了。我把样品再度 送上,过些时,又给我退回了。理由是:“本项技术没有实用价值”,专利局能知 道什么实用价值?我没有再申诉,花时间、金钱不说,还要生无谓的气,何苦来哉? 我申请专利的目的本为造福他人,但须防别人告我盗窃。后来一想,何不把自 己的构想写出,公之于众?于是我动手整理,由日常生活到高科技,以至于未来的 新材料等,共有数百件。草稿定名为《一千零一件》,然因飘泊经年,原稿散失无 存。 专利局指责我的发明没有价值,而五年之后,日本的热转写打字机大行其道, 不知道赚进了多少钞票。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赚钱是应该的,谁叫他们的制度 上轨道? 一九八二年,有位严道律师(现为董氏基金会的董事)代表香港的董之英先生, 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投资。我们见面商谈了几次,董先生也特别由香港赶来,彼此 都有志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倒是一拍即合。 董先生对中文计算机兴趣不大,看中的是中文打字机,这更令我兴奋。这时我 手中已经有了两个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其中一个是以仓颉码为索引,控制一个缩影 的中文字模底片,当所找的字定位以后,字形便投影在一个由集成电路所制的“电 热堆”打字头上,另一端就可以用前述热印的方式,透过可熔色带,把字印出。 总之,有了董先生的投资,我便立即动手进行各项工程的设计,如字模、投影 控制等,我们很快就做好了样品。字头则委托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代为设计及实验, 理论及设计细节上都有了共识,经费约需三、四百万,董先生也同意了。 剩下来是“热转写”的部分,董先生也同意另请专利律师代为申请。在我的计 划中,将来每台生产成本,如果以每月生产一万台计,约需美金五十元。产量每增 加一倍,成本就可以降低一个指数。 我们的约签了,董先生第一批付款约一百多万也汇到了,久旱逢甘霖,公司中 一片喜气。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不像是生意人,每次谈到钱就觉得满心屈辱。 做生意能不谈钱吗?当然,我可以找经营管理的人来主持,可是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长处是思想,我的假想敌是人的私心,做生意能没有私心吗?让别人代我 循私,我就可以唱高调了吗?当然,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没有钱,要想发扬自 己的思想,更不能没有钱。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要以非凡的智能才能解决。今天 我还未具备这种智能,万一先向金钱投诚了,我还有获得那种智能的机会吗? 金钱本身是清白的,它只是一种信用的代表,问题在于取得金钱的方式。赚合 理的钱?什么叫合理?什么标准是合理? 在当前的社会,合理是种自由心证,在我的理想中,未来由计算机负责所有物 质的生产、供应,一定能使人人具备相同的生存权。至于多余的享受,那就没有必 要平等,也不可能平等。这样既符合人类整体的公平,又符合人性的私心,才能称 做合理。 在目前的阶段,如果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就算是我“良知的借贷”吧。先发展 出这种计算机体系,再以一个寡民的小国家做实验,成功了自然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谁会相信我的良知?又有谁能建立起此无上功德呢?当然,那一定是已经拥有 金钱,却又不做守财奴的企业家。我对董先生抱着万分的期望,果真他是个守信而 有眼光的人,我绝对有信心辅佐他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 是不是他呢?且走着瞧吧!总要有一个人先付出诚意的。我全面检讨了计划的 细节, 色带的专利不是问题, 我有的是点子,立时想到了另外几种可行的方案。 “热打字头”也没有问题,清大的那位教授保证,钱一到就可以动手。我再问严道, 董先生的信心如何?严道也保证董先生是个知名的企业家,绝不轻举妄动,更不会 毁约。 言犹在耳,过了不到一星期,严道来电说,董先生紧急叫停。缘因大陆有位钱 伟长,在香港推广其钱氏输入法,号称为中国大陆的标准。董先生怕我们的产品卖 不进大陆,所以决定放弃。以往的投资则视为贷款,待我们有钱之后,代他捐给孔 学会。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天下利器,唯至人得之。姜子牙八十始挂帅就说明了时 机不到大事不成。我没有灰心,继续抱着同样的态度,在各企业界中寻找有福消受 的大德。台湾各大财团皆接触过,包括国泰及台塑等。后来去美国、回大陆,又阅 人无数。时到今日,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能力不足的人无能为力,而小有能力的人 往往就自以为是,抱着一点成就踌躇满志,所以中国人只能有小成而无大就! 在与宏碁合作之初,为了保障宏碁的投资,我自愿将向量组字的专利权与之共 有。当天龙成功以后,宏碁认为输入法也应申请,于是我们又申请了仓颉输入法的 专利。 在我们推广汉卡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文化是全民所有的,中 文输入法自然是属于文化,我无权要求专利。因此,在征求宏碁的同意以后,我们 登报声明放弃仓颉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开放给各界自由使用。 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笑我痴,更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仓颉输入法根本没有人 用。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意见,那就不要活了。在仓颉法被社会接受以后,又来了 一批“专家”,认为我的发明不尽合理,随意篡之改之,以致仓颉输入法竟有十几 种版本!为什么国人居然认为我这个发明人还比不上他这个使用者呢?