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苏黎世——柏林 爱因斯坦构思的新理论赢得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他们之中的普朗克意识到, 物理学上百年一遇的天才出现了。随着相对论的被承认、传播和发展,爱因斯坦的 荣誉也增长了。最后荣誉来到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国度, 苏黎世大学打算接纳爱因斯 坦为教授了。不过, 这又不符合大学的规章:一个未获得副教授号的人是不能委任 为教授的。于是暂时决定聘请爱因斯坦担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副教授职位,领取微 薄报酬,讲授不列入学校计划的课程。担任编外副教授还可以兼任专利局的工作, 同时这为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担任教授开辟了道路。 爱因斯坦虽然并不特别热情,但还是同意了,他知道,专利局不可能成为他一 生的活动舞台,但他担心讲课占去他研究的时间和破坏习惯了的日常生活—— 不 繁重的工作和用于搞研究工作的空闲时间。 1908-1909年冬天,爱因斯坦仍在专利局工作并兼任编外副教授。1 909年夏,他第一次获得学术荣誉——日内瓦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并邀请 他出席这所加尔文创立的大学350周年校庆。 参加盛典的人后来回忆说,爱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令人赏心悦目。 在日内瓦庆典后不久,爱因斯坦得悉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讲座有了空缺。除 爱因斯坦外,有希望获得此职位的还有弗里德利希·阿德勒,他和爱因斯坦在工大 是同学。当时,阿德勒是苏黎世大学的物理学编外教授,他在社会民主党苏黎世的 许多组织中有很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人又掌握了苏黎世州教育部的领导,所以当 教授职位出缺时,对教育部来说阿德勒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可是,阿德勒声称, 作为一个学者他决不能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并且不应使一个会提高大学声望和科 学水平的人错过机会。 爱因斯坦成了编外教授。编制之外的教授职位的报酬比编内教授职位差一些, 所以爱因斯坦的工资仍然和在伯尔尼相差无几。可是,在苏黎世的生活费用昂贵得 多。不久,米列娃就不得不给大学生做家常便饭以贴补家用。然而,后来爱因斯坦 还是把苏黎世的生活作为幸福时期的回忆, 在这里, 他找到了老朋友,特别是大学 生时代的谦逊踏实的伙伴格罗斯曼。 汉斯·坦奈在这期间听过爱因斯坦的力学引论、热力学、热的动力学、电和磁 以及名为“理论物理学选读”课程。他写道:“当爱因斯坦身着半旧上衣、下穿过 分短的长裤登上讲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他胸前挂着一条铁制表链的时候,我们对 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怀疑。但他一开口讲话,就以独特的讲授方法征服了我们变冷的 心。爱因斯坦讲课时用的手稿是一个如名片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写明他在课上想要 阐述的各种问题。可见,爱因斯坦讲课的内容都是来自个人的脑海,我们也就成了 思维活动的目击者了,像这样的方法对大学生来说更有吸引力;虽然我们习惯于风 格严谨的四平八稳的讲课, 这些讲课刚开始吸引过我们, 但在老师和学生中间却留 下一种隔阂感。而在这里,我们亲自看到科学的成果是通过什么样的独创方法产生 的。课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似乎也能讲课了。”科学成果的这种自然而然的感觉, 不仅是爱因斯坦讲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内容所特有 的,在讲课方法与课程内容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和谐。惯常的讲课形式常常是用教条 腔来阐述的,当讲到反常的,但在基础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学思想的精神时, 阐述已不能只限于思维的成果, 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维本身在听 众面前闪烁发光, 它成为自然的、“显然的”东西,随着反常的命题变成新的结 论,听众觉得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东西了。爱因斯坦在课堂上讲的主要是古典物 理学,但现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础之后,古典物理学被解释成另一种样子,并因此 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了。在学生们面前展现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筑物,而是建筑工 地,爱因斯坦与其说是向学生们讲解建筑物的平面图,倒不如说是同他们一道讨论 重建的方案。 坦奈写道:“我在1909-1910年间听过爱因斯坦讲课。它们全都饶有 兴味。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自己可以确定题目。他的讲授有时论及古典学, 有时论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热烈争论的普朗克量子论。”不仅课程的内容和风 格,而且讲课和课间休息时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爱因斯坦的思想。“要是我们觉得有 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打断他。 我们很快就不感觉拘束了,有时还提出一些简单幼稚的问题。在课间休息时, 爱因斯坦也总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便了。他活跃而 朴实,常挽着学生的手,想用最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讨论未弄清楚的问题。”坦奈谈 起每周一次晚间的物理学讨论课。课后,爱因斯坦问道:“谁陪我上‘塔拉斯’咖 啡馆?”在那里他们继续讨论,经常从物理学问题和数学问题转向各种不同的科学 问题和生活问题。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的“警察时间”,咖啡 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就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 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出去给他们煮咖啡。当咖啡煮好后,错误还没找 出来, 爱因斯坦指着错误说:错误是纯数学上的, 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就此, 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了自己对数学方法和物理真理的见解。 