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米勒·米勒德警长尽一切可能将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富有人情味。头顶上的荧光 灯被剪断了线,房里仅由书桌上的一盏台灯和墙角的一盏旧式的灯照明。沿墙一边 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一些书,从书脊上的名字看它们是有趣的,标着托斯妥耶夫 斯基、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以及C ·P ·斯诺等作家的名字。靠窗的矮圆桌每边 有两张椅子。那是真正的填塞得满满的,叫人看了就舒服的椅子。桌子的中央更令 人吃惊地具有家庭风味——摆着一个肥大的黄色陶茶壶。 在一张椅子前的桌面上放着一个文件夹。警长示意我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你喜欢喝茶吗,克尔本太太?要不我叫人去弄咖啡,要是你喜欢的话。” “喝茶好了。”我说着坐进了椅子中。 书架的底层有十几个咖啡杯,每个均有橘黄色的《早上好!加拿大》电视栏印 的标牌。那是一种给参加拍摄节目人的纪念品。我从桌面看过去,那人正在倒茶。 我想,我一定看过他赢来这样的杯子了。或许还有更多呢。他的面容疲倦而正经, 早在电视屏幕上闪过二十个春秋了。看到他在我对面坐下,使我感到慰藉。 他是个高大有礼貌的男人,有着白头发和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他穿的是成衣: 轻巧的裤子,虽然不贵但挺好,上身穿着白色的高尔夫球衣。当他将茶递过来给我 时,我注意到他有两个指头没有了。“茶味道很好。”我这样告诉他。 “是鄂尔·格雷牌的。”他说,“我白天改喝混合茶,早上喜欢喝鄂尔·格雷 牌的——它是一种一点不搀假的好茶。”“是的,”我说,然后我们便陷入了一种 尴尬的沉默中。 “嗯,”他最后说,并拿起了文件夹,“当然是为了这事才请你来的。”横跨 卷宗用蓝色的标记标出“波尔丘克”的名字。“我要你给我提供些情况。 为什么你不从你认为有用的那点讲起呢?我跟着你的思路,如果我需要你的帮 助的话,我会打断你的话的。我抽烟你不生气吧?”“不,当然不会,我自己以前 也抽烟。”“现在并不是人人都抽烟,除了我。”他不高兴地说。 说着打开了一包库珀牌香烟,又说:“你戒烟该表扬。”“谢谢,”我说, “我戒烟不久。”我想假如市警察局要训练出好警官的话,那么米勒·米勒德一定 会是好警官的样板。 两个小时后我了解到他也是精明警官的样板。我已向他描述了安迪去世那天每 小时乃至每分钟的情况。我从那天德夫·迈克里约翰最初到我家来接我,然后去安 迪在市里的下榻处即学院大街的公寓接他说起,又叙述了我们中途在银河街停车吃 了冰淇淋。还有去野餐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谁,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总之是点滴 不漏。米勒·米勒德一直很温和,鼓励我往下说。 在他为我们沏好的第一壶茶约1 小时后,又拿出一盒皮克·菲林士牌饼干,在 请我吃之前他把它们仔细地放在一个盘子里。我不那么紧张了,我和他已经成为朋 友。两个聪明人一起来解开一道难题。至少,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同时也是为什么后来发生的事居然会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 我觉得追述安迪的末日是痛苦的,不过我一直忍受着这痛苦,直到安迪穿过讲 台走向讲坛的那一刻。当我回忆起安迪在最后那几分钟还是那么快活和自信时,我 觉得我的喉咙哽住了。 我不得不把目光移向窗外,以防自己在谈到安迪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经历时, 会突然出现情绪大波动。说完后,我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盯住我的新朋友米勒· 米勒德的脸。我想我那会儿准是期望得到他某种赞扬。毕竟,刚才我因为戒烟已经 得过他的称赞了。这次讲得更糟,但我还是给他透彻地、有节制地讲述了讲台上那 可怕的最后几分钟。我值得表扬。 但我没得到表扬。 米勒警长使劲地抽烟。他变了,他已经与刚才判若两人了。