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芒种 标准、去国、认同、雷达 中文打字机的制作始终萦绕于怀,有一次我在广告中看到了一个四十个字位的 坐标绘图器(Ploter),我如获至宝。在我设计中文字库时就曾经想过,向量结构 其实便是坐标位置,送到绘图器上,立刻就可以“写”出中文字来。当然,这种字 并不好看,我又想到,只要重新设计一种笔,再用程控“笔法”,一定可以符合中 文的书法艺术。 最有利的是这种做法的成本低,大量生产时可以降到三十块美金以下。我想到 就做,立刻叫林嘉勋用汉卡的结构,加一个键盘和绘图器,外壳我则用压克力版成 型,不到一个星期,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致的中文打字机。 虽然是利用现成的组件拚凑而成,且写字的笔并不理想,但从各方面看上去, 都令人爱不释手。每秒钟约可写五六个字,要加快速度也不难,但是当时还没有人 打得那样快。至于写字笔也可以换,并且有多种颜色和粗细。 这只是实验的样品,我打算设计各种不同宽度的笔,以便写出各种字体。现成 的绘图器只有四十列,是正常信纸的一半。我找到生产厂商,他们已经有八十字列 的机种。在微电脑的控制下,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书系统了。 我拿给庄灵看,他特别为台视做了一次专题采访。后来工业局长找我去,并介 绍交通银行投资五百万,与我们公司合作生产。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只是未 来的远景。目前却因零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我又不愿借钱,各方面都要兼顾, 吃力非常。 一九八二年年底,资策会通知业者,召开一个中文编码会议。有二十多家厂商 代表与会,我也忝属其中之一。新闻界则有经济日报及工商日报的记者。 不料主持会议的竟是何宜慈,记得上次溪头会议时,他还很谦虚,自认为对信 息这个新兴的行业一窍不通。没想到事隔几年,口气已经变了,彷佛是君临万邦, 他为了解救中文计算机界,设计了一套中文码,要大家承认为中文交换码,共同采 用。 等他把细节一讲,原来就是那套拚凑不全的“溪头码”,现在摇身一变,成了 尚方宝剑!会场之中只有我与经济日报的记者是上次的劫后余生者。据何宜慈的说 法,该码是国内的一流专家,在他的主持下规划出来的精心杰作!如果贵为“国家 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居然也能掩耳盗铃、一手遮天,我真以做一个中国人为 耻! 溪头码只是一种儿戏式、大家搓圆仔汤的应酬结果。会中吵吵闹闹,根本没有 结论,出席该会议的人士,也没有人背书。我是全程参与溪头会议者之一,从头至 尾大家都反对制定不成熟的国家标准。因为彼此都有此一共识,所以也没有几个人 把溪头码当作一回事。当然,除了别有居心的少数人以外!现在,何宜慈据之以为 进军信息界之法宝,实在令人齿冷! 我立刻表示反对,溪头码只有一万三千字,而仅仅当时国税局的人名用字就有 一万八,更别说图书用字了。我认为中文交换码理应包括所有用字,至于各家要用 多少,基于应用的范畴不同,应由计算机公司自行决定。 何宜慈反驳说中文交换码的订定,是为了顾及业者的利益,字收不多是因技术 上有困难。至于用字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范围。 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正是我最担心的结果,多年来我孤军奋战,何宜慈不知躲 在哪里?今天中文市场成了气候,他就来个“锯箭法”,削足适履,美其名为使业 者有“生意”可做,骨子里却是要斲断中国文化的命脉。 一万三千字与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别呢?不正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吗?民国元 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八千字的“电报明码”,早已成为国际上中文之通讯标准,既现 成又省事,为什么不就用电报明码作为交换码呢?我参与过国内多次重要的编码会 议,深知其中原委。字数不够并非主因,实际上是有人希望表功,藉此争取一席权 威的地位。 早先的明码设计考虑不周,八千字不够用,才导致今天的各种困扰。而现在技 术进步了,设备更新了,分明可以把六、七万个字同时纳入系统中,为什么不趁着 目前规划之初,一次彻底解决?稍有大脑就可以看出来,一万多字绝对不够用,一 旦大量资料建文件完成,再想修改标准,那就痛苦不堪了。 不仅外行如此,连目前大多数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的人,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统 的规划,没有文字应用与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认识。有人甚至以为在计算机中放几个 中文,就算是中文计算机了。在这种前提下,对卖计算机的商人而言,用字越少成 本越低,对设计的程序员也越是省事。那么为什么不用八千字呢?干脆些,用英文 岂不更简单? 有些“误人”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字数少可以节省传输的 速度,兼顾与英文软件兼容的能力。这种理论相当于说: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如果 人少一点,不仅交通方便些,国民生活水准也能提高,我们甚至可以与工业国家匹 敌。这种理论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但也百分之一百的与现实不符。我们怎能改变 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呢?把少数民族忽略掉?再不然杀掉一半?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为什么只承认一万三千字就不可笑呢?我们要使中 国脱离贫穷、无知,要使中文计算机发挥文化上应有的效益,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 法吗?