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飘泊 博爱、智能、东进、计划 美国人做生意喜欢买空卖空,比尔对中文计算机的投资是靠银行贷款,银行评 估后认为中文计算机市场不大,拒绝了。比尔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他自己拿不出 钱来,却又天天逼我签字,想利用我的关系去找财路。 这时万佩鼎突然从洛杉矶打电话来,说找到了中文计算机的投资人。我立刻南 下谈妥共组公司,由我全权负责技术,对方负责资金及市场。新公司名叫“博爱中 文计算机公司”,地址在洛杉矶,董事长、总经理都由他们担任。我唯一的条件是 研究室要设在我的住所中,以便能日夜工作。 由于中文技术人员征求不易,我便建议由台湾引进,并与零壹公司合作。他们 同意了,我便把林晓星调来设计中文系统。 总经理郝锦章也是位软件工程师,另外拥有一个计算机公司。他坚信软件包与 系统工程是两回事,因前者涉及“人体工学”,必须专门人才始能胜任。为此他特 别请了一位计算机硕士,在他的指挥下,专门设计中文文书处理等软件包。 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们的系统及中文字库都测试完毕,但因为没有应 用软件,不能销售,甚至连写一本使用手册都无法动手。我决定自己写个简单的中 文文书处理,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派上用场了。 郝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进度自是无话可说,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们印出来的文稿, 大吃一惊,问我这篇文稿是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印的。”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用什么印呢?”他更是难以相信。 “自己的程序呀。” “我们的文书处理还没有写好,哪里有程序?” “啊!我自己写的,专供自己编写手册用的。”我便把程序给他看。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们一直在等文书处理完工。” “我只是写给自己用的,太简单了。” 他不由分说,一边问着一边要我操作给他看,看完了,他说: “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都要好,只要再做些调整就可以卖了。” “你那边不是有专人在写吗?难道你打算卖两套?” “别提了,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希望,用这套就行!” 一九八五年初,他们将这套中文系统定名为“中文之星”,正式在美国开始销 售。我们产品的特色是所占的内存超小,中文系统只有十万单位,可提供两万四千 个字,且有四种字形大小。至于全屏幕文书处理也仅占五万单位,一片软盘就够了。 公司真正的出资者是龚作君,他在房地产上赚了些钱,想转战信息业。他对台 湾市场兴趣不大,却非常看好大陆,前后到大陆走了三趟,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做各 地的代理。不幸他的亲戚都不懂计算机,一套都没卖掉。 老龚也到过台湾,认为零壹公司规模太小,不值得合作。大同很大,一眼就被 他相中了,决定将“中文之星”交由大同独家代理。 我本来不打算管市场,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告诉他,以大同公司之大,不可 能会把我们的产品看得很重要,老龚说: “我生意做多了,会看人,这次林挺生请我吃饭,还和我合照,不会错的!” 老龚的自信心非常强,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遗传的,我试着用各种角度去解释, 并没有哪一种遗传因子叫做天才。可是他说我在强辩,引用的理论不够科学。 我问他: “如果这些学理还不够科学,那怎么才够科学呢?” “科学要有证据。” “你有证据证明天才是遗传的吗?” “当然有!”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的儿子就是天才!” 结果,大同一直表示“高度的兴趣”而没有销售,在台湾一套也没有卖掉。这 时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库发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汉卡,每片售价一千五百元 美金,卖得很成功。不到一年,因汉卡售价过高,国乔公司以软件取而代之,渐渐 成为主流。 我们的产品完成得最早,成本最低,功能也最强(指当时)。却只流行在美国 各大学中,最后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终端机。 我曾经考虑过自己回台去推广,龚作君说他与警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负责 打听有关我回台的可能性。过了些时,他说我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这辈子休想回去。 这一来,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请了一张绿卡。 在博爱工作期间,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华文计算机会议, 在会场我见到了全录公司展示的窗口。那一次我也去过硅谷,拜访过苹果公司,看 到了麦金塔。我认为窗口必会成为市场主流,于是立刻动手设计中文窗口。 由于美国的中文市场有限,产品打不进大陆,又失去了台湾,公司入不敷出, 郝与龚二人都丧失了信心,不愿意再撑下去,我们终于协议散伙。 这时我没有一点存款,所有的薪金都给了内人,一失业就陷入困境。 