我不再是协助警察 调查案件的人,我成了别的什么人。米勒的目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温情。他俯身朝 着我: “还有两个问题,克尔本太太,我要的是回答。首先,你怎么知道安迪在讲坛 上喝的水中有毒?”我被弄得乱了套。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一个又长又漫无边际的 故事:那是在佛罗里达时,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有一天我女儿在海滩上本能地从一 个有毒的水母旁退缩,尽管它湛蓝得像珠宝。仿佛梅卡就知道那东西会置人于死地。 我无可奈何地讲完了。又补充说:“当我俯身去给安迪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时,我 得知他嘴唇发出可怕的气味。我就知道不能让瑞克·什班什再喝安迪喝过的玻璃杯 中的水。我把这种本能叫做返祖,如果你会??”“啊,我会的,克尔本太太。”他 干巴巴地说,“我会在我的报告中注明,你在阻止瑞克·什班什时完全是出于一种 原始的反应。”他取出香烟使劲瞪了我一眼,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暂时撇开这个 话题来看看你那天行为的另一个可疑方面呢?”他的灰色的眼睛带着敌意,就像3 月的天空般咄咄逼人。 “警察到达出事地点以前,你从讲坛上拾起的是什么?我提醒你一下,当时是 有很多目击者的。即使是不愿作证的人,都愿意证实他们看见你在凶案现场拿走了 什么东西。”“我相信他们把那地方叫做发案现场。”我笑着说。 “我相信他们会证实的。”他说,根本没笑。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手到我的包中,抽出了安迪的发言稿夹,并把他递给 了米勒警长。“这,”我说,“就是我从发案现场拿走的。”他大声地读出了封面 的话:“‘乌克兰母亲的梦’,克尔本太太,这点我不明白,是不是开玩笑呢?” “是,”我说。“那正好是——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笑话。那是安迪的文件夹,那 署名是他个人的笑话。”他的目光寒气逼人,说:“谁和谁之间的隐私?”“安迪 与他的工作班底之间的私事。那个文件夹是去年圣诞节我和德夫给他的礼物。省里 一家乌克兰文报纸曾刊载过安迪的一张照片,并用‘乌克兰母亲的梦’作图片的标 题。”我犹豫不决地往下说:“那时这事看来真有点滑稽??”他又点着了一支库珀 香烟,用手揉眼眶周围的地方,说:“我想是这样。 当涉及到谋杀的时候,这种反常行为看起来总是有点名堂的。”“你比我经验 丰富,警长。”我说。 他无精打采地看着我说:“克尔本太太,我们不谈这些鬼事算了。你说说那天 你为什么要把文件夹从台上拿走?你是个明白人,你知道的远比这些多。”“我想 那时我根本没仔细想过。如果你想把我当作笨蛋或是歇斯底里的人赶走的话,那么 只管赶好了。反正我拿那个文件夹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是我原来给安迪的,里面装 有我为他撰写的最后一篇发言稿。他死了。那时或许我想的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 西。”“克尔本太太,你这样说可叫我吃了一惊。”他说着伤心地摇了摇头,“那 就让我们看看这最后的发言稿吧。”他打开了文件夹,那首诗依然在里面。他无动 于衷地读了一遍,读完抬头看着我。“是威廉·布莱克写的,”他说,“题目是‘ 病玫瑰’。”“对,我知道。”“这首诗放在这里面做什么用?”我火了,拿起手 提袋站了起来,说:“我想那是你该去弄明白的事,警长。谢谢你的茶。”说完我 起身朝门走去。我料想他会制止我,但他没有这样做。 但当我打开门时,他却十分平静地对我说:“无论何时,克尔本太太,我肯定 我都没有必要告诉你原因。不过,如果你能不离开这座城市的话,我们很感谢你。” 他话里特别加强了“我们”两字激怒了我。于是我答道:“你看来太健忘了,警长, 我得去参加一个葬礼,我不是那种丢下朋友独自哀伤的女人。”我的话并未说到点 子上,但那一刻这话就是我脱身之计。 警察局内装有空调,当我走到停着我那辆沃尔沃牌汽车的街上时,我已是汗流 浃背。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停车票。不知怎么的,我竟不感到意外。