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人性依然,无知、无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总会想尽 一切方法,为自己谋取巨利,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饰他们的私心。 真正的中文计算机应用者是户政、地政、财税机构以及图书馆,这些工作都需 要完整的中文字集。这套内码如果不成功还倒罢了,只不过令市场上难以适从,迟 早还会有改进的机会。万一真的由国家立法,限制人民用字,其结果必然是几代以 后,中国人将无缘认识历史上所用的古字,也就与中华文化彻底分道扬镳了。(果 然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了户政的计算机化,户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5196字的字集。 仅在北、高两市试用的结果,就不足六千余字,将来图书馆计算机化可能又要另订 一套标准了。不幸的是,当年大言炎炎的专家们此时都功成身退了,我以一介归隐 的老耄,犹要重做冯妇。) 我毫不客气地当着各计算机公司代表及媒体记者,指责何宜慈说: “这样做是文化罪人!你说技术上有困难,那是你的能力不够!我已经证明, 在汉卡中已有三万多字,此外宏碁的天龙、神通的汉通、诚洲的仓颉都有三万到四 万个字。你不知道,不妨先问问他们!怎么能把头埋在沙中,硬说技术上不可能? 反而要定一万多字的标准?”我越说越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道人! “你是生意人,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何宜慈也火了。 “你错了,我不是生意人!我从事中文是为了文化,国家要我可以送给国家!” 何宜慈把手一摆,收起桌上的资料,说: “我不跟你胡扯,我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先走了。” 果芸一直想打圆场,但却插不上口。这时见何宜慈要离去,只得腼腼腆腆地陪 他出去了。一时场面很僵,谁都不说话。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会儿果芸回来了,问我: “朱先生,你说要送给国家可是真的?” “绝对不假,在场的有好几位可以作证,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问题 解决,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统建立起来。” 接着果芸征询在场各厂商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一种共通而实用的方案。为了 要证明确实可用,当场推派了三位工程师:宏碁的施崇堂,神通的刘大卫,还有一 位是王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由他们代表厂商共同评估,以定取舍。 我的技术计有三大部分,一是中文字库,能在 64KB 的空间内,提供三、四万 字(再多也能扩充)。而且有各种字形大小、字体种类的变化。其次是中文系统, 为了与英文兼容,中文必须考虑内码的编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益。第三则是中文软 件,我们已经在“北极星”系统上开发了一套综合文书、数据库与表格处理的程序。 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 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 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 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 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 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 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 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 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 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 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 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 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 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 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 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 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 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 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 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 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 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 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 他非常风趣而热心,替我找合作对象,运筹帷幄。