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对科学来说两个朋友 的最重要的谈话是在后来才进行的,但在1909-1911年间,爱因斯坦已感 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爱因斯坦还遇见了 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他们的 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 在性深感奇怪,他也象马赫一样,是相对论的反对者。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 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 爱因斯坦写道,他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 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 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 明形式逻辑的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就可以理解这些判断,他是 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的和经常的智 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历史学家、医生交谈。看来,这 一爱好是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特点有关的,他从具体的物理学计算上升到存在的 根本问题,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最终达到了最具体的结论。许多人以为,这样攀登 顶峰是离开科学进入一般哲学概念领域,甚至像能斯特这样活跃而开朗的思想家也 说过,爱因斯坦的布朗运动论比相对论更高,因为后者已不是物理理论,而属于哲 学概括的范围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前原子的”论断。 科学思想和兴趣使爱因斯坦有时能在不懂科学特别是不懂物理的人中间找到交 谈者。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般见解,对这些人来说,因为未被传统概念的“显然性” 信念、职业习惯磨平而易于接受。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同历史学家施特恩很友好,还在大学生年代他就常到施特 恩那里去。后来,在施特恩80诞辰,他关于爱因斯坦曾写道:“……我大概不知 道还有第二个人能在生活、见解和价值观念急剧动荡的时代保持这样不可思议的坚 定不移。”闻名世界的汽轮机制造专家奥列尔·斯托多拉和爱因斯坦很接近。爱因 斯坦写于1929年的斯托多拉评述,不仅对著名的热工专家来说有意思,它还揭 示了爱因斯坦本人的特点。他在这篇评述中说:“如果斯托多拉出生在文艺复兴时 代,那他会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或雕塑家,因为他个人的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在上一个世纪,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大多转向了艺术。正是在艺术这个领 域里,时代的创造力迸发出来;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渴求在这里找到了外行人想象不 出的实现的途径。斯托多拉的饱满激情在多年的任教过程中没有冷却,而是转到学 生身上了。 只要一提起老师,学生们眼睛都会闪烁发光。斯托多拉另一个有力的方面是对 科学思维的不倦的热爱和少见的明晰。本文作者,作为初出茅庐的教员,在苏黎世 大学讲授理论物理学课程的时候,一个奇特的形象出现在听讲者中,令他又惊又喜, 这就是斯托多拉,他部分地出于兴趣,部分地是为自己的创造任务而研究理论物理 学……在这样伟大人物面前的胆怯感,在他那充满慈祥诚恳的话语的影响下,很快 就消失了。 他的谦虚令人佩服,他的心地善良和温柔与他的智慧和敏捷形成了奇异的对照。 动物的痛苦,特别是如果这种痛苦是由于人们愚蠢的残忍所造成的,会深深地触动 他。他关心现代的社会问题,这个人像所有独立的人一样,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统治着人们相互间的恐惧,人们在世界性事件的无法逃避的悲剧面前的无能为力感, 总是使他痛苦莫名。许多人的成功和爱并没有减少他那病态的敏感,所以他是孤独 的。对音乐的爱好以及对他两个女儿的眷恋弥补了这一点,可是,他已经失掉了其 中之一——海伦,在他深深的悲痛中表现了这个奇迹般的精神的完美。”这幅肖像 似乎是爱因斯坦的自我刻画。一个从不考虑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绘精神的天赋方面 和他相近的特点时,塑造出自己的画像。 爱因斯坦的家庭又添了一个儿子,爱德华生于1910年6月, 他的脸盘和又 大又亮的眼睛酷似父亲, 后来他的音乐才能也像父亲。 1910年底,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布拉格大学,理论物理学编内教 授职位出缺。在上世纪90年代,按照奥地利政府的命令把大学分成了两个: 德国大学和捷克大学。德国大学备受优宠。这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斯拉夫 国家日耳曼化的一个环节。 德国大学的首任校长是恩斯特·马赫。当马赫离开大学时,牢固树立起来的马 赫的思想影响保留下来了,并得到他的拥护者和领导学校的学生们的支持。 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是安东·朗帕, 他是捷克人, 但却是日耳曼化的狂热 追随者。朗帕是德国一个富豪家的扫院人的儿子,所以他能把自己的贫困和无权跟 主人们的地位相对照。他决心使自己从砧子(人下人)变为锤子(人上人),他毕 业于德国中学, 随后又在德国大学毕业并爬上了大学的领导岗位,于是便不遗余 力推行德国文化,并废止一切捷克的东西。在布拉格的人们传说,他买了明信片又 气急败坏地退掉,因为上面同时印着捷文和德文,他要求卖给他只印德文的明信片, 如果遭到拒绝,他就大声呵斥。 1910年,朗帕和德国大学的其他领导人打算邀请一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人 当教授给学校增光。也许,爱因斯坦的名字给了朗帕深刻的印象。正如已经说过的, 他和看出相对论的反实证论锋芒的马赫本人不同,马赫的某些学生认为,对牛顿世 界观的批判将引导爱因斯坦走向对整个科学理论的怀疑。总而言之,朗帕邀请了爱 因斯坦参加竞选,并征求了许多大物理学家对这位苏黎世候选人的意见。他从普朗 克处得到的答复是:“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被判明是正确的—— 这是我所期望的, 那末他应该被看作是20世纪的哥白尼。”和在苏黎世一样,爱因斯坦又是第二候 选人,又是他的竞争者弃权,从而有利于爱因斯坦。只不过弃权的原因同支配阿德 勒的动机相反。 