什么时候青 出于蓝的? 只因为我不收费,别人就认定我智能不高?因为我没有金权背景,别人就任意 作践我的心血?在著作权立法之后,也有人劝我申告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权, 我一笑置之。何必跟这些可怜人作对呢?仓颉输入法的成败不在于一天、两天,也 不是这一代、两代。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汉朝以后才彰显于世的,真理要经得 住考验,急什么? 美国有一家颇具盛名的计算机杂志社,派了一位女记者来台采访。不知是谁介 绍她到零壹公司来访问我。 她见到我,开门见山,劈口第一句话就问: “他们告诉我,说你很特别,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那时我刚刚宣布放弃仓颉输入的专利, 这算特别吗?再不然,是因为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闯进了这片天地?也有可能, 我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所以有人说我特别。 “那你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的发明,公开给大家使用?”她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文字技术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 “你的责任?算了吧!”她很年轻,也相当漂亮,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却使 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了:“难道政府付你薪水了?” “我是中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就是责任!” “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的杂志只报导事实。” “那你要我怎样说?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事实了。”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耐着性子,又说: “你说实话,是不是得到你们政府补助了?” “你自己看吧,我这个办公室像不像得到补助的样子?” “那么,你期望政府补助你?” “我不能说没有期望过,但是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以为我们的读者会相信?这是科技的新社会,你有技术, 你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给我谈些没有意义的话!” 彼此的意识型态南辕北辙,她一口咬定我别有居心,争到最后,我们不欢而散。 她可以说是一怒而去,连一支精美的克罗斯金笔也顾不得带了。 常有人问我,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分别,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答案却很简单, 除了生活习惯不同外,只有发展时间的长短以及观念累积的多少两种差异而已。 西方不是没有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演进的规模远不及东方之钜大且复杂。仅以 中国来说,五千年来,不论政体的变迁如何,人民的生活型态、文化的发展等始终 是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心。兼以文字相同,因为时间或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语 音之隔阂,不致影响其认知,而得以形成一种融合型的多元式、连续性的累积文化。 因此,再怎么西化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这些“传统”的洗礼,本着历 史的教训,知道在众多的人口压力下,法治有所不足,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自我抑 制。又在现实经验中了解到生存竞争的艰困,唯有结合家庭的力量,唇齿相依。最 后又认识到,人的力量与环境相比,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唯有个人的牺牲小我, 才能有大我的幸福。 当然,这最后的阶段只有极少数的圣贤能达到。一般说来,中国人多半保守、 知足,从好处说是容忍、谦和、安定,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愚昧、自私、不事进 取。 在一个变化和缓的环境里,就如一个清彻的湖泊,静静地徜徉在群山的环抱中。 湖中鱼虾悠游自在,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大不了有大鱼如鲲,也有小虾似泥的分 别而已。 中华文明正如奔腾澎湃的黄河,环境变化激烈,直到黄淮平原才缓和下来。河 中有种鲤鱼,诞生后顺河而下,在下游平缓的水域成长。鲤鱼一旦成熟,便奋力逆 流回溯,要跃上龙门才交配产卵。这种鱼都健壮善泳,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禀赋 天成。 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没有中心的主流,盛衰强弱交替,此起彼落。由于国 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激烈,观念、制度也不断地调整、兴革。不能适 应的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存在的也继续在演变,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导致了人类需求的丕变,平和安宁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激 烈竞争的工商文明所取代,谦忍容让的社会美德则被冲突吞并的策略所侵蚀。