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整个周末的轰动新闻就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验尸结果。死因并不令人意 外。根据《邮报》的报导,惠特菲尔德服下的氰化钾的量,足以杀死一打律师。 (星期一夜晚,杰·莱诺在“今夜”中念出这条新闻,眼珠子往上翻了翻,无言地 笑了。) 验尸也同时发现,威尔只是稍稍打乱了自然规律。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死亡 时,已经得了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从一个肾上腺附近转移,入侵淋巴系统。 威尔最多只夺走了他一年的生命而已。 “我很好奇他自己原先知不知道,”我告诉埃莱娜,“根据《邮报》的报导, 很可能事先没有征兆。” “他去看过医生吗?” “他的医生出城了,没人找得到。” “医生就是这样,”她抱怨地说,“惠特菲尔德完全没提过吗?” “他说了一些话,是关于什么来着?”我眼睛闭了一会儿,“我最后一次跟他 谈,就是他喝下那杯毒酒前那次,他说过希望他能有多一些时间,意思是希望我们 能有机会彼此熟悉。也说不定他其实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希望能活长久一点而 已。” “如果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病,”我说,“那么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放氰化钾的可能 就是他自己。这也就解释了威尔怎么有办法穿墙入门自由进出他那套有防盗系统的 公寓,因为他根本没去过。惠特菲尔德是自杀的。”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是威利·唐打来的,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个狗娘养的本来就快死了,” 他说,“你看呢,马修?你很了解他。” “我一点也不了解。” “哎,老天在上,你总比我了解吧。他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 “我能从达尔格伦那边知道的,就是他心情不好。要命,要是换成我接到威尔 的公开信,我心情也不会好的。如果我得了惠特菲尔德那种病,我的心情会比他坏 两倍。” “也要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病。” “那就得查他的病历,他的医生正好出城度周末了,明天警方会联络到他,我 们就会有进一步了解。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这个狗娘养的在一个保护他生命赚钱的 年轻人面前故意喝下毒药。” “你知道,”我说,“你一直说他是狗娘养的,但如果他不是自杀……” “那么我就是在毁谤一个因为我失职没保护好而送命的人,而这么一来,我才 应该是狗娘养的。”他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一团混乱,要是有人告诉 你不是这样,你千万别信。” “我连梦都不敢梦。” “总之,他是怎么了?搞什么波兰式自杀,故意布置成谋杀的样子吗?” “通常都是反过来的。” “有些人是杀了人,故意布置成那些人好像是自杀的样子。干吗要反过来呢? 为了保险金吗?” “除非他最近投了保,才会合理。保险条款都规定投保要超过一定年限,否则 自杀不理赔的。” “通常是一年以上,对吗?” “应该是吧。免得想自杀的人先去投保,故意诈骗保险金。不过你要是投保了 二十年,那保险公司就不能因为他沮丧而趁地铁进站时跳下月台,就逃避他们该负 的责任。” “我不知道,”他说,“这几年我们接了很多保险公司的调查工作,所以我相 信保险公司会尽可能地逃避任何责任。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开的账单细目一 一提出质疑。大概是出于习惯吧。” “说到账单,如果到头来确定他是自杀的——” “干吗,我可以要求从他的遗产支付?我们签了约要保护他,可是我们居然防 不了他把自己给干掉?我宁可自己吞掉这笔损失,也不要费尽心思去收钱。” 媒体的关注多到一定程度,你就无处可躲。到目前为止,威尔好像还对付得了, 但菲利普·布辛大夫就没有这种躲避的本领了。他去美加边境的乔治亚湾钓鱼,一 些工作积极的记者找到了他。 布辛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医生,主要是内科——埃莱娜指出,“内科” 这个名词会让你觉得好像涵盖了皮肤科之外的所有一切了。关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对 病历的保密原则,他的原则显然只限于活着的病人,因此他就放心地说出他已经在 春天诊断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肿瘤,而且已经进行过和病人沟通病情这个悲 伤的任务。 惠特菲尔德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辛医生回忆说,惠特菲尔德好像把他 当成一个有敌意的证人对待。他逼着布辛医生承认,开刀或者化学疗法都不能根治 他的病,而且也逼医生估计了他还剩多少时间可活。六个月到一年,布辛医生告诉 他,而且介绍他去斯隆- 凯特林医院找一个癌症专门医生。 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找过那位罗纳德·帕特尔医生预约,也去看了医生。帕特 尔确定了布辛医生的诊断,而且提议替他做放射线和化学治疗,他认为这样可以替 病人多争取一年的寿命。惠特菲尔德谢过他后离开了医院,从此再没跟帕特尔医生 联络。 “我猜他想听听其他医生的意见。”帕特尔说。 如果他想听意见,在这个城市最适当不过了。每个人都有意见,到了星期二早 晨,我觉得自己好像听遍了所有意见。一般舆论似乎都认为惠特菲尔德是自杀身亡, 一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形容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毁行为。我懂他的意思, 不过这个陌生的名词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很多人对他所选择的自杀方式感到不解,因为以其他的先例来说,这种死法太 惨了——或者可以说,对惠特菲尔德来说太惨了。氰化物所带来的痛苦难以忍受。 你不可能朦胧的陷入梦乡再也醒不过来。唯一的好处就是,的确,死得非常快。 “不过,”我告诉埃莱娜,“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般方法不太多,而且会选择 崎岖道路的人多得出奇。很多警察会饮弹自尽,这种事寻常得简直会让你以为枪管 沾了巧克力。” “我想可以拟个声明,不是吗?‘我用值勤的警枪自杀,所以杀了我的是这份 工作。’” “很恰当,”我表示同意,“不过现在我只觉得这是某种传统。而且这样自杀 又快又准,除非子弹乱飞,结果只是击伤了自己的手。” 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名人引用了多萝茜·帕克①的诗: ①多萝茜·帕克(Dorothy Parker),美国作家、诗人。 剃刀太痛, 河流太湿, 氰化物让人变色 药物引起抽筋: 枪支不合法, 上吊怕绳子断, 瓦斯味道不佳—— 所以你还是活着好了。 可以想见,这些话引来了常青社团①一位女发言人反驳,她认为必须指出帕克 写这些诗句的年代已距今遥远。她很乐意向大家报告,还有许多快乐的方式可供大 家选择,其中有两种似乎是她最偏爱的,就是关在车库里吸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或 者套在塑料袋里面窒息身亡。 ①Hemlock Society ,成立于一九八〇年,是美国成立最早的支持安乐死的社 团之一,目前有成员约二万五千人。 “不幸的是,”她说,“不是人人都有汽车。” “很可悲,但是却是事实,”埃莱娜对着电视说,“幸运的是,无论如何,每 个人都有塑料袋。‘爸爸,我今天晚上可以借你的车吗?不行?噢,那我可以借个 塑料袋吗?’” 还有些人坚信,真正的受害人是凯文·达尔格伦,惠特菲尔德在他面前倒地身 亡,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这件事使达尔格伦必须承受道德上无止境的压力。至 少有一个谈话节目找了个心理学家和一名心理创伤专家,讨论这个事件给达尔格伦 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达尔格伦接受了大部分的访问,被逼问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自己对惠 特菲尔德是自杀或被谋杀没有看法。他只遗憾自己无能为力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达尔格伦不愿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有个名叫欧文·阿特金斯的人倒 是抢着想当。阿特金斯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最后一个当事人,就是在阿德里安 ·惠特菲尔德抱怨他的案子没法上到高等法院之前几个小时,决定以一个轻的攻击 罪名认罪的家伙。阿特金斯的理由是,他推测惠特菲尔德是故意想赶快结束这个案 子,好无牵无挂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阿特金斯向法院申请说,自己受到了律师 的不当建议,要撤回自己认罪的决定。 “他有两个论点,”雷蒙·格鲁利奥告诉我,“第一,惠特菲尔德故意说服他 认罪,因为他急着要回家喝老鼠药,或随便什么去他妈的毒药。第二,惠特菲尔德 想自杀的心理状态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没有能力提供当事人法律上有效的建议。 这第二点倒是可以成立,惠特菲尔德会接他这种笨蛋的案子就是一个证明。” “你想他这招行得通吗?” “我想法院会让他撤销认罪的协议,”他说,“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后悔,这 个狗娘养的蠢货,重新审判后,他就会被定罪了。” “是吗?” “嗯,我认为是这样。你这样撤销原来一个关不了你几小时的轻罪协议,那就 是邀请大家来踢你屁股了。总之我觉得这一堆都是扯淡,阿德里安不是自杀的。” “是吗?” “我绝对不否认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也不否认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且我想 他早晚会自杀。他可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这么做,甚至就在他倒那杯酒的时候,心 里还在盘算着。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一丁点怀疑到那个瓶子里头除了苏格兰威士忌, 还会有别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妈的他干吗要这么做呢?如果阿德里安打算自杀,他绝绝对对会留下 遗书,而且很可能还会拿去公证。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作风。”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是说他的个性中缺乏戏剧性。毕竟他是个审判律师。如果我们不愿意成 为众人焦点,那我们就会一辈子缩在法庭后面当助理或行政人员。我可以想象阿德 里安自杀,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会在一堆证人面前自杀。你记得哈蒙·鲁滕斯坦吧?” “记忆犹新。” “他请了一群朋友来家里,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饮料,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 希望每个人都在,免得事情有任何模糊的疑点。然后他就爬出窗外跳楼自杀。我要 自杀喽,他说,而且我要你们在这里证明。这跟大家推测阿德里安的状况完全不一 样。” “他搞得整件事看起来像谋杀。”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无人能 回答。难道因为自杀在宗教上不被允许?阿德里安不是那种虔诚天主教家庭长大的, 而且据我所知,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替刑事犯辩护一定要事先收费。