第一候选人是古斯塔夫·姚曼,他是布尔诺王学院的物理学教授、马赫的狂热 信徒,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维也纳的官僚们由于他是地道的奥地利人,布拉格的 教授们由于他是公认的马赫主义者,都乐意推选他。一个意外的情况妨碍了他,在 候选人名单上,爱因斯坦的名字占了首位,这件事大大触怒了姚曼,他宣称,在把 偶然的声望当成真正功勋的大学里他没事可做,并断然拒绝向他提供的职位。 职务授给了爱因斯坦。他接受聘请颇有踌躇,米列娃对再次抛弃她所熟悉了的 环境,孤单单地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到非常痛苦。而且,爱因斯坦也不想离开 苏黎世。但是,编内教授的职务可以给予他更多的独立性。爱因斯坦终于同意了, 并从1911年秋季开始在布拉格任教。 在奥匈帝国,在任公职时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 约瑟夫皇帝坚持不许 任何一个没加入正式教会的人担任公职,甚至对无神论者按惯例也要根据他的民族 指定一种信仰,爱因斯坦也不例外。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定居下来了。他见过意大利城市、慕尼黑,对瑞士城市的面 貌感到亲切。布拉格和它们迥然不同。头一次沿布拉格街道散步,头一次从布拉格 众多的山丘上面俯瞰城市全景,这使他爱上了这座城市。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走来走去,并顺便进行礼节规定的拜访。这些拜访差不多要 进行40次。爱因斯坦和同事们、他们的配偶和家庭成员诚挚地结识,但拜访渐渐 变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选择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对 他有吸引力的同事, 先行拜访。建筑美学的标准同职务等级并不一致, 于是,爱因 斯坦被怀疑藐视职务等级;在大学中大力推行官阶制的年代里,这种怀疑是很严重 的问题。 爱因斯坦终于停止了礼节性拜访,因此还是没有完成必须履行的规定。不过, 他继续游逛布拉格。这座有古老房舍、市政厅、教堂和钟楼以及葱绿的公园城市使 他着迷。他沿着把城市分成两半的伏尔塔瓦河畔走下去,在远处对着那永葆清新的、 出乎预料的景色感到欣喜:在他面前展现出饰有15世纪雕塑的横跨伏尔塔瓦河的 查理大桥。他顺着这座桥走到对岸,欣赏“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尔塔瓦 河上的水上宫。然后,爱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这里,迎接他的是各种各样形式 和谐的建筑,其中凝结着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劳动成果。这种和谐之所以如此自然, 因为它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创造出来的,并且似乎象征着某种理性的东西,即通过矛 盾的混乱状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某种理性。爱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12世纪建 造的圣乔治的罗马教堂,然后顺路从圣维特大教堂的拱门下穿过。大教堂的合理形 式与其说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体现,不如说是14世纪力学的体现。 然后,爱因斯坦下山,走过黄金小巷——中世纪布拉格的手工业区时,看见了保 存下来的当时人们的住宅和环境,这里积累了人们的经验知识,准备了文艺复兴、 新的世界图象,归根到底还准备了唯理论的”古典理想”的光辉飞跃。布拉格唤起 了关于“古典理想”预言家们的回忆。在15世纪初建成的坦其尔基教堂里,有第 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过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在这里,他给 开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观察的记录。爱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块路上漫步,在这里曾经 完成了为古典宇宙图象奠定基础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叫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 在思想和发明史中探寻祖国杰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弗朗克指出,布罗德研究第谷· 布拉和开普勒的形象时,感到了爱因斯坦和开普勒性格的一致性。他写过短篇小说 《第谷·布拉的赎罪》,很难说其中开普勒的形象有几分可信, 但大家一目了然 的是,布罗德赋予开普勒以爱因斯坦的特点,在那时布罗德内心深受爱因斯坦的感 染。能斯特读了这篇小说后对爱因斯坦说:“开普勒就是您呵!”布罗德小说中的 开普勒对生活享受、世俗娱乐不感兴趣,而在探索科学真理中吸取欢乐。他不同意 主张使天文学体系同宗教教义调和起来。无论天文学家假说怎么样,应当考虑的是 这种假说本身,而不是皇帝的仁慈。开普勒的形象之所以与爱因斯坦相近,不仅在 于这类插话,并且也在于布拉格天文学家的创作中渗透着宇宙和谐感。 按照“思想的肌肉系统”这个力学— 数学的肌肉系统,很难找出一个与开普 勒同等级的思想家。他找出了太阳系现存结构的原因,而胜过同辈人中所有的思想 家。开普勒定律是砌入近代科学基础内的第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就是在今后重建 基础的时候它也将是不可动摇的。牛顿力学的崇山峻岭就建立在它的上面。 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对人类精神生活起过像伽利略那样的改造作用,这不仅因 为伽利略的惯性概念是开启新科学的一把钥匙,也不是由于伽利略消除了开普勒对 “天球音乐”的神秘幻想,使他的思想具有统一性、彻底性和明晰性。开普勒的科 学禀性把他拽向孤独的运算。诚然,在运算中潜在地包含着全部精神上的和物质上 的震荡,它们是由单一的世界力学图象的建立、唯理论的批判以及由此得出的一切 引起的。 而社会风暴暂时还禁闭在潘多拉匣子中,自然界的新观点原来就是这个潘多拉 匣子,开普勒不是一个社会斗士,开普勒定律不是社会斗争的一面旗帜。 伽利略不仅是透彻清晰的世界图象的制作者,而且还是为使它获得承认而战的 斗士,他不仅要认识世界的真理,而且还要到处宣扬这个真理。 《第谷·布拉的赎罪》问世后三十多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小说《囚禁中 的伽利略》, 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1947年7月,他收到了回信,除讲别 的事外,还讲到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反对经典教条而斗争的观点:“至于说伽利略, 我想象中的他却是另外一个样。勿庸置疑,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热烈地追求真 理。但是,很难相信,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认为真理与浅薄者的思想重新统一是有 意义的。