西方 经过了百年的阵痛,建立了物质文明的规范,而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发现黄河业已 泛滥。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各个文化汇聚合流的时机,东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触了, 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冲突更难以避免。基于型态的不同,人们难免开始 反省,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就像人种之间的比 较一样。站在进化的立场,生存淘汰则全基于适应与否,也与我们观念中的优劣无 关。 今天若单纯用物质条件来比较,谁都不能否认西方远远的领先东方。可是人是 否能永远自满于物质的刺激,永无休止地追求那无穷的排列组合?另一方面,富裕 的结果,人是否还能够永远保持其冲劲,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 基于对人性以及地球资源的了解,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以追求物质满 足为目的,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资源,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断的更新,需求更 永无止境。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经在反躬自问,难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质的奴隶吗? 如果不是,这种迹近疯狂的经济竞赛将伊于胡底?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能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类本身必将是愚昧 的受害者,直到毁灭的末日,都不可能得知答案。否则,在关键性的时机,人类必 然会得到一些启示,明智而慎重地选择未来的前途。 东方的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质文明兴盛了,东方 瞠乎其后。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 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聚积的资产以及文物精华视为敝履。不仅不知珍惜,将 之发扬光大,尤其深恨自己投错娘胎,弃之唯恐不及。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骄傲的是所谓的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窃居国之庙堂。 他们眼中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把孔夫子、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庙中。他们崇 尚白话文,降低了人的思维品质;强迫实施义务教育,遑顾人性的特质。以致上材 受到拖累,不能尽其全功;下材不适其教,一个个成为问题青年。 不仅如此,五四残余的文化学者口口声声发扬中华文化,但遍观一些“大师级” 的钜作,除了用些西方哲学的分类观念,将中国思想削之缩之,硬套公式之外,我 没有见到任何一本着作,任何一个人,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指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些中国读书人的行为 准则,以及在其遗留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所抱持的中心思想! 相信没有人反对,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抱持的立场, 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读的书,是以 《易经》为首的经典。 在这四类之中,我们总应该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有人会说是儒家,但是更明 确的说是“黄老思想”。这且不去争议,因为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到流行的时机。 只说儒家的《易经》,今日的学者又懂了多少?为什么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 大思想家,对《易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是否不屑于学习呢? 有些不懂的人,偏又喜欢自命不凡: “易经是迷信!” 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边,就算中华文化是由迷信开始的,那么迷信也是中华文 化的一部分呀!要不么,干脆一点,大义灭亲,不要再谈什么“发扬中华文化”! 要不嘛,就先花点功夫,学通了《易经》,再来谈中华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前人的宝贵经验,在今人心中早已难与西方抗衡。至此空有中华 文化之名,却无中华文化之实,成了文化断层! 尽管我目前力有未逮,公司中仅有十多个人,我却决定让杨美芬专心学易,其 它的事都不必管。我自己则直到十余年后,中文计算机的硬仗打完了,卸下责任, 才转战文化。 在西方,学者咸认为信息时代将以文化冲突为主力,国内的学者居然还没有认 识到中国文化在哪里?五四之余威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红楼一梦之余,开始反省,正要借镜过去的得失,以作为未来文化发展的 参考。他们求助于东方,却发现面前只矗立着一片文化废墟,徒供凭吊惋惜。