那么,会是因为 担心他的保险得不到理赔吗?报纸和电视上还在谈这个问题,好像自杀就会自动引 起这类效应。” “我前几天也跟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而且应用错误,因为阿德里安的保险多年来包括了所有的理赔。他并没有因 为得了癌症而另外投保,这些消息昨天都报导出来了,可是大家还在啰唆保险的事 情。我刚刚听到一个新说法:双倍理赔。” “针对意外死亡的吗?” “对。以保险公司的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 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提一下,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 为它的财务保障,从谷仓屋顶掉下来与得硬癣症死掉有什么区别?你希望自己如果 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 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是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 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 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财务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哦,你听到没有? 我讲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 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 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纯的车祸,有一大堆都完全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 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 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 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埃德·霍克 ①或约翰·迪克森·卡尔②,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 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透 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 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 吗?” ①埃德·霍克(Ed Hoch ,1930- ),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兼编辑,主要作品为 短篇传统猜谜小说,创造了许多著名的侦探人物,从一九七五年起,负责编选年度 最佳侦探小说。 ②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 ,1906-1977 ),侦探小说史上 的“密室大师”,美国著名的迷失解密作家,同时擅长将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和历 史小说等形式的作品结合。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 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 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 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 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 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 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 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 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 “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 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 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 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 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 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 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 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 ·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 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 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 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 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 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 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 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 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 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 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 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 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 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 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 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 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 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 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 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 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 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 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 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 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 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 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 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 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 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 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 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 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 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 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 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 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 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 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 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 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 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 ,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 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 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 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 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 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头抿唇的小 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 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太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 改变他太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 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包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 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位亲爱的达令——”他摇摇手叫那个女 侍——“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继续说,“可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 酒,点饭后酒会要的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 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 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 换,明白吗?” 