难道这个任务对他来说有那么重要,以致值得为之献出自己的余生吗…… ?他没有特别的必要到罗马去同神父们及其他政客交锋。这幅图画不符合我对年迈的 伽利略的内在独立性的想象。不能设想,譬如我会采取某种类似的行动去捍卫相对 论,我会想:真理比我强大得无法比拟,而跨上罗希南特、手持长矛去捍卫真理, 我觉得那似乎是可笑的堂·吉诃德行为……”开普勒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比伽利 略的慷慨激昂的社会热情,对爱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爱因斯坦对开普勒的思想和个性的阐述贯穿着精神风格的深切的一致感。爱因 斯坦读过开普勒的书信,它们对他产生的印象并不小于表述天体运动定律的经典著 作。 爱因斯坦说:“在开普勒的书信中,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全心全意寻求自 然现象本质的人,一个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崇高目标的人。”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象,外界 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 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 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爱因斯坦关于开普勒写道:“无论是贫困,还是同时代 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到,他不得不和信徒们打交道。 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 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 题的信念, 同时, 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 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能引起有学识的读者欢乐。开普勒 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 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 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 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和人类生活现 象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 意识到,逻辑— 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 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 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 的书信中反映出了这种内心的斗争。”开普勒退出为新科学思想进行社会斗争的阵 地,爱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也看到,开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对存在和 谐的纯因果理解还存在内心的障碍。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思想论争上的积极性始终 有些格格不久,但他懂得他的意义。对爱因斯坦本人来说,其特点不只是像开普勒 那样地沉浸于内心世界,像开普勒那样不妥协,而且也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样,内 心完全的自由,摆脱了对宇宙和谐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碍。 爱因斯坦的感情和思想,对爱因斯坦的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论 及玻尔所说的“最高音乐神韵”。宇宙的和谐感、和谐的社会理想、城市建筑形式 的和谐印象……当然,还有直接意义上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在这方面,布拉格 对爱因斯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泉源。天主教堂的风琴声、新教教堂的圣歌、犹 太旋律的忧郁曲调、胡斯颂歌的雄浑音响——这一切和民歌、和捷克的、俄罗斯的、 德国的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了。 在平庸的毫无个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爱因斯坦和其中 几位很接近。一种与爱因斯坦在科学和智力交往方面要求相适应的环境形成了,它 也符合他的音乐爱好。 爱因斯坦和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很友好。皮克从青年时代留下来的对物理学 问题的兴趣,使他和爱因斯坦接近。这位年满50的教授和朗帕一样是马赫的继承 人,他使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哲学争论上的孜孜不倦的对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 爱因斯坦克服了和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有关的特殊困难,并且他对同皮克讨论数 学问题非常感兴趣,进而促使爱因斯坦读意大利数学家里齐和勒维一契维塔的著作, 它们充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武库。皮克会拉小提琴,他介绍爱因斯坦和别的音乐爱 好者结识,于是他们几乎天天举行音乐聚会。 后来,在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期间,皮克在集中营里被折磨而死。 爱因斯坦还经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专家莫里茨·温德尔尼茨家。他们专业的 不同并未妨碍他们对一般的、特别是文学课题的热烈讨论。温德尔尼茨的5个快活 的孩子也很招爱因斯坦喜欢,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小提琴带 去,温德尔尼茨的堂妹给他伴奏, 她是一位音乐教师、严谨的演奏者, 爱因斯坦称 她为严厉的中士。 谦逊、善良、随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朋友。但是, 说来也怪,正是这些品性也给他带来了敌人。谦逊常常变成了对教授称号态度不恭, 冒犯了大学内外的学究集团,爱因斯坦的简朴穿着仿佛是对学院式尊严的反抗。弗 朗克讲过一件有关爱因斯坦大学礼服的轶事。这种礼服是每个教授接受国王召见所 必备的。这套镶金边的制服和带羽毛的三角帽转给了在布拉格接替爱因斯坦的弗朗 克;后来这套制服曾打扮过一位要人,最要紧的是使一个逃离俄罗斯的哥萨克将军 度过了布拉格的严冬,因为他那副冻得半死的模样引起了弗朗克妻子的怜悯。