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震惊世界的政变
在出访莫斯科期间，西哈努克得知自己被发生在金边的政变推翻。四顾茫然之
际，他决定前往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这位亲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重新鼓舞了
亲王的斗志。为对抗新的敌人，旧日的敌手第一次握手，在新成立的王国民族团结
政府里，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成为军机大臣。
1970 年3 月18 日发生在金边的政变，改变了西哈努克的命运，也改变了波
尔布特的斗争目标和作战计划。
按照原订日程，西哈努克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应当访问北京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
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中国还会像以往一样对待他吗？
西哈努克曾被西方记者称为“红色亲王”或”粉红色亲王”，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1963 年柬埔寨同美国断绝经济和军事援助、两年后又断绝了外交关系之后，
美国人和整个西方世界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看上去颇为温
和的亲王，居然有同“自由世界”抗衡的勇气和胆量。西方记者们发表言论，说这
位红色亲王的行为“太轻率了，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更让西方惊讶的是，自此，西哈努克把国家中立政策的保障建筑在同社会主义
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点上。他动身前往南斯拉夫、北朝鲜、苏联、中国、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又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柬埔寨。令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的是：把消灭封建王朝当作己任的共产党领袖们，同这位出身皇
族的亲王打得火热，甚至引以为友。有人困惑他说：真不知这是亲王拥有的魅力还
是共产党人使用的计谋？
在同共产党国家的交往中，西哈努克对中国情有独钟。
自1956 年首次访问中国后，他又数次到过这个幅员辽阔的共产党国家。
1964 年，他在放弃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于9 月间到了北京。回国后，
他对议会作过一次让人印象很深的讲话。他说，中国人考虑了他的请求，决定给柬
埔寨大规模的无条件援助和道义支持。中国的大度和慷慨显得是那么自然和富于人
情味。
“我想把话说得直白一些，”西哈努克告诉议员们，“即使我们走上门去恳求，
人民中国也不会接受我们为她的仆从，她不会赞成这种不平等。我们高棉民族是幸
运的，而这种幸运确实是千载难逢。对别的国家，中国也许会一口把它吞掉。可是
对于我们，即便是我们苦苦恳求，她也不会这么做。
我打个比方：我国就像是一位对中国脉脉含情的少女，她眼里纯情的秋波使得
中国不忍心去碰她，不忍心破坏了她的贞操。”无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人们发现，
亲王对中国的感情与日俱增。后来的历史见证了这种感情，西哈努克成为中国人民
最为熟悉的一位外国元首。
如果说，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还曾想过利用苏联作为他所领
导的抵抗政府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话，那么，一个月之后，他已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因为失去了祖国而变得分外敏感的西哈努克
来说，民族自尊心与对他国家元首地位的尊重与否，成为他尤其关注的问题，否则，
他宁可退出政治漩涡，隐居流亡。
朗诺政变之后，虽然柯西金总理当面向他保证，苏联将给他以坚决支持，可是，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金边撤走自己的大使，以示对政变当局的抵制的时候，苏
联人却留了下来。他们还劝北朝鲜的外交官，不要轻率地撤离金边。苏联人的这种
暧昧态度使西哈努克生出极大的反感。
现在，有国难归的他将要在国外组成一个抵抗政府。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哪
里才是一个理想之处，来设立他的抵抗政府中心呢？
环顾茫茫世界，寻遍斑斓地图，他的目光最后只能落在他的可靠邻邦中国的版
图之上。
他征询他的同事、顾问和随员们的意见，得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回答：
这是世界上最适合的抵抗政府中心。
西哈努克对他的顾问们说：“这些天了，我一直在考虑抵抗政府的地点问题。
我认真把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作过比较，我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帝
国主义方面是从不留一点情面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中立政策。在给
我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从来不说：独立吗当然可以，
但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必须是‘左派的’中立。他们不光对我们，对整个
东南亚都是这样。我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
更没有训斥、警告，或者给以什么‘友好忠告’之类的东西。”西哈努克望着他身
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和秘书们，显得有些激动：“中国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
如果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先声明说
‘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
柬埔寨，我们的方法对你们不一定能适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坚持来北京
是正确的，而且，中国这几天的态度也表明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的，把范文同也专
程从河内请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支持我们下步的斗争方面，是可以
信赖的。”但是，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自1949 年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过流亡
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虽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朋友，但是，事关一个国家
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形象问题，中国是否会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一个这样的政
府呢？再一点，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斗争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胜利的，这就是说，
他的这个抵抗政府，将可能在北京活动好些年。这是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他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忧。这种担忧通
过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转达给了周恩来。
1970 年的周恩来，一面紧张地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
向，竭尽全力，挽中国这幢大厦于危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和老
资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风云的变幻。
当他从外交部同志那里得知，西哈努克决定将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而亲
王又担心中国会拒绝的消息时，将手中的铅笔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周恩来说，“不
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
礼遇方面，要做得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亲王
提出，想见见总理。”外交部的同志汇报。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周恩来回答，“不过，你们先告诉亲王
：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
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
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
顾虑。
“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
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
们要对他们表示感说。”中国的正式答复，把笼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
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成了整个抵抗政府如何开始运转的关键。解决了抵抗政府的所在
地，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指挥系统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现在起，什么政治避
难，什么退出政治，远避他乡，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向西哈努克报告：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亲王。西哈努克立
即起身，赶到门口迎接。
“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一见面，西哈努克便说道。
“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
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
只要是你们的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给以保障。”周恩来同亲王
握过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认识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
总理同大家问候寒暄，谈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陈毅元帅在1960 年访问柬埔寨时，
哥莎玛王后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高棉式的早餐，两位中国领导人对之赞不绝口，结果，
居然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
以这种轻松的气氛为起始，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开始讨论在北京设立柬埔寨抵抗
政府以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支援柬埔寨人民斗争的问题。
周恩来保证中国将对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军事和经
济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说，他同毛泽东主席商量过后，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
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
责，”周恩来说，“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车队。至于工作人员嘛，”