女侍走开了,他说,“邮递区号是一OOO 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 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 “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 ’,而不是‘ 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电脑搞的鬼。你抄号码 时,打字母O 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键盘上,你要按 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 “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 “他把零写成O 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是天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把邮递区号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 林威治村的邮递区号。”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 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讲 O 而改讲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 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 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 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们报 社旁边。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邮递区号里头的一换成O ,对不起,要命,我是说换成 零,结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们真是他妈的智障。” “信封上应该有个邮戳。” “还不止一个,”他说,“有原先那个邮局的,收信的邮局送进机器印上邮戳 之后,运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尔西支局,从那儿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 然后某个邮差装进邮袋里头,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带回来,盖上第二个邮戳,从老 切尔西那边丢出来,送到第十八大道的法利大楼,那儿才是送往一○○○一邮递区 号的中心。第二个邮戳是用手盖的,这个年头大概可以拿来收藏了,不过你有兴趣 的、也是任何人有兴趣的,是第一个邮戳。” “对。”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给你看,”他说,“不过当然被警方收走 了。那个邮戳可以让你知道两件事情,收信邮局的邮递区号和送进机器印邮戳的日 期。收信的邮递区号是一○○三八,邮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尔德遇害那一夜。” “时间呢?” 他摇摇头。“只有日期。一开始我没注意,不过是那天晚上没错,他死的那天 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吗?对,没错,星期五的早报就登出消息了。” “但邮戳是星期四。” “我刚刚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只想确定自己没想错而已,”我说,“信是在午夜之前通过邮戳机的,因 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没错。”他指指我的杯子,“这什么,可口可乐?还要续杯吗?”我摇 头。“哎,该死,我还要再喝。”他叫了达琳,又要了一份同样的酒。 我说:“惠特菲尔德是在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死亡的,第一个报道的是纽约第 一频道十二点之前的快报。除非我漏掉了什么,那封信应该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 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确定邮局一点都没出错才行,”他说,“你已经知道寄那封他妈的 信花了多长时间,所以其他部分的运作为什么要精确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个 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邮戳上的时间往前调整一天了。不过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尔是在 惠特菲尔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说,“就在富顿街鱼市旁边,不是吗?” “没错。不过那个邮局负责整个一○○三八邮递区号的邮务,包括一大块市中 心。第一警局广场,市政厅——” “还有刑事法庭大楼,”我说,“说不定他那天下午去过那儿,看着阿德里安 进去代表欧文·阿特金斯接受认罪。他已经在威士忌里面下毒,也写好了那封信, 于是他就把信扔进邮筒。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 “不过不会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 吃晚餐,喝了半瓶葡萄酒,回到家不想混着喝纯麦威士忌呢?假如威尔的信出现在 你桌上时,惠特菲尔德还活着呢?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赶到惠特菲尔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个 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抢走。” “他提过那瓶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每日新闻》剪报,扫视 一遍。达琳把我们的酒端来,静静把酒放下,同时收走前一轮的空杯子。她不必跟 我们收钱,这类酒吧通常端酒过来时都会要你当场付账,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信用卡 付钱了。现在他们会放个账单,跟其他餐厅没两样。“他提到了毒药,”我说, “而且谈到惠特菲尔德公寓的警卫森严。可是没特别点出毒药是放在威士忌里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药,还有公园大道的公寓——” “警方就会彻底搜查过,发现苏格兰威士忌里面的氰化钾。” “而结果威尔看起来像个吹牛大王。” “所以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为什么急着要寄出这封信。” “或许他当时要离开纽约。” “离开纽约?” “再看看剪报,”他说,“他宣布他要退休。再也不会有任何杀戮了,因为他 不干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这不就像一个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国的人会说的话吗?” 我思索着。 “事实上,”麦格劳说,“他为什么又要在这封信里宣布退休呢?他这封信宣 布惠特菲尔德是他杀的,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新闻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着下一封 信再说。不过要是他急着收山搬到达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达卡?要 是他得赶飞机,那当然就得把所有的新闻一次写完而且马上寄出了。” “可是万一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疯子,”他说,“那就很难猜想他的打算, 不过我假设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回纽约设法把惠特菲尔德干掉,要么就放过惠特 菲尔德。然后说不定他会再写封信给我谈这件事情,也说不定不会。”他伸出手敲 敲那张剪报。“我认为,”他说,“他心中完全确定,惠特菲尔德会直接回家,喝 下苏格兰威士忌。他信里一副在谈既成事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事情已经确定,惠 特菲尔德已经死了。如果信里有任何一个字或词暗示结果还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 了。” “嗯,你是对的,”我说,“他写信的口气似乎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能 确定当时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吗?” “这封信被盖上邮戳时,很可能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信 可能已经被扔进邮筒,而且已经分好信,运到佩克坡邮局,准备送进印邮戳的机器 ——” 我再度扫了一眼那份剪报。“我在电话里面问你的是,”我说,“信里是否完 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提议碰面,也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那封信中,除了威尔说是 他干的之外,并没有排除自杀的可能。他以前并没有撒过谎,但邮戳却排除了这一 点。” “因为惠特菲尔德死前,信就已经寄出了。” “你说得没错。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把惠特菲尔德自杀的功劳抢过来。可是就算 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尔德打算自杀的念头。” 我跟马蒂·麦格劳一起待了好一阵子。他环顾四周,寻找那名女侍者,可是她 大概是正在休息。他耸耸肩,走到吧台,带回来两瓶滚岩牌啤酒,说他已经喝够威 士忌了。他喝着其中一瓶,然后指指另一瓶。“你要的话,这瓶是给你的。”他说。 我说我不喝,他说他也是这么想,“我去过那儿,”他说。 “哪儿?” “我去过那儿,戒过酒。一堆房间,教堂的地下室。曾有整整四个月,我每天 都去参加聚会,而且滴酒未沾。我只能说,那段没有酒的路,走来真是他妈的漫长。” “应该是吧。” “有一阵子我过得很不愉快,”他说,“我想是因为喝酒的缘故。所以我就戒 了酒,可是你知道吗?结果更糟。” “有时的确会这样。” “所以我就把生活里的某些事情恢复原状,”他说,“然后我拿起一杯酒,结 果你猜怎么着?世界又变得美好起来了。” “好极了。”我说。 他眯起眼睛。“假正经的讽刺,”他说,“你没有权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 态。”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马蒂。我向你道歉。” “操你,还有操你的道歉。操你和你编的那些去你妈的道歉。坐下,老天,你 他妈要去哪儿?” “呼吸点新鲜空气。” “空气不会跑掉,你不必急着去呼吸。耶稣啊,我刚刚没得罪你吧。” “我今天忙坏了,”我说,“如此而已。” “忙个屁。我有点醉了,让你不舒服。承认吧。” “我承认。” “这样的话,”他说,皱起眉来,似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承认,“那我道歉。 可以吗?” “当然。” “你接受我的道歉?” “你不需要道歉,”我说,“不过是的,我当然接受。” “所以我们没什么心结了吧?” “绝对没有。” “你知道我希望怎样吗?我希望你喝一瓶他妈的啤酒。” “今天不行,马蒂。” “‘今天不行。’少来这套,这种黑话我听得懂,好吗?‘今天不行。’因为 你一次只要戒一天,对不对?” “每天都一样。” 他蹙眉头。“我不是要引诱你。只是在说醉话,你明白的。” “是的。” “不是我希望你喝酒,而是酒希望你喝酒。