以后, 爱因斯坦的佩剑和三角帽在纳粹分子占领的年代被当众焚毁以前,作为宝贵的纪念 品一直保存在大学的博物馆里。 爱因斯坦的善良和随和惹得许多人生气。因为这些善良和随和是面对各个社会 阶层的。在大学里,人们不能原谅爱因斯坦,因为他竟用同样诚恳的态度跟同事们 和大学的仆役们谈话。此外,还有爱因斯坦的幽默给他带来了最多的敌人,第一、 它并非总是善意的;第二、越出千篇一律的教授们的俏皮话范围开玩笑,在那些滑 稽可笑、装腔作势和妄自尊大的人心目中,就大有问题了。 1911年,爱因斯坦从布拉格赴布鲁塞尔出席索尔维会议。索尔维是一位极 平常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工程师,他决定邀集世界上最卓越的物理学家 们聚会报告自己的物理学思想。他以大型化学企业主和热心科学者的身份,认识了 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瓦特·能斯特。他们的想法是,把领头的物理学家们邀集到 布鲁塞尔,请他们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换科学成果和批判地了解引起争论的原理。 能斯特写请柬,而索尔维为此事提供经费:支付每个与会者的旅费,并且还发给每 人1000法郎作为在布鲁塞尔期间的生活费。 出席1911年索尔维会议的科学家范围不大。 其中有:英国的卢瑟福,法国的玛丽·居里、彭加勒、佩兰和朗之万,德国的 普朗克和能斯特,荷兰的洛仑兹,奥匈的爱因斯坦和哈泽诺尔。索尔维的欢迎致辞 和他自己的理论报告没占多少时间。索尔维对未能成为一个天才心安理得,他决定 往后还要邀集类似的会议;一时索尔维会议成了物理学家们最重要的定期国际聚会。 在1911年索尔维会议上,对相对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爱因斯坦在给苏黎 世的朋友亨利希·赞格尔博士的信中说,相对论的本质未被理解。照爱因斯坦的看 法,特别是彭加勒,尽管其理论构思巧妙,但对物理学方面的形势理解太差。 然而,会议毕竟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 在给赞格尔的信中,他用特殊的热情描写过洛仑兹: “……他是一个才智和机智的奇迹,一件真正动人的艺术杰作!我认为,所有 在座的理论家中,洛仑兹是最有才智的……”后来,在1928年洛仑兹逝世时, 爱因斯坦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说,里边重复了同样的说法:“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 得如此细致周密,就象创造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一样。他总是那么善良、宽宏大量 和具有正义感,同时又善于深刻而直觉地理解人和环境,这使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 成为领导者,大家都乐于追随他,因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们,而是为他们服 务。他的形象和著作将为许多代人的幸福和教育服务。”洛仑兹不仅以兴趣相投和 爱因斯坦亲近,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超个人的”是最个人的。对在分析 科学发展中所获得的成绩充满了感情。一个人,对他来说科学在如此程度上成了对 待生活态度的基础,的确是一个“才智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富 有感情色彩的,但是假如有人问爱因斯坦: 科学中的变革会不会引起他对自己生和死的念头,大概他会回答说,这样的念 头决不会出现。对某些类似的问题, 他大致就是这样回答的。在爱因斯坦,“超个 人的东西”不仅充满了他的意识,而且使他的思想提到这样的高度,那里个人的生 和死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索尔维会议后过了一年,爱因斯坦辞别布拉格重返苏黎世。1912年,请他 主持苏黎世工大的理论物理学讲座。工大属于联邦机构,但在科学水平上不如受州 管辖的苏黎世大学。瑞士联邦政府早就可以作到使工大成为欧洲最好的高等学府之 一,特别是可以使物理— 数学学科的讲课达到一个高水平,至少也不低于大学的 水平。物质上的独立自主、独立的讲座、对苏黎世留下的回忆,也许,这些动因对 爱因斯坦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对米列娃却是决定性的,她早就急于返回瑞 士了。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时,忘记了向维也纳写申请书,而且离境手续也未办妥, 此事曾使教育部某些官员非常不安。许多年之后, 爱因斯坦得悉他们的忧虑, 就赶 紧补办了一切应该履行的手续。 在苏黎世, 不仅工大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爱因斯坦, 老朋友们,特别是格罗斯曼 也等待他。爱因斯坦也想和老朋友会晤,他现在又要向格罗斯曼求援了。爱因斯坦 和格罗斯曼回忆起,12年前格罗斯曼是怎样使自己的朋友不必去听数学课的。今 天,这个体系已经结出惊动爱因斯坦的硕果。他现在知道了,在数学的各种不同的 分支中,他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涉及线和面的弯曲问题,皮克在布拉格对爱因 斯坦指出过某些几何概念,它们能帮助他进一步推广运用线和面在三维空间和四维 空时,除了几何思维的深刻和明晰外,除了揭示选择数学方法的一定的物理课题之 外,为此还需要广泛的和系统的数学上的准备。 格罗斯曼同爱因斯坦进行过多次长谈,把他领进了数学方法的园地,这些方法 有助于他解决新的物理学课题。后来,爱因斯坦已能独自钻进问题的数学细节中了。 像在大学生年代一样,关于物理学和数学意义的争论穿插在工作中了。他们俩理解 到,在物理学中运用这样一些数学分支的时期已经到来了,这些数学分支是从适应 和论证“工作”需要中产生的。现在,任何一个乍看起来是最疏远的数学部门,都 可能成为需要,而局限于在物理学中已经获得应用的领域,就意味着在制订新的物 理理论时依然手无寸铁。 同格罗斯曼的谈话反映出在数学和物理学相互关系方面的重大转变。爱因斯坦 在数学的进化中区分了把数学看作半经验科学的时期,以及下一个时期,那时数学 具有不依赖于物理学的性质,从而引起了数学原理的起源是先验的或约定的误解。 第三个时期来了,数学不是重新回到原始的经验观念,而是当实验可能解决有关数 学构造的实际问题时,揭示出自己与物理实验的联系。稍后说到的广义相对论,其 中这些说法将获得比较具体的形式,因为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中的过程将 要作为空间和时间的几何特性的变化而加以考察。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格罗斯曼 的交谈中谈及的正是这些问题。 