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霍兰德夫妇在六点到六点
半之间，来到了林肯中心。他们可能先在什么地方碰头——也许是在广场的喷泉前，
也许在大厅，谁知道——再一起上楼来。伯恩·霍兰德是个律师，在帝国大厦跟合
伙人有几间办公室。他大概是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来这里的人多半西装革履，他
并不需要换衣服。
他大约五点多离开办公室。他们家在哥伦布圆环与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七
十四街，所以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先去接他太太。他们一起慢慢地走到林肯中心——
也就半英里远吧，花不到十分钟时间。我跟埃莱娜也是这么悠闲地散步过来的。我
们俩的公寓在第九大道与五十七街的交会口，但霍兰德夫妇住的地方要远一些。也
可能他们不想步行，是叫出租车，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
总之，他们到了那里。时间还相当宽裕，可以在晚餐前先喝上一杯。霍兰德先
生五十二岁，个头不小，有六英尺二英寸；下巴很结实，额头很高。年轻时是运动
选手，现在每天仍到中城的健身房运动，但是，中年发福的痕迹终究无法完全抹去。
年轻时的他，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现在的他，看起来富态稳重得多。霍兰德先生
一头深色的头发，太阳穴附近已有些银灰；眼睛是褐色的，一般人会觉得这种眼色
的人过于警觉猜忌，不过，这多半是因为他听得多，说得少的缘故。
他太太的话也不多，长得很漂亮，虽然不再年轻了，但岁月让她变成了一个端
庄秀丽的妇人。她及肩的头发是黑色的，有几缕红色的挑染，整整齐齐梳在脑后。
她比霍兰德先生小六岁，身高也差了好几英寸；不过，她脚上的高跟鞋弥补了不少
差距。二十多岁结婚之后，她确实胖了好几磅；可当时的她跟模特儿一般清瘦，稍
微胖一些也不难看。
他们俩站在埃弗里·弗希尔厅①、各拿一杯白葡萄酒，随意拿些点心的模样，
至今仍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既然如此，也许我们曾和他们擦身而过，点头微笑，
也可能是我见到了这么美丽的女人，所以多打量了她几眼。我们跟霍兰德夫妇，还
有上百位宾客，那天晚上都在场。难怪稍后我见到他们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识。
但说实话，我那天到底有没有见过这对夫妇，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也有可能是其
他时候我们在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遇到过，也不能排除在我家附近见过他们的
可能。我的目光可能扫过他们多次，却始终没有正眼细看过，就和那天晚上一样。
①林肯中心的一个音乐厅。
我遇到了别的熟人。埃莱娜和我跟雷·格鲁利奥还有他的妻子米歇尔聊了几句。
埃莱娜把我介绍给几年前她在曼哈顿上课的同学、一对经常上门照顾她生意的热心
夫妇。我也让埃莱娜见过我的朋友。一个叫埃弗里·戴维斯，是我在三十一俱乐部
认识的房地产大亨；另外一个是端点心盘的侍者，是我在圣保罗教堂匿名戒酒协会
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叫做弗利克斯，姓什么可就不知道了，估计他也不知道我的姓
氏。
我们还见到了一些久闻其名，但一直无缘结识的名人，芭芭拉·沃特斯①、贝
弗莉·蒂尔斯②都在场。这是纽约仲夏音乐节的开幕酒会，喜欢莫扎特的人在这个
夏天可以听个痛快。捐两千五百美元以上赞助这个音乐节的人士，会被邀请参加感
谢晚宴，享用晚餐和鸡尾酒。
①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 ，1929- ），美国著名主持人。
②贝弗莉。希尔斯（Beverly Sills ，1929-2007 ），美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美国歌剧的首席女主角。
埃莱娜总喜欢把她做生意赚来的钱攒起来，拿去投资城里的出租产业。纽约的
房地产是个只赚不赔的行业，谁都能蒙着眼睛做成一笔好交易，更何况是埃莱娜这
么精明的女人。她本来就是那种很少出差错的人，处理自己的生意更是游刃有余。
如今，她已买下我们俩在凡登大厦的公寓，还有一套皇后区的公寓在出租。从经济
上看，我和埃莱娜都不缺钱，完全不用工作，过几天清闲日子。可我还是干着侦探
的老本行，埃莱娜也还是在第九大道往南几条街的地方开她的小铺子。我们都挺喜
欢目前的工作，赚到的钱也不愁没有地方用。话说回来，就算是没有人雇我调查事
情，或者埃莱娜卖绘画、古董的小铺子没人光顾，我们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们俩都觉得应该把一部分的收入捐出去。几年前，我有一个习惯：把收入的
十分之一顺手放进随便哪个教堂的捐款箱里。近些年来，我想得多了，对于这种做
法，有些保留，但是，我还是会找别的机会，把钱捐出去。
埃莱娜喜欢赞助艺术活动。要论听歌剧、参加画廊开幕式、博物馆展览的次数，
我当然不及她——但是，我去棒球场，拳击场的次数，可比她要多得多。至于音乐，
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爵士的，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爵士酒吧不会要我们捐钱，最
多收点入场费；不过，我们可是寄了不少支票给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他们的
回报是希望我们多参加他们的活动，今晚就是个例子——有饮料、套餐，还有音乐
节开幕式的贵宾保留席。
六点半，我们坐上安排好的餐桌。同席的还有三对夫妇，我们自我介绍，一边
吃，一边聊天，很是亲切。如果问我这三对夫妻的姓名，我即使不全记得，也能说
上个八九不离十。但，这有意义吗？自此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在这故事
里，也没有他们的角色。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没和我们一桌吃饭。
他们坐在别的桌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霍兰德夫妇俩在大厅的另一头。可能我
之前见过他们，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肯定没有去看他们。听音乐会时，他们的座
位就在我们前两排，但他们在中间位置，我们则偏左一些。因此，除非幕间休息时
偶然遇到，我应该不会见到他们。
晚餐相当可口，同桌的客人也还算是谈得来。演奏更是动听，这个音乐节的主
题是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布拉格》是音乐会的主题，其间点缀了德
沃夏克的交响组曲。节目单上说莫扎特与德沃夏克好像有点渊源；还是说莫扎特与
布拉格有点关系？要不，就是莫扎特写过交响乐《布拉格》，而德沃夏克又是捷克
人，所以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实在搞不清楚，我没花太多心思在这上面。我就坐
在那里，听音乐。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
霍兰德夫妇是走路回家的吗？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没有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曾
经载过这对夫妇。路上的行人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大概是乘公共汽车回家的吧。
但依然没有目击者出现。
那么，还是走路回家的可能大一些。只是霍兰德太太穿着高跟鞋，或许会减少
她走路回家的兴致；但是，那天夜凉如水，不闷，不湿，两个人身体都挺好，一时
高兴，就这么边聊边走回家也说不定。音乐会散场之后，外面总有一大排出租车在
等候，但却有更多人抢着招手，所以走回家更加简单轻松。不过，还是那句话，没
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到家的。
演奏会结束，指挥鞠躬下台，乐师鱼贯出场，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只剩下一个
半小时的生命。
当然，我没有证据，但根据我的想象，他们是走路回家的。他们俩聊了不少事
情——刚刚听的音乐、餐桌上那个粗鲁的同伴，在这样的夜色下，散步于纽约街头，
又是多么愉快的感受。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和谐的，是结婚多
年形成的默契。
过马路的时候，他牵着她的手，她也正伸出手来，寻觅他的指引。他们就这么
手牵着手慢慢回家。
他们的房子是豪华的褐石盖成的，位于七十四街靠近下城的那一端，大概在这
排房子中间的位置。这幢房子是他们买的，上面三层他们居住，一楼和地下室租给
一个高档古董店的老板。二十六年前，他们买下这幢房子，主要靠的是继承来的财
产，花了二十五万多美元；幸好有古董店租金的收入，应付税和维护费用绰绰有余。
现在，这幢产业的价值起码是过去的十倍；楼下古董店的租金一个月更高达七千五
百块，霍兰德夫妇一年的税都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不是当初投资正确，他们现在一定会笑着说，他们可负担不起这样的豪宅。
霍兰德先生当律师，收入相当优厚——他们的女儿念了四年私立学校，不但没有跟
银行贷款，就连存款都没动用——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无法离开纽约，或者再买一
幢价值三百万的房子。