此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蒋祥嘉先生, 当时有五十多岁,四川人,曾经是国府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老孙说他是邓小平的表 弟。 组织公司不是小事,等了一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进展,沉红莲决定回台湾去, 我知道她回去不会有问题,但能否再出来则很难说。 我能留她吗?连自己能否找到发展的机会都在未定之天,美国不比台湾,我一 生已经毁了,怎能把她拖下水?我给她订了周六的班机,心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她不能再出来,今后要靠我一个人努力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天意。 星期五上午,蒋先生与一位钱先生同来,说旧金山有一家美国公司,找我去设 计中文雷达。我已经失去了信念,不相信一天之内能有什么奇迹。沉红莲一走,我 一个人独撑大梁,恐怕力有未逮。钱先生认为反正还有一天,他自愿送我们去旧金 山,万一不成,当天就可以赶回来。如果谈妥了,岂不是皆大欢喜? 于是,由钱先生驾车,我们立刻赶到旧金山,找到该公司。大家谈得还不错, 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薪水五千,是免税的,支票要由海外拨付。 这间雷达公司透过蒋先生的关系,卖了很多导航系统给中共,当然前提是非用 中文操作不可。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高,但却咬紧牙关,先接下来再说。 蒋先生也到旧金山来了,他说中国政府邀请他和我回国观光。我听了受宠若惊, 但是目前工作还没有安定,我不能把沉红莲一个人丢在旧金山。蒋先生听了,慨然 把他的机票让给沉红莲,叫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传言中,台湾政府一直在暗地监视中共大使馆,我怕去大陆的事曝光后,自己 虽没有什么可惧的,却会危害沉红莲在台的亲友及零壹的同仁。在去签证时,我特 别买了顶呢帽子,戴着黑眼镜,神神秘秘地溜了进去,沉红莲虽然心里也紧张,却 坚持不肯伪装。当时的总领事是唐树备先生,他很客气,立刻给我们发了台胞证。 去国三十多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催,回到过去逃离的故土,心头的滋味实 在难以形容。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坐飞机由旧金山动身,第二天晚上到达上海上空。 我俯瞰地面,一片漆黑,偶而见到点点灯光,简直比汪洋中的船只还要稀少。 飞机着陆后,我们走出机舱,经过空旷而不甚开阔的停机坪。大家鱼贯而行, 来到一所矮小的两层楼楼房。昏暗的灯光、湿热的空气,使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亚洲 最大的都市--上海,更不愿相信脚下踩着的就是闻名已久的虹桥机场! 我一向反对物质文明,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让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中国吗?显 然,中国是贫穷的,但穷到这个地步,简直比巴西的圣路易市好不到哪里去!国家 穷,人民必然生活困苦,虽然平常看到不少报导,但是总与亲身体验有一段距离。 候机楼中有几个十七八岁、身着宽松绿色军服的姑娘,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笑。 我试着与她们搭讪: “请问你们是军人吗?” “不是,”她们笑了,一个人说:“我们是海关人员。” “啊,上海经常是这样热吗?” “一会儿就好了,空调刚刚打开。”大陆上把冷气叫空调。 “空调刚刚打开?”我根本没动脑筋,顺口说着。 “为了省电呀!哪能像你们?你是美国人吧?”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说。 “不,我是中国人,我在家也是一样,不用就把空调关起来。”我是想讨好她。 “我可不一样,我家没有空调。”那位姑娘说完回头就走。 这种情绪似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店里的售货小姐,那副晚娘脸远比五十年代我 在台湾见到的公车小姐还要难看。 有一次,沉红莲想要买本辞典,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华书局去找。那些服务的 小姐一个个坐在柜台后,相互嘻笑,不论客人问什么,她们都不理不睬。最后沉红 莲总算看中了一本,问一位小姐要多少钱,问了好几次,她可算开了金口了: “多少钱?你买得起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的教育不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说一年半载不 能改变一个人,我可以相信。但是大陆实行共产主义已经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应 该有助于人态度的改善。更何况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礼著名,怎会变得如此乖戾? 到了北京,统战部招待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人一大间套房,非常阔气。我 一向穷惯了,这般享受心有不安,加上囊中羞涩,什么送礼呀、小费的一概装作不 知有此一说。而且一再声明,我最欣赏共产主义不送礼,不给小费的习俗! 统战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招待我们,一位姓林,一位姓王。在大陆半个多月的时 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北到南,安排行程、接洽事务,非常辛苦。由很多细 节上,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纪律以及服务的精神。