当我伸手 进提袋中取车钥匙时,抽出了一张橘黄色的纸——一张安格什上八年级之前所需学 习用品的单子。那也没让我感到意外。我需要洗个淋浴,一杯带杜松子酒的冷饮, 还有一本讲述一位警长先遭羞辱后被杀害的小说。 但我并非无牵无挂,我是安格什的母亲。我把那张停车票从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撕了下来,往计费仪中投下了25 加分,越过马路,走进了“贝”这家商店。 我喜欢商店里夏末的景象:一叠叠新到的笔记本,闪闪发光的卷成三圈的捆东 西用的尼龙绳,削成尖尖的各种彩色粉笔等。我还喜欢“欢迎返校”的标记——用 硬皮纸剪成的鲜红的苹果以及纸板做的悬挂在文具用品上方的蛀书虫。还有那用厚 厚的纤维布剪成的、深色发亮的“欢迎返校”横幅,再一次提醒我们,经过了一个 轻松的,用冰淇淋画的夏天,学校生活又要认认真真地开始了。这是个充满了希望 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将一切置之度外,照着安格什的购物单,一一将他要的文具 给买下了,我能感知我的精神大振。 我是偶然看到她的。当时我正走在去男生公寓的路上,碰巧一抬头就看到一排 不同牌号不同大小的电视机。每台机子屏幕上都显出伊芙·波尔丘克的面孔。二十 个伊芙用二十双无法理解的眼睛朝外看着我。 我走过去将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声音开大些,只见她惊恐万状的样子——没有别 的词可以描述她的样子。她由于丈夫被谋杀而上了电视,不过她因此也公开了她的 脆弱和私人的世界,让公众去仔细评说。她穿着式样简单的蓝色棉布连衣裙,俊俏 的面孔被太阳晒得黝黑,正在屏幕上俯身向前告诉采访记者说她要将她丈夫的葬礼 办得隆重,让人们一辈子记得这个场合。摄像机凑近给她来了个特写镜头。就是在 那家“贝”商店中出售电器的大柜台,伊芙正在阐述她那“最殷切的期望”,就是 让她丈夫的遗体能安葬在省议会圆形的大厦内。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二十个伊芙冷冷地驳斥了那位采访者考虑不周到的 提醒:葬于省议会中是给省长和副省长的一种荣誉。 “这么多人热爱安迪,”所有的伊芙都这么说。“我相信省长不至于权大到否 定人民进城来与安迪道别吧。”她一口气说了下去。7 年前前省长的党将我们的党 一脚踢出了议会办公室。如今是伊芙使他狼狈不堪。我也为那个长着孩子般面孔的 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前省长而难过。 后来证明她也使我们所有的人狼狈不堪。当我走进我们家的前门时,安格什大 叫一声,一头扎进我怀里。他正要去打棒球。我让他进屋来检查一下我为他买回的 学习用品。 “讨厌,”他板着面孔说。走到走廊当中,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妈,迈克里 约翰先生起码打了八十三次电话来,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要哭了。”我拿起话筒拨 通了德夫的电话,正巧他就在那儿等着。对这种巧合,我们谁也顾不上说一句话。 也没有寒暄和问候。他这个以小事料理得体面而引以为自豪的人,居然给弄垮了。 他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说:“乔,我要谈的还是有关伊芙的事。我原以为她会让 我去料理一切后事,谁知今早上我还没来得及洗刷,她就打来了电话,对安迪的葬 礼指指点点,对我发号施令。 从抬棺人选到食品到接待,事事加以粗暴干涉。‘不能要这种菜,不能吃卷心 菜。’她是这么说的。你能想象她的专横跋扈吗?你看了今早上她在电视上的言行 没有?她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不到关键时候不识人的庐山真面 目。”我说,“连安格什也将这句话记在了他的笔记本上。”“那是孩子说的,” 德夫说,“反正你说拿伊芙怎么办?”他问。 “我认为她是要向我们表明她也能把事情办好。她还向我们表明我们过去低估 了她的能力,因为她原来就是不属于我们这个小社交圈内的人。别忘了,她现在很 难过。”“亲爱的,我们大家都难过。只不过是为了事业,我们知道如何去正确处 理这些事罢了。我认为我们本来就不该为了让伊芙建立自信心而重新策划安迪的葬 礼。不过,我又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不知道她脑子里有什么框框——谁 知道她想干什么。