他们俩可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买这幢房子的时候，她正巧怀孕了。五个月后，
孩子流产；一年内，她再度怀孕，生下他们第一个女儿，克里斯廷。两年后，独子
肖恩出生。肖恩十一岁的时候，参加少年棒球联盟赛，被球击中头部，伤重不治而
亡。死亡来得很突然，一时之间，两人都不知所措。接下来的那一年，他每天烂醉
如泥，难得清醒；她则是与朋友的丈夫勾搭上床。随着时间过去，两人的伤口慢慢
愈合。霍兰德先生渐渐戒掉了酒精，霍兰德太太结束了婚外情，回归家庭。这是他
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出现紧张关系，也是最后一次。
她是一个作家，出版过两本小说和十几个短篇故事。她的写作生涯并没有为她
带来什么利润。短篇小说偶尔在杂志上发表，没有稿费，最多得到点名声和一些作
者赠书罢了。两本小说虽然评价不错，但销路却不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印了。不过，
她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并不怎么在意物质回报；常常看到她一个星期有五六天都坐
在桌前，蹙眉沉思，寻词觅句，反复推敲。
她在顶楼有间工作室兼办公室，她在里面写小说。他们的卧室、克里斯廷的房
间和伯恩的居家办公室，都在三楼。克里斯廷二十三岁从韦尔兹利学院毕业后，回
到家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前一年，她跟男朋友同居，分手之后又搬了回来。她经
常在外面过夜，说要有个自己的地方。可是纽约的房租简直是天价，合适干净的房
间又很难找；她的房间舒服、方便、亲切，再怎么不愿意，也找不出不住在这里的
理由。霍兰德夫妇也很高兴有女儿做伴。
他们使用的最低楼层是二楼。褐石豪宅的住户都清楚，这里就是所谓的客厅；
房间比较大，天花板也比其他楼层高。霍兰德家的厨房很宽敞，放得下正式的餐桌
；真正的餐厅被他们改装成书房与音响视听室。他们也有待客用的起居室，地板上
铺着东方地毯，艺术家具看起来很风雅，使用起来也舒适；火炉旁是直到天花板的
整排书架。起居室面朝西七十四街，厚厚的窗帘已经拉了起来。
在窗帘的后面，有一把老橡木的大椅子，还有深褐色的皮革镶饰，非常名贵，
上面坐着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在火炉边踱来踱去。两个人正在等待。
这两个人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们是在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夫妇
中场休息，重新回到座位时，闯进他们的住宅的。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已经把霍兰
德家里翻过一遍了。这两个胆大妄为的歹徒毫无顾忌，翻箱倒柜，掀开桌子，把书
架上的书扔了一地。他们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和小摆设，在办
公桌和衣橱的暗柜里找到了现金，在厨房的橱柜里找到了银器，还在别的地方找到
了值钱的财物。他们掏空了两个枕套，塞满了他们精心挑选的赃物；但是，他们依
旧待在起居室里。他们大可背着赃物，在霍兰德夫妇回家前离开，但他们却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在炉边踱步。按照我的想象，他们应该已经捞够了。今晚的收
获着实丰硕，可以回家了。
但他们没有。如今已无路可退。霍兰德夫妇到家了，他们已经踏上通往前门的
大理石阶。他们可曾感觉到家中被人入侵？有可能。苏珊·霍兰德是那种原创性的
艺术家，有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她丈夫则比较传统、务实，被训练得只会处理逻辑
和事实，但是，他丰富的经验也可能会提醒他，家里有些不太对劲儿。
她显然是觉得有些不安了，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臂。他微微转身，看着他的妻
子，好像觉察到妻子脸上的紧张神色。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本能，不知怎么的，感
觉到一点不安的征兆，得到一点骚动的信息；但是，大部分的人会抛开这说不出道
理的暗示，认为是自己疑神疑鬼，完全不理会个人体内的早期警报系统。还记得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吧，监测数据已经显示状况异常了，但监管人员却认为是仪
器故障，完全不予理会。
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屋内的两个人都听到了外面的声响。坐着的那个站了
起来，踱步的那个朝门边移动。伯恩·霍兰德转动钥匙，推开门，先让苏珊进去，
自己跟在后面，也进了家门。
他们看到屋里有两个人。但为时已晚。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霍兰德夫妇又是怎么求情讨饶，讨价
还价，但是，这两个歹徒心意已决。他们拿出点二二自动手枪，装上消音器，对着
霍兰德先生开了三枪，两枪打中心脏，一枪打中太阳穴。踱步的那个强奸了苏珊·
霍兰德，前后都来，在她的肛门射精，又把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另外一个人就坐
在橡木椅子上看着整个过程，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当然他也可能催他快点干，抓
着她的头发，向后扯，用力得把头发都给扯了下来。然后，顺手用从厨房抄来的利
刃，割开她的喉咙。这是一把碳素钢刀，刀锋呈锯齿状，制造商保证说，这种刀连
骨头都可以砍断。
我可以想象出整个犯罪过程，就像我想象得出霍兰德夫妇手拉手过马路一样，
甚至这两个人是怎么等待他们回家、谁坐在那张有皮革镶饰的椅子上、谁在火炉边
踱来踱去，我都可以在脑海里巨细靡遗地描绘出来。我让我的想象力跟事实糅合在
一起，绝不曲解附会，只在空白处填补润色。举个例子说，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伯恩
还是苏珊有那种感受危机暗藏的直觉，说不定两个人都觉得有些不安。我也不知道
强奸苏珊和挥刀砍死苏珊的凶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也许他还在她体内的时候，就把
她给砍死了，因为这样更有趣。也许他真这么干了，说不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
苏珊·霍兰德坐在褐石楼房顶楼的书桌前，任想象力驰骋，写她的小说。我读
过几篇，结构紧凑、情节丰富，有几个故事的背景在纽约，有几个在美国西部，还
有一篇发生在不知名的欧洲国家。故事中的角色时而内敛深沉，时而莽撞冲动；读
起来无甚趣味，但很有说服力，仿佛真有这个人似的。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她想象的
产物。几个主角撑起故事的情节，然后寻找事实加以支撑，或是彻底摧毁。
大家都觉得作家应该有想象力，却不知这也是警察不可或缺的本领。少了枪和
记事本还不要紧，要少了想象力，就肯定是个差劲的警探。不管是吃公家饭的警察，
还是自行执业的私家侦探，不外乎是发掘和整理事实。但是，我们得有反思和想象
的能力，才能找到一条出路。两个警察谈起正在办的案子，说得更多的一定不是目
前发现的事实，而是双方的想象。他们先建构起可能发生的情节，然后才去寻觅事
实，或加以证明，或彻底摧毁。
伯恩与苏珊·霍兰德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幕，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在我的想
象中，其实还有更多细节，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真正的场景，应该比
我的想象更加暴力——四处飞溅的血迹，点点滴滴的精液，藏在现场暗处的线索和
痕迹，够鉴定科的法医忙半天的了。就算是搜证结束，有些问题仍不能断定。比如，
是霍兰德先生先死，还是霍兰德太太先死的？我想在他们强奸霍兰德太太之前，就
枪杀了霍兰德先生；但也可能相反。现场搜集到的证据无法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也许霍兰德先生听到他妻子被强奸时发出的呻吟与惨叫，然后，第一颗子弹无情的
钻进他的身体，让他眼前一黑，耳朵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也许是她看到她先生的
死亡，然后才被绑缚，剥了衣服强奸。这两种可能性我都推测过，也推敲过每一个
可能发生的细节。
我宁愿事情是这样的：霍兰德夫妇一进门，两个歹徒立刻把门踢上，其中一人
朝霍兰德先生开了三枪，但第三颗子弹钻进他的身体前，霍兰德先生就已经倒在地
板上死了。这幅血腥的景象把霍兰德太太的灵魂吓出窍，飘到了天花板上，完全切
断了情感和肉体的连接，看着她的身体被歹徒凌辱。然后，他们割断了她的喉咙，
那身体死了。有一部分的她被拖进了长长的隧道，可能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吧。然
后，一道白光，把她带到一个白色的世界中，深爱她的人，在这里等待。其中，当
然有她的祖父、她在童年就故去的父亲、两年前辞世的母亲，当然，还有她魂牵梦
系的爱子肖恩。她没有一天不想起这个孩子，如今，他也在这里等着她。
她的丈夫也在。他们只分离了几分钟，现在又重逢了，再也不会分开。
我宁愿这样想。这是我的想象。我乐在其中。
发现尸体的是他们的女儿，克里斯廷。她跟朋友在切尔西消磨了一个下午，原
本打算住在伦敦特里斯①一个女性朋友家中过夜。但这样的话她只能穿前一天的衣
服去上班，要不，就得回家去拿换洗衣物。有个男人表示愿意送她回家，克里斯廷