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十三陵、香山、北海,吃过闻名的仿膳,也爬上了 “是好汉”的长城。这些景物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冲击,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必 须从人下手。北京虽然到处是人,但是要看透人心,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参观明孝陵时,看到地墓中挂着一个说明,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例外。 那些说明千篇一律地都是严词谴责封建君主的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建造了这 些没有价值的建筑。是吗?如果没有这些古迹,每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死了以后 还要历经千万年才能化成石油,这样的中国人有什么价值?中华文化的证据何在? 今天的中国人,又能有什么值得自傲的?如果以贬谪先人为乐,不妨想想自己的将 来吧! 有个清晨,我和沉红莲走到故宫旁的原御花园(现已改为“工人劳动宫”), 我打算了解一下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想法。门票是二分钱人民币,进到里面,是个极 大的花园。有假山假石,盆景花木以及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但是一眼望去,黄土 铺地,寸草不生,无法感受南国花园袭人的绿意。 北京雨量不丰且多风沙,能有这么多花木已属难得。地上很干净,一定是常有 人打扫,或是大家都有公德心。园中到处是人,多半是些老者,有的在练马步,有 的打太极拳,还有人在树下或墙前半蹲半坐,双臂虚抱,彷佛怀中有个大缸。 花丛之间有一些长条的座椅,三五成群的有不少人在休息。我特别想知道他们 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也找个空位坐了下来,身边有好几个老太太,大家多半是木然地呆望着前方, 偶然回过头来,与旁边的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几声,也听不出什么主题来。 这代表了什么呢?可能是人际关系淡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信心。我知 道,当人与人之间无话可谈的时候,就表示人已经被孤立了。对这些老年人而言,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原本就所剩不多,如果连身旁的事都提不起兴趣,那又代 表着什么呢? 离开北京后,为了观赏祖国风光,我们要求搭火车南下。途经淮河平原,先到 南京,再渡江去南通,探视沉红莲的奶奶。然后再去苏州、杭州,经上海回美国。 我们坐的是“软卧”,四个人一间,倒颇为舒适。天一亮,我就注目窗外,连 续几个钟头,尽目望去一片无涯的青葱,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荒凉残破的淮河平原。 至少,我相信人民温饱应该不是神话了。 在南京时,我们住进一所宁静的宾馆。参观拜会之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 是南京市内大马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沈红莲是南通人,所以统战部特别在行 程中安排了南通的拜访。南通在长江北岸,离开南京后,要坐渡轮过江。 我们晚上八时离开宾馆,天气热得像是在火炉中一般(气象报告说是摄氏三十 八度,实际上是四十二度,政府为了避免民众慌乱,特意少报),老林笑说南京正 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们来得不巧,正好挨烤。 这真是世界奇观!只见南京大马路的路肩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民众,从宾馆 到码头,汽车走了半个小时,我就没看到过一块空地。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有 这种耐性,大家居然整整齐齐地,像是逃难,却又像露营,全城都露天而眠。 一到码头更是人潮汹涌,看热闹的、等着上船的统统挤成一堆。谁都不知道谁 要干什么,反正有人往这边来,也有人往那里去,大家挤来挤去。这时我早已汗流 夹背,眼镜片上一层雾气,在人群中热得头昏脑胀。 统战部南京的“部长”也来了,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 子。我以为部长一定是大官,他们告诉我,在编制上各地都称为部,头头都是部长。 大概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之一吧,名义上不分阶级,但内部阶级分明。 那位老部长在前开路,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我见到有些人欺负他老,故意推他 撞他,不由得火冒三丈。尤其是沉红莲,她那份侠情又被激发了,一副火山即将爆 发的模样。顾不得自己是客,我连忙挤到那位部长的前面,打算跟那些恶客讲理。 老林紧跟着我,看我神情不对,忙把我拉住说: “今天实在太热了,别急别气。” “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点也不尊重年纪大的人呢?” “唉!没有办法!文化水平不够嘛,原谅他们吧!” 在台湾让贵宾免于困扰的方法是利用特权,任何贵宾都有相当特殊的优待。据 我所知,当时去大陆的“高科技专家”并不多,我算是顶重要的贵宾了。而对我唯 一的优待就只有住宿,因为旅馆严重不足,经常得安排在一些特别的招待所里。 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难道希望有警车开道?保镖护卫? 沈红莲的家人很平实,生活算得上是小康,逗留了一天,转程苏州、杭州,参 观了留园、西湖,最后到上海搭机,于八月八日返回美国。 刚回到RDI 公司,蒋先生又带来一封邀请函,请我参加九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国 际中文信息会议。