你懂我的意思吗?” “完全懂。” “我只是发现,酒对我的帮助比伤害更多。对我好处多过坏处。你知道这话是 谁说的?邱吉尔。是个伟人,不是吗?” “你说得没错。” “他妈的英国醉鬼,那狗娘养的对爱尔兰人坏透了。对我好处多过坏处。不过 他这话没讲错,这一点得承认。我心目中已经选出年度新闻了,你知道吗?” “我想你应该有些想法的。” “年度新闻。我的意思是,只限于纽约市。所有的新闻主题放在一起的话,威 尔跟波斯尼亚战争该怎么比较,对不对?你希望公平的评价这些事情,威尔轻如鸿 毛。可是谁理个屁波斯尼亚啊?你倒是说说看。要靠波士斯亚卖报纸的唯一办法, 就是标题一定要有‘强奸’这个字眼。”他抓起第二瓶滚岩啤酒,喝了一口。“年 度报导。”他说。 终于跟他分手后,或许我该去参加聚会的。刚开始戒酒时,我发现置身一群喝 酒的人之间会让我不安,可是一旦我越来越习惯不喝酒,面对酒时,我就越能处之 泰然。我很多朋友现在都戒酒了,但有一些没戏,还有一些像米克·巴卢和丹尼男 孩的这样朋友,他们每天必喝且喝得很凶,但他们喝酒似乎从未困扰过我。偶尔米 克和我会有个饮酒之夜,在他位于第五十街和第十大道交口处的酒吧坐到天亮,互 诉故事,共享安宁。那些夜里,我从不曾动念要喝酒,也不曾希望他戒酒。 可是马蒂·麦格劳是那种神经紧张的酒鬼,让我很不自在。我离开那个无上装 酒吧时,并不想喝酒,但也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感受,就好像已经熬夜好几天,已 经喝咖啡喝得烂醉似的。 我在一家快餐店吃了个汉堡和一个馅饼,然后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没注意 走到哪儿。我专心思索着威尔公开信的新资料和寄信的时间,被这些消息困扰着, 像狗挂念着骨头一般,在心里追逐着,又想其他方法,然后又回过头转来转去,想 想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好像它们是拼图的其中一块似的,只要我能找对角度放, 就能拼对位置。 一开始我是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以为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一路走到修 道院博物馆,但结果没走那么远。待我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才发现离自己公寓仅仅 只有一个街区之遥。不过那个街区很长,横跨市区,因此就我所处的位置,回家或 去别的地方都很尴尬。我站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西北角,正在吉米·阿姆斯特 朗酒吧的门口。 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应该不会是因为我想喝酒吧?因为我很确定自己不想喝, 也不觉得自己有喝酒的欲望。可以确定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一部分,永远都会渴 望酒精所许诺的那种无知的极乐境界。而另一部分的我,则将自己渴望酒精的这部 分称之为“病”,而且会将之拟人化。“我的病在跟我说话,”聚会中你会听到有 人这么说,“我的病要我去喝酒。我的病想把我毁掉。”我曾听过一个女人解释说, 酒瘾,就像睡在你心底的恶魔。有时恶魔会被吵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参加 聚会。戒酒聚会可以把这个恶魔磨得困乏欲眠,让他再度睡去。然而,我无法将自 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前归因于一个麻烦的疾病或睡醒的恶魔。据我所知,我在阿 姆斯特朗新址这儿所喝过最浓烈饮料,也不过是越橘莓果汁。吉米的酒吧街在第九 大道的原址时,我曾在他的店里喝酒。而他开店之前,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 这一带曾有过很多酒吧,我记得其中一家名叫“滚岩”。(店名的由来是:以前一 个住附近的家伙买下了这家店,然后开始修缮店面,有天他正在站梯子上工作时, 一块厚石板掉落下来,击中他的头,差点把他给砸死。意外发生之后,他想如果将 店名取为“滚岩”可以带来好运,不过好运没有持续下去;没过多久,他惹翻了两 个西区帮的黑道兄弟,他们把店主一顿痛打,造成了比石板更严重、更永久性的伤 害。下一任店主就把店名改了。) 我不想喝酒,肚子也不饿。于是耸耸肩转身,看着斜对面应该是莉萨·霍尔茨 曼所住的那栋大楼。我想要的是那个吗?和霍尔茨曼的遗孀共度一个小时左右,会 比威士忌更甜蜜、更不伤肝,而且同样可以造成短暂遗忘的效果吗? 然而莉萨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喝酒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了。上回我跟莉萨谈话 时,她说她正在跟某人交往,看样子很认真,她觉得这段关系或许会有未来。我赫 然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松了一口气,并不觉得太震撼。我们同意暂时不见面, 好让她的新恋情有机会开花。 据我所知,这段关系如今应该已经结出果实了。那个新男人当然不是她守寡后 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她父亲从小就会在夜里摸上她的床,让她又战栗又不安,可是 从来没跟她性交过,因为“那是不对的”,而她也久久难以挣脱那段阴影。无须心 理医生也会知道,我是那个过程中的一个成分。不过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答 案的一部分,却一直不清楚。 无论如何,莉萨的男女关系从不持久,也没有理由相信最近这段还保持下去。 我轻易地便可以想象出来,此刻她正坐在电话旁边,盼着铃声响起,希望电话的彼 端是我。我可以打电话过去,看我的想象是不是真的。要核对答案很简单。我手头 有两毛五的硬币,而且电话号码就记在脑子里,不必翻电话本。 可是我没打。埃莱娜已经表明她并不指望我绝对忠实,她自己以往的职业经验 已经使得她相信,男人天生就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出轨行为既不需要借口,也 不见得是婚姻生活不协调的症状。 然而,此刻,我选择不要去运用这种自由。偶尔我会觉得有那种冲动,甚至还 会渴望喝酒。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渴望和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写在水上, 另一个则是刻在石头上的。 格伦·霍尔茨曼。 抵抗了这些微弱的诱惑之后,我心中怀着难以言喻的愉快,迈开大步沿着五十 七街往东走,快走到第九大道的路口时,心中忽然顿悟了。我曾做过一个梦,不知 为何觉得梦的内容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之死有某种关联,埃莱娜曾设法连哄带 骗,把那个梦从我心中的黑暗角落中挖出来。我梦到的是格伦·霍尔茨曼,而我刚 刚站在他住过的那栋大楼前面,却浑然未觉得这与我的梦有关。 格伦·霍尔茨曼,他为什么要打扰我的睡眠,又试图想告诉我什么呢?当时我 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刚好看到威尔最近那封信,因而把做梦的问题给忘得一干二净。 我来到晨星餐厅,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前,点了一杯咖啡。我啜了口咖啡,回想 起我跟霍尔茨曼几次会面中的一次。当时我正坐在这扇窗前,或许也是同一张桌子, 他在外头敲敲窗玻璃,吸引我的注意,然后进来跟我一起坐了几分钟。 他想成为我的朋友。埃莱娜和我曾跟他和莉萨一起吃过一次晚饭,我不怎么喜 欢他。他身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不过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那回他在晨星他所 说的话,我并不完全记得,不过他好像告诉我莉萨流产了。当时我很同情他,不过 还不至于要因此拿他当朋友。 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在第十一大道上打公用电话时被枪杀。后来我接了这个 案子,办案途中,无意间成了主嫌犯弟弟和受害者遗孀的受雇人。我不知道我替他 们两个客户服务得如何,但最后我终于知道杀死格伦·霍尔茨曼的凶手是谁。(结 果他是被误杀的,埃莱娜因此称此案为“一桩完美的后现代凶杀案”。我不太明白 她的意思。) 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是律师,在一家专出大字体书的出版社 当常驻法律顾问,曾出主意想找我写本书,谈自己的办案经验,不过我没兴趣写, 他的公司更不可能出。他这个主意只是个诱饵罢了,也许他是希望我因此能说出一 些重要的情报,这样他可能就会有利可图。 因为后来我知道,对霍尔茨曼来说,情报就意味着利润。一开始他把叔叔逃税 的情报卖给国税局,从此一路干下去,靠这些情报赚了许多外快。这个事业利润丰 厚,虽然风险高又不体面,但他死在第十一大道的人行道时,留下了一套有两间卧 室的高层公寓,而且已经把房子的钱付清,另外还有一个金属保险箱,里头藏了大 约有三十万现金。 我到底梦到他什么?我让侍者替我续杯,搅一搅,朝窗外我自己住的那栋公寓 望去,尝试着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法。格伦·霍尔茨曼、律师、出版社、大字体、 眼力不好、白手杖、敲敲敲…… 格伦·霍尔茨曼。勒索。只不过那件事不是勒索,据我所知不是。他不是勒索, 而是告密,拿钱打小报告…… 格伦·霍尔茨曼。莉萨。腿,乳头,屁股。别往下想了。 格伦·霍尔茨曼。衣柜。保险箱。钱。太多的钱。 我猛然站了起来。 太多的钱。 这个字眼像钟声一样响亮。格伦·霍尔茨曼拥有太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的 死让人觉得不像表面上的那种偶发暴力事件那样单纯。那些钱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 也因为那些钱,才会让我掀开他日常生活的表层,想寻找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我闭上双眼,试着联想他的脸。可是却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影像。 太多的钱。这跟威尔究竟有什么关系?在这些谋杀案背后,怎么会有金钱动机? 坦白说,这些凶杀事件背后,除了某种疯狂因子让这个人认为自己可以矫正社会的 错误之外,怎么可能有其他动机?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谁能从这些死亡中获利?我把被害人逐一想过,里 奇·沃尔默之死,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好消息,不然这些小孩可能会遇害,可是哪 个小孩能预知自己将成为受害者呢?我想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谁要跟里奇这种人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呢?但是除了卖报纸的人,不会有人从他的死 赚一毛钱。里奇死后没留下任何财产,也没人可以继承。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呢?嗯,如果一个黑帮老大被干掉了,接班的人当然是有 好处。这种特定的经济生活形态会让黑帮分子彼此杀戮,甚至死于外人之手也有同 样的效果。可是帕特里齐奥出现在威尔的名单上之前,从来没成为别人暗杀的目标, 那么他手下的人会把这种窝里反的事布置得像外人干的吗?老天在上,他们都一定 会挑明是自己干的。 我把威尔名单上的其他人也都想了一遍,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很相信有人可以 从反堕胎运动里赚个几毛钱,同样的,支持堕胎的人也可以捞几毛钱,可是我看不 出把大衣系带缠在罗斯韦尔·贝里脖子上,能带来什么大笔的财务收入。朱利安· 拉希德死了可以让某些人更有钱,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有多少钱,可是这个 案子已经破了,人不是威尔杀的,虽然如果西皮奥没抢先的话,威尔也会自己动手 的。 那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呢?不是,于是我回到起点。金钱是许多罪恶的根源, 但绝非所有的罪恶皆源于金钱。不管威尔是谁,他都不会从这些行动中致富。甚至 连费用都不够——虽然费用不多,但包括了来回奥马哈的机票,还有花在绳子、电 线和氰化钾上头的钱。