有位朋友很热心,介绍我去找一家绘图公司,我把前次绘图仪打字机上的字库, 加上放大缩小的参数,卖给他们做中文绘图。 这套字库卖得四万美金,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给这位朋友一点佣金?但是 他口口声声对我说,他有的是钱,亲戚朋友都是达官巨贾。今天他好心帮忙,给了 钱岂不侮辱了他?想来想去,我决定暂时不给,以后再说。 这时,零壹公司因为汉卡赚了钱,不仅把我过去借的钱都还清了,甚至还有股 息可分,最后给我保留了七万美金。 有了这两笔钱,我决定自己创业,打算发展中文窗口及能放大缩小的多字体字 库。我在哈仙达区一个半山上租了一栋大房子,有五房两大厅,还有个看得到洛城 夜色的大院子。我的想法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省吃俭用拚上一年,把新产 品发展出来,再去找懂得市场行销的人合作,以免重蹈覆辙。 可是,除了老搭档沉红莲,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好在我一点也不急,这样正好 无拘无束地专心研究,全力对付今后的问题。于是偌大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从字库到字形辨识、概念分类,由中文窗口到印刷排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飘泊了半生,所看到的都是难以摆脱的责任。人生的道路也正与当前的处境相 似,即使再往上行,仍然还在半山腰。只有在到达山顶后,眼看脚下鳞次栉比的人 家,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只要仰首抬头,就看到一座一座的高山无尽地向 天边开展。 我能休息吗?在得道的立场说,十多年来,我已经做到不为物役,不为形伤。 但什么是道?只是自己一人独行的私产吗? 老子、庄子所铺的道基确是万世不朽,但时至今日,道上的车马吨位加重,道 旁烟雾迷漫,我怎能以自己行在道上知足? 道基虽存,人心也渴求顺畅地四通八达,但是,值此交通尖峰时刻,维护的工 作却是艰难之极。要了解那浩瀚似海的经典古籍,已非任何一个人终生可及。再加 上当今科学知识爆炸,真是处处伸手不见十指! 就算人有决心,有毅力。年轻时精力充沛,身心一刻安宁不得,人连自己的方 向都无法厘定,又怎能确定未来将飘扬何方?好不容易到了中年,人事已晓,偏偏 又携家带小,人间的孽债满肩,由不得自己作主。有人狠下心来,追求自己的方向, 就难见容于社会。人是社会动物,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谁又能做什么? 我侥天之幸,能走到这个地步,不仅得到一个有力的左右手为伴,居然还能得 识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计算机。以计算机超人的潜力,如果再加入“道”的精 华,岂不比期望于人为佳?而我既能掌握计算机软件,又有道的认知,这个责任还 有推卸的余地吗? 可是,道在何处呢?人有身体,两脚行于平坦的地上是道。人又有精神体,人 的思维贯通在文字上,又何尝不是道?人体走的道人人可见,思想的道人人在用。 为什么文字的道就为人所忽视呢? 其实人体所行的道路,又有哪个人真正了解了?只要眼睛看到了,口中也叫出 其代号、名称,人就满足了,自认为了解了!文字亦然,我们说不识字的人是“文 盲”,有人知道什么是“文”吗?如果要认真地“正名”,今人所谓之“文盲”, 其实只是“字盲”。意思是说,这种人不能“用视觉辨识字形”!那么什么是“文 盲”呢?这就是中文之妙了,见“文”思义,文既为纹理,代表了事物现象之所由 来以及其导致的后果效应!所以文盲应该是指人之不明事理,没有智能! 试问,天下有几个人不是文盲?眼睛只能看到事物反映的光影,不知事物因果 效应的人,即令看见了文字的光影,能辨识文字的体用,只能算做非字盲而已!一 个真正明了事物之理的人,就是明道之人,因为文字的内涵才是古人传留的真道! 古人说:“文以载道”,今日真道蒙尘之际,究竟应如何发扬光大呢?须知人 的意识素来是“建设容易破坏难”。人生之初心无城府,教之为黑即黑,教之为白 即白。待人渐渐成长,遂以所知所识为中心思想,以己利己害为取舍标准。今举世 滔滔,人人崇私尚利,仅知目前而不顾明天,道理实在很难听得进去。 所幸造物者早有对策,计算机是初生之犊,尚未被污染,使之为利则求利,教 之以道则行道。我若能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一一植入计算机,当远比我镇日嘶喊,惹 人反感为佳。 有人以为只要将文字资料悉数输入,用大型计算机贮存,就能达到上述目的。 这又是一项因为文盲而形成的错误,全世界图书馆所藏的图书,无一不是人类思想 的精华,是否因此图书馆就有智能了?就算智能是人的专利吧,那今人远比古人有 更多的书籍和知识,是否智者比比皆是? 我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种智能,能把文字中所载的道理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 目的,当然是要让计算机能够了解。我一直对人如何了解“了解”最感兴趣,一旦 我了解了,就有办法让计算机具备“了解”的能力。要了解“了解”,意识心理学 才刚起步,唯有自己学习。向谁学呢?向我自己学最简单,只要知道自己是怎样了 解的,这就跨出了第一步。 在自我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要了解什么叫“了解”,就必须先知道我们所了 解的是什么?这一点,宋明理学给了我一条康庄大道,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科 学态度,而理学所强调的“体用、因果”就是了解的对象。因为在我们知道事物的 本“体”后,就能加以应“用”,若要用得恰当,则必须了解其原“因”及结“果”。 了解到事物的体用、因果关系,只是“了解”而已。