我想听听你的指教,乔。”“这样的话,我的意见是和她一道去 准备,让她把总体设想告诉我们,然后告诉她我们将拿出方案来,我们还有组织帮 忙,这点你明白。”我听见德夫在电话的另一端洋洋得意起来,他有权利这样做。 在安迪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将他的政党组建成省里从未见过的最好的政党, 这里面大部分工作应归功于德夫。我们相互间很了解,我们也了解安迪。我们热爱 他的实干精神,我们同时也了解他的缺点,我们同心协力是要确保没有别的人能与 我们匹敌。我们各自都有要为安迪效力的理由,我们各自也都有显山露水的地方。 但我们工作的活力都属于同一个愿望:要使我们党的人高人一筹。这种愿望的动力 是那么的强烈,无论是安迪的死或是伊芙的发号施令都不能阻止我们。在安迪葬礼 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为确使我们党的人显得高明些,我们不断地到地方议会办公 室去,不停地筹划。德夫伤心地说:“人想出办法,上帝就会笑。”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坚持不懈地干。 在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事事策划得好的话,就是对某些人嗤之以鼻。因为在众 目睽睽之下,居然有人将一个能干的、正派的人在站起来演讲的时候杀害了。所以 德夫虽然还有别的事务缠身,作为安迪的马前卒,一手促成葬礼——确保了从地方 议会到大教堂一路上将有群众列队夹道送葬,但又要做到不那么拥挤,这样大教堂 就能对过多的人疏导开;还要确保做中饭的妇女们能有炉子煮热饭热菜,有冰箱来 储存冷饮——一句话,他要确保安迪一生中在公众中进行的最后一件事,不会在我 们大家面前当众出丑。 开利·苏伯丘克负责安排葬礼当天我们所有人的活动日程。洛林·贝勒加负责 通讯。保持了联络通畅,使成千上万宗捐赠、送鲜花、书信得以顺利送抵办公室。 詹妮斯·沙莫什,曾任安迪多年来的主要秘书,她确保了省内省外来参加葬礼的政 界要人有宾馆下榻;为他们安排活动和车辆。我们当中还有十个八个人齐心协力将 另外六七个方面的事办得高效妥帖,使葬礼凄惨肃穆。 在葬礼当中,不时地爆发出一种凄惨的幽默。在葬礼前的一个暑气蒸腾的下午, 大约5 点钟,我步入官方反对党的办公室,只见一瓶打开的皇冠酒放在办公桌上, 另一只空瓶子扔在废物筐内。大约有五个我们的人聚在一起听洛林、贝勒加念收到 的邮件。一个叫伊土纳的男人答应,只要我们将安迪穿过的衣服寄些给他,他在下 次竞选中将为我们党分发三万张选票到选民中。他说:“因为他已不再需要这些衣 服了,而我与他穿的衣服尺寸完全一样。”一位叫斯图特·沃利的妇女用法兰绒为 安迪缝了一双穿拖鞋时穿的短统袜。她制作这双袜子,她说:“是给所有与我诀别 的人,因为我不愿想他们光着脚走过生命的尽期。直说了吧,用不着再花钱为他买 鞋了。”两位在电视上见过伊芙的男人建议她再结婚。一位居住本省西南的女美容 师告诉伊芙,要是她把头发剪成短式束发,染成暗蜂蜜色,她会显得年轻十岁。并 且,那妇女还将一束短头发——如同一把油漆刷子——附在信笺上。 我喝了一杯饮料就进入大楼的热气当中。好像打不起精神来进入工作状态。因 为再也没有演讲稿要我写了。不过我也无法预见安迪葬礼以后的日子,或许,我也 不想去想。 我的生活在安迪遇害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到星期五早晨举行他的葬礼期间,都是 处于一种无规律、无章可循的状态。 “我到处转来转去,做的却是没有一件看来切实际的事。”一天闷热的早上我 在议会大厦门外遇见德夫时对他说。 “给你,”他说着塞了一张五元的纸币到我手中。“你要体验一下干实事的滋 味?乔、亲爱的,你就到商业区去买一双女用连袜裤给伊芙参加葬礼时穿——要灰 褐色全尼龙的,不要斯潘得克斯弹性纤维的,或棉裤衩,要大号的——不要??你知 道,因为我们的伊芙很胖,又高。”他拿我开玩笑,但我还是去办了。即使你不是 一位精神病医生,你也看得出来他忙得快要发疯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的生活也毫无规律。男孩们直到劳动节以后才返回学校, 梅卡在9 月中旬即将开始她在萨斯克顿的大学生活。所以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不正 常,无计划,如同一帮被机场罢工或是坏天气滞留在陌生地方的旅客的生活那样。 