(我想大衣系带花不了他几个钱。) 万一他被捕,犯罪实录作家就会出书谈这个案子,他们能收多少版税,要看内 容有多轰动,以及被捕的威尔还能吸引大家多少注意力。而在此之前,许多印刷和 电子媒体的记者已经靠此赚得薪水,可是没有威尔,他们报导其他罪案,也是领同 样的薪水回家。马蒂·麦格劳是其中最出风头的人,他很得意自己一篇报导中的角 色比波斯尼亚还轰动,但他的薪水袋不会因为威尔杀人而丰厚起来,而且或许麦格 劳也不在乎。他一再跳槽,已经让他的薪水越跳越高,而他需要多少钱呢?混合威 士忌花不了那么多钱,即使端酒给你的女侍者不穿上衣也一样。 太多的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似乎完全不相干,因为威尔虽然多少有点误入 歧途,但看起来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真是让人丧气——我已经设法想起自己梦 到的人,也找出了梦中的讯息,可是却毫无意义。 好吧,为什么应该有意义呢?埃莱娜的朋友曾参加一个降灵会,她的一个舅舅 曾显灵建议她买某个未上市电脑公司的股票。她冒险投入几千元,然后那支股票的 价格大跌。 埃莱娜当时并不吃惊。“我不是说跟她讲话的不是她的曼尼舅舅,”她说, “可是她舅舅在世的时候,也没人称他是华尔街巫师。他生前是毛皮商,所以为什 么死后应该忽然变成一个财务天才呢?谁说死亡会提高智商来着?” 做梦也是一样。潜意识发出了一个神秘的讯息,并不代表那是有意义的。 太多的钱。也许格伦·霍尔茨曼曾跟我说过这句话,也许他觉得我该捐点钱出 去。好吧,这只是句智慧之语,如此而已。我付了咖啡钱,和平时一样留下两块给 侍者当小费。马修·斯卡德一向很大方的。 晚餐后我和埃莱娜看了一会儿电视。刚好有连续两个警察电视剧,我不断发现 到他们调查过程的错误。埃莱娜不得不提醒我,那只是电视剧而已。 十一点新闻过后,我站起来伸伸懒腰。“我要出门一下。”我说。 “替我向米克致上我的爱。”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要去参加午夜的戒酒聚会?”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在聚会上碰到他?” “犹太女郎一向都是用问句回答问句的吗?”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我往南走,然后转向西走到葛洛根,这家酒吧位于地狱厨房①,顾客一向都是 附近的人。偶尔会有推销员走进来,说要找葛洛根,这有点像去布拉尼·斯通的酒 吧要找斯通先生一样。“没有这个人。”我曾听过白天班的酒保如此告诉访客, “也可以说,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 ①Hell‘s Kitchen ,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 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葛洛根是米克·巴卢的基地,不过房地契或执照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犯 罪前科会害他没法拿到卖酒的执照,不过米克“无所有权”的原则已经延伸到他生 活里的每个领域。他车子的行车执照和沙利文郡农场的地产,上面登记的都是别人 的名字。我曾听他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拥有,别人就无法夺走什么。 我是几年前认识他的,那次我走进葛洛根,问他几个问题,感觉上像在虎口拔 牙。这是我们奇特友谊的开始,并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厚。我们两人各不相同的成 长背景,引导出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我早已放弃为我们乐于相伴的这种友谊而 寻找解释了。他是个杀手,是个职业罪犯,也是我的朋友,随便你怎么解释都行。 我自己也搞不清。 有时候我们会坐上一整夜,坐到酒吧打佯,门都锁上了,只剩一盏孤灯,互相 分享故事和寂静,直至天明。有时天亮后,我们会去西十四街的圣伯纳德教堂去参 加屠夫弥撒,他会穿上他过世父亲沾了血渍的白围裙,而一起望弥撒的其他人之中, 也颇不乏同样装束要去附近肉品市场工作的肉贩们。偶尔我会随着他进行整个仪式, 他跪下我就跪下,他站起来我就站起来。 男性的坚定友谊,我猜一般是这样称呼的。埃莱娜则称之为男人那一套。 今夜我来得早,而且离打烊还有很久我就回家了。我不太记得跟米克聊了些什 么,不过似乎是想到什么聊什么,天马行空。我知道我们聊到了梦,他还记得有个 梦救了他一命,警告他一个原来没注意到的危险。 我一定也告诉了他我如何发现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口,因为他告诉我一 些滚岩酒吧老板的事情,有关谁杀了他、又为什么杀了他等等。我们又谈起多年来 其他区所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是老案子,凶手自己都已经跟他们的被害人一样, 上天堂或下地狱去了。米克还想起有一群人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送命,只因为其 中一个人醉了,误会了别人的一句话。 “我很好奇,”他说,“不知道你那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爱杀人。” “我那个人?” “就是那个杀了人还写信去报社的家伙。那个‘人民的意志’,你想他本名会 不会就叫威尔?” “不知道。” “这样一定更有乐趣,”他说,“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他很自大,不是吗? 杀了人还到处炫耀,像个他妈的恐怖分子。” “的确是这样,”我说,“像恐怖主义。” “一开始都是有原因的,”他说,“原因可能高贵也可能不,可是逐渐地,当 初的动机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的,他们爱上了这种恐怖行动,之后再去 杀人,又何必需要原因呢?”他的眼光望向远方,“当一个人喜欢上杀人,”他说, “那就会很恐怖。” “你喜欢杀人。” “我从中发现了乐趣,”他承认,“就像喝酒,你知道。会让你血脉贲张,心 跳加速。你还搞不清怎么回事,就跳起舞来了。” “这种形容方法很有趣。” “我训练过自己,”他慎重地说,“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随意取人性命。” “威尔有他的理由。” “一开始有。但现在,他可能只是像喝醉酒跳舞一样。” “他说他杀够人了。” “是哦。” “你不相信他?” 他想了想。“很难说,”他慢吞吞地开口,“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驱动他的 力量是什么。” “也许他已经照自己的方式,杀光了他名单上的人。” “也或许他厌倦了这个游戏。这个工作有它本身的代价。不过如果他喜欢的话 ……” “那么也许他戒不掉。” “啊,”他说,“反正等着看就知道了,不是吗?” 接下来将近两个星期,我只是照常过日子,逍遥地享受秋天。有个案子找上门 来,是个律师,他有个过失杀人的案子,得设法找出一场意外事件的证人,可是我 没接,借口说我手上案子太多。其实我手上没有很多案子,根本连一个都没有,只 是一时之间,我想继续轻松下去。我每天早上都看报,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聚会, 偶尔晚上也去。我出席戒酒聚会的频率,随着生命的潮汐而起伏增减。我也曾想过, 我已经戒酒太多年,不需要参加那么多聚会,然后我叫那个想法滚下地狱去吧。这 个他妈的病以前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它再有机会杀掉我。 不参加聚会时,我就在市内散步,或和埃莱娜去听音乐会、逛博物馆,或者和 TJ去公园和咖啡厅坐坐。我花了一些时间思索威尔和他杀掉的人,可是媒体上没有 什么新闻可以替这堆火再添燃料,所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堆火也越来越小。 那些小报尽可能让这个事件不从版面上消失,可是他们能做的很有限,再加上英国 皇室的一桩轻率事件,就把威尔从头版给挤走了。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家教堂。多年前,我辞掉警察的差事,离开了妻儿后,常 常会不经意走进教堂,可是都不是去做礼拜。我想我在教堂里找到了一些平静,就 算没有其他的收获,至少还有宁静,而这点在纽约不是那么轻易可得的。我会习惯 性的替死去的人点根蜡烛,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死亡的行列逐渐壮大, 人们会不断死去。 我也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我开始会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把我所赚来的钱放进 我所碰到的第一个教堂济贫箱。所有的基督教我都不排斥,但天主教堂我去得最多, 因为开放的时间最长。每次我找寻自己馈赠的受益人时,他们的教堂通常都开放着。 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那些年,我从 来不记账,不缴税,或甚至不保留收据。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 税。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 来不能赚到大钱。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 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 之一的捐款,绝对供不起让某个神父买部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 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那时起 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 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 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 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 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 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 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 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 我得记账,得缴税。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 逐条列每一项费用的麻烦,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 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 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埃莱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 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 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可以确定的是, 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自由的 灵魂。我不见得喜欢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回去的教堂,位于西四十几街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 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这几年去教堂越来越少了,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越来 越短。至少,我觉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开放,从早晨直到午夜。