周恩来征询式地看着西哈努克，说：“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
您提供一些，比如担任临时的文书。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
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这次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延续了四个小时。亲
王详细谈了抵抗政府成立后他的种种计划，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国内的抵抗领导人协
调的问题。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同时也帮助亲王分析着将要出现的局势的利弊。当两人分
手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性问题，是你们的内政。”临走时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
“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请总理转告毛主
席，我对中国给予的无比珍贵的支持非常感谢。”“我一定会转达亲王的意思。”
周恩来与亲王握手，“毛主席也让我告诉亲王，他本来想马上与您进行一次会谈，
但考虑到您刚到北京，抵抗运动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务稍微轻松
一点后，和您见面。”当西哈努克双手合十，以高棉礼节同中国总理道别时，在场
的人都注意到，这位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1970 年4 月24 日至25 日，由西哈努克发起，在越南、老挝和中国边境地
区的某地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主席、越南北方的范文同总理、越南
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和发生在金边
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
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这个历史性发展的特征在于：中立的柬埔寨由于朗诺的政变已经成为美国的势
力范围和它的军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导者西哈努克已成为一名坚定的抵抗运动
领导人。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之后，设宴招待三国四方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的
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
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有了中国和印度支那另外两个国家的支持，国内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又表示拥
护西哈努克领导抵抗运动，另外他还接连不断地收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或领导人对
他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声援，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原来担忧的外部环境基本得到了保
障。现在，他开始着手建立他抵抗运动的核心——民族团结政府。
5 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实际上是柬埔寨境内的武装抵抗力量的领导人——即红色高棉的首脑和海外
的柬埔寨爱国者们组成的。大会的结果是诞生了四项决定：一、拟定了柬埔寨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推选西哈努克担任统一战线的主席；选出了由11 个人组成
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任命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翻开当
年的这份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今都已不
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监狱里结束了生命，有的则远
走他乡，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柬埔寨政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在这份名单上，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有12 人。首相宾努是老资格的政治
家，在60 年代就曾担任过首相，颇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级顾问；前驻
开罗大使沙林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担任财政大臣；前驻莫斯
科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担任特别使命大臣。
内阁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位将军：曾任过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和曾担任过
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36 岁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驻塞内加
尔大使，这次担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几年后，他担任民柬政府驻北京大使，
中国的广播电视中时有露面，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
内阁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顿生的，是三位一直在
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柬埔寨前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自50 年代后期
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由于他们与西哈努克
政府的对立，被迫离开金边，到丛林之中加入了游击队。
金边街头因三人的失踪而深感失落。人们以为他们受到了暗算，命丧黄泉了，
点上蜡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现在，他们从丛林中走进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
政府，可谓是从地下转入了公开。40 岁的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41 岁的符
宁担任了新闻、宣传大臣；42 岁的胡荣成为内政、乡村改革与合作社大臣。
当这三位被称作“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名字公布之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
烈掌声。
曾经是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被历史又引导进了西哈努克的阵营，成
为反对朗诺政权的有生力量。当年被通缉、被逮捕的人物，成为今日抵抗政府的实
力大臣。
据说，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握手时说：“让我们忘了过去吧！”乔森潘很沉静
地看着他当年的对手，说：“亲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的人，我今后会为
我们的国家尽我的义务。”他当然不会提及往事。当年，西哈努克为了争取这位在
青年中颇有影响的议员，曾赠送他一辆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可是却被乔森潘当场拒
绝了。他依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金边走街穿巷，宣传他的革命真理。
同样引起注意的是这个内阁中的两个特征：相当年轻，平均年龄48 岁；文化
程度相当高，基本全到国外留过学，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染。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3 年担任柬埔寨第二首相的洪森，执政党人民党主
席的韩桑林，以及议会主席谢辛，当时都是乔森潘所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里的
下级军官，算得是反对朗诺的“抵抗战士”。洪森还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有了一
个合法正式的领导机构。对广大人民来说，西哈努克就意味着政府，就意味着法律，
金边的朗诺政府则被看作是一个反叛的政权。
但是，也有人问：既然有了政府，那这个政府怎么不在国内领导斗争，反而在
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记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问：为什么您不
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们认为：这是
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亲王影响的新动向。
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常常在驱使他立即动身，往南回
到自己的祖国，到解放区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记者说：“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
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
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
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对于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政府根据
地和柬国内的抵抗运动领导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西哈努克明确表示：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
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
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
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
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
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
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
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
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
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中国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进行这场
艰苦抗战的前提。每一谈到这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
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
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
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西哈努克经常诙谐他说：要是朗诺- 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能预见到这种情况
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
泉石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