蒋先生认为我应该回中国服务,我也颇有同感。尤其是中文计算 机的技术正在转折点上,如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方向,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小。 由于蒋先生的关系,雷达公司没有刁难,只是比尔有个条件,如果大陆有意与 我合作,他要分一半的权利,我很痛快地一口答应。不料比尔又提出一个条件,要 我与他的律师同去,而且不管任何谈判,都要有律师在场! 蒋先生悄悄对我说,不妨先答应他,大陆方面会为我安排。果然一到北京的机 场,在行李通关处等行李时,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们的面前。一位拦在那位律 师前面,一位把我领到特别通行口,连行李都没有检查就出关了。美国律师只好傻 傻地排着队,不知所措。到了北京,我住宿的旅馆也另行安排,一切对外保密。 大陆称计算机为计算器,由四机部的计算器管理局掌管。我一去,就安排了一 个星期的讲学,讲解我的中文系统观念。 我将中文打字机的样品及蓝图送给计算器管理局,希望他们大量生产,以利中 文之应用(不幸多年后我再去探询下文,该机竟然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我从他 们的态度上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现象,他们一再强调在五○年代,其电子技术 明显地优于日本。对于目前的落后,他们虽不否认,却流露出自卑与自傲夹杂的复 杂情绪,我立刻警觉到,一不小心,就会戳破那急欲掩饰的怨恨。 只要是重视技术的人就必然重利,因为技术就是利的结晶。急功近利的人如果 能够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相当不错了。我不能怪他们,但 又不能不表达我的看法,表达的结果与在台湾差不多。在台湾,有人打小报告说我 是共产党,这里他们说得比较含蓄,只认为我上了国民党的当。 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国家标准码”,只收了六七六三个字。堂堂大中国的国 家标准竟抄袭自日本的工业标准码(JIS Code)!如果说礼尚往来,过去日本自中 原吸收了部分文化以及中文,如今物归原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连日本人都知道, 文化用字难以规范,为了工业上的需求,收取了七千多字只做为“工业标准”。中 国人大概以为日本人智能较高,再不然认为现代中国只需要工业就够了。所以日本 的工业标准,摇身一变竟成为中国的国家标准! 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屈就,即使是收两万四千字,也可以设法与英文系统 兼容共存。但没有一个人听得下去,工程师的心态和我在台湾所见一般,咸认为六 千字已经太多了,多得他们都认不得。最好象英文字母一样,二十六个,最容易处 理。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放着大量无所事事的软件工程师,不让他们彻底了解系 统观念,也不自行开发系统程序。却发动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第六所与四机 部合作,大搞各种“汉化”程序。 所谓汉化是将原程序所显示之英文字符改为中文,如此而已。在技术层次上还 赶不上我们当年在零壹修改其它的计算机,使之能处理中文。这样的不思从头研究, 在未来的发展上,绝对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死胡衕。 为什么呢?软件的价值即在于程序技巧的应用,如果工程师只看程序的外表, 而不深究其结构内涵,就得不到技术的精髓。把程序中的字符改成中文太容易了, 而自行开发软件则非常困难。没有人不愿意做容易的事,到最后除了依赖抄袭之外, 第一流人才真正的本事都浪费了。 本来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如果有人支持我的看法,我会留下来,死心塌地把平 生所学,报效给知人善用者。不幸,这一点点卑微的奢望,从台湾到大陆都行不通。 似乎所有搞技术的,都得自行扬名立万不可。“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只要略作 修改,把“文人”改为“同行”就传神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旅馆休息时,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楼下有位我的亲戚来 找我,我请他代为拒绝。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来此,更没有什么认识的亲戚。上 次我到北京来时,曾经有位香港的商人冒充是我的表弟,到四机部大做生意。所以 一碰到这些事,我宁愿得罪人也懒得答理。 不料那位“亲戚”很坚持,竟然找到我的房间来,服务人员阻拦不住。我开门 一看,服务员旁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位绅士。我遍搜枯肠,始终没有一 点概念,不知是哪门子亲戚。那位妇人看我一脸神情茫然的德性,便说: “你是朱先生吧?我是先芙,蒋祥嘉的表姐。” 听她满口的四川土音,我才恍然大悟,是邓小平的妹妹!我忙向服务员道了谢, 解释说,的确是我的亲戚,同时将他们两位请进屋来。 “蒋先生说你很爱国,很想回国为祖国效劳,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 “不敢当,我是受到蒋先生的感召回来的。” “爱人在哪里?有几个娃娃?”倒底是女人,最关心的还是家事。 “爱人在美国,有一个娃娃。”爱人两个字很不顺口,入境随俗吧。 “娃娃多大了?” “十六岁,读高中了。”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居然就是中国头号强人邓 小平的妹妹!她穿著一件灰色的短上装、黑布长裤,头上是清汤挂面似的齐耳短发, 脚上穿著一双布鞋。由她说话的态度以及我们交谈的内容来看,她完全是一个土里 土气的乡下人,而且执着于家庭、亲情,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妇女。 