我知道,对这段时间生活的陌生感部分是源自星期二,也即是安迪遇害两天后, 孩子们和我搬入了奶奶公寓居住。那是彼得的主意——是个让我们全家避开暑热的 办法。 我们在东湖大街的房子始建于1911 年。像所有的旧房子一样,也有好几十处 裂缝,无论冬夏,均可通风,装空调不过是一种浪费。奶奶公寓却是另一码事。我 们屋后有一个向外伸延的双层车库,从前的房东在车库上建了一套公寓式房子给他 母亲住。那是一个带厨房、洗澡间的大房间。老妇人患有过敏症,所以房间封得严 严实实,如同坟墓。只需轻轻一按电钮,房间要么就凉得可以冻好牛肉,要么热得 用不着叫你赶快煮牛肉。 奶奶公寓还曾是伊安准备他的人权课的地方。不止一个悠闲的下午,我们还曾 在那儿做爱。他死后,我将我的书和笔记本搬了进来写我的论文。现在它成了我的 办公室,而且还远不只是办公室。奶奶公寓还是我能坐下来望天想心事,为死者哀 悼的地方。在那儿我用不着担心孩子们,或是担心被别人看成傻瓜。 当伊安在那儿办公的时候,他已经将墙用多节松木镶嵌好了,又沿一边墙建了 一溜书架,安放了书桌,给桌子配了张上好的皮椅子,一张看书用的靠椅,一张褐 色灯芯绒的长椅同时还可用作活动床,就是这么个地方。房间的装饰是按50 年代 一份《居室》杂志去做的,但房间具有的那种农舍风味我倒也喜欢。 伊安去世前的那个圣诞节,我从魁北克订制了一张碎呢拼结成的挂毯,作为一 件意想不到的东西,让它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洒下一抹欢乐的光辉。 那幅挂毯和一面墙上贴满了他被害后他母亲寄给我的照片,是我以后对这间房 的改变。那些照片是伊安和他弟弟杰克成长的编年史。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站在这些 照片面前,我不知道一位节哀顾问会说些什么,不过这些时间并未白花。从他们兄 弟年轻的生命美好和必然的成长过程当中,蕴含着某些东西能安慰我:从他们睁着 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的婴儿时期的照片,到能挺直腰坐着,然后会走路;从搂着狗和 打棒球骑自行车的少年,到成长为青年,他们的面孔在剪得奇特的发型下突然变得 严肃起来,手臂中还挽着穿大波浪连衣裙的女孩子;还有他们成了研究生,并获得 奖励的照片。 我不明白当彼得建议我们带上睡袋搬进凉爽宁静的奶奶公寓,一直住到安迪下 葬的时候,他是否相信我们全家看了那墙上的照片,都需要一种使心上的创口愈合 的能力。无论什么理由,反正我们是搬进去了。在安迪葬礼之前的那些宁静、炎热 的夜晚,我们开了空调,吃着从白脱路西买来的冰淇淋,夜夜无事。男孩子们用便 携式电视机收看棒球赛,他们又买了放像机,没有球赛时,他们就看电影。梅卡和 我则读完了一大叠旧的妇女杂志,那是从一次书库贱卖中买来的。 看来在这个凉爽的公寓里,我们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与外面 炎热、令人痛苦和发狂的周围世界暂时隔离。正是在这些房间里,我决定要为安迪 撰写一本传记。 这是一个几乎叫我丧命的决定。 我是在收到塔布玉米的那个早上开始执笔的。大约7 点钟,有人使劲打门,我 把门打开,只见豪沃德站在门外,肩上扛了一个如同圣诞老人用的黄麻袋,装满了 一袋玉米。 “基督呀,乔,我以为你们全家都死绝了呢,我差一点没把你们家的前门推倒, 后来我才想起你们在这儿还有个家。你们都搬到这儿来干吗?”他说。 “这儿凉快好睡觉呀。”“哎呀,我们打开门站在这儿能谈多久呢,难道你不 打算请我进屋吗?”“豪沃德,你进来好吗?”“好,我这就来了,我想喝咖啡。 瞧,我带来了玉米做早餐。有个人在都德尼的一个加油站外边设了一个摊点,他今 早才从阿尔伯特驾车进城来——这是他捎来的这个季节收获的第一批塔布玉米。弄 点水来煮吧,我饿坏了,彼得,你到屋里拿口锅来,安格什和我着手来剥玉米,快 来、快来,让我们大家齐动手。”我们有说有笑活跃起来了。孩子们一贯喜欢豪沃 德,尤其是伊安死后,他们似乎更珍惜豪沃德这种粗犷的爱。他们喜欢和他呆在一 块儿。我也不例外。 我煮咖啡,豪沃德煮玉米,煮得好极了,味道说不出的美,甜滋滋的。 梅卡找出了藏得很隐蔽的半加仑桃味冰淇淋,还有她自制的冰冻奶酪饼,那是 一顿风味独特的早餐。豪沃德离开去议会楼后,我为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仰靠在 靠椅上。 房间里充满了阳光和玉米及黄油的甜味。男孩子们玩着加纳斯塔牌——除了这 种牌,那个假期他们对什么牌戏都厌倦了。