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原子弹悲剧 从人类文明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生产的动力基础是原子的重组过程,燃烧 的化学反应,它所释放的能量与物体的内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把相对论运用到原子核物理学上的实验研究表明,原子核的质量小于所有组成 这个核的粒子的质量的总和。同核子质量之和相比核的质量的这种亏损,在原子物 理学中根据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关系式得到了解释:在各种不同的核内,粒子就像 以各种不同的致密性被装进去似的;为了把粒子和其余的粒子分开,需要不同的能 量。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过渡的时候,核内的粒子的结合就发 生变化。根据爱因斯坦关系式,质量的不同和能量的不同是一致的;核的质量或多 或少都小于构成核的粒子质量总和的精确值。 一种核转变成另一种核的重核分裂或轻核结合为较重的核而引起装填“致密性” 的变化。在这类反应中得到的核的质量可能小于原来的核质量。质量的这种减少与 能量的释放相对应;释放出来的能量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基于上述推测,在最重的核发生核反应时,同样地在最轻的核参与反应时,将 释放出能量。 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末端的最重的元素的核,比起中等元素的核,具有较小的 “致密性”。因此,当重核转变为中等核时,换句话说,当由大量质子和中子组成 的重核分裂为较小的核时,就释放出能量。相反,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最开端的一 些轻核,在聚合为稍大一些的核时,又会发生“致密性”的赚取。当氢核结合为氦 核时,大量的能被释放出来。 这样,在核物理学中运用相对论,便可以预见到两类反应:重核的分裂和轻核 的聚合。这些反应都析出能量;这些反应后生成的核,其质量小于原来的核的质量。 在这些反应中应析出巨额能量,它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从一克实物将 获得经实物燃烧时多数十万倍的能量。 在30年代末,发现了铀核的裂变反应。这些重核当它们被中子轰击时,每个 核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中等元素的核,这时,析出的能量应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 速的平方。 不久又弄明白,铀核裂变时会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又可以引起邻近的核的裂变。 于是这一过程还具有链式反应的性质,并且,裂变一旦开始,就会蔓延到裂变由以 开始的铀的全部质量。 正当政治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之际,原子时代的曙光冉冉升起。希特勒德国迅速 增强了自己的战争潜力。 爱因斯坦比任何时候都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物理研究成果将落到谁的手里? 他预见到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英费尔德说,爱因斯坦十分理解西班牙事件——侵 犯共和国的意义,认为它是法西斯全面侵略的一次演习。他盼望胜利地击退侵犯。 “我还记得,当我告诉他,白天出版的报纸报道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们打了大 胜仗的时候,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兴奋地说,这消息像天使的歌声。这种兴奋我 在他身上是很少看到的。”没过两年,战争终于爆发了。1939年夏,爱因斯坦 面临一个按其重要性和尖锐性都是无可比拟的问题。 1939年7月,两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和西拉德前往长岛海边。爱因斯坦正在 那儿避暑。罗伯特·容克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中,用维格纳和西拉德的话 记述了此行的经过。 他们长时间徒劳地寻找爱因斯坦租用的别墅。最后,西拉德感叹地说:“我们 还是放下这个念头回家去吧!莫非是命该如此?我们想通过爱因斯坦把这件事转达 给政府,也许这样做是大错而特错。既然政府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利益,那它无 论如何也是不会放过的……”“但是,这样作是我们的责任”,维格纳打断他说 “我们应该在预防这个可怕灾难的事情上,做出我们的贡献。”前去寻找爱因斯坦 的物理学家想要防止的“可怕灾难”,就是在纳粹德国制成铀弹。从德国传来的消 息,使西拉德和其他几个物理学家想到了希特勒军队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为了预 告这种危险性,并使美国政府警觉,他们敲遍了长岛所有的大门!可是,西拉德当 时缺少关系,领导阶层不熟悉他的名字,他们也还没有把“核的结合能”、“核裂 变”等等概念同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西拉德决定求助于爱因斯坦向比利时王太后伊 丽莎白呼吁。比利时当时贮存有铀,西拉德希望它不被德国所利用。他还有一个不 太明确的打算:通过爱因斯坦使美国政府注意到铀弹问题。看来西拉德感觉到这个 倡议责任太大了,他焦躁不安,认为各种偶然的和小小的障碍是命中注定的。在他 的记忆里深深地印下了这次决定命运之行的全部细节。 最后,街上一个7岁的小孩给他们指出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别墅。 西拉德说:“爱因斯坦并没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是当我刚一向他 提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能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强烈后果作出了评价, 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在通知比利时政府之前,还是应当把我们 的计划报告给美国国务院。于是把维格纳建议起草的给比利时政府的信,抄送美国 国务院一份,这样决定之后,我和维格纳就离开了爱因斯坦的别墅。”西拉德同自 己的一些熟人商量了一下,最后还会见了芬兰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 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呆在总统身边。萨克斯认清了关于铀裂变的情报的意义, 他们决定把爱因斯坦的信寄给罗斯福,并预先准备好信稿。爱因斯坦签署了这封信。 信是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说:“我从费米和西拉德的手稿里,知道了他们最 近的工作,使我预料到不久的将来铀元素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这一情况的某 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还应迅速采取行动。因此, 我 相信我有责任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最近四个月来,通过约里奥在法国的工 作以及费米和西拉德在美国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 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象镭一样的元素。 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件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做到。 “这种新现象也可用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 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且使之 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但是要在 空中运送这种炸弹,很可能会太重。 “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 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是在比利时属地刚果。 “鉴于这种情况,您会认为政府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建立 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您把这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得过的人, 他不妨以非官方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的任务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a)联系政府各部,经常告诉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政府行动的建议, 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 b)设法加速实验工作。目前实验工作是在大学实验室的预算限度之内进行的。 如果需要这项资金,可通过他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来做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或 者还可以由取得那些具有必要装备的工厂实验室合作来解决。 “我了解到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 它之所以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只要从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 参加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一事实,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个研究所目前正 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您的诚实的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干预行动结束了他对周围事物态 度的漫长演化过程。同时,这一行动是同原子时代开端的极为突出的特点相联系的。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库诺·费歇尔曾把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之一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 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自动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 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地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 数政治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1500封。他们之间不仅个人爱好 不同,而且对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提出的要求也不同,一般观念也不同,从中得出的 结论是:在一种场合下逃避日常生活纷扰,而在另一种场合下积极地干预生活。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 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 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 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和如 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 这不仅是在1939年,还差不多早在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 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 总 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情。