她对我的生活垂询甚详,由于我的四川话还没忘掉,谈起往事时,真好象是亲 人一般。我们谈到很晚她才离去。临走时还一再吩咐,有事可以找她。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统战部的接待人员,他们听了,摇头不信,说一定是骗 子。因为以邓小平的身份,他的妹妹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出来。 我不认为是骗子,但心底未尝不在怀疑,邓小平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平实?我过 去所接触的任何人,只要有三分地位,就必然有七分排场。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 气集,她果真是邓小平的妹妹,那邓小平不仅是个政军奇才,更是一位品德高尚、 志节出群的伟人。 统战部的人打听了一阵子,回来对我说,那位邓先芙真的是邓小平的妹妹。而 且早年就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是生性不喜欢拋头露面, 所以外界知道得不多。言下还很有些遗憾,错过了见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机会。 至于中文信息会议的过程,不外一些应酬文章,乏善可陈。我已事先讲好,把 座位安排在大陆各界专家这边,上海科委的刘建民也在座,我们曾在美国见过。他 大感詑异地问我,是什么单位接待我的。我告诉他是统战部,他立刻向大会抗议, 因为他认为我是他邀请的客人。 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邀请函果真是上海科委所发的。领事 馆交给蒋先生,而蒋先生没弄清楚就通知统战部接待我。到了北京,统战部又认为 我是计算机专家,便把我带到四机部的电子计算器局,成为局里的贵宾。 原来不过是场误会,我答应再去上海,也讲学一个星期,这才把事情摆平。人 生的机缘很难说,如果先去了上海,打字机可能付之生产了。缘在美国见面时,刘 建民就看中了那部中文打字机,一听说我送给四机部,他失望得只是说: “可惜了!太可惜了!” “不会吧,我看他们也很重视。” “你等着看吧,北京都是些做官的人,绝对看不出打字机的价值!” 我回到美国不久,突然有天半夜,电话声响起,那一端竟是联合报的记者!他 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去了大陆,我承认是去开中文会议。他又问是否打算回大陆工 作,我则老实告他,目前还没有计划。 过了几天,台北公司的同仁寄来一份联合报,上面报导了我去大陆的越洋专访。 同时又附上了一份旧的,那是在我离开台北的第二天,报上说我经营公司不当,欠 了几百万的债务,最后只好一逃了之。我看了只觉得好笑,报纸的可信度不过如此, 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一般读者到底能知道几分真假是非呢? 我开始在雷达公司上班,先把雷达的软硬件作了一番通盘的认识,然后再来研 究应该如何动手。一研究之下,发现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操作时人所看 到的讯息都在一个“雷达绘图装置”上,也就是一个专用的监视器,只要能将显示 的讯息改为中文,就一切都解决了。 难的是硬件及软件都要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幸我早就想过这类问题,我的潜 意识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把看到的英文改成中文。 我先研究硬件,发现监视器中的英文字符是7*15大小,这样两个英文字的空间 (15*15) 刚好可以凑成一个中文。此外其英文字符贮存的方式,是以ASCII 顺位 连续烧在一片只读存储器中。由于雷达专用术语不多,沉红莲负责将之译成中文, 而且限制在九十六个字以下。我只要再重烧一片中文字形,再将程序中的英文改成 所译的代码即可。 但是为了找寻显示英文字符的程序,花的功夫可就大了。程序部的经理自诩他 们的说明文件准备得极为充分,所以程序一看就能了解。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美国,软件程序员流动性很大,那些程序早已换手多次。而几位现职程序员,花 了三天的时间,一直搞不清在那成叠的文件中,什么是什么。 我等不及了,决定从头找起,我写程序一向都要求精简,沉红莲戏称我为朱3K 。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写的应用程序,其臭其长几乎叹为观止。当我告诉他们 希望有一份打印出来的全部程序时,那位经理面有难色,问我说: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当然越快越好。” “快不起来,因为这个程序印一次要好几天,要好几箱打印纸。” “好几天?程序倒底有多大?” “大概有两三百万个字符?” “两三百万?不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吗?”因为汇编语言最精简,我写程序到今 天,全部加起来还没有写到三万个字符。 “那么只印控制监视器的那一段如何?” “怎么印?天知道那段程序在哪里!”他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怨气都倾了出 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英文呢?我们做什么,你们用什么,省掉多少麻烦!” 最后只好由沉红莲与我自行动手,幸亏上次她为神通改写中文字库时所用的系 统就是眼前这一套。沈红莲一段一段有耐心地调出来,一段一段仔细地检查,找了 一个多星期,只把有可能的几个档印了出来。结果印出来的程序,几乎有一个人高。 我一面检查程序,一面感慨万分。这种程序可以说完全是垃圾,既无章法又无 结构, 大量利用一种美国人最骄傲的宏(MACRO)形式,无限量地浪费宝贵的时空 资源。宏形式原来是很好的构想,有些不断重复的手续写起来太繁琐,利用宏指令, 程序员只要设计一次就可以随时取用。可是把宏用得恰当却不容易,因为工作的重 复并不表示每次作法完全一样。懒人便用笨法,一次把要做的事都写在一处,要用 时顺手就抓一个。 这事好有一比,人每天要出门,便设计一个程序专写出门。