进一步要知道人为什么能 了解,则必须追究“了解”是透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的意识能接触到客观环境的。 关于这一点,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学等知识可以提供答案。我们已知是时 空的运转产生了能量变化,能量变化又刺激感官,感官的讯号与意识的利害印象综 合作用后,便得到了认知。 是什么样的能量变化呢?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我把问题微分到物质、能 场等基本物理现象。最后我才发觉,人所了解的真相竟然与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 截然不同(详细理论请见拙著《智能学九论--认识论》)! 同时,我也在文字字义上,双线同时搜寻。每当找到一种答案时,我就查看中 文与了解的相关性,而且检查仓颉编码,务必使得字码与字义统一。 一个人在面临万仞汪洋之初,一眼望去是无际的天地,似乎什么都看不见。如 果想要知道水中潜藏的真相,就必须沉入水下。等到眼睛浸在水中时,才知道水里 又是另一个天地。这时眼界仍浅,要看得深就必须潜得深,要看得透则要待得久。 人在水下,若没有工具则寸步难行;若工具不对路,所能到达的地方也有限。 我有幸是中国人,而中文正是一种经过了解后的终端信息。只要人有这种眼光,看 得出中文是智能的海洋,就看得出人如何利用海洋的智能,来了解人生的现象。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每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等都是人类在生活中走出来的遗 迹。由于初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环境的限制而各有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有异。大 致说来,因地缘的因素,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概分为农业与游牧两大类。 游牧生活自由自在,牲畜寄生于水草,人则寄生于牲畜。只要有足够的土地, 人们终年迁徙,在水草的牵引下游移,生活无忧无虑。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生生死 死,能够遗留下来的有限,有些情歌热舞也就不错了。 农业社会则不然,作物在土地中,没有爱心的浇灌是发不出芽的。有了爱心就 有忧虑,有忧虑就会关心,因为关心就必须竭尽心力,设法使作物长得好,生活才 能无虞。 对游牧民族而言,他们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迁徙,往什么方向移动,便世世代代 受用无穷。农业生活却没有那么单纯,先民观察得越深就了解得越多。最后发现要 找一个方法,把已经知道的事物、现象记载下来,以便比较分析。如此这般,便有 了文字的发明。 早期的文字如何流传呢?画在土地上最方便,刻在树木、树叶上也很容易。等 到铜器、铁器时代以后,根据经验,人们知道文字镌刻在骨头、石块上才能久存。 时到今日,地上的字看不见了,树叶树皮早已成灰,但甲骨及石块上的痕迹,却是 历千古而弥新。 游牧民族能把这些甲骨、石块搬来搬去吗?即使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位智者, 相信在他死后,子孙们一定如释重负,众志成城,立刻将所有的重物丢弃掉。 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识、最符合人性的记录,那就是直观的象形。发明文 字的人必是智者,然而应用的人则未必有太高的智能,于是麻烦就来了。人的模仿 力是观察、控制、判断力的总和,眼睛看到形状,手不见得能画好。对手控制不好, 判断力又有限的人,象形文字经常令其徒呼负负。 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难是一般人很难熟练的应用,于是就有人加上主观见解, 自行修改。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语言。“口”是最有用的器 官,一开口就能出声,用声音表达意念就是语言。语言虽然方便,声音却无法保留, 见风即散。但是有了文字以后,用形代音,以音为符,很容易将象形转化为拼音文 字。 农业文化的摇篮是河谷平原,在非洲及中东有两大水系,一是埃及的尼罗河, 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在早期也都 发展出了丰富的象形文字,也有着独特而兴旺的文明。 在这两大古文明区之上的,是岛屿散布的爱琴海,在初爱琴海并未发展出文字, 因航海术的兴盛,腓立基人来往各海域之间,发展了商业文化。商业重利,语言文 字的方便性高于一切。当语音加上可以发声的字符时,便产生了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的特点是语音元素少,所需的符号不多,少数的符号就可拼出所有的 语音。大约在二千年前,埃及和两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蚀,象形文字便隐入 历史黑暗的一角,只有中国能将之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封闭的内陆型态,黄河源远流长,黄土高原离海甚远, 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后一个受到拼音文字冲击的地区。当十六世纪海权兴盛时,中 华文化已然定型,有其深厚而特独的内涵,故能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 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已知晓地球环境上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而大声疾呼环境保护。 