梅卡光着脚,穿着睡衣,坐在窗口的座 位上,身边放着一大叠《女士家庭》和《女主人》杂志。那一刻真是少有的平静。 梅卡的眼镜好端端地架在鼻梁上。突然,她透过眼镜看着我说: “妈,你知道玛格丽特·杜丢的婚礼服是她自己做的吗?”“老天,梅卡,那 本杂志有多老了?”她啪地关上杂志,看看封面,说:“1971 年——我出生前5 个月出版的。”“对,我记得你出生的时候,我也记得杂志上那件衣服,那是一件 中东束腰长袖长袍。是白色的。当然,我记得西装上衣翻领上还有一朵玫瑰花。 她是那么美丽。李威·斯考贝当时是我们下议院的议员,曾告诉我说玛格丽特 跑遍了渥太华,逢人便说她是如何为自己缝制衣服的。说她将所有的缝边钩拢,将 衣服的褶边折下。李威说当时没人有胆量说什么。玛格丽特当时是那么年轻漂亮。 当然,据李威说当时人人都为她嫁给‘那男人’而惋惜。你知道,多年来他们一直 住在渥太华,李威从来不敢说出那男人的名字来。”“啊,妈妈,你们那些人真可 怕!”“可怕的不是我。我想他才是最可怕的。他太可怕了。至少,他可怕得怪有 趣的。我想现在你已经长大了,要上大学了,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了。我第一 次投票时,我就投了他的赞成票。”梅卡用手捻了捻她的眼镜,露齿笑了。“啊, 不谈这些,我原来一直指望我们党重新当政后,你能为我找一份轻松舒适的工作。 但现在你不知在搞些什么秘密工作,我不知??当然啦,你确实有许多身居要职的朋 友。”她说。 “对这事我现在没有把握,梅卡。根本没有把握。”一时间这充满金色阳光的 早晨居然投下了阴影,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把你的那些杂志扔一本过来给 我,好吗?”但她不扔,她带了一本杂志过来,并拥抱了我。“你快恢复正常了吧?” 她问道。我回抱她,但却无言以对,我不信任自己的声音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此外, 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她拿过来给我的杂志封面有一张纳太利·武德很年轻时的照片,里面刊载了约 翰逊、肯尼迪的传记。封面上的日期是1964 年2 月。那是在事实使天堂成为残酷 的回忆之前。那篇文章没带批评性质,却比较感情用事。我读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回 忆:11 月里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在多伦多市,我下了政治课刚从悉尼·史密斯大 楼内走出来,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遇刺,还有人说他们还要枪杀约翰逊。听后,我感 到全身麻木——与我班上的一位男孩信步穿过了皇后公园,两人都嚎啕大哭。我们 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潮湿的树叶上走过,地上的旧报纸轻轻地扫过我们的脚踝骨。后 来我们来到了永奇大街的一家小酒店前,里面飘出一股酒味。但由于店主不仔细核 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便走了进去,在后面靠电视机的一张桌子边坐下,喝呀,喝 呀,喝了个够,只是没有酩酊大醉而已。那以后,在一个周末我们又从我祖母地下 室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上看到了许多影像。那部电视机的位置倒置了,所以所有的图 像都是颠倒的,上半截画面在下,下半截画面在上。不过,这倒像却是教会了我用 这种方式来看待以后几天发生的事。后来,又遭受了一次损失,那时我还不到十八 岁呢。 应该说那天下午我在奶奶公寓内读了肯尼迪的传记是件好事,它鼓舞了我去写 安迪传记。是件好事,但却难以成事,因为决定要写安迪生与死出自一种比怀旧更 刺痛人心、更复杂的需要。我做这事有危险,我明白这一点。 假如我能重新处于安全之中,我得证明无论如何,生活,并非一般人的生活, 是一个连贯的有始有终的过程。不知怎么的,我使自己相信,只要我理解安迪的生 活,我就能写出他死的意义。我已失去了丈夫,他被送往地狱。我不能又失去安迪。 这里面总得有个逻辑——原因和结果。否则将不可思议。因此,即使是我朋友下葬 之前,我对他的一生还是迷惑不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