答应了。他在西七十四街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找车位，最后还是双行停车②。
①London Terrace，纽约切尔西的高级公寓。
②指将车停于另一辆停靠在人行道边的车旁，常属违章停车。
他想下车送她进去，克里斯廷说不必了；然后，她穿过马路，踏上通往家门的
台阶。那个男人始终在车里等她，看着她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他可曾感到些
异样？我想没有。我想这只是一种习惯，他从小到大，大家就是这么教他的：送女
孩子回家，一定要看到她安全进门，才可以离开。
所以，他还待在那里，正想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见到她站在门口，一脸惊骇。
他立刻熄火，下车察看。
案子发生的时间太晚，报纸已经截稿。地方电视台可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炒作的
社会案件，我跟埃莱娜吃早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新闻了。纽约第一电视台的女主
播说，受害者是从林肯中心回家后遇害的，我们这才发现，他们跟我们还曾经同处
一室，听过相同的音乐。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他们俩也出席了感谢晚宴。只是发现
他们曾经跟我们——还有其他上千人——共同听过相同乐团演奏的相同曲目，这种
感觉就已经很异样了。稍后，才发现我们可能跟他们在感谢晚宴上擦肩而过，心情
就更加忐忑了。
这起双尸命案还不止是个头条新闻，它更是记者口中的好故事。受害者是颇有
名望的律师和才华洋溢的作家，优雅、尊贵，竟然在自己家中遭到如此残忍的杀戮。
何况女主人还被强奸，小报读者绝对难以抗拒这种新闻；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更
增加了血腥惊悚的戏剧性。在我们那个保守的年代，这样的新闻会做适当的修饰遮
掩。警察也不会把消息和盘托出，总是会抓住关键，筛选嫌疑犯的供词。这一次，
媒体的表现落差很大。时报没有报导，可能是因为措辞不易，太过残忍。电视台只
暗示歹徒曾进一步侵犯霍兰德太太，却没有讲述细节。但《新闻报》和《邮报》却
大肆宣扬，没有半点节制。
警察地毯式地搜查了邻近区域，终于找到一个目击者。这位邻居说，她见到两
个男人，在午夜到一点之间离开一幢房子，可能是霍兰德家吧，她不确定。之所以
会注意到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身上都背了个大包；她不觉得有什么可疑，常常有
人背着这样的包，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街角找二十四小时的洗衣店，一时之间，她
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小偷，当时想：这两个年轻人真可怜，工作那么忙，好不容
易在午夜才能抽点时间，清理这些日子留下来的脏衣服。
这位邻居的说法相当含糊，警方的肖像画家束手无策，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这
两个人的脸。至于身材，她只记得这两个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
特别的，但她自己承认，没什么把握，其中一个人好像留着一把大胡子。
法医认为她的说法有些根据。他们在现场找到两撮毛发，应该是男性胡须，连
DNA 比对都用不着，因为霍兰德先生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
目击者还说，其中一个的腿似乎有些残疾。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不过
有可能是因为他肩膀上那包东西太重的缘故。但不能排除她说的可能性，只是当时
无法确定。
碰到这种能炒作的新闻，不管有没有进展，报纸一定会放在头版。《邮报》的
报导多半是推测和想象，甚至还附了一张肖像，“你可曾见过这名残疾人土？”画
中的男性留着一把浮士德式的大胡子，面目狰狞，邪恶凶狠，一个大袋子横在肩上，
把他压得有些驼背。是在朝着阿姆斯特丹大道，还是伯利恒街前进？我不大确定。
邮报刊登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这是警方提供的线索。其实压根儿不是这
么回事。报社请来的素描画家经常添油加醋，为的是上头版有轰动效果。结果《邮
报》的读者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累及不少无辜的人。
免不了有十几个人会根据《邮报》的消息向警方通风报信；报上的新闻，足够
他们把故事编得天花乱坠的了。碰到这样的大案子，就算对方是胡说八道，就算你
知道他们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受了报纸记者的影响，也得提起精神全力应付。但
往往就是会有线索从这种电话中冒出来。打这种电话的人，多多少少觉得谁有点可
疑，希望警方去查查看。每个线索都需要查清楚，倒不是真的希望能从其中查出什
么结果，而是担心事后才知道某个电话确实有真凭实据，那时再懊恼可就来不及了。
这是你在纽约市警察局首先要学会的东西。警察学校当然不会教你这些，但却是实
战的要领。只要你当一天警察，经验就会一遍一遍地教你。
有个人告诉警方，他们应该去查一个叫卡尔·伊凡科的人。报纸上的素描并不
是很像他，因为伊凡科有些嘴歪眼斜，而且他的脸比报上的素描要窄一些。这个人
倒不知道伊凡科有没有留胡子，不过，胡子这种东西，每天都可以变的。他有一阵
子没见过伊凡科了，不过即使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也无所谓。
尽管卡尔跟素描中的人物不大像，但是，有个事实却让警方锁定卡尔这个人，
积极侦办。这事画像上可没说得那么详细：卡尔的屁股不知哪儿有问题，有的时候
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虽算不上残疾，但毛病一犯，走路的模样会很滑稽。
问题是屁股有毛病、膝盖不听使唤，并且留大胡子的人可不少。引起警方注意
的是拨火棍，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也没举出什么具体的事例。他只是说，卡尔不止一
次挂在嘴边，说如果哪个女人对不起他，或者他在街上看中了哪个女人，他就要来
这么一下。卡尔说，我要把滚烫的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
或是诸如此类的话。
卡尔·伊凡科有前科，这大概谁也不会感到意外。未成年时的记录被限制查阅。
但之后，他因为盗窃罪被捕过两次。第一次缓刑，第二次他在纽约北部的监狱服刑
三年。还有一次，他被指控强奸未遂，罪名不成立，因为受害者无法在一群人中把
他指认出来。
大家知道他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他妈妈的家。那幢楼底层是一家印度餐厅，他妈
妈住五楼，坐落在第一大道跟第二大道之间。那里每幢楼房的底层，好像都是印度
餐厅。只是伊凡科老太太已经不住在那里了，邻近的住户根本没听说过卡尔，没人
知道他是什么人。
如果真想找一个人，有成千上万的办法可以把他挖出来。可是这个卡尔着实奇
怪，警方手段用尽，还是连影子都没有见到。就在这进退两难的尴尬时刻，布鲁克
林警方前往科尼岛大道处理一起居民的举报案件。他们说，有一幢楼房的底楼，大
门紧锁，不断发出恶臭。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了两名高加索男性，年纪在二十五到
三十五之间，死亡时间在几天之前。现场找到的文件和稍后的指纹辨识，都确认死
者是杰森·保罗·比尔曼和卡尔·乔恩，伊凡科。比尔曼的皮夹里有一张驾照，登
记的就是科尼岛大道的现址。伊凡科的皮夹里没有驾照，倒是有张学生证，透露了
一些信息。那是在纪念品店可以找到的小玩意儿，伊凡科就读的是“黑街大学”，
地址是“纽约贫民窟”，如果发生意外或是患重病要通知谁呢？伊凡科的建议是
“市立停尸房”。
两个人都死于枪击。伊凡科四仰八叉地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胸口挨了两枪，
太阳穴一枪。死法跟伯恩·霍兰德先生有些相似；经过弹道比对，凶手用的也是一
把点二二自动手枪。警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凶器——握在比尔曼手里。他坐在
房间的角落里，背靠着墙，握枪的手垂在两腿之间。看来他是把枪管伸进嘴里，再
把枪口朝上，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上颚，直达颅腔。职业杀手很喜欢使用这种点二
二自动手枪，子弹会在脑子里像撞球一样乱弹，中弹者很少有幸存的。比尔曼一枪
毙命，只是在这种状况下，用哪种手枪，结果大概都差不多。常常有喝得烂醉，或
是郁闷焦虑的警察一时想不开，掏出执勤用的点三八，饮弹自尽，也是朝上颚开一
枪，虽然子弹在脑袋里不像点二二那样乱弹，但照样可以魂归西天。
两个从霍兰德家偷的枕套也找到了。一个已经被掏空，卷成一团，胡乱塞在地
板的角落里；另外一个还有半袋赃物，放在凌乱的双人床上。纯银镶饰的大木匣和
十二人份的银餐具放在比尔曼的大橱柜里。经过克里斯廷的辨认，这些都是她家里
的东西，还有几件她母亲的珠宝和小摆设，也陆续找到了。
鉴定科法医认定命案现场发现的男性胡须来自卡尔·伊凡科。苏珊·霍兰德肛
门里的精液，也是他的。从X 光检验结果来看，伊凡科的臀骨不好，所以走路的姿
态才会很奇怪。目击者和通风报信的不知名人士，描述得相当准确。
那个时候，尽管报纸和电视成篇累牍地报道，我却不知道这么多细节；有别的
事情正盘踞我的心头。
除了定期捐款之外，埃莱娜碰到像莫扎特音乐节这样连续十来场的演出，通常
还会订一大堆的票。我常常陪她一块儿欣赏这些艺术活动，不过偶尔缺席也没关系，
她总是找得到人用我的票。去年，她带TJ听了一场男高音演唱会，伴奏的还是小管