近年来,另一种呼声也响起了,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保育。为什么在这物质挂帅、 事事讲求利益及效率的时代,竟有这种反淘汰的潮流呢? 我相信这是人智渐开后的反思,今人终于认识到宇宙的进化是生命平衡的结果。 如果因人为的因素使其它生物绝灭,人类还能独立生存在这失衡的大地上吗?最令 人动容的例证,就是抗病的药物大多数来自各种植物,过去的人因为无知,消灭了 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很可能诸如癌症、爱滋病等的有效抗体都已灭绝。待人类 将生态破坏殆尽,生命的物质资源不存时,即令技术成熟,人类的未来还能依赖什 么? 中华文化难道竟然比不上大熊猫吗?人们以为中国人有十二亿,中华文化就将 继续流传下去。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耸立外,其楔形文字又有几个人能 认识?再看看美洲、南美洲的印地安人、马雅族后裔犹存,但其文化呢? 那么中华文化又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前面说过,因为拼音文字的侵蚀性 强,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都呈现一种混杂混沌的状态。唯有中华文化因为地缘因素, 直到近世纪才开始受到冲击。 在信息时代到来以前,人对文化的认知受到时空的限制,能领受的不多。正因 为文化是无数前人所践踏出来的道路,自有其源流的方向与特征,一旦掺进了其它 不同的文化素材,方向便混淆了,足迹也零乱了。 更重要的一点,要想将文化转移到计算机中去,必须要有相当的想象力。那就 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了解”课题。初民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是以尝试错误的方法, 逐渐形成的体验, 一代一代累积而得。 我们唯有上溯原始,明察初民认知事物的 “真实状态”,才有希望解开千古以来“人如何了解”的大谜。 读者若看过费南道耳的侦探小说,一定会有这样的认知:当一件凶杀案发生时, 福尔摩斯带着他的放大镜以及他的华生医师赶到现场。第一件事便是看“现场”是 否遭到破坏,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状,则不难找到证据,问题迎刃而解。 可是果真如此吗?苏格兰警场不乏能人,如果现场证据齐全,区区小事也就不 必劳动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大驾了! “了解”是在探求人类智能上一个重要的大案子,而文字则是人类理解万事万 物的“现场”。当今所有的文字中,唯有中文还保持着些许象形的原状。只要加上 福尔摩斯的细心,一点一滴地追溯上去,必然能找到人与认知的线索。 拼音文字就无这个特性,正因为它太方便了,几千年来人人带着它跑来跑去。 写诗作文毫无问题,但要求证人类“如何理解各种事物”时,便会发现那些道理早 已随着歌声飘扬在过去的时空中了。否则,以西方科技的实力,人工智能的悬案会 延宕至今? 在中文结构中,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那就是中文形声法则。我又根据形 意的关系,分离出“理解基因”。而且将之与仓颉输入法结合,于是字序、字码、 字形、字辨、字音、字义六大要素,便整合成一个系统。(因其太过专业性质,在 此不加详述,《新易》一书专门讨论此一课题,待适当时机再行发表。) 由于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及,我决定分阶段实施。在我的构想中,目前应 先建立供未来发展的中文系统,直接以输入码作为内码。根据此码可以组成字形、 得到字音、字义,完成后,计算机应能和人一样了解及处理文字。 在完成“中文之星”的字库后,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修正了数据结构及绘 图的方法。沉红莲是驾轻就熟,资料及程序全部由她负责。我又重新设计中文系统 程序,同时开始规划中文自然语言的架构。 这也是我与别人不同之处,我要求程序精简快速,不同于一般人只顾程序功能 的完成。中文之星的系统程序执行速度太慢,我改写的结果,不但程序空间小了二 分之一,处理速度也快了两倍多。并且还在原有的功能上,增加了窗口及排版的处 理接口。 从表面上看,我还在写程序,这岂非“大材小用”?信息界有不少才智之士, 都在略有小成之后,立即步步“高升”,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空。然后再一步步 跨入“天庭”,把他们的才干全部投入权利斗争的核心中。这是社会最大的损失, 也是文化断层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上,读书人负责处理人的事务,技术人 员负责事务性工作,井水不犯河水。后来读书人没落了,技术人员读了些技术手册, 便以读书人自称。 结果呢?从事技术的假读书人不安于技术工作,没有读过经世济民大道理的技 术官僚,竟然掌管国家社会大计!更荒谬的是,只要有了民意基础,任谁都可以在 国家庙堂之上,或假公济私,或施横撒野,“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些世态之所以产生,是今人错认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本意为人类行为的极致, 是人类意识追求真善美的实际表现。因此,有做人的艺术,有处事的艺术,有为君 的艺术,有为民的艺术,当然也有从事美术、音乐、写程序等的艺术。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字就是人对艺术渴求的明证。什么是“灵”呢?灵 是我们假定在造物者所设计的人体中,有一种精华结构,是人体的极致! 