但出门方向不一, 没关系,程序先出门办完事,回来才发觉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又可以修正,于是又 有一段修正程序……如此类推。程序员会说: “你看我多聪明!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到了!” 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真要出门的人不必先出去再修正,他的方向早就决定 了! 我提出了中文化的工作进度,认为两个人一个月可以完成。雷达公司内部开了 一个协调会,没有人相信,因为不相信,就都认为我不是个骗子就是外行。可是没 有中文不能交货,骗子也好,真功夫也好,反正损失不大,试试看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面子,因为硬件及软件部门的经理都坚持说天下不可能有这种技术,尤 其中国人懂什么?找中国人做有损尊严! 他们开了一天会,我则在场外备询。最后由于比尔的坚持(他的理由是中国对 我那般重视,绝对不可能是骗子),又为了交货,不得不让我试试。 硬件部门有位老技师,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他知道这计划行得通。公司很慷慨, 连那老技师在内,三个人给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做出来。结果我们只用了十二 天就完成,从此公司上上下下,人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人生的得失往往不是一时可以认知的,我从小就喜欢硬件的电子、机械,如果 不是当年那位程序员把我气得一佛出世,怎样都不会改玩软件。孰料软件正适合我 的创造力,无限的时空全都在思维逻辑的控制下。多年来的经验证实我只要明确地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只要我有机会动手,从来没有失败的例子。 绝大多数的计算机从业者都只将计算机当作谋生的工具,我则不然,我一直在 找寻一种理想的工具,以实现自己脑海中的构想。计算机之有价值就在于有了可以 随意控制的软件,当然,计算机也有“遗传”上的机能,再透过一定的手续,新的 设计就成为它的“经验”。这不正是人类进化的缩影吗?然而上帝造世界尚且要七 天,人改变程序却只在须臾之间。 为此,我完全站在“天”的立场,来看待“人”的替代品“计算机”。我必须 敬重计算机的尊严,写程序要像艺术创作一般,精益求精!一旦精通了计算机的各 种细节,不论要用计算机做什么,只要做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 比尔信心大增,表示要投资五十万美金和我们合作中文计算机。我便将林嘉勋 找来,打算以 IBM PC 为基础,完全利用软件,将之设计成中文计算机。 此外我看到雷达公司有一种船上用的卫星定位系统,可以改成汽车上用的地图 系统。比尔一听,半响不吭一声,过了一会,他才说他认为应该先做中文计算机。 那位老技师后来偷偷告诉我,说比尔在硬件部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汽车导航。 茜茜莉沉是Ether net 的设计人之一,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之父卡维米 德过从甚密。她知道中文的潜在市场,很想把中文系统放进一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中,朋友介绍我与她见面,看看能不能够合作。 这时,我正在与沉红莲两个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做中文的概念结构。我在巴 西教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文时,就发现中文文字结构中,有一种字义的“概念分类”。 人只要熟悉了其分类特性,就很容易了解中文的意义。 比如说,“车”是一种概念,由于车的用途很广,人在陆上的行动都必须用到 车。久而久之,车便自成一类,在“车”字之前加上动力或功能种类者,有战车、 火车、牛车、汽车等;在其后加上部件,则指属于车之部位或结构的车头、车轮、 车轨、车厢等。从造字来说,把“车”字视作分类前缀,则所有从车衍生之字,如 轮、軏、輎、轵等都可以组合出来。 我在仓颉码的设计中,已经有了概略的分类,至于细部的定义则一直没有时间 去做。现在正好利用时机,每天下了班回到公寓,便开始了分类的工作。 我用四个字符分别定义为四种形式,再以八种特征做细部的描述。这样一来, 每个中文都可以用四字符或者三十二个位来表达。 再以“轮”为例,已知其属车部,是车之一种部件,第一字符定义其词性及用 法;第二字符指其位置在下接触地面,能滚动,由轴与体接;第三字符定义其形状, 圆形,有内外结构,充气;第四字符则说明其材料,性质等。 当文字与文字组合成词组时,就根据一定的组合规律,查各字之间的交集,以 得知所代表的涵意。如“一个车轮”指车之轮,因其交集为车及部件,但如“一轮 明月”,其中轮与明无交集,但与月有交集,两者皆为“圆形”,月与明有交集为 “光”。是以我们知道此轮已非车轮,而为一种有光的圆形物。 我之所以要动手做概念结构,是受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冲击。日本 人是非常值得敬重的民族,因地缘的特性,日本人随时随地都心存危亡,力求自保。 偏偏邻国是个大而无当松松散散的古老民族,强盛的时候固是不可一世,羸弱的时 候却也亡不了。日本人永远在危险的边缘,所以必须随时保持警觉。 一旦日本强大了,最安全之策自然是把中国大陆据为己有,才能一劳永逸,才 有本钱效法中国人的大而化之。 日本目前已经是超级经济大国,假如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能够成功,中国必亡! 只要了解什么叫做第五代计算机,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危在眉睫。 在五○年代,当第一代计算器开始发展时,美国学者就提出“人工智能”的可 行性。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可以透过符号表达,而机器能应用符号,而且工作效率最 高。只要能把人所了解的符号设计成为计算器能应用的形式,机器何尝不能有人的 智能? 