弦乐团时期的古乐器。我很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会，但我那时有案子要办。据我们所
知，这是TJ第一次欣赏古典音乐。埃莱娜说，TJ喜欢得不得了，歌声、音乐，没有
不陶醉的，但是，我们也没想到，他会因此跑去买了整套的CD. 星期一晚上，我们
参加了开幕音乐会，下一场是星期四的艾丽西亚·德·拉罗查①钢琴演奏会，门票
已经售罄。星期四时我们已经知道自己不但跟霍兰德夫妇欣赏了相同的音乐，而且
感谢晚宴他们也在场。凶手还没抓到，埃弗里·弗希尔厅里一片嗡嗡声，大家都在
谈论这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凡是我耳朵听得到的地方，话题都没有离开过霍兰德
夫妇。
①艾丽西亚·德·拉罗査（Alicia de Larrocha，1923- ），西班牙著名女钢
琴家。
我照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到贵宾长廊去走走，不是为了这里免费供应的咖啡
和巧克力，而是想多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有一对我们常常遇见的夫妇，现在已不
是点头之交了，应该可以走上前去聊几句。他们问是不是在餐会上见过我们，有没
有见过霍兰德夫妇，或是跟他们说过话。我们说，我们不认识他们，可能在哪儿见
过他们，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位太太说，“跟我们坐一
桌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伯恩或是苏珊·霍兰德在我们身边坐过也说不定。”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霍兰德夫妇。”她的先生说。他的意思是歹徒也有可能找
上他们家。其实很方便的，你知道吗？凶手知道霍兰德夫妇当天晚上不在，也知道
音乐会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场，两个人什么时候会回家。他们有没有可能弄到一份感
谢晚宴的来宾名单？有没有可能他们是随意从名单上挑一个人下手？
这未免扯得太远了。但我了解他的想法，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担心。任何灾难—
—犯罪也好，地震也罢——只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然免不了有或多或少
的冲击。霍兰德夫妇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在晚宴的时候，既然他们可能坐在我们身
边，我们当然也有可能会被找上门来的歹徒干掉。为什么不可能呢？所以，所有的
宾客，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担惊受怕之余，也庆幸逃过一劫，舒了一口气。
现场的来宾心中都夹杂着复杂矛盾的感受。
休息室里的人都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同时也有些惧怕回家，谁能知道凶手是不
是已经罢手了呢？
这是星期四的事。星期六的早上，警察踢开科尼岛大道一幢民宅的房门。几个
小时之后，警察和全城的人——特别是切身相关的上西城，还有参加过音乐会的人
士——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也都轻松了不少。凶手不但不再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全
死了。对于报纸来说，接下来几天还是可以炒作这个题材的，增加销量，但这个题
材终究没有什么新内容，也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大家不再害怕。原本抢手的防盗器，
供货也恢复正常，不再供不应求。参加音乐会的妇女，每个人的包里面本来都有一
个小小的喷雾器，现在也放在家里，不必随身携带了。有很多男人原本还跟他们的
律师抱怨，说弄一个携枪执照太麻烦；现在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费事带那么个
东西在身上。
新的新闻又冒出来了，看看报纸刊登的消息，慢慢觉得霍兰德家双尸命案也没
什么。星期一，我跟乔·德金共进午餐。这纯属社交，我现在已经不工作了。一年
前，我们俩的关系有点僵；但有些事情我非做不可，最后害得我连私家侦探的执照
都被吊销了。我干这行二十年，没有执照其实也无所谓；但没有朋友和友谊却不行。
所以，我决定尽释前嫌，时不时地跟乔叙叙旧，尽管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他是中城北区的警官，这个案子不是他的，跟他的管区也没有半点关系。但我
们的话题一直没离开霍兰德双尸命案。这案子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扣人心弦，可大家
在茶余饭后还是聊得很起劲，只是有些人是职业需要，有些人纯属闲聊。“犯罪率
下降了。”他说，“为了弥补犯罪率下降，这些下手狠的人决定用更加残酷的犯案
手法填补这种遗憾。他妈的，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非得跟主人硬拼不可？以前的贼，
不是看到人就跑吗？”
“绅士珠宝大盗。”我补了一句。
“现在好像没有这种贼了，是不是？以前的行家只挑精品，不值钱的东西瞧都
懒得瞧。一得手，马上离开，神不知鬼不觉，行动迅速从容。现在可好，街头上的
混混胡乱把橱窗一敲，房门一踢，看到什么就拿什么，十块钱的收音机也要，拿了
东西就跑，什么玩意儿嘛！这次更绝，偷了东西还在屋里等着主人回来，你知道这
是什么吗？这是贼和私闯民宅的混血杂种。私闯民宅啊！你明明知道受害者就在里
面，硬闯进去，因为你就是想要硬拼。”
“通常是找上卖毒品的。”
“没错，这种人树大招风，是主要的目标。”他表示同意，“‘你把钱放在哪
里？说！否则，我就把你孩子的头砍掉。’说跟不说没有差别，他们都会动手，王
八蛋。这两个王八蛋，闯进别人家，翻箱倒柜，值钱的东西都装起来了，还要等着
主人回家，要干什么？难道有更多的钱可以捞吗？”
“可能吧。他们觉得收获应该不止那么一点点。”
“我想，可能是他们忙活了半天，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见到那个女主人的照
片，决定留下来跟她交个朋友。”
“说不定他们在事前就已经见过她了。”
“都有可能。我跟你说，马修，不管你是绅士珠宝大盗还是耍猴戏的混混，都
不应该把强奸这种事扯进来。现在，好像非得来一下不可。人在那里，长得不错，
管他妈的，想干就干。就像冰箱里有你喜欢吃的好东西，干吗放着不吃？”
“反正不该强奸。”我说。
“这是以前道上兄弟告诉我们的老规矩。但是，对于某些女人、某些‘贱女人
’，他们就不会客气。”
“再怎么不客气，也不应该用拨火棍吧。”
“真是王八蛋。你说得没错，一点也没错。怎么说，这种行为也称不上是爱吧？
强奸女人。怎么有人说，强奸和性没有关系？如果和性没有关系，那些王八蛋又是
怎么硬起来的？难道他们是把伟哥撒在麦片里，当早餐吃了不成？”
“有人见到漂亮的女人，就是按捺不住。”
“是啊。”他说，“这是巧合吗？他强奸她，达到高潮。他会觉得感激吗？如
果他还有人性的话。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他就把拨火棍插进女人的阴道，割断她的
喉咙吗？可恶。见到这样的混蛋，我真希望我们有死刑。”
“我们已经有死刑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希望的死刑是得克萨斯州那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管是哪种死刑，反正派不上用场。他们已经死了。”
“是啊，谢天谢地。至少不会有律师帮他们脱罪，假释委员会也不会认为他们
自我反省得很透彻，得到教训，可以放出来了。用拨火棍的那个叫比尔曼？还是开
枪的那个叫比尔曼？他这辈子总算开对了一枪。”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自杀。”我说。
“谁知道呢？谁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呢？就算是你搞清楚了，又有
谁会搭理你？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再也做不了坏事了。”
那天晚上，我往第九大道走去，过了两条街，来到了位于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
匿名戒酒协会。我在离开老婆孩子和纽约市警察局，一个人跑回城市厮混的时候，
养成了到圣保罗教堂的习惯。我总是静静地坐一会儿，为我无法忘记，或是希望永
远不会忘记的人，点一根蜡烛；再把厚厚的一沓钞票塞进捐款箱。我捐的总是现金，
十分之一的收入，匿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记录我到底
赚了多少。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我还希望圣保罗教堂的牧师请我参
加感谢晚宴吗？
我常参加的匿名戒酒协会现在正在聚会，就在我点蜡烛，投捐款的教堂地下室
一楼。我喜欢这种巧合，但过了很久才能不去想其中讽刺的意味。十八年来，我意
识清醒，每一天咬紧牙关，竟然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绝不碰酒的
时间比我干警察的时间还长，几乎跟我喝酒的历史一样。
早先，我每天都参加聚会。接下来，两三天一次；后来，是两三个星期一次；
如今已经很久没来了。这种聚会的人慢慢离开并不奇怪；相反，这是正常的现象，
尽管有些人戒酒二三十年，还是天天来这里。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有的时