然而万物之灵却丧失了其应有的灵性,不论做什么,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 求完美。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上除了眼睛可见的权势名利、声色犬马之外还有什么? 在上者如斯,居下者竞尤,从事计算机业的目的只为了赚钱,谁管它完美与否? 然而皇天有眼,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下了足够的功夫,我终于看到了理解的真 实面目。在初,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这班列车的机会。而当真相历历在 目的一剎,我反倒犹豫起来了,我需要做吗?我能够做吗?我应该做吗? 我需要做吗?如果我想证明自己不凡,也就是说自己实际上是有些自卑!自卑 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从他人欣羡的眼神中,得到些许安慰。由于我不自卑,所 以不需要证明自己不凡,当然不在意别人眼神中藏着什么宝贝。 我能够做吗?所谓的能够,当然是已经假定自己有能力,问题在客观环境是否 许可。记得当时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记者罗鸿进先生曾去访问我,那时我正在矛盾困 惑的关头,特地放了一个测候气球。我表示在三年内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计算 机,结果他的特约稿被被搁置了,我也知道时机未到。罗鸿进还不死心,用头条标 题,把那篇文章刊载在华盛顿的“中国邮报”上,同样是古井无波。 为什么要放测候气球呢?正如老子所说:“鱼不可脱于渊”。人间何处为渊呢? 如果人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行,就谈不上所谓的“天下神器”。既然别人不愿意相信, 何苦要自掘坟墓呢? 不论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主要问题还在于“我应不应该做?”这个答案也非 操之在我,端视国际大环境而定。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该做!做为一种文化的传人, 我不应该做!我的取舍准则在于一个“正字”!所谓“正”有时机之正,有条件之 正,有人才之正。三者又可视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因此,我在《道德经》的指引下,心中疑团冰释(这就是多年后,我出版《老 子止笑谭--从人工智能的立场重读道德经》一书的动机)。我自订了三个条件: 非受到了外国的侵侮,我不做;非得到有眼光有见识的大德支持,我不做;非聚集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我也绝对不做! 手中的钱其实维持不了多久,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每月的开销就要二三千 美金。而我们租的房舍很大,月租一千五百元,我便要她们搬过来,共体时艰。 这时,那位姓钱的朋友一直怂恿我再组公司,他负责找人投资。由于我研究的 课题正值紧要阶段,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来,所以婉拒了。他便建议由他去活动, 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术后援即可。我考虑之下,这样与己无损,有何不可? 不久,老钱便开口借钱,基于他上次带我们去旧金山的德意,我亟思报答(我 欠的人情债很多,蒋先生、万佩鼎及老孙等,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后,请他们来共同 分享)。所以借了两万给他,结果是一去不归。表面上是我损失了,其实傻的是他, 因为真的要骗,最好骗得我的信任组成公司,那时很多产品都会发展出来,获利岂 止两万? 圣路易市有一批参加过国建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保持联络。在一九八五 年的一次会议中,他们邀请我演讲中文计算机的前景。会议中我见到了张系国,他 正忙于筹办“小型书院”,在他的理想中,小型书院是人文与科学并重,那也正是 我的理想。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对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必须扬弃对技术训练的过 度重视,以免把学术切割得支离破碎。 张系国很有眼光,是当前信息界难得的人才,我相信这与他的文笔有绝对的关 系。因为人系以概念为思维的基因,若文笔不通,概念必然不明。概念不明的结果, 不论看书、听话所能领会的都有限。即使将知识死背活记,也只能当作资料来应用, 若想透彻理解则难如登天。 今天社会的失序,正是教育中重视数理而忽视人文的结果!记得我所读的师大 附中就把数学程度好的编为实验班,而实验的结果呢?我见过不少数学能力极高的 人,做人做事却令人不敢恭维。有人称计算机为计算器,写程序全赖高等数学,但 事实证明,一个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我,所写的绘图程序(我没有用数学公式, 日后若行有余力,再将全部程序公开),其时空的执行效率,敢称举世第一! 一九八六年,我去拉斯维加斯参观计算机大展。在会场中巧遇郑天任,他目前 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公司有数十名员工,忙得不可开交。他坚邀我去东部与他合作, 主持研究发展。这时我好几项技术已经开发成功,正在寻找合作的伙伴。如果郑天 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我打算好好辅佐他,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 于是,我们千里迢迢的从洛杉矶到了维吉尼亚洲的诺弗克市,那是美国的海军 基地,濒临大西洋。