但现在教堂的 正殿若没有礼拜或仪式进行时,通常都锁着。我猜是为了防止犯罪事件或无家可归 的人,也可能两者皆是。想必敞开大门的教堂是一种邀请,不单邀请那些偶尔想寻 找一丝平静的公民,也邀请那些缩着身体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还有从祭坛 上偷蜡烛的小毛贼。 这个教堂没上锁,而且似乎也无人照管,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两侧小祭坛上 的蜡烛是真的蜡烛,真的用蜡做的,还燃着火焰。现在很多教堂的祭坛都电气化了, 把两毛五的硬币丢进投币孔,一个火焰状的灯泡就会亮起来,亮上值两毛五的时间。 就像停车计费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们就把你的灵魂拖走。 这不是我的教堂,所以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挑剔的权利,可是这类逻辑怎会让 一个酒鬼不痛恨呢?我很确定电灯蜡烛比较省钱,而且也知道上帝不会因此难以看 清世事。也许我是个心灵上的反机械化主义者,就是不愿意事物有这类改变,我拒 绝烛光的改进,甚至就像我拒绝TJ要买电脑一样。如果我活在古代,我可能也会对 蜡烛取代油灯而感到不满。“一切都不同了,”你会听到我的咕哝,“你能期待融 化的蜡有什么好效果呢?” 我不会浪费两毛五去买一个电子火焰。但这个教堂有真蜡烛,祭坛上点燃了三 四根。我看着那些蜡烛,心中浮起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影像。我不知道为他的 死而点一根蜡烛,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但我想起埃莱娜的话。又有何伤呢?于是我 塞了张一元纸钞到济贫箱里,借着一根蜡烛的火焰点燃了新的蜡烛,然后想着惠特 菲尔德。 我想象出一组滑稽的蒙太奇影像。 一开始我看到阿德里安在得知威尔写信给他几小时后,站在他公寓里的样子。 他正在倒酒,但是宣布自己不喝酒,然后又解释,说他那天已经喝了多少酒。 然后我看到他躺在地板上,凯文·达尔格伦在他旁边蹲着,捡起他掉下的酒杯, 嗅着上面的味道。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听达尔格伦叙述过,可是我心中浮现的景 象鲜明得就像我曾亲临现场一般。达尔格伦闻到了上等纯麦威士忌香味中透出来的 苦杏仁臭味。我一生从没闻过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但我的想象力足以逼真地创 造出这种味道来。 下一个镜头是马蒂·麦格劳。他坐在跟我相遇的那家无上装酒吧,一手抓着烈 酒的酒杯,另一手拿着啤酒杯。他脸上有一种天人交战的表情,嘴巴说着话,可是 我编不出他说的内容。廉价威士忌的气味从烈酒杯飘到我脸上,走味的廉价啤酒味 从另一个杯子里传来,两种味道融合在他的呼吸中。 接着又是阿德里安,他在讲电话。“我要去把精灵释放出来,”他说,“今天 的第一杯。” 米克·巴卢在葛洛根酒吧,是我们最近碰面那一晚的情景。那一夜他说要少喝 点酒,所以不喝威士忌,只喝啤酒。这个场景中,他喝的啤酒是健力士①,我可以 看到他的大拳头抓着一品脱啤酒杯的黑色液体。我闻到了那个气味,又黑又浓又狂 野。 ①Guinness,一种啤酒,产于爱尔兰,是世界著名的黑啤酒。 这些影像迅速一闪而过,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覆盖着浓烈的气味,不论是一 种或多种气味。据说,香味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感官,是触动记忆的装置,它跳过 思考过程,直接进入脑部最原始的部位。它不会离开,也不会整理分类。 我站在那里,任这一切掠过我心中,努力想从中思考出一些什么来。我不想作 过多联想。我不是扫罗,在赶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突遇耶稣显灵①,也不像匿名戒酒 协会的创办人那样笃信扫罗那个著名的白光经历。我只是回忆——或者想象,或者 两者兼具——一大堆事情,一个紧接一个。 ①《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原名扫罗,出生于大数,在耶路撒冷长大, 原先迫害基督教会。一日扫罗欲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徒,途中忽有一道强烈的白 光冬天而降笼罩着他,并有耶稣的声音与他说话。扫罗抵达大马士革后,便皈依基 督教,后改名保罗,四处传教,宣扬耶稣现身的故事。 这花不了几分钟,我想只有几秒钟吧。做梦也是如此,梦所发生的时间,远远 不及做梦的人在事后追述内容那么久。最后只有蜡烛——温柔的光芒,以及蜡与烛 芯燃烧的气味。 我必须再度坐下,思索我刚刚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我又四处走了走,重温我记 忆中的每个画面,像个暗杀迷反复研究肯尼迪遇刺的录像带一般。 我无法眨眨眼或耸耸肩就摆脱掉,我明白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第一次去惠特菲尔德家的那一夜,”我告诉埃莱娜,“TJ正好过来吃晚餐, 我们一起看拳赛——” “是西班牙语频道的,我记得。” “——中途惠特菲尔德打电话来,然后我过去跟他谈。” “然后呢?” “然后我记得一些事。”我说,停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打算 告诉她。 “对不起,”我说,“我还在整理思路,想找出一个叙述方式,免得听起来很 荒谬。” “干吗担心那个呢?现在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搞不好会有别人。我们正在她第九大道的店里。四周都是她张罗来的手工艺品 和摆饰家具。任何人都可以敲钟或按铃进来看看画或买东西,说不定就看上了我们 坐的其中一张椅子。不过这是个寂静的午后,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只有两个人,没 有受到任何打扰。 我说:“他身上没有酒味。” “你说的是惠特菲尔德吧。” “对。” “你不是指他最后喝下那杯毒酒死掉的那天,而是你第一次见到他那夜。” “哦,我以前见过他,还替他工作过。不过没错,我指的是去他公寓那一夜。 他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收到了威尔寄来死亡恐吓信,于是我过去给他一些关于 保安方面的建议。” “而他身上没酒味。” “完全没有。你知道这种东西对我的效果。我是个戒了酒的酒鬼,就算隔着一 层水泥墙,也能闻到该死的酒味。如果我在一个拥挤的电梯里,角落那个小个子男 人稍早时候喝了几滴酒,那对我来说就像走进酒厂一样强烈。酒味不会困扰我,不 会让我想喝酒或希望别人没喝,不过要闻到酒味,对我来说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 忽然有人开灯一样,不会注意不到的。” “我想起有一回我吃巧克力的事情。” “巧克力……啊,里头包的是液体。” 她点点头。“莫妮卡和我曾去看她一个刚切除乳房的朋友,她拿了一盒人家送 的巧克力传着请我们吃。我就贪心起来,因为那是非常好的巧克力,我吃了四颗, 最后一颗包着樱桃白兰地。我吞了半颗才知道里头有酒,然后我把剩下的半颗也咽 下去了,因为否则怎么办?难道吐出来不成?换了你就该吐出来,你有理由这么做, 可是我没有酒瘾,只是不喝酒罢了,所以咽下去也不会死。” “而且那一丁点酒也不会让你乱性,把衣服脱光。” “反正据我所知,一点效果都没有。糖里不会包太多白兰地的。里头还有一颗 樱桃,所以不会有太多空间留给白兰地。”她耸耸肩,“然后我回家,亲了你一下, 你的表情惊讶得好像见了鬼似的。” “我吓了一跳。” “我当时还以为你要唱首《碰过酒精的唇绝对不可以吻我》给我听。” “我根本没听过这首歌。” “要不要听我哼一小段?扯得太远了。重点是你对酒味异常敏感,而你并没有 闻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呼吸中有酒味。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意思是,他之前 没有喝酒?” “可是他说他喝了。” “哦?” “那段对话很滑稽,”我回忆着,“一开始他宣布自己是不喝酒的,引起了我 的注意,因为他还边说边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瓶盖。然后他为自己喝酒开脱说, 他现在没喝那么凶了,而且严格限制自己一天只能喝一杯。” “只要杯子够大,”她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杯就够了。” “对我们某些人来说,”我说,“我们需要一浴缸。总之,他继续说,那天是 例外,因为他收到了威尔的信,之前他离开办公室时,已经喝过一杯,回自家公寓 后,又喝了一杯。” “可是你没在他的气息里闻到酒味。” “对。” “如果他刷过牙——” “没有影响。我还是能闻到酒味。” “你说得没错,刷了牙以后,闻起来像喝了薄荷香甜酒。我也对别人身上的酒 味很敏感,因为我不喝酒。不过跟你比起来就差远了。” “喝酒的那些年,”我说,“我从没闻到过别人身上的酒味,也从不知道别人 能闻到我身上的酒味。耶稣啊,那阵子我一定走到哪儿都一身酒味。” “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 “可是现在这样我更喜欢。”她说,然后吻吻我。几分钟之后她坐回自己原来 那张椅子说,“哦,要不是在这种半公共的场所——” “我知道。” “这儿随时都会有人按门铃,以前最久没人上门的纪录是——”她叹了口气, “你想那代表了什么?” “我想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说,“我们还是彼此着迷。” “这点我很清楚。我指的是惠特菲尔德身上没酒味,这就像晚上不叫的狗一样 怪,不是吗?你有什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 “你确定你当时注意到了吗?我的意思是,你注意到他身上没酒味,而且他的 说词和你所观察到的结果相矛盾。这些都不光是你点亮蜡烛诅咒黑暗时所产生的想 象?” “我很确定,”我说,“当时我有点纳闷,之后我就忘了,因为有太多更重要 的事情要想。他被一个战绩辉煌的杀手宣判了死刑,希望我帮忙他找出方法活命。 这些事情比他身上有没有酒味更值得我注意。” “那当然。” “他打开那个瓶子倒酒时,我闻到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那个味道冲击着我, 因此我没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我们之前握了手,而且两人的脸也离得不算远。如果 他身上有酒味的话,我应该闻得到。” “如果他没喝酒,”她很好奇,“为什么要说自己喝了。” “我也想不透。” “反过来的话,我就可以理解。很多人都这样,尤其如果他们觉得对方可能会 批评人家喝酒。她知道你不喝酒,所以他可能会假设你不赞成其他人喝酒。可是你 不会,是吧?” “除非他们吐在我鞋子上。” “也许他是想用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来吸引你的注意。‘我喝得不多,一天顶多 喝一杯,可是这封可怕的信让我毛骨悚然,我刚刚已经喝了一些压压惊,现在我还 要再喝一点。’” “‘然后我就不会再喝,因为不论紧不紧张,我都不会喝醉。’这个我想到过。” “所以呢?” “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这么做?他才刚接到一封最讲信用的人所写来的死亡恐 吓信。几个星期来,威尔都占据各报的头版,而且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而惠特菲尔德这个人,他当然也见过很多世面,职业上也见多了黑帮分子。不过他 绝对不是那种不怕死的人。” “你不会把他和埃维尔·克尼韦尔①相提并论。” ①埃维尔·克尼韦尔(Evel Knievel),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特技表演者, 以胆大不怕死闻名,其著名特技包括骑摩托车飞跃数十辆汽车和绑在火箭上飞跃峡 谷,都有电视现场转播。至今仍然是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最勇于冒险挑战的人。他的 姓和名都与“邪恶的”(evil)谐音。 “不会,”我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是个穿三件套西装的律师,想逃 过威尔毒手而自然死亡的几率并不高。他不需要借着假装他早先喝过酒来向我证明 他很害怕。” “你不会以为……” “怎么?” “他会不会其实是个绝对不喝酒的人?” “什么?” “你说他在你面前倒了一杯酒。