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逃避自己的生活。戒酒计划应该是通往正常生活的桥梁。但
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戒酒计划是通向另外一个聚会的隧道。
我的辅导员已经死了两年了。他死之前，我去戒酒聚会比较频繁。一个杀手拿
了钱，冲进一家中国餐馆，把他当成是我，不由分说就给杀了。杀他的人现在也死
了，跟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的人，也全都死了。我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我还清醒。
人们很清楚：如果你的辅导员死了、又开始酗酒了，或是把你老婆拐跑了，你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首先，你得去继续参加聚会，然后，再替自己找一个辅导员。
这是多年来形成的经验，我没什么意见；抗拒酒精诱惑超过十年的人，都很相信这
套。但在我心中，没有人能取代吉姆·费伯。刚开始，对我来说他是力量的堡垒，
总能给我各种建议；后来，我们俩更像是朋友，我也不觉得他是什么辅导员。每个
星期天，我们都会找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确定就是他，
让我保持清醒、觉得清醒很舒服，或许这是我们这种关系的核心吧。但我总觉得不
止于此，好像还有些别的。总之，我始终不想找个人填补他留下的空间。
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辅导过不少人。一年前，我辅导了两个，一个戒酒一
年，另一个刚刚从戒酒中心出来。不管是哪个，都不像是能和我长久交往的样子；
幸好，辅导讲究的是实际，双方只要能通过这种关系强化不碰酒的意识也就行了。
因为我是辅导员，所以我出席聚会更加频繁，无论做什么事都更加积极。可是，其
中一个——新来的那个——还是又开始酗酒，然后就不见了；另外一个搬到加州去
了。从此之后，我就再没辅导过任何人。
我当然可以积极地找人来辅导，是吧？不过，我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神秘主
义者说，徒弟有了之后，师傅自然会出现。我想，这道理反过来，应该也说得通。
当然也有人不参加聚会，照样滴酒不沾。参加聚会，不管要你做什么、听什么，
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目的还是别碰酒。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如果我真的不去聚
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坦白地说，我没细想过。我的时间又不值钱，一个星期花两
个小时，一点妨碍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有音乐会的票，但是是女高音演唱。我比较喜欢乐器演奏，所
以埃莱娜找她的朋友莫妮卡去林肯中心，我去参加戒酒聚会。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跟朋友打了招呼。只要我的兴致高，聚会去得勤，我就能认识所有的人。我在后排
挑了个位子，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景，我知道屋里这些人的戒酒历史没有一个比得
上我。
总是会遇上这种事。十八年毕竟不是一辈子，很多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
十年，没碰过半滴酒。在全是退休老人的社区里，聚会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
是在第九大道的教堂地下室，十八年可不算是一段短的时间。
台上的那个人讲的故事里，多次提到可卡因，但提到酒精的次数更多。光听这
几句，就可以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我的心思飞走了，但他谈话的主旨却始
终在我耳边，他以前烂醉如泥，现在清醒了，清醒比较好。
是的，阿门。
聚会结束了，我瘫坐在椅子里，本来想找几个人到火焰去喝杯咖啡；但我却直
接回了家。埃莱娜还没回来，我检查了电话留言，有一个，我大儿子迈克尔打来过。
他说：“爸，你在吗？在的话，请你接电话好吗？我想你是出去了。我等一会
儿再打过来。”
他没要我回电，我也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我又听了两次，想从他的语调和
用词中揣摩出点端倪。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紧张，但大多数人在跟机器说话的时候
都有点紧张。他可能有留言的习惯。迈克尔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工作，职位不错，整
天靠电话联络生意，半辈子就消磨在这玩意儿上。
当然了，打电话给老爸，感觉是不一样的。
十点刚过，加州比这里早三个小时。我找着了他的电话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
他。电话响了四声，应答机打开了，我挂了电话，没有留言。
我又听了一遍留言。皱着眉头，盯着应答机发愣。
我走进厨房，煮了一壶咖啡。喝第一杯的时候，埃莱娜回来了，莫妮卡跟在她
后面。我给莫妮卡倒了杯咖啡，埃莱娜只有在早上才喝咖啡。我把茶壶拿出来给埃
莱娜弄了杯甘菊茶，三个人坐定，聊起今晚的音乐会和惨死的霍兰德夫妇。我本来
想提迈克尔的留言，感觉好像有些怪，不过觉得等莫妮卡回家再说也无妨。
电话铃声响起，埃莱娜离得近些，顺手接了起来。“哦，嗨！”她说，语气挺
轻松的，但我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她接电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就算对方是业务员，
想请她换家长途电话公司，埃莱娜还是这般和颜悦色。“加州天气不错吧？哦，你
在这里？那更好了！你爸爸在，”她说，“我请他来听电话。”我站起来朝电话走
去，埃莱娜脸上突然罩上一层阴影，挥挥手，叫我站远些。“哦？唉，怎么会这样？
迈克尔，怎么会这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啊，我很难过。
我找你爸爸来。”
她放下电话，略略掩住自己的嘴巴。“他要跟你通话。”她说，“但是，我想，
他要先跟我说，好让你有点准备。”
准备什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还是他的孩子病了？他来纽约干什么？什么坏
消息让他风尘仆仆的赶到东边来？
“安尼塔，”埃莱娜说，她是迈克尔和安德鲁的妈妈、我的前妻，“心脏病发
作，死了。”
在它风华正茂的时代，这幢房子是个宏伟的建筑。这是那种典型的乡下产业，
石头、木料混合建成的泥灰房子。当赛奥斯特区还是小村落，四周都是马铃薯田的
时候，它就建成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建筑在这里出现，马铃薯地被填平，只剩下
几幢老房子还是私人产业，其他的不是被拆毁，就是当了公立疗养院，或是改建成
办公大楼。
当然，也有被用作殡仪馆的，比如艾伯马尔路上的这一幢。这还是我第一次开
车经过这里。不会错的，迈克尔指示的方向很清楚，更何况草坪上还有一个大大的
招牌。我想，我只是不想接近罢了。我想在这里绕一圈，开到一半，本该向右转的，
我却向左转，决定先去看看我们的老房子。
房子比我记忆中的小，停车场却宽敞多了。这种房子以前被称为牧场式平房住
宅，也许现在还是叫这个名字——三间卧室、一个起居室、餐厅、厨房，都在同一
层楼，坐落在城市近郊，占地约四分之一英亩。有的人会加盖一个长廊，把屋子和
车库连起来；还有的人——根据我的了解，这其实是同一种人——会把房屋前面的
窗户改成落地窗。门前的灌木丛，种了又死了，然后再换。我在这里种过一棵树，
长成了纺锤形的橡木小树，现在静静地庇荫着这幢房子。我在前面草坪还种了另一
棵树，不过，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我种的一棵桦木也不见了，或许
是新主人不喜欢，也或许是他的孩子拿去做了独木舟。
也许是死了。我依稀记得，桦木是寿命相当短的树木。我离开这幢房子起码三
十年了，这棵树是我在三十三、还是三十四年前种的？对树来说，是一段不短的时
间，对这种寿命不长的树木来说，更是长路漫漫。不管你怎么盼，事物衰败的速度，
总是比你想象的快。
婚姻失败了，人死了。树，凭什么例外？
我再度经过殡仪馆。这次我找了个地方，停好我租来的车子。殡仪馆里有很多
个厅，一个看起来比环境更加真诚的人站在入口，等待来宾，为他们指路。他问我
参加哪一家的丧礼，我想也没想，就报上我的名字。好多年了，她一直冠夫姓。我
大概是有点在乎吧，还是觉得她可能会保留夫姓。
他很职业，面无表情。没有一家登记斯卡德这个姓，但是，他却记得有个死者
的儿子姓斯卡德，好像还见过一面。在他还没有一步解释之前，我马上就纠正了自
己的话。“对不起，”我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姓斯卡德，现在她姓蒂勒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走进玄关，屋里映着午后的阳光。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座位。
仪式已经开始了，一个穿黑西装的男子，用标准的牧师语调叙述生命的脆弱与精神
长存的道理。他没说什么我以前没听过的话，也没说什么我觉得特别的道理。
他说教般的话像潮水般在我耳际回荡，我放眼打量这个地方。我看到在前头的
一个人，我想他是格雷厄姆·蒂勒吧。我没见过他，但应该没错，他的身边坐了两
个女孩，大概是他的女儿。他认识安尼塔的时候，老婆死了，家里有两个女儿，儿
子离家出走了。安尼塔搬了进去，帮他把两个女儿拉扯大。
我还看到几个我认识的人——安尼塔的弟弟和弟媳妇，不知怎的，这两个人一