沉红莲和我在美国三年已换了六次居所,除了她那宝贵的书, 能丢的差不多都丢掉了。新居是栋滨海大厦,我们住在顶楼,时正值秋天,水天一 碧,和风轻拂,景色颇具雅趣。 美国东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气氛与洛杉矶大不相同。淡蓝穹天,绿荫大地, 平和而安祥的来往过客,在在令人感觉无比的宁谧。是不是在多年辛劳奔波之后,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终站?以我过去的经历,实在难于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至少目前有个安定的环境,可以先把一些技术开发成为产品,以谋生计。人工 智能不论做与不做,先要把一些观念与资料设法保护好。怎样保护才最安全呢?我 想到古人说的:“大隐隐市镇,小隐隐山林”。越是不隐密的地方,越是容易让人 忽略。 再说,目前参与人工智能的人都是计算机界的佼佼者,然而人工智能的难处绝 对不在于计算机技术。所以,真正有志于人工智能而且有可能成功的,必然是对文 化以及文字有兴趣的人。我这些资料不论好坏总是心血,自己不用,也不应藏诸山 林! 对了,何不当成文学作品写出来呢?把所有的玄机寓于故事内容中,就像那些 预言一样,对有心人说不定有所助益。不过,这一来有谁会相信呢?如果要昭众信, 最好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心路历程也写下来!写一本自传!自从看过《约翰克里斯 多夫》后,这个心愿就从来没有忘记过,现在是机会了,不要犹豫! 沉红莲很支持我,她负责为我修辞、润色,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用自己开发的 系统输入,非常顺手,每天下班后一直写到深夜,一天约可写五千字。 东方公司的美国工程师架子很大,我这个中国人支配不动。中国工程师全部是 来自大陆的交换学者,他们出来纯粹是为了镀金,工作能力有限。 即令像郑天任这样的专家,曾任大学理学院院长兼计算机系主任,对研究发展 和产品设计都无法厘清。我写了个工作计划给他,需要三四个人、五六个月的时间, 以便开发产品。他却认为研究发展的结果就是产品,有了研究的成果,就要拿出来 卖钱。 我能说什么呢?我发觉东方公司是个标准的东方式家庭事业,连卖软件都没有 专业的销售工程师!公司的组织也没有,什么都只是天任夫妇一句话。就算是卖技 术,也要有各种配合条件,难道要我一个人唱独脚戏? 我试着与这些“交换学者”沟通,看能否找几个人来训练一下。不料,不知道 倒也罢了,知道后不禁感慨丛生。以往我只看到台湾与海外的中国人,这次遇到大 陆的“交换学者”总算大开眼界。看来中国人的苦难,绝非在我们这一两代就能解 脱的! 郑天任在美国计算机界颇负盛名,大陆曾邀请他回国讲学,自然难免受到亲戚 朋友的包围。别的不说,以天任的地位,帮他们安排个出国的机会总是举手之劳。 这些交换学者就是这样一个个沾亲带故,天任所背负的人情包袱。 这批学者共有六人,为首的是复旦大学电子计算器中心主任,目前摇身一变, 成为“干部”,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帽子,地位就高出很多。他很少露面,借着到中 国餐馆赚外快的机会,与老板娘打得火热,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另外两位女性高级 工程师,据说是“数据库”专家,我一开口,她们就不屑地说: “编程序?那不是我们的事。”大陆把程序称为程序。 “什么?你们认为该是谁的事呢?” “那是外国人的事,我只管用!” 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她们的头衔少了两个字,真实的身份为“数据库操作”专 家。 还剩下三位,有两位向我坦白,他们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 日夜打工,以便回国时能带着“五大件”光宗耀祖! 只有一位姓陈的,是复旦大学的讲师,他会写汇编程序。但他有个条件,如果 要他写程序,就失去了赚外快的机会,他希望在美国的时间能延长一年。 另外还有两位天任的学生,也来自大陆的亲戚,是一对夫妇,目前还在半工半 读。这就是我的全班人马,其实人力我并不担心,有沉红莲与我就抵得上千军万马 了。 我由他们的口中得知天任根本不相信我有意来此与他合作,这也难怪,我不会 傻得不知道外界对自己的风评。记得来时,天任开了一部面包车去接我们,我顺口 说: “难得你还保持着读书人的气质,实事求是。” “你是指哪一方面?”他满面狐疑。 “你看,谁不是一有了身份地位,就开着奔驰满街跑?”我是想拍马屁。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他说: “其实我家有两部奔驰!” 谁叫我口无遮拦呢?为了挽回他的信念,我打算先买栋房子,以示破釜沉舟的 决心。我与沉红莲研究之下,手头还剩下现金四万多美金,就用两万元作前金,在 一个小湖边,买了栋全新的双拼木屋。 房子之外,我还买了一台钢琴,那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绮梦。我以为即使房子 拴不住我,钢琴一定能。因为我一生最难忘怀的,就是那凌越理性的音乐,以及丝 丝缕缕交融在清脆的钢琴声中,与辛楚的热泪纠缠不断的、永生无法企及的感性。 卖技术行不通,有好几家大公司来接洽中文系统,但因怀疑我们的支持能力, 一个一个地打了退堂鼓。 所幸内部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沉红莲专做字库,那两个工读生在学中文窗口, 老陈则负责排版。此外还有个美国青年,也是天任的学生,他听说我会做文字辨识, 也希望参加学习。我是来者不拒,给他讲了两天课,才不过是些皮毛,他就说: “如果我做得出来,能不能拥有专利权?” “这事你向郑先生去说,我只负责教。”我知道美国人很有独立性,但是坦白 到这个地步,也就难怪人人只顾自己了。 