你确定他真的喝了吗?” 我想了想。“确定。”我说。 “你看到他喝下去了。” “还不只一口,不过没错。” “那是威士忌没错吗?” “是从苏格兰威士忌的酒瓶里面倒出来的,”我说,“而且他倒的时候,我闻 到了酒味。闻起来就是酒。精确一点说,像纯麦苏格兰威士忌,跟酒瓶上标签所标 示的一样。” “所以你看到他喝下去,也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了。” “第一个问题没错。至于我后来有没有闻到他呼吸中的酒味?我不记得了。我 没机会去留意。” “你是说你没有跟他吻别?” “第一次见面我没这么做。” “哦,那他真是太丢脸了,”她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你吻别了。我 甚至还记得你嘴里的气息。” “有什么?” “有威士忌,”她说,“还有我的味道。 “记性真好。” “嗯,那是值得纪念的,你这老熊。言归正传,我的经验是,我知道有些人喝 了酒想隐瞒。但是我很怀疑会不会有人不喝酒,却想隐瞒。”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理由吗?” “我一向很怀疑。”我思索着,“我们很多人会在某种程度上隐姓埋名。这是 身为是匿名戒酒协会会员长期以来对抗公开化的一种传统,不过这几年戒酒的人不 匿名反而是一种光荣。” “我知道。从贝蒂·福特到芭芭拉·沃特特斯①,好莱坞那一套戒酒都是明着 来的。” ①贝蒂·福特系美国前总统福特的妻子,曾有酒瘾,后创办贝蒂·福特中心, 倡导戒酒戒毒。芭芭拉·沃特特斯为著名电视记者兼主持人。 “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我说,“不过你希望自己匿名戒酒,保持隐私,那也 是你自己的事情。除非有必要,我不会随便告诉熟人我戒酒。如果我为了办案于跟 人碰面,别人点酒,我就点可乐。我也不会特别去解释。” “如果对方问你喝不喝酒呢?” “有时我会说‘今天不喝’之类的。或者如果婉转一点的说‘现在喝酒对我来 说太早了。’可是我无法想象倒了酒假装喝下去,或者故意在苏格兰威士忌里面装 褐色的水。”我想起一些事情。“总之,”我说,“我们有酒铺的记录,登记了过 去几个月送去他家的酒。他们确认了惠特菲尔德的说法,他平均每天喝一杯。” “他生病了,”她说,“淋巴癌之类的,不是吗?” “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系统。我相信原来是在肾上腺。” “也许他不能喝得像以前那么多,因为他得了癌症。” “我想有可能吧。” “而且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密,不是吗?至少他没跟别人提起。” “那又怎样?” “所以或许这会使他故意假装喝酒喝得比以前厉害。” “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喝酒一向喝得不多。” “没错。”她皱起眉头,“我放弃。我想不透。” “我也想不透。” “可是你不会放弃,对不对。” “对,”我说,“暂时还不会。” 晚餐时她问:“格伦·霍尔茨曼喝酒吗?” “据我所知,应该不喝。怎么会想到要问这个问题?” “你的梦啊。” “你知道,”我说,“我醒着的想法就够难以解释的了。弗洛伊德是怎么形容 梦的?” “‘有时梦只是一枝雪茄’。” “没错。如果格伦·霍尔茨曼和惠特菲尔德喝了酒却身上没酒味这件事有什么 关联的话,那对我来说大概太深奥了,我搞不懂。” “我只是好奇而已。” “霍尔茨曼是个骗子,”我说,“他背叛别人,而且出卖他们。” “阿德里安是骗子吗?” “在刑事律师的生活之外,他有任何秘密生活吗?好像不太可能。” “也许你觉得他对自己有所隐瞒。” “假装自己喝酒喝得比实际上厉害,或至少假装他那天喝了比较多的酒。” “对。” “所以我的潜意识马上从他跳到格伦·霍尔茨曼了。” “为什么?” “我正要问,”我说,“到底为什么?”我放下叉子。“总之,”我说,“我 想我猜到格伦·霍尔茨曼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了。” “我想你是指在梦中。” “没错,在梦中。” “是什么?” “‘太多的钱。’” “就这样?” “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有时候梦只是一根雪茄而已。” “太多的钱,”她说,“你是指那些常见的说法,说吸食可卡因是上帝在告诉 你,你的钱太多了?” “我想可卡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因此我才会去 深入挖掘他的生活,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有一整盒的现金,对不对?这适用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吗?” “不适用。” “那么——” “有时候梦只是一枝雪茄。”我说。 我不记得那一夜的梦,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梦。埃莱娜和我回到家,继续 我们在她店里谈的话题。然后我就上床睡得死死的,一觉到天亮。 不过睡前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个想法挥之不去,醒来依然存在。我仔细地想,认 真思考,然后认定这个想法不值得我花时间去费心。早餐后我喝着第二杯咖啡,再 度考虑这件事,这次我决定,其他事情也不见得更值得我花时间。老话一句: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 而且我唯一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发现什么。 我不急,先去图书馆查《纽约时报》的旧报,确定自己的记忆,把日期和时间 记在笔记本里。这件事花了我两三个小时,然后我离开图书馆,坐在布赖恩特公园 阅读那些笔记。那是个美丽的秋天,空气里有鲜脆的苹果气味。天气预报说会下雨, 可是根本不必看天空,你就知道今天不会下雨。事实上那一刻你觉得永远不会下雨, 天气也永远不会变冷。而且白天也不会变短。感觉上好像秋天是永恒的,永远在我 们面前,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每个人最喜爱的季节,你总以为会持续到永远。可是从来不会。 惠特菲尔德的死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他公寓门上纽约市警局的封条都被取下 了。我要做的只是找个有权力的人让我进去。我不知道真正有这个权力的人是谁— —惠特菲尔德的家人,或者他遗产的法定执行者,或者这栋合作公寓的委员会主席。 反正我确定这不是公寓管理员能决定的,不过他还是做主让我进去了,我塞给他的 钞票也帮他下这个决心。他找了把钥匙让我进去,站在门口看着我翻抽屉和柜子。 过了一会儿,他谨慎的咳了一声,我抬起头,他问我会待多久。我说很难讲。 “因为你走的时候我得过来,”他说,“把门锁上,可是我现在有事情得去忙。” 他匆匆写下一个电话号码,我答应走前会打给他。他一走,我就觉得压力减轻 许多,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或者可能会在哪里找到时,不用赶时间会 比较好。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我用卧室的电话打了他给我的那个号码。他说马上过来, 我等着的时候,就从那天晚上惠特菲尔德最后用过的那个电话开始,一路回顾,一 直走进他死亡的那个房间。吧台没有任何瓶子——我猜警方全送去化验了。不过吧 台没搬走,我站在他喝最后一口酒时所站的地方,然后走到他倒地之处。地毯上没 有任何能显示他躺过的地方,没有粉笔线,没有黄胶带,也没有他留下的血渍,但 是我似乎完全知道他在哪里倒下过。 管理员上来后,我又给了他二十块,同时为花了这么久时间而道歉。这笔额外 的红利让他感到意外,不过只有一点点而已。这似乎也可以确定我并没有趁管理员 不在时,动了惠特菲尔德的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觉得有必要问一声。 我没有拿任何东西,我告诉他。连照片都没拿。 我也没从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人让我进去。 惠特菲尔德和其他几个律师在沃思街的一栋八层高办公大厦里面,分租了一套办公 室,请了秘书和法律助理人员。去过他的公寓后,我中午到钱伯斯街参加戒酒聚会, 然后走到沃思街,在他办公室五楼的走廊上看一看。我想到几个可能的方法,但都 发现都没法用来对付律师或法律秘书,于是我走出来,一路走到休士敦街,在安吉 莉卡戏院看了场电影。散场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会自己在外面吃晚 餐。 “TJ打来过,”她说,“要你呼叫他。” 如果我打的那个公用电话有号码的话,我就会呼叫他。大部分的公用电话号码 都被磨掉了,就算你有办法让电话公司的接线生告诉你,也没有任何用处,NYNEX 电话公司故意在电话线路上动了手脚,现在他们的公用电话再也接不到打进来的电 话了。这都是永无止境的毒品战争的—部分,而相伴产生的效果,我只能说,就是 让毒贩随时觉得不方便,于是他们都尽快跑去买移动电话,让这个城市其他每个人 的生活品质有一些轻微的、但一去不复返的下降。 我在钱伯斯街上一个西印度口味的午餐厅吃了一盘鸡肉干加豌豆和米饭,然后 走回沃思街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大楼。已经过了五点,所以我得跟楼下的警卫登记, 我在登记本上随便画了一下,然后乘电梯上楼。那间律师事务所的灯还亮着,我匆 匆走过门前看了一眼,还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办公,其中两个认真的在电脑前 工作,另一个在讲电话。 我并不意外。律师一向工作到很晚。我走到走廊尽头,试试男厕的门,锁上了。 那道锁好像不是太难开——毕竟,那只是用来防止流浪汉跑进去,而不是要保护珠 宝皇冠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打算非法进入那个办公室,那么我就该找个比厕 所好一点的地方,好消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发现了一个利兰·巴里什先生的单人办公室。他的名字漆 在雾光玻璃上,底下还有“顾问”两个字。门锁看起来是整栋大楼原来装的,用把 万能钥匙就能进去。多年来我的钥匙圈上都有两把万能钥匙,不过我也想不起来上 回用到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试了大的那把,结果把门锁打开了。 我进了门,看起来巴里什没在里头,也没人等着要咨询他。办公桌上除了两本 杂志外,一切摆放得整整齐齐,杂志上的灰尘,看起来积了有两个星期了。还有一 个玻璃门的书橱,里头又只放了几本杂志,还有八九本平装的科幻小说。书桌旁一 张有脚轮的木头椅子,以及一张厚厚的安乐椅,上头有猫爪磨过的痕迹。灰棕色的 墙有一些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浅色印子,显示前任房客挂过画或毕业证书。巴里什自 己既没有重新油漆,也没挂上自己的东西,连个日历都没挂。 我出于老警察的习惯,想看看书桌的抽屉。可是书桌上了锁,于是我就算了, 实在没什么理由要硬撬开。 我进门时打开了灯,现在就让灯亮着。透过雾光玻璃,外头的人顶多只能看到 一个侧影,就算他们看得到我,我也不太需要担心,因为这栋大楼大概没人常见到 巴里什,而且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我的猜测是,通常“顾问”就是“失业”的委婉语。利兰·巴里什失业了,找 工作时租下了这个小办公室,现在他要么就是找到了工作,否则就是放弃了。 说不定他在沙特阿拉伯或新加坡找到了工作,于是就走了,也懒得多此一举回 来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说不定他几个月前就没再付房租,房东也没急着来把这个房 间收回。 不管实际状况是什么,关在他办公室几小时没什么风险。我想到TJ,决定打电 话呼叫他,想着TJ打电话来这里绝对安全,而巴里什的电话铃响也绝对没事。我拿 起话筒,却没听到拨号音,更证明了我对巴里什先生的猜测。我拿起最近一期的杂 志,是十周前的《纽约客》,然后坐在那张舒服的椅子上。头几分钟,我还想猜猜 利兰·巴里什的下落,可是没多久,我就被一篇谈长途卡车司机的文章吸引,把他 给忘得一干二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电灯开关旁边的墙上有个钩子,挂着一把钥匙。 我猜那是男厕的,结果没错。我上了厕所,顺便看看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里面有什 么动静,里头还是有人。