下子就步入中年了，比我当初见到他们的时候胖了很多，还有她好像总也不老的妹
妹，乔西。靠着中央走道坐着的，是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迈克尔的妻
子琼坐在他们俩中间。迈克尔跟琼生了个女儿，叫梅勒妮。一年前，我和埃莱娜到
旧金山度了一个长周末，途中开车到圣荷西去探望我的孙女。琼是第三代的华裔美
国人，苗条优雅，梅勒妮更是跨国婚姻的美丽结晶。
我没见到梅勒妮。她多大了？两岁？应该不到三岁，参加丧礼未免小了些。
安尼塔也是，太早了。
“她的生日在十一月。”我跟埃莱娜说，“比我小三岁，三岁半，五十八了。”
“天啊，还这么年轻。”
“她有心脏病，我一直以为只有男人才会得心脏病。”
“女人也会有这种毛病。”
“她不胖，也不抽烟。其实，我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也许她现在已经三百磅
了，还抽雪茄。我一直在想我们见最后一面的光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记得那
个疯子莫特利逃出来之后，只要是跟我有点关系的女性就会莫名其妙地被他追杀。
我打了个电话给她，跟她说，她很危险，最好出城避一避。”
“我记得。”
“她气坏了。问我凭什么干涉她的生活？我跟她说，我别无选择；但是，我明
白她的想法。你选择了一个新的男人，继续过日子，却因为前夫惹的麻烦被列进死
亡名单，还得躲躲藏藏的，这算怎么回事儿？”
“你以前就跟她解释过了。”
“是解释过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梅勒妮出生的时候，我打电话跟她道喜。等
一等，不对。我是打过电话，但接电话的是她丈夫，蒂勒，他说，她坐飞机去探望
孙女了。”
“然后，你打电话到迈克尔家，这次找到她了。”
“没错。我还记得她一个劲儿地称赞我们的孙女有多漂亮，不过，她好像也是
在跟她自己说。迈克尔跟琼结婚的时候，她很不高兴。”
“这我倒不知道。因为琼是中国人吗？”
“是啊，迈克尔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生活在不一样的文化
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一直挂在嘴上唠叨。但我猜她是不想要一个中国媳妇，
或是生出一个斜眼歪鼻的孙子。”
“但最后她还是屈服了。”
“哦，当然。人嘛。安尼塔心肠好，也不会钻牛角尖。她只是以前不认识亚洲
人罢了。她的儿子娶了个亚洲人，没多久她就习惯了。”
“你的感觉呢，亲爱的？”
“你是说琼吗？我想，她是迈克尔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了，也许只有梅勒妮可
以与之相比。你说的大概不是这个吧。”
“不是。”
“我真不确定我现在的感受。”我说，“好像少了些什么，但少了什么？她已
经很久没在我生命中出现了。”
“也许少了过去那一部分。”
“也许吧。不管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有些难过。”
“我知道。”
我们俩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问我想不想喝一杯咖啡。我说，莫妮卡好像
把最后一杯喝掉了，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想喝。
“她是在星期六上午过世的，”我说，“孩子们星期天飞过来。我不知道安德
鲁现在住在哪里。上次我听说他在丹佛，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不可能在同一
个地方待那么久。”
“免得发霉。”
“他们昨天飞到这里来，”我说，“今天晚上才打电话给我。”其实，我也不
大确定，“丧礼明天举行，在赛奥斯特区附近。”
“你会去吧。”
“应该会。租辆车，开到城外。时间是下午两点，我来回都可以避开高峰时间。”
我看着我的手，“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去。”
“虽然如此，我想你还是该去一趟。”
“我想我没有别的选择。”
“你要我陪你去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去；不要的话，我也不会在意。”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说。
“要不我陪你去，我在车里等着。把安尼塔送往墓地的时候，你应该不用陪大
伙儿走这一程吧。否则的话，我想TJ也很乐意跟你一块儿去。”
“他说不定会戴着一顶大厨师帽去参加葬礼。”我说，“那我只好退到后座去
开车了。不，我自己开车去，一个人就行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感到孤独，但一个
人说不定反而可以想些事情。”
所以，我一个人坐在最后排的座位上想事情。仪式结束后，我走到前排和格雷
厄姆·蒂勒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很难过之类，他也说了几句，表示他很高兴见到
我。我们以前大概通过电话。然后我去找迈克尔和安德鲁。他们两个都穿西装打领
带，看起来很体面，两个帅气的孩子。
“真高兴你能来。”迈克尔说，“仪式还可以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不错。”我说。
“你会送妈妈到墓地吗？我可以去安排一下，看看礼宾车上还有没有位置；你
也可以参加游行，和其他人一起走过去。不过，在葬礼这样的场合，好像不叫游行，
有个专门名词，叫什么来着？”
“送葬。”安德鲁说。
“然后，我们会回格雷厄姆家，呃，应该说是他们家才对。”
“我想我就免了。”我说，“我不去他们家，也不到墓地，我在这里告辞了。”
“随便你。”迈克尔说，“你自己决定吧。”
安德鲁说：“怎么都行。我们俩还有活要干呢。”他掏出一副丝质手套戴上，
“我们俩要扶棺。”他说，“提起往事，要不伤心都难。你知道吧？”
“我知道。”
“他们就要阖棺了。如果你想见妈最后一面的话……”我不怎么想，但是，先
前我也不怎么想来这里。有些事情你就是得做，不管你想还是不想。我走了过去，
看着她，无穷的歉意顿时涌上心头。她看来没半点生气，像个蜡人，仿佛她这辈子
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转过身，使劲眨了眨眼，但那影像始终在我眼前。它跟了我好一会儿，然后
才慢慢消失。最后，我才记起熟悉的她。我结过婚的妻子，我曾经爱过的女人。
我的眼光寻找我的孩子。他们在那里，两个人都戴上了黑色的丝质手套，准备
扶棺，脸上的表情有些茫然，看不出心里在想些什么。“也许我们稍后可以找个地
方聚聚。”我说，“咱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迈克尔，有两年了吧。至于安德鲁，
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有多久没见了。”
“我还记得。”安德鲁说，“上次我来纽约的时候。四年前，那还是我第一次
见到埃莱娜。咱们三个人还一起出去吃了晚餐。”
“巴黎绿。”
“就是那家。”
“这附近有没有咱们可以坐一会儿、聊聊天的地方？咖啡馆什么的。在丧礼结
束，送完宾客之后，说不定你们能抽空出来。”
他们俩交换了一个眼神。迈克尔说：“我们俩只要一进门，大概就走不开了。
有许多人会过来，说几句话，表示致意，我们俩一离开就会被发现的。”
“妈妈有很多朋友。”安德鲁说。
“那么送到墓地之后，回家之前，有没有时间呢？”我说。但是，他们都得坐
礼宾车，迈克尔说。安德鲁加了一句，礼宾车会把他们送回到这里，原来就是这么
计划的，因为他们俩都开了自己的车。
“琼可以开你的车。”他说，“我载你，一起到好时酒吧去。”
“天啊，别去好时酒吧行不行？”迈克尔转过头来跟我说，“那里是啤酒吧，
里面都是高中生、大学生，闹哄哄的，挤得要命。你不会喜欢的，连我都受不了。”
“你会习惯的。”安德鲁说，“你又不是七老八十的。今天也不是周末，时间
又是下午，你说能吵到哪里去？”
“天啊，好时酒吧。”迈克尔说。
“那你能想到更好的地方吗？找一个吧。”
“我想不出来，大家都在等我们呢。好时酒吧就好时酒吧吧。”他告诉我好时
酒吧大概的位置，然后在殡仪馆礼仪师的引导下，走到棺木的另外一边去了。棺木
现在已经阖上了。安尼塔的弟弟菲尔站在安德鲁的后面，另外一边是三个我不认识
的人。
我让他们忙去了。
我开着车离开。我原本没这个打算，但不知怎的，我的车还是排在大伙儿的后
面，我只得坐在驾驶座上，跟着大家慢慢移动。我们有警察护送，所以不用理会街
上的交通标志。我跟自己说，这里的警察真轻松，闲着没事干，还可以护送车队到
墓地。但我心里明白不是这么回事。长岛的犯罪案件可不少，街头有卖毒品的，有
吸毒品的，有的男人会打老婆，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有人酒后驾车，一头撞进学校。
现在街头还没有像洛杉矶那样有逞勇斗狠的帮派，没有人沿街开枪滥射，至少目前
还没有听过，但也许不用等多久。
我把车停在墓园，坐着没动，看着大家下车，走进墓园举行仪式。从我停车的
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仪式一完，我便立刻驱车离开那个地方。
我没怎么注意前往墓园的路——你只要跟着前面的车走就行了，谁会注意是怎
么来的？我转错了好几个弯，又多跑了一些冤枉路，这才找到好时酒吧。我停好车，
走了进去，原本以为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没有想到里面空荡荡的，就只有一个
酒保，下巴看起来很硬，剃了个平头，穿着金属制品合唱团的T 恤，袖子卷得高高
的，露出结实的肌肉。他唯一的顾客是个老头子，戴了顶布帽，穿着廉价商店买来
的外套。看这老头的模样，应该是坐在岩烧或是白玫瑰酒吧的矮凳上，但他却坐在
赛奥斯特区一家学生常去的地方，用一个笨重的陶杯喝啤酒。
粗糙的木墙上钉满了学生比赛的锦旗。柱子上挂着陶土做成的大啤酒杯，吧台、
酒桌上放了一碗一碗的小巧克力棒。这里是好时酒吧，当然少不了好时巧克力①，
碗里盛着种类五花八门、用锡箔纸包好的巧克力。酒吧跟巧克力公司同名，当然会