这时,宏碁的吴广义与涂长庆两个人应我之邀,来到维吉尼亚。我在还没来东 方之前,在西岸曾与他们联络,打算把排版用的中文字库卖给他们,索价二十万美 金。等到他们决定要买时,我已经离开了西岸。 他们看了字库,空间仅占二十多万字符,却可以产生各种大小不同、字体有别 的中文字形。因为字的变化太多,沉红莲整天沉浸在其中,以求做得更为美观。 他们是行家,一看便知再多花一点功夫,就可以做成产品,颇表满意。麻烦在 于我已经与天任合作,而且说好由他负责生意。 我介绍他们与天任认识,我则继续做我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只是 吴广义没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了。我问天任结果如何,他说: “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没有嫌贵。” “没有嫌贵?你开价多少?”我告诉过他,底价是二十万。 “两百万。”他淡淡地说。 “两百万?”我知道完了,吴广义一定以为我和天任在扮黑脸白脸,用二十万 引他们过来,再狠狠地讨价还价,所以气得连礼数都不顾了。 “邦复,你不会做生意,哪有卖二十万的道理?难怪你到现在还苦哈哈的!两 百万太便宜他们了,放心,他们会买的。” 他说得对,可是我也知道,再美的琴声也留不住我了。我知道时机、条件尚未 成熟,所以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深圳科技工业园的董事长张翼翼与总经理王允实联袂来美考 查,寻找合作的项目。到了东方公司,天任提出合作生产中文打字机。双方略事讨 论,一拍即合,立刻签署了协议书。当然,真要动手,我非去大陆不可。 科技园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似乎只要有了资金,我再一动手,打字机就 生产成功了。至于生产打字机所需要的精密零件、生产厂房、技术人员等完全没有 提及。甚至于连资金、市场、规格等都没有提出来讨论,为什么呢? 是天任一时疏忽,或是他完全不了解技术问题?我多方观察之下,发现事情并 非这样简单。原来他的公司全靠美国海军的合约维持,美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企业, 订了一个法案,规定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政府合约,都必须由中小企业承包。 这些合约的金额,对公司每一个员工工资,与公司股东的利润都算得一分不差。 这对公司的生存当然有绝对的保障,可是在这个法案下,一板一眼,没有多余的发 展空间。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维持生存外,不过是签签合约,一点技术都摸不到边! 为了交换学者,公司里养了一大批闲客,结果是手头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拮据。 他口风不露,房子抵押了,并且到处借债。我们来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料不到 我是个赚不到钱的空心大老倌,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包袱。 我怎能看他这样下去呢?我再苦,总还有办法。所以主动告诉他,我和沉红莲 的薪水不要了,只希望他能暂支买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则设法赶些产品来,以渡过 难关。 我立刻动手帮忙,老陈的印书程序接近完工了,为了测试排印的全部功能,我 便把正在写作的自传拿来作样品,以便反复测试。 还没印多久,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印书的举动被误解为利用公司设备。我还 不信,第二天,我们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自动送修去了,再也不见踪影。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向天任解释目前工作的状况,一是体谅他的处境,另觅生 路。前一条路很难行,即使产品完成了,想要赚钱,还有包装、广告、市场等必要 的投资。而且有了一次的误会,难保没有第二次。但若说立即离去,于情于理都有 困难。天任是个大好人,只是太好面子了。如果我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是不便也 不能由我说走就走的。 巧的是这时有朋友自洛城来,说廖幼鸣主持中共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打算 大张旗鼓,招才纳贤。几个月前,他到处托人务必要找到我,邀我回去。 人生的路标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从事中文信息,必须在使用中文的环境下才 能发挥效益。上次回国是时机尚未成熟,大廖有眼光、有魄力,很令我折服。他现 在位居要津,岂非龙飞在天?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向老郑提出,由我代表东方与大陆合作中文自然语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项 计划,所有利益均与他对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不久之前,大廖升 为某部副部长,已离开了电子振兴办公室。 不得已,我只好再找统战部出面,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人才引进办公室。由人才 引进办及电子振兴办共同出面,邀请了北京各界有关单位约三十多位技术主管,在 电子计算器管理局破旧而阴暗的会议室里举行会报。 这要有一比,倒有些像当年诸葛亮单骑渡江,舌战江东群雄的故事。