在苏黎世工大, 1912-1913年冬季学期, 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 析力学、热力学,1913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动力学理论,1913 -1914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 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1912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 授讲道:“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 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 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 1913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 在仿佛看见在许多物理学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山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就在我面 前, 并听到埃伦费斯特欢快的声音:‘我懂了’。”他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 持续了20年,直到1933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 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富有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 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许是欧洲物 理学家中最亲密的朋友。 1913年秋,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前往维也纳出席自然科学家会议。他在这个 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通俗的报告,理论还未完成,但爱因斯坦讲 了总的设想。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是把这一理论作为新的引力论讲的。他把引力理论跟电的理 论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在18世纪,人们关于电只知道存在电荷,它们相互 吸引或排斥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学领域,实质上,人们还只知道某 种与此相似的东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仅此而已。但是,电的学说在一个半 世纪内已经得出了电磁场概念,在引力学中得出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也到了。 这要把引力作为空间的某种特性来考察。在这些年中,爱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 看作是空间的特殊几何属性的观念……可是,不应该不依顺序地往前赶,宣称爱因 斯坦现在就已经把空间的几何属性和引力等同起来了。 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爱因斯坦会晤了居住在维也纳郊外的马赫,马赫75岁了, 瘫痪在床。爱因斯坦看到的是一个位须发蓬乱、面容慈祥、表情有点复杂的老头。 弗朗克在描述这次会见时指出,马赫活像一个来自斯拉夫国度的老农夫。 爱因斯坦在1955年同科恩的谈话中,追忆过和马赫谈话的内容。看来,主 要是对分子和原子的存在进行过争论。 在阐明广义相对论的年代,爱因斯坦付出了艰巨紧张的智力劳动!所有见过爱 因斯坦的人都对他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思维劳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同时,爱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爱因斯坦和米列娃越来越 疏远了。 爱因斯坦将被委任为威廉皇家研究所所长并将把他选进普鲁士科学院。他还将 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并担任由他本人确定的少量课程。要是爱因斯坦愿意,他可 以参加别的大学和团体的工作,不给他增加任何义务,他可以从事任何问题的研究。 爱因斯坦懂得,同意这一建议将使他可以立刻全神贯注推广相对论的思考。此 外,在柏林要有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在同能斯特和普朗克的谈话中,他 也听到这一理由。在谈及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提到,按照朗之万的看法,在世界上 总共只有12个人懂得这一理论。能斯特答道:在这12人中有8人在柏林。不过, 爱因斯坦还在犹豫。他不愿离弃苏黎世和平宽容的环境,也不愿去同柏林的军事、 傲慢和伪善的环境打交道。尽管在与世隔绝的学院圈子中,不得不同这种环境打交 道,这一点爱因斯坦很明白。 谈判以爱因斯坦的同意结束了,但不是最后同意。 爱因斯坦要求考虑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特有的常玩的游戏是:能斯特和普朗克 必须再来苏黎世一趟;要是爱因斯坦手执一束红花在车站迎接他们,就表示他同意 到柏林去,要是白花就表示拒绝。 而当能斯特和普朗克再次踏上苏黎世车站月台时,爱因斯坦去了柏林,彻底离 开了家庭。 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会讨 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里,一直举行这种讨论会。参加讨论的,除爱因斯 坦外, 还有物理学家们, 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 除能斯特和普朗克外,劳厄也在这儿,他于1912年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发 现了伦琴射线的衍射。劳厄还写了许多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系统深入地阐 述相对论的著作。出席过讨论会的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赫芝、弗朗克,后来还有薛定 谔。在阐述1924— 1926年间创立的电子力学原理时,人们很快会遇见薛 定谔的名字。有一段时间,丽萨·迈特纳出席过讨论会。她的名字轰动一时是在3 0年代末由于发现了铀的裂变。 所有参加讨论会的人都对讨论会留下了明快的回忆,而这些回忆中最突出的是 爱因斯坦的形象。问题不仅在于他在讨论会上说出了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无拘 无束和诚挚亲切的作风、给讨论会定下了基调。 但是,新院士几乎没有出席过官方会议,其中包括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正是 在谈到这些会议时,他的幽默失去了平常的温和,他说,当讨论专业的和具体的问 题时,出席会议的同事们在打瞌睡,却还要保持道貌岸然的神态;然而,在解决与 科学无关的问题时,却给了学者们兴高采烈发言的借口,讨论会上突然兴趣盎然。 教授的繁文缛节也使爱因斯坦生气。