而在 新兴的工业城镇中,无数西装革履的黄皮肤黑眼睛,还在红楼竞艳,津津乐道地膜 拜着西方文明。 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思想行为离不了其土根。现代的中 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型态却充满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的 西方功利主义欲迎又拒,在得失之间矛盾彷徨不已。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团结,美国人最好合作。为什么 呢?日本是个岛国,地狭人多,除了团结奋斗之外,别无他途。美国人都是世界各 地的移民,过去不堪回首,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机会唾手可拾,自然各人自求发 展,重视自我享受,只顾赚钱、发财。同伙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大家全力以赴, 当然合作愉快。 中国人则不然,在过去阴影的笼罩下,穷得怕了。心羡西方物质文明,从政从 商,发财是主要的目的。可是在传统社会压力下,又必须保护声名,才能在亲友、 族人之前维持颜面。即使已经名利双收了,仍然意犹未尽,因自卑进而自傲,一定 要掌握大权,封妻荫子,俨然一个小小王朝,以期光宗耀祖。 就算移居海外,人种肤色、思想习惯在在与欧美人士不同,难以摆脱。无根可 植,无枝可栖,又不得不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不幸的是国力薄弱、政体分裂, 加以党派林立,各持己见。在意识型态的斗争中,民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忠 孝之心尚存,却也左右为难。 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包袱太重,人各一心,互难苟同。处 身异域偏又心怀故乡,以致首尾两端,与当地风俗文化格格不入。这正是一个时代 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真能体认到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家相互容忍,把心理的包袱 丢掉,且不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有好的就学习,有坏的便扬弃,那我们还会有 明天。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要求自己牺牲,如果连中文计算机都不能统一,还有 什么文化和社会的大道理好谈?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 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台视前的“名伦”西餐厅,邀请了电信局的陈德盛、资策会 的杨键樵、宏碁的施振荣、神通的侯清雄、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 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 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 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 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 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 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 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 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 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 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 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 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 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 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 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 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 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 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 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 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 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 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尤其是只有十分钟,深怕一句话错了,机会也就错过了。 “请李先生支持中文计算机的发展。”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告诉我,计算机是高级的科技产品,不适合用中文。” “计算机是高科技,可是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处理文字及数据资料,中国人不可 能人人都会英文,也不可能把文字都改成英文。” “朱先生,老实说,我不懂计算机,所以我必须相信专家学者,据他们告诉我, 只要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可以使用计算机。