搞这些玩意儿，但是，谁会想用巧克力配啤酒呢？我知道有些酒吧会附送一些带壳
的花生、豆子当做是下酒的零食。马克斯的堪萨斯市酒吧用的下酒菜是鹰嘴豆。但
是，在大口畅饮墨西哥啤酒和德国啤酒的时候，谁会想吃好时巧克力呢？
①好时（Hershey ）也是著名的巧克力品牌。
酒保看了看我，眉毛一扬，可我不想喝啤酒，也不想吃巧克力，我想要波本，
双份，纯的，不加水，最好是整瓶的。我拍了拍口袋，一副掉了东西的样子——我
的皮夹、钥匙、香烟。“我一会再来。”我说着赶紧离开酒吧，回到车上；把车钥
匙插进去，发动引擎，打开收音机。我找到一个被称为“古典乡村歌曲”的频道，
埃莱娜一直觉得这两个矛盾的词组合在一起很奇怪。这个台会播放汉克·威廉姆斯
①、帕齐·克莱因②、雷德·福利③和基蒂·威尔斯④的音乐，就在这时，迈克尔
和安德鲁从一辆灰色的本田雅戈上走了下来。两个人进门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安德
鲁推了迈克尔的肩膀一把，打开门，然后两个人就不见了。
①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 ，1923-1953 ），美国著名乡村摇滚歌手
和创作者。
②帕齐·克莱因（Patsy Cline ，1932-1963 ），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手。
③雷德·福利（Red Foley ，1910-1968 ），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手。
④基蒂·威尔斯（Kitty Wells ，1919- ），美国乡村音乐的第一位女性超级
明星。
我等着《上帝不曾造就酒吧天使》①这首歌播完，才跟着走进酒吧。
①It Wasn ‘t God Who Made Honky Tonk Angels，这是基蒂·威尔斯—九五
二年的作品。
迈克尔点了喜力，我说我要一杯可口可乐。酒保问，百事可乐行吗？我说，也
行。不管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我都不想喝；我想喝的，却不能碰。其实，我并
不真的想碰。强烈的渴望压迫着我，让我觉得非离开这里不可，幸好，想要一杯跟
真的来一杯还是有点距离，更何况欲望升腾一阵之后，也慢慢淡了。可口可乐可以，
百事可乐也行，一杯水也可以。
安德鲁说：“管他呢，这里是长岛，不是吗？咱们来杯长岛冰茶吧。”
这玩意儿是我不碰酒之后才发明出来的，我没喝过，估计是混杂了各式酒类的
鸡尾酒，一丝茶味儿都不会有。这个酒名有点讽刺，很可能是禁酒时期还得靠走私
酒类的时候留下来的暗语；时代变迁，就可能更讽刺了。喝这玩意儿喝到不省人事
的大学生，可能连越南在哪里都想不起来了。
饮料来了。安德鲁喝了一口，立刻说这酒太糟了。“这是谁想出来的？”他一
脸狐疑，“应该很有劲儿的，但是，什么味道都喝不出来。我想这就是重点吧，十
九岁的少年想把女朋友灌醉就用这个。”他又喝了一口，“后劲来了。这是我这辈
子的第一杯长岛冰茶，也许是最后一杯，也许不是。等我干完这杯，再来个半打。”
“我想你不该再喝了。”他的哥哥说，“格雷①要我们回家帮忙。”
①格雷是格雷厄姆的昵称。
“你叫他什么？格雷？”
“妈是这么叫他的。”安德鲁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叫，真的。除非我打
电话过去正巧是他接的，还有前两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叫了一下。”
“那是四年前了。”我说。
“另外还去过一次。”
“哦？”
“我想是上一个感恩节吧。我没什么机会好好看看这座城市，每次只待两天，
就匆匆地走了。”他盯着手上的酒杯。“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他的口气有些不
确定，“每次都是电话应答机，我不想留言。”
我说：“格雷，看来还不错。”
“他人是不错。”安德鲁说。
“他对妈妈很好。”迈克尔说，“总是陪着她，你知道吗？”
不像某些人。“我真没想到我得面对这一天。”我说，奇怪我为什么会说这样
的话，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他们也着实诧异。“我以为我会先走。”我解释道，
“这事我想得不多，只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应该这样。我比她大三岁，历经沧桑，一
般来说，男人会先死。谁想到她就这么走了。”
他们什么也没说。
“大家都说这样是最好的结果了。”我说，“前一秒还在这里，下一秒就到另
一个世界去了。还来不及说痛苦，省得病魔缠身，不用站在边缘，总是瞪着眼睛朝
无底洞看。但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死法。”
“你不喜欢？”
我摇摇头。“我需要时间，以确定我没留下什么麻烦，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好，
也需要时间让我周围的人习惯。就这么撒手走了，死者可能是轻松，对活着的人来
说，可是折磨了。”
“这我倒没有想过。”迈克尔说，“琼有个婶婶得了老年痴呆症，拖了很多年。
最后她心脏病发作走了，大家也轻松了不少。”
我说他讲得有道理。安德鲁说，轮到他的时候，他希望一头栽进一大桶羊毛脂，
死的时候浑身感觉滑滑软软的。这话有些好笑，但是，酒桌上的气氛凝重，没人笑
得出来。
“不胡扯了。”迈克尔说，“其实先前有征兆。一年多前，妈妈曾经有过一次
轻微的心脏病发作。”
“这我倒不知道。”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妈妈和格雷都没说。但是，因为她有糖尿病、血压
再一高……”
“这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得糖尿病至少有十年了。我只是不知道她得高血压有多久了，
有很多人得了高血压，自己却没发现。她的糖尿病不严重，不需要注射，只要口服
胰岛素就行了；但可能会影响她的心脏，让她血压升高。她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一
次，下一次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我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我以为她完全康复了。”安德鲁说，“感恩节的时候她看起来还好好的。她
跟格雷计划了很多事情，本来要搭邮轮到德国各地去玩的。”
“下个月，”他的哥哥说，“劳工节①过了就出发。”
①美国和加拿大劳工节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这下全完了。”安德鲁说，“说不定他们的船票可以给你和埃莱娜。”
一阵难堪的沉默。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他
举起杯子，通过天花板的灯光看着。我记得我以前也常这样，不过用的不是长岛冰
茶的杯子。“这玩意儿上面应该贴个警告标志。对不起。”
“算了。”
“不好意思。我想埃莱娜大概不会想到德国去，是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不是犹太人吗？”
“那又怎样？”
“她对德国应该没什么兴趣，她会不会担心到那里会被做成肥皂？”
迈克尔说：“安德鲁，别说了。”
“嘿，开个玩笑嘛。”
“这一点都不好笑。”
“没人欣赏我的笑话。”安德鲁说，“肥皂、羊毛脂，没人笑，今天我的笑话
不受欢迎。”
“今天不适合讲笑话，兄弟。”
“那么今天适合干什么呢。兄弟？请你告诉我好吗？”
“你们兄弟俩是不是该回去了？”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不在乎，我只知道我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接下来几个小时，格雷可能很需
要你们帮忙。”
“格雷，”安德鲁说，“你见过他吗？”
“刚刚见过，在丧礼上。”
“我还以为你们是老朋友呢，叫格雷叫得这么顺口。”
我转向迈克尔。“等会儿还是你开车吧。”我说。
“安德鲁没问题。”
“不行。”
“他只是有些难过罢了。”
“当面议论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安德鲁说，“我能问个问题吗？他妈
的，就一个问题。”他无意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他妈的凭什么板起面孔教训我？
你他妈的凭什么？”
我感觉我的怒气正顺着后背蔓延。我得赶紧按捺住。
“妈活的时候，你根本不管她。”他还是不依不饶，“你真的爱过她吗？”
“我想我曾经爱过吧。”
“这爱没持续多久吧。”
“没错。”我说，“我们俩都不怎么适应婚姻生活。”
“她可能比你强。是你离开她的。”
“我肯定自己不是唯一做过这种事的人，对男人总是容易些。”
“也不尽然。”他说，“这几年来，我碰上不少说走就走的女人。收拾行李离
开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特别是有孩子的时候。”他说，“是吧？”
“是的。”
“我想我们不算吧。我和迈克尔。”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我先前感受到的愤怒，现在愈发强烈了；只要有点空间，
怒气就一个劲儿地往上蹿。如果说我还有点感觉，那就是无穷无尽的疲惫。我不想
说下去了，但我知道对话只会没完没了。
“你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因为你哥哥打电话给我，说起这件事情。”我说，“不是星期六他发现妈妈
过去的时候，也不是星期日你们两个赶到东部的时候，而是昨天晚上。”我转向迈
克尔，“你真的很体贴，”我说，“这样，我在丧礼之前就不会太苦恼了。”
“我只是——”
“说实在话，”我说，“万一我跟人约好了又来不及取消，我今天就不来了。
你们的运气不错，我是一个最近没什么事可做的闲人。”