一代一代的研究下去,虽然很多人失败了,但是计算器的功能却突飞猛进。每 次当一批研究的人放弃了多年的心血时,就有另一批人借着新一代的计算器,又兴 致勃勃地展开新的冒险。由第一代到第三代,一个一个希望幻灭了,他们并未绝望, 只是认为当前计算器的容量及速度尚不够,必须再提高千倍以上,当量变产生质变 时,问题将迎刃而解。 日本在电子领域的成功全是靠美国人的发明,如果日本人创先开发出容量及速 度都超过当前一千倍的集成电路,岂不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更何况果真量变产生 了质变,日本也就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 所谓人工智能的技术,是指将人的智能转移到非人的机械上的一种技术。其中 包括观察、辨识、语言、记忆、思维、判断、控制等项目。 以日本雄厚的生产实力,只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军事上,在他们现代化 的流水生产线的一端输入材料与能源,而输出端则是千千万万整齐划一、精神抖擞 的“铁甲武士”。这些武士心狠手辣,打不死,累不坏,只要原料无缺,就可以生 生不息!果真这种铁甲大军临境侵入,其后果不喻可知,人类文明亦将重写了。 我不相信日本人能成功,但却知道人工智能之到临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我 由中国文字中已经看到了其可行性,难道别人就看不到吗?日本人的计划我详细分 析过,在自然语言及常识库之间是一个大而无当不可能竟功的松散结构。除非自然 语言即等于常识库!而这种可能只有中文具备,但日本也用汉字,万一日本人发现 了呢? 我做这种研究的心态之一,是想知道到底有无这种可能性?如果有的话,是不 是能够釜底抽薪,以为人类留一点后路。 由于茜茜莉沉与卡维米德对人工智能知之甚详,我时常向他们讨教,想多了解 一点美国人的观念。米德身材瘦长,人很风趣,谈天说地颇有名士之风。但是他们 所知的都只是硬件部分,我则认为硬件环境尚未成熟,未来变化的空间还很大。米 德听了很不高兴: “你凭什么说 VLSI 还不够成熟?你知道在每一平方英吋上有多少晶体管吗? 你知道晶圆最大的极限是多少吗?”我知道,他真把 VLSI 当作他的儿子。 “这都是技术问题,当上游技术改进后,情况还会变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每一次硬件的设计,都是将当时已有的技术用到极限,包括真空管及 晶体管的设计在内。但是只要有更新的物质材料出现,就会有新的改变。” “你认为硬件的进步永无止境吗?” “当然不是,但是目前显然还未到达极限。” 美国人的度量很大,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如果他是中国人,恐怕再也不会理我 了。 茜茜莉决定去大陆谈合作,邀我参加,这当然是件好事。她介绍我去见她们幕 后的投资人,一位艾森豪时代的国防部助理。 我一见他那种趾高气昂的态度,心中就有些不快,既然要合作,总得像个朋友 才是。茜茜莉和他谈了一阵子,我很少开口,当然英语水准不够是主因。那位助理 先生一直在观察我,突然他问道: “朱先生,你是美国人吗?” “不是。” “那你打算入美国籍了吗?” “没有这个打算。”我答得很干脆。 “万一有必要呢?” “我只做我的工作,没有必要。” “怎么可以?茜茜莉,你怎么能让他参加我们的计划?” 事后茜茜莉对我大表不满,她认为即使我不打算入美国籍也没有必要承认。而 我也说明,要我提供中文技术不是问题,但我绝对不会参加他们的计划。后来,据 我所知,他们的计划因为中国拒绝了而不了了之。 这时IBM PC上市了,我用8088指令重新改写原来的字库。而且把字形放大缩小 的技术也做了一番规划,打算分几个阶段来发展。第一个阶段只做两种大小,即15 *16与24*24 , 如果成功了,我就有把握使之放大及缩小成各种比例。再下去,我 将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加上字体、字形及其它各种变化。 由于整天专心于文字与图形的转换,人间事常常难以顾及。 我们住在旧金山,常须回洛杉矶办事,两地之间走五号高速公路比较快,但路 上往往是连续数十公里没有一个转弯。因为我心中有事,经常不知不觉开起快车来。 为了避免被公路警察逮个正着,只要看到有飚车族,我立刻踏下油门,前呼后随, 风驰而去。飚车族都同病相怜,很能相互照应,在有警车巡逻之处,对面必有开来 的同类,不停地闪着车灯,提出警告。 从经验中我知道,夹杂在车队的中间最为保险,车队的头尾最容易被拦截。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车队经常变换队形,各人也须自求多福。 有一次我要回洛城,开了一部1985年胜利牌的白色敞蓬小跑车。那部车只要一 踩油门,十秒钟之内可以加速至七、八十哩。这部跑车是雷达公司的公产,因为目 前没人开,所以借给我代步。 车行在平坦而广阔的高速公路上,与人生何异?望天地之悠悠,前无古人,实 在寂寞不过。偶而也会遇上一两部车子,相互角逐一番,但总是过不了多久就劳燕 分飞。好在我的心中还有一条热线,随时随地可以与古今大师闲话家常,讨论人生。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黑点,与我相距约有数公里距离。我立即一踩油门,小跑 车如腾云驾雾般,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哩的速度向前冲去。人在车中,车在云间,我 见到了逍遥在云中的庄子,正拟分享这种铁鸟之梦,眼前的黑点渐渐长大… 黑点变成了车子,车子的形状也越来越清楚,车顶上有个东西很耀眼,是警车 的闪光灯!糟了!这叫马屁股上拍苍蝇!怎么办?还逃得掉吗? 我保持冷静,下意识地继续前行,直到接近了,保持着安全距离,亦步亦趋。 过了不久,那警车终于闪着灯号,叫我到路肩上停下。 “你知不知道你开车的速度?”那警官走到我的车旁,拿出罚单。 “不知道,我只看到你的车子就追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追警车呢?”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路上实在太寂寞了,想找个伴。” 一定是这句千古不变的真心话打动了他。他收起簿子,道声珍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