我们在中学就把英文列为第一外国 语,照理学会几百个英文单字,应该不成问题才是。” “李先生,谁这样说,谁就是有意蒙骗您!”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没有 只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够了的事,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有几百页厚的操作手册,不 看懂能用吗?此外,计算机里面放不进中文资料,我们中国文字及文化,在未来会 是什么下场?” 他想了一下,慨然说: “朱先生,我见过的所有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看法。我觉得你是对的, 可是我今年七十岁了,还在为国家忙个不停。我不可能重新去学,也不可能反对一 般学者专家的意见,我只能对你作精神上的支持,希望你能成功。” 李国鼎先生是台湾政府中唯一对科技有认识的领导人物,连他都受到那些眼光 如豆、只顾抱着金饭碗的专家所影响,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不过这也是千古不变的 定律,有心为国为民的领导者,若得不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好幕僚,充其量也只能维 持一个小小的局面。同理,做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提纲挈领、掌握重点,则在 当今繁琐庞杂的技术时代,很难能认清真正有价值的任务和人才。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宇宙又何尝不然?只要我们分得清楚,微观和巨观 原本没有区别。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中,都有其时空的特殊条件以及变化运作必然 的定律。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条件整理出来,人生,宇宙,又有什么我们不能理解 的呢? 宇宙进化的模式是人类前途所系,身为人类一份子,我们能够掉以轻心吗?人 类的历史是种族、社会、文化兴亡的前鉴,我们又能忽视吗? 我认识很多从事科技工作者,他们往往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将所知 有限的技术当作个人求名得利的工具,罔顾即将导致的恶果。我常常劝他们,建议 他们考虑一下历史所启示的教训,而他们总认为过去的人犯错乃是因为无知无能, 所以历史没有参考的价值! 更有一些迷信科技万能的盲从者,他们只看到科技创造的力量,不愿接受科技 破坏环境的事实。他们认定总有一天科技能够解决一切,可是那“一切”指的是什 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能力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当然,我所指的这些从事科技的工作者,充其量只是些工匠而已。只因为今天 计算机当道,物以稀为贵,计算机技术人员就不可一世,自以为是神了。 这些人算得上是科学家吗?科学是有系统的学问,重视推理,由观察、思考中 先作假设,再以严谨的态度实验分析,小心求证。他们所根据的是实验记录,所信 仰的是理性,所追求的是真相。 历史不正是人类的实验记录吗?虽然那些记录难免流于主观,难免因为条件之 不足而有所偏废。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加以研究、求证,找出其中的症结来。过去 之认识不足、见解不明以及所犯的错误,正好给予我们重新认知的机会,而记录的 事项更是我们据以参考的宝贵资料。 科学是什么?只是物质文明的工具吗?科学家呢?难道甘心为物质的奴隶,终 身埋首在新物质的探索、新世界的开拓,而不顾人类社会的福祉?科学家应该是最 具理性的人,他们不仅有科学的知识与态度,而且有人类的良知。知道人类过去所 犯的错误,知道应该如何避免,知道怎样运用他们的技术、能力为人类谋取最大的 利益! 既然如此,科学家必须先了解“因果律”,以人类的得失衡量前人实验的结果。 千万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否则能力越大,所可能造成的祸害也越大;影响力 越深,所种的因果也越严重。 时到今天,我们都处身在因果的轮回当中,悲也罢,喜也罢,谁也免不了承受 前人所种的因。可是,只要人能够觉悟,今后的机运还在我们的掌握中。从事科学 工作者,在玩弄知识魔术之余,是不是该有所警惕,谦虚一点,先向历史请教一二 呢? 如今不论在台湾或其它地方,科学家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取代了过去的 贵族、僧侣、武士以及中国特有的科举文人。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除了拜时代之 赐,物质供应丰裕外,其它一切都乏善可陈,尤其是精神生活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 是不是科学家认为人只是一种吃饱穿暖就满足了的有机物?是不是科学家在显 微镜下面,看不到人类的不幸?是不是在科学辞典里,没有“精神需求”这个名词? 记得有次我去参观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里面有中央系统的空调,喷着带点清 香的空气;优美的背景音乐,轻快流畅;还有电动的运粮车,计算机调控的自动喂 食系统… 我最难忘怀的是那位管理员,他驾着电动车,指点着一排一排整齐划一的鸡舍。 里面有无数红冠白羽、精神抖擞,长得又壮又漂亮的鸡只,有的振翅高歌,有的则 埋首低啄。其前边下方有两条流动的带子,上面送来的是金色的食粮,下面送走的 是白晃晃的鸡卵。 那位管理员看着面前的“太平盛世”,志得意满地说: “各位,这就是科学的伟大,我们不仅能把鸡养得肥大,蛋生得多,最有意义 的是我们能让被养的鸡都感觉幸福无比!” 计算机界也不尽然全是功利之徒,有一段轶事很少为外界所知。缘宏碁有位销 售专员段晓雷,此人能说会道,头脑清晰,也很有侠气。