1914年5月,他写信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说 :“出乎意料, 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 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 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起初,爱因斯坦在柏林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他得到 的全是新朋友,暂时还未发现敌人。他的意识被加速运动的相对性问题、引力问题、 空间几何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吸引住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 些问题。弗朗克回忆起,他来到柏林之后,有一回约爱因斯坦一起去参观波茨坦天 文台,他们说好在一座桥上会面。弗朗克有许多事情缠身,担心不能准时到,爱因 斯坦说:“没关系,我在桥上等一会好了。”“不过这要耽误您的时间了。” “一点也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难道我在考虑自己的问题会比家 里少吗?”弗朗克接着说,他的思想就象江河,任何岔开的谈话就象一条浩荡的大 河中的一块小石头,是不会妨碍其畅流的。因此,不断地和有非常坚定目标的思维 活动并不影响爱因斯坦表现出纯朴的平易近人。 有时,这种平易近人却使他碰到预料不到的钉子。 有一次,爱因斯坦得悉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 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履行礼仪在这里可以同有趣的谈话结合起来,于是爱因 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接待他的女仆说,枢密顾问先生出门了,又问有什么事 需要转告的。“没关系,我上午再来,现在我到公园一会儿”。 两小时后他又 来了,面带窘色的女仆传话说,枢密顾问早饭后躺下休息了,因为爱因斯坦没预先 通知他要来拜访。“那么,好吧,我呆会儿来。”第二次散步后,爱因斯坦在四点 钟前返回来了。这次枢密顾问在家,爱因斯坦对女仆说:“您瞧,耐心和坚定最后 总会得到补偿。”爱因斯坦的拜访使施图姆普夫夫妇感到非常荣幸,他们准备进行 一次体面的谈话。但爱因斯坦却马上谈论空间概念。可怜施图姆普夫缺乏物理学和 数学修养, 等于一无所知, 在谈话中一句也插不上嘴。 过了40分钟,爱因斯坦才发现,他在同自己本人交谈,而且访问已超过原定 的时间,他赶紧就告退了。 当然,这类事情扰乱不了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专业上相近的人们中,他也碰 到过扫兴和不被理解的情况。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好象为完成侵略使命而被创造出来 的人们,爱因斯坦记得慕尼黑的那些帝国忠臣们。现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害 怕那些”既不可理喻又不容怀疑的冷漠无情的短发汉”,驱使“冷漠无情的短发汉” 走上前线的事件临近了。爱因斯坦赴柏林半年后,战争爆发了。 爱因斯坦在《MeinWeltbild》( 我的世界观) 中写下了自己对战争和军国主义 的态度。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伴随着音乐在队列中操练步伐,这已使我对他鄙视了 ;他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对他来说单单一根脊椎就完全足够了。 文明的这种耻辱,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 暴行和讨厌的爱国主义,多么使我深恶痛绝呵!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和丑恶 ;我宁愿被千刀万剐, 也不愿参加这种可耻的勾当!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人类想得这样好,我深信:要是人民的感情,没有被那些 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就该绝迹了。”1914年7月,柏 林的街道被操练步伐的队列所充塞,而人行道上挤满了皇帝和军队的狂热崇拜者。 爱因斯坦不久得悉,沙文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泛滥起来了。8月,他给埃仑费斯 特写信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 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 悯与厌恶所笼罩。”9月初,他给埃仑费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满了对战争的愤怒和日 益增长的厌恶的信:“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 ‘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 物品种。”同时,他写给洛仑兹一封信,支持交战国学者们之间的接触,信的最后 几行是:“要是接触被阻挠,这将意味着:驱使人们互相仇恨的愚蠢的伪善对人们 来说是必要的;从前是宗教,现在是国家。”从战争一开始,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们 被迫转入了地下。爱因斯坦感觉做了一场使人痛心的恶梦。在他周围的学院圈子中, 突然暴露出野蛮的沙文主义特点。 不久前他觉得似乎是酷爱和平和真诚景仰世界文化的庸人们,现在竟陶醉于军 乐声和消灭俄国、法国、英国的叫喊声中,兴致盎然地彼此传播成千上万人死亡的 新闻。在他们的书桌上,有关日耳曼历史使命拙劣、凶狠的论文和小册子排挤和替 代了莱辛和席勒。奥斯特瓦尔德说,使欧洲从属于霍亨索伦帝国是世界历史最伟大 的任务,并在德国学者们炮制的浸透了丑恶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宣言书上签了名。其 他的学者们惊慌失措,随声附和关于德国“合理要求”的议论。爱因斯坦再也不能 像从前那样自由亲切地和同事们交往了。 在他周围,除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外,没有一个对自由对国际团结忠实的志同道 合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团体和活动还没有直接地被爱因斯坦了解,但他很 快找到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志同道合者,以及聚集在罗兰周围的学者和作家。 1915年3月,爱因斯坦给罗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要听从罗兰建立 的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的指挥。他写道,在欧洲,三个世纪紧张的文化工 作之后,宗教的疯狂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疯狂。爱因斯坦说,许多学者所持的态度就 像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学者们的理性被野兽的本能代替,这对唯理论的信徒来说, 真是欧洲知识界的一场悲惨的灾难。 1915年秋, 爱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们, 便脱身到了瑞士。