“我很害怕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会说什么话？来，还是不来？我不知道。”
“我不能不来。”我说，“我不会假惺惺地说我多想来，但要我假装没这回事，
也办不到。为了你们两个，我要来这里，就算是你们宁可我待在城里也一样。为了
她，我更要来这里。”我深吸一口气。“她是个好女人。我这种男人，跟谁都维持
不了太久的婚姻关系。她已经尽力了。天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尽力了。谁不是这
样？尽力就好。谁都是这样。”
安德鲁用袖子抹去泪水。他说：“爸，对不起。”
“没关系。”
“我真的很抱歉，不知道怎么了。”
“六种酒混在一起，”迈克尔说，“装在杯子里。你想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期待什么结果？
“我想这次你不会再见到他们俩了。”我跟埃莱娜说，“迈克尔和琼明天一早
就飞回家了。”
“琼是怎么安排的？把梅勒妮托给她父母吗？”
“他们把她一起带过来了，”我说，“但我没见着。琼觉得孩子不适合参加丧
礼，所以把她留在家里了。我不知道她是找个临时保姆，还是请哪个亲戚照顾。”
“你真的不想看看你孙女吗？”
“本来有机会的。如果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回家的话，但我直接回来了。”
“我不怪你。安德鲁呢，他要直接回丹佛吗？”
“图森①。”
①Tucson，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
“图森？夏天的图森热得像火炉。”
“是吗？我想他是觉得冬天很舒服吧，如果他冬天还在那里的话。”
“你的滚石①小子。”
①此处原文为rolling stone ，意思是“生活多变迁的人”。
“不是我的了。”我说，“再也不是了。这两个人都不是我的了，亲爱的。我
根本不确定我是否曾经拥有过他们。”
“你是说，过去的那段日子有点不堪回首？”
“这是部分原因。我还是他们的父亲，他们还是我的儿子。否则的话，我们也
不会把对方弄得一肚子火了。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寄卡片来。安德鲁
搬家的时候会通知我们一声。有机会来纽约，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虽然不是每次
都打，但至少打过几次。他们也不是很常到这个城市来。”
“宝贝——”
“有一天我死了。”我说，“他们也会坐飞机来参加丧礼，西装笔挺。他们俩
穿西装很好看，这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会来扶棺，出殡之前的那个下午，
他们会先练习。不过我猜，那时，抬那副棺材需要更多的力气。”
“说不定你会因为百病缠身，体重变得非常轻。”她说。
“你还真有一套。”我说，“说什么也不肯饶了我，是吧？”
“饶了你，你会更爱我吗？”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更爱你。”我说，“在那种场合，他们会对你很客气。他
们对格雷也很客气。他们是这么叫他的，格雷。”
“你说过了。”
“哦？我说过了？块头挺大，长得不错，看起来很诚实、心胸坦荡。念书的时
候，说不定是校足球队的，可能是后卫。年纪大了，难免发福，但是，身材保持得
不错。”
“你的身材也保持得不坏啊。”
“对于即将百病缠身的人来说，还算不差。他们有些恨你，但他们现在谁不恨
呢？但到那时候，我相信他们会帮你的。”
“这话听了让人挺安慰的。”
“看情况。”我说，“我把话说在前面，你记清楚了。举行仪式的时候，棺材
要盖上。”
“我会处理的。”她说，“除非我先走了。”
“你敢！”我说。
我们大概是在十一点半上床的。没过多久，我就确定我是不可能睡着的。我轻
手轻脚地溜下床，不想惊扰她，但她却坐了起来，问我要到哪里去。
“我的心里很乱。”我说，“我想应该还赶得上午夜聚会吧，应该是这个原因，
不知道。”
“这主意还不错。”
我穿好衣服。站在门边，我想了一下，说：“我可能会很晚。”
“替我向米克问好。”
“我会的。”我说。
我第一次戒酒成功的时候，列克星顿大道上的莫拉维教堂还有午夜聚会。几年
前那地方不见了。但是匿名戒酒协会就像是九头怪蛇，砍掉一个，又长出两个来：
一个在市区休斯敦街上，之前那里是个恶名昭彰的深夜营业区。另外一个就是我今
晚的目的地——匿名戒酒协会在西四十八街阿兰侬的俱乐部。通常我步行，但今天
已经晚了，我上人行道就见到一辆出租车，我伸出手招了招。
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念序言。所剩的座位不多，我挑了一个坐下，这才想起来，
我最近只来过这种地方两次。我突然有一种天天都来参加聚会的想法，但没过一会
儿，我就觉得一个星期之内是不会再参加这种聚会了。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
么，但这是我一心想来的地方。所以我坐在屋内，听一个瘦瘦的女孩讲自己的故事。
她的五官很突出，皮肤斑斑点点；她跟我们说她是怎么在十一岁的时候，偷偷打开
父母的藏酒柜偷酒喝，又是如何在十七岁的时候，成为小有名气的妓女。现在她二
十三岁，成熟，青春不再，不过，她有高昂的斗志，有八个月不碰酒的毅力，还有
艾滋病。
午夜聚会的群体各有不同。早年在莫拉维教堂，常常有醉汉朝大伙儿扔椅子，
这时，会有两三个人见义勇为，一起把醉汉扔出去。在午夜聚会里，你可以看到很
多刺青、皮饰，身体上还有打了很多眼。一般来说，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人都比较
年轻。他们刚开始戒酒，故意挑最后一场聚会，免得自己去买醉。聚会结束之后，
卖酒的商店都已经关门。虽然酒吧开到凌晨四点，卖啤酒的小吃店更是通宵营业，
但凌晨一点，你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不喝半滴酒就上床睡觉，而且真的可以睡得着。
除了这些绝望的新人之外，午夜聚会也收容了一些受环境或习性所迫而不得不
夜不归宿的家伙。这些人有的戒酒很久了，但就是喜欢这种边缘的感觉，你可能会
发现这种人随时会抽刀子，扔椅子，突然开始颤抖，或是倒在地上抽筋。
我坐在那里，想想我这辈子，六十二年，十八年是清醒的，感觉跟我周遭那些
年轻的、新来的、狂野的家伙，有很大的差别。
但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聚会结束了，我谢谢主持人，帮着把椅子收好，然后遁入夜色之中。空气异常
厚重，像潮湿的羊毛。我穿了过去，走到五十街与第十大道交会口的西南角，走进
葛洛根酒吧。
葛洛根的主人是米克·巴卢。不过，在租约或是业主文件上，你是绝对找不到
他的名字的。他用相同的手段在这座城市经营许多生意。他原本在郊区有个农庄，
养了几头猪和一些会生蛋的母鸡，被大火烧掉之后，他就把那地方扔到一边，没再
理会了。文件上的农场主人当晚死亡，还有一大堆人跟着殉葬。我想是名义上的主
人的儿子出面料理后事的。我了解米克，他是不可能回头的。他绝对不会再靠近那
个地方。
开这个农庄不是为了赚钱，不过，他的葛洛根酒吧和其他生意应该有大笔盈余。
就算是这些表面上的生意赔钱也无所谓，反正他的大部分进账都是来自非法勾当。
他打劫毒品贩子，合法、非法的商人都抢，还放高利贷给那些用自己的一只手或一
只脚做抵押品的人。我以前当警察，后来还当过有执照的私家侦探，但这个职业罪
犯却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探索究竟这是为什么。
埃莱娜总是说，上辈子我们俩一定是兄弟。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酒保朝我点点头。我只知道他叫利基，但不确定怎么写。他刚从贝尔法斯特乘
飞机来到美国，在葛洛根打工，沉默寡言。最近爱尔兰的人口进多出少，经济反弹，
赢得了凯尔特之虎的美誉。来找米克的访客，显然都不怎么想去驯服这头猛虎；他
们不是身上背着好几年的徒刑，就是被人追杀得无路可逃。于是把心一横，住在布
朗克斯或是伍德赛大道，在屋里或者街头替米克干活。
他还是坐在老位子上，面前是一大壶水和一瓶他最喜欢的十二年詹姆森威士忌。
看到我他眼睛一亮，这种神情最近还挺少见。我到吧台要了一杯咖啡，到他对面坐
了下来。
“今天晚上不错。”他说，“谢天谢地，有冷气这玩意儿。出来啦？你当然出
来了，否则你也不会在这里了。外面好一点了么？”
“凉快多了。”我说，“但还是让人呼吸困难。”
“你根本搞不清楚，外面的空气是该呼吸，还是舀一匙来吃。但是，你的心事
好像比空气还沉重。”
“你见过我前妻吗？没有吧。”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呢。”
“她今天下午被埋了。”我说。但声调不对。除非说话的人自己拿过铲子埋土，
否则他的声调不可能对。不知怎么的，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怎么都不对。“她是别
人埋的。”我说，“我在车里，看他们铲土。”
“天啊。”他说，干了一杯，我细啜一口咖啡，又聊了起来。我们聊了两个小
时，我忘记究竟说了什么，但气氛相当轻松，聊的时间长，沉默的时间也长。我似
乎记得我们提到了霍兰德夫妇，还说没想到谋杀这对夫妇的两个凶手没过几天也死
了。
“幸好他们死了。”他说那两个凶手。
有的时候，我们会彻夜长谈。打烊之后仍然不肯离去，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
剩下我们头顶上那盏昏暗的灯。有的时候，太阳都升起来了，我们俩还没散，米克
就穿起他父亲传下来的屠夫围裙，我们到十四街圣伯纳德教堂去望屠夫弥撒。有的
时候，我们在西街或是加文斯沃特的弗洛伦特餐厅吃早餐。
但这一次我们什么也没做，也许是都没力气了。最后一个客人在三点三十分一
拐一拐地走了，利基锁了门，关上酒吧，再把椅子一张张放到桌子上，方便早班的
清洁工来打扫，放到一半的时候，我叫他让我出去。
我走回家，感觉空气清爽了一些，但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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