而神通的刘大卫也是个性 情中人,说话有点结巴,但在结结巴巴的后头,常蕴含至理。 有一次,刘、段两人不期而遇,且各为其主,争得面红耳赤。 两人所争的是公司领导人的能力高低及眼光远近,在华光(神通的关系企业) 及宏碁两个公司中,以李振瀛与施振荣两个总经理为例,究竟谁胜谁? 开始时难免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妙在两个人都有求真的精神,他们得到的结 论是,由段晓雷去见李振瀛,刘大卫会会施振荣,作一个客观的比较。彼此并约定, 如果得到了共识,其中一个人一定要放下成见,“弃暗投明”。 于是两个人分别回去,为对方安排了交换访问的时间。 事后,段晓雷承认李振瀛比较高明,也决定履行诺言。可是他辞职未获准,尤 其是当宏碁的老同事知道他要去华光,更是无法谅解,责备他见利忘义。段晓雷在 进退失据之下,认为失信虽然不可,无义亦非所愿,最后竟然悄然赴美,销声匿迹。 在零壹公司中,沉红莲则是位女侠,她个性直率,严于律己也严以待人,经常 得理不饶人。姜有谟是文化中文系的,原在她的手下工作,有一次突然来向我辞职。 我当然了解其中原委,便问姜有谟愿不愿意写程序,他说怕学不会,我便直接把他 调到程序部去。 不到半年,姜有谟边学边写,写了一套紫微斗数的软件。林维江立刻找来一位 角头老大,打算开一个计算机算命的活动站。 那位角头老大很有点头脑,找人做了一个木头人,里面放一台苹果机,一台打 印机。在胸口有一个洞,客人只要输入生辰,斗数图就立刻输出。 这个构想很好,但还需要加一点工,这便由另一位同事小董负责。小董做事拖 拖拉拉惯了,一点小事答应了好几次,一直不能完成。那位角头老大很不高兴,也 无可奈何。这事大家一直瞒着我,角头老大也不知道公司谁是老板,只知道找小董。 有一天,我听到三楼声音异常,下去一看,很多人围在那里。小董被角头老大 抓着,逼到了墙角,紧抱着头,一副狼狈不堪的德性。 “你说,你快说!明天能不能交货!不说我就打死你!”老大手中是把锤头, 离小董的头还不到一尺。 场中人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我正想上前,突然听到一声暴吼: “你想干什么!”一个娇小的人影由我身后越众而出,我一看,糟!是沉红莲! 那位角头老大回头一看,也楞住了,他把小董放开,恶狠狠地打量了一下。原 来是一只散发着怒火的兵蚁,正面对一只大甲虫,努力摇晃着两个鸡蛋似的小拳头。 全场鸦雀无声,角头老大举着铁锤,竟然哈哈大笑: “失敬失敬,原来贵公司有位女侠客!” 林维江也有侠气,有次沈红莲代表中文部向程序部挑战,比赛篮球。沈红莲是 高中校队,大学班队,但中文部其它人不是文弱书生,就是纤纤佳人。 程序部仅熊黎民就堂堂六尺之躯,再加上几位手长脚长,活蹦乱跳的少年家, 这场比赛的盘口是一比一万! 不管是冷战是热战,中文部人人愁眉苦脸,唯恐有人提到球赛,万一有人不识 相,遇到中文部的同仁,问声: “星期天…” 答案是千篇一律: “星期天我要去看电影,有谁请客呀?” 如果谁在沉红莲面前露出了一丝牙缝,就会看到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景象: “你是啥人?直教那姓熊的前来会我!” 熊黎民则是一副施施然状: “哦!哦!不忙不忙,到时自有分晓!” 星期天我赶到球场,两队正在操兵。只见那一端兵精将猛,篮球碰碰然,人球 齐飞,一派袖珍NBA 的模样。 另一端,坐的坐,倒的倒,脚酸手软,遍地哀鸿。 本着人道精神,我正要宣布比赛中止。不料在程序部中,突然冲出一员猛将: “朱先生!我可不可以申请转部?” “现在转部?”我一看,是林维江。 “不现在转就来不及了。” “好吧,你要转什么部?” “中文部!” 球赛在抗议声中开始,也在抗议声中结束。原因是比赛太精采了,记分员变成 了拉拉队员,浑然忘了比赛的目的,记分牌上一直是零比零,最后胜负难分!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想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 是缘木求鱼。一九八九年,我曾在大陆见识到一位真正的义人。他符合了义的基本 条件,即坚持原则,牺牲自己,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 有一天,有人拿一份人民日报给我,叫我看一篇讨论中国信息前途的文章。显 然大陆与台湾,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就算有差,也差不多。文中提到大陆盗侵版 权的现象严重,有很多输入法即抄自我的仓颉输入法。抄还不说,为了个人的利益, 反而以仓颉为对象,大肆攻讦。文中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严正地提出讨论。 作者是栾贵明先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子计算器中心。 一个人能路见不平,为一个素未谋面、无利可图之人拔刀相助,这不是义人吗? 后来我到北京,特地与他会面,相谈颇为投机。他早就看出计算机对文化的影响, 也一直在这个园地中耕耘,但限于各种条件,能做的不多。 他也训练了一批学生,把《全唐诗》和所有相关资料都建了全文索引库,甚至 于《古今文选》、《二十五史》等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看到他的成绩,知道中华 文化代代有传人,心中大感安慰。 后来我回到台湾,由罗鸿进口中得知因为他坚持研究传统文化而得罪了权贵, 被迫离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信念,继续艰苦奋斗,在浊世之中殊足可贵。 坚持理念不是一句口号,零壹公司虽然只有近二十位员工,但一开门,处处要 钱。平均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四、五十万的生意,开支却在七、八十万左右。 能借的都借了,沉红莲也设法借了二十五万来,不得已,我决定把房子卖掉。 内人很不谅解,我知道她关心孩子读书的问题,一心想去美国。因此便骗她说我要 去美国发展,她信以为真,于是房子卖了,得款一百五十万元。 然后,我带着她们母子,先去洛杉矶安顿下来。售屋的钱先充作公司开支,然 后由公司每月按时寄美金一千块过去。我则住进公司,以办公室为家,开始了尔后 十数年有室无家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