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再过一个小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打了个 盹,睁开眼睛时,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律师事务所的灯火尽熄。我走过去,再度掏 出万能钥匙,然后等我钥匙放回口袋时,灯还是没亮。 那个锁比巴里什的门要好,我想着可能得打破玻璃闯进去了。我已经准备好要 这么做——我认为附近不会有人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注意——不过首先,我用随 身的小刀凿进门缝,把门锁上的滑轮往后抵,门开了。我开了灯,心想对街上的路 人来说,黑黑的办公室里头有人影移动,要比亮着灯的办公室要来得可疑。 然后我找到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始忙了起来。 我离开那儿时,是凌晨一点半左右。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把所有可能留下指纹 的地方擦了一遍,倒不是我以为会有人来采指纹,出于习惯的成分更大一些。我在 门上凿过的地方抹了点灰尘,免得上头的痕迹看起来太新,然后我关上门,听到门 锁在我背后咔搭一声关上。 我累得无法思考,而且想到如果要躲过楼下的警卫,就得再去巴里什办公室的 安乐椅上睡到天亮。于是我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下楼却发现大厅是空的,门口 有个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牌子,上头写着本大楼从晚上十点到六点上锁。 这不表示我出不去,而是出得去但进不来。对我来说没问题,我走出大楼,走 了三个街口才叫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前后座分隔的玻璃上头有禁烟的标志。不过 前座的巴基斯坦司机却叼着小意大利雪茄吞云吐雾。很多年前,我曾和一个聪明的 老警察搭档办案,他名叫文斯·马哈菲,他也是成天抽这玩意儿。我想巴基斯坦计 程车司机抽这种小雪茄,比爱尔兰裔警察更适合,不过我并没有搭上怀旧的翅膀。 我只是摇下车窗,设法呼吸外头的空气。 我到家时,埃莱娜已经睡了。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她被惊醒。我吻了她一下, 叫她睡吧。 “TJ又打来了,”她说,“你没呼叫他。” “我知道。他有什么事?” “他没说。” “我明天早上会呼叫他。睡吧,宝贝儿。” “你还好吧?” “很好。”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知道。睡吧。” “‘睡吧,睡吧。’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我努力想着该怎么回答,可是还没想出什么,她就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也 睡了。 我起床时,埃莱娜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 泰柏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 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 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 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 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你相信我找个电话要花那么久 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话越多就可以赚钱越多似的,死霸着不放。 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电脑。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 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乘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想要移 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你就没隐 私了。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讲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 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 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 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 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 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 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 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 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 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 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 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 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 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 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 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 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 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 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 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 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 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 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 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 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 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 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 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 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 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 简单了,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 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 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 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 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 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 “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 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 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 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 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 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TJ继续 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 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 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 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 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 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 “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 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 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 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 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谋杀的,而他自己是世上唯一有理由希望自己死掉 的人。感觉上,这么做应该有金钱的动机,可是根本没人能拿到钱。” “他还是有些钱的。四万块吗?可是你说有些慈善机构可以分到钱。” “但无论如何不够多。” “不够多?” “不足以因此杀掉他。” “华盛顿高地那些家伙,杀了三个人才拿到半数而已。” “他们是小混混,”我说,“他们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就杀人。他们既然已经 拿到钱,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呢?好让她闭嘴?她不可能说出去,而她母亲和弟弟 都已经在各自床上睡着了,老天!他们杀了三个人,根本没有理由。” “我想你不会替他们当人格分析的证人。总之,会不会是某些小混混叫拜伦的 名字,只是打招呼,你懂吧,礼貌而已。” “一点点不同,整件事就全部改观了。” 我们谈话时,他的馅饼已经送来了,这会儿已经去掉大半。他又起一块说: “那四万块真滑稽。一开始太多,现在又不够。” “他把他的保险金都领了出来,”我说,“存进银行,每次只领一些出来用。 所以虽然四万块太多,可是……”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那你怎么忽然停下来瞪着眼睛?” “太多的钱,”我说,“格伦·霍尔茨曼有太多的钱。他死时,钱在他的保险 盒里。我梦到过他,那个梦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太多的钱。”我看着TJ,他用叉 子把最后一口馅饼送进嘴里,“我原以为那个梦跟威尔有关,结果不是,而是跟拜 伦·利奥波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