现在,在 科学对人类事务可能引起祸患的干预面前,要他出来“剪彩”,而这是前所未有的。 诚然,任何人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 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在爱因斯坦面前,有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希特勒幽灵。另一方面,他对美 国统治集团也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如此强烈,因而早在1940年9月爱因斯坦就说过,自己给罗斯 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担心德国研制原子弹证明这封信是正 当的。 爱因斯坦的信经萨克斯之后呈交罗斯福,10月11日才呈上,因而不太及时, 并且对他没留下什么印象。说来也怪,对罗斯福发生作用的是萨克斯在翌日早餐时 讲的一个故事:拿破仑赶走了带着自己的轮船设计图的富尔顿,因此未能利用新的 动力机装配的船只入侵英国。萨克斯补充了一句:“如果当时拿破仑表现出更多的 想象力和耐心,19世纪历史发展可能会完全改观。”罗斯福听完这句话,写了一 张便条交给白宫摆早餐的侍从,他很快就拿来了一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酒, 并斟满了酒杯。罗斯福召见了自己的军事助手华特森将军,筹备制造原子弹的机器 就转动起来了。 它转动得不太快,于是第二年即1940年3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了第二 封信,其中再次谈到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 工商界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根据西拉德和其他第一批参加这些工作的人员回忆判断, 在上述圈子里理论思想得到的信任是极小的。招来完成计划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 的热情有助于此事。他们与事情的倡议者既分享对计算的信心,也分担了对纳粹炸 弹的恐惧。 纳粹德国的崩溃消除了这一恐惧。但出现了新的危险。 西拉德后来写道:“到了1945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 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于是,他又去 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 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1945年4 月12日, 罗斯福突然逝世, 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披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 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 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 灰暗的光线透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 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缄默。他那同平时 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 ‘然而是您揿了按纽’。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 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 视的树梢,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是的,我揿了按纽……’”“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 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1945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 个地球的原因。看来,瓦朗坦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并在上面引的那段话里说出了这种 印象。艾伦·杜卡斯有一次说过,“是的,我揿了按钮”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 的关于他个人对人类命运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 ——“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 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 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也不会产生。 他通晓托尔斯泰式的“绿色魔棍”的技巧;更确切些说,摆脱关于自己的种种想法 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世界的有机本质。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以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 不能同“我揿了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1945年及 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沉痛悲剧的原因。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 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 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 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 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 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讲过这类想法。现在说的是对 相对论基本结论之一的运用问题。 但是,爱因斯坦感觉到自己对上述运用的性质所负的责任,并不是由于他是相 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智慧 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使科学创作的悲剧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 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 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爱因斯 坦写道:“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象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 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爱因斯坦说过,原子能使一个老问 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量上增长了。他在1945年11月写道: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 地需要解决。”问题在于存在一种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 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 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 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 所负的道德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 记这些矛盾,不会走向对社会和道德冷淡、妥协的地步。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 为特别可怕的是,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千万年中 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 明的最大威胁。 爱因斯坦谈到抛弃逻辑、理性、唯理论,就注定有危险。 这里涉及的不是逻辑的必然进化,不是它的反常化,不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深 化”,不是唯理论的进化。这里说的是整个逻辑,不合逻辑的预言威胁着逻辑。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就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 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 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 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结论的利用,特别是当这些结论固定 在确定的处方中,并仿佛脱离了斯宾诺莎式的理智之爱的理性时,就可能用来为把 历史向后拽的非理性主义谋利。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威胁的斗争是反 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他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 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 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 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 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 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 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陷入了对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 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 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表现 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 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是合理的思维 的基础。对抗性制度的利益同真理是敌对的,而且对科学来说是外在于它的强制性 条件。 科学的军国主义和对外政策的侵略性方针,迫使爱因斯坦于1950年2月在 电视上对美国战后局势发表了如下评论: “我们在地球上一切可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建立了军事基地。武装和加强了 潜在的盟国。在国内,难以置信的财政力量集中于军人手里;青年正受着军事训练, 公民的忠诚,尤其是文职公务人员的忠诚,受着权力日益扩大的警察机构的严密监 视。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备受折磨。广播、报纸和学校支配着公众的意见。”爱因 斯坦的特点是统一了斯宾诺莎式的用”望远镜”看世界和莱布尼茨式的用“显微镜” 看世界的方法。在古典科学中,在孤寂的思考中理解存在的普遍规律性, 同与干预 世界事务不可分割的研究世界细节, 是一起进行、相得益彰的。它们同两个标准— —理论的内在的完备与外部的证实联系着,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地实现。在非 古典科学中,它们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