他在苏黎 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会晤使爱因斯 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的 印象。爱因斯坦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 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 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 高 高的前额,嘴很小, 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 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 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国的 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 这样地位的人都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 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 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 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 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 他是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德国朋 友们。他回答说, 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提出一连串有逻辑 联系的问题使交谈有思想上的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 坦补充说。”后来在1926年,当罗曼·罗兰60寿辰时,爱因斯坦就1915 年的会晤写道:“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 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 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 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 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 您从来不满足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 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 了他们,也支配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乱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 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 薄粗鲁情绪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兄弟友爱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 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疯病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 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 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 您是伟大的精神的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 蛮情绪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 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在店铺里发扬得更好。”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 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具有免 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 国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来, 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爱因斯坦在1915年观察和体验到的情况深深铭刻在他的心 灵里,这些情况是:有教养者的道德上的残暴,对“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的人” 的希望,科学家的立场、理智不能阻止怯懦、种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的狂热等。 在爱因斯坦周围的科学家中,狂热的沙文主义腐朽的影响愈来愈暴露。爱因斯 坦读到过一批德国物理学家写的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 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泛日耳曼主义泛滥促使 爱因斯坦去寻找那些还保持理性和良知的团体。他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 爱因斯坦,鲁道夫那时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是爱因斯坦自幼就熟悉的, 她和丈夫离婚之后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柏林住在父亲家。她是一位招人喜爱的年轻的 妇人,举止温柔,非常幽默,有许多与爱因斯坦相同的特点和爱好。稍后,191 9年,爱因斯坦离婚后,就和艾尔莎结了婚。 1917年来到了。秋天,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许多学者面前提出了一些他们从 来未对自己提出过的问题:他们同谁在一起,他们怎样对待新的社会制度,他们怎 样设想人类的未来? 欧洲知识界正发生政治分化,一切都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在历史关头要有明确 的立场。接受还是不接受十月革命,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在十月革 命中看出了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开端。关于列宁,爱因斯坦说过: “像他这样类型的人,是人类良知的保持者和革新者。”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