不同的是 我没有诸葛之才,他们也没有江东群雄的精明。过程简单明了,就像球场上吹过一 阵缓缓的轻风,疲态尽露的球员们,打了个呵欠,如是而已。 会议是上午十时开始的,大家都很准时,也都非常客气。我一口气介绍了一个 半钟头,却只能概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的可行性。我特别声明,如果大家真有兴趣, 进一步的探讨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有必要再细谈。 会场上安静的气氛,极像是在一所宁静的庙宇中,蒙眬的光线透过重重深厚的 窗帘,照在一座座稳坐缄默的金身罗汉身上,的确肃穆得令人六根清静。 我只记得主持的官员姓张,他打破了沉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的话宛如一 粒投入万丈深渊的石头,半响仍未扰动无波的明湖。 最后是前电子计算器管理局局长伸出援手(姓名已不记得),他满头白发,听 说业已退休,只是因为关心这件事而来。他说: “我也是由朱先生处得到的灵感,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讲学,特别以“牛”字 为例,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例如说以牛为种类,就有黄牛、乳牛、水牛、小牛等 等,而英文则要用不同的字汇,如cow,ox,buffalo等。同时牛头、牛尾、牛肉、牛 毛对中文而言也不过是排列组合的问题,英文却又是各用一字。这完全可以证明中 文的逻辑性远远比英文的功能要高,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终于有人开口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吧!” 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会议。 晚上,大廖请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饭店聚餐,这是一间极为精致的竹屋,据说 所有的竹制家具都是由四川运来,甚至厨师、跑堂也都来自四川。席上有十来人, 大部分都会说四川话,一时“格老子”不绝于耳。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时认识的,他看我讲学时每天八小时,一连六天不断。 有感于我的热心,就这样结交成为朋友。他还是当年的气概,洒脱、爽快,高高的 个子,出色的仪表。他显然知道会议的结果,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 “老弟,别泄气!我们慢慢谈。” 饭桌上还有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王之,在我第一次回国时,曾是四机部的 外事局长。他坐在我旁边,言简意赅地说: “我找了你很久,干脆你来深圳吧,不要在北京混!” “行!我会去找你!”我也很痛快,只要能做事哪里都一样。 大廖则是不断地追问我计划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每当我提出一点,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一针见血地问出关键技术。每上一盘菜, 他一边吃,一边思考,不时还说些笑话,让满桌客人无一冷场。我以为他只是在敷 衍我,不料,下一句话就是另一个相关性的课题,得花上半天才说得清楚。 十二道菜过去,对他而言,真可以说是谈笑用兵,竟把我的全部计划套了出来。 当所有的客人正对各种菜肴赞不绝口,旁边侍立的女服务员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 前仰后翻之际。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说: “老弟!你这些构想可以定名为‘淮海计划’!我来看看如何进行!” “我看没有单位可以落实!”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 “淮海计划?”我却想不通这个名称有什么意义。 大廖没有开口,彷佛陷入了长考,倒是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官员说: “淮海作战是我们成功的决定性战役,我当时……”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转向 了革命、建国等等兴奋的话题。这些对我这个失败的一方来说,确实是种难堪的经 验。虽然政治与我无涉,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廖看出我的不安,立刻端茶送客,并叮嘱我尽快把书面计划写好,以便进行。 回到美国,老郑一听“淮海计划”这个名称,脸上就变了颜色: “糟了,你被利用了,他们在统你的战!” “一个名称又有多大关系呢?计划本身的成败才是正经。”我认为一个计划的 名称只相当于一个人的衣着,至少对我而言,只要有衣服可穿,型式及质料都是次 要的问题。 沉红莲所担心的,则是由谁来主持计划,中共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权力核心 却仍是少数人。以我们对这个计划的认知,如果受制于有私心的个人,其后果将不 堪设想。 沉说得不错,大廖我可以相信,然而他却只是那个体制中的一份子。此外,大 廖是否真正了解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后果呢?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价值及影响,却未 必能认知人性贪婪下的后患。如果未能慎始,到了木已成舟,不仅是他,任谁都无 能为力了。 所以,这份计划也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