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比奥赫斯”的诞生 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卡萨雷斯的文学合作可以追溯到1937 年,当时他们在帕 尔多度过了一周,比奥伊的父亲在那儿有一个牧场。在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 比奥伊谈到了那一周。他写道:“我们构思了一个我们不会去写的故事,它就是《 堂·伊希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问题》的萌芽,后者写的是德国慈善家普雷托里亚斯 博士用享乐主义的方法——音乐、不停的游戏——来谋杀儿童”(比奥伊·卡萨雷 斯,1975)。另一次,比奥伊这样描述他受益于博尔赫斯:“与博尔赫斯的任何一 次合作都等于一年的工作”(比奥伊·卡萨雷斯,1968)。 博尔赫斯在其《自传随笔》中也谈到他们的合作: 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年长的是导师,年轻的是弟子。 开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几年以后,当我们开始合作时,比奥伊实际上悄然地 成了导师。他和我进行过种种尝试。我们编撰过阿根廷诗歌、幻想故事及侦探小说 的选集;我们写过文章和前言;我们注释过托马斯·布朗爵士和格拉西安的作品; 我们翻译过诸如比尔博姆、吉卜林、威尔斯和邓萨尼勋爵等作家的短篇小说;我们 创办了只出版过3 期的《不合时宜》杂志;我们创作过总被打入冷宫的电影剧本。 比奥伊反对我对伤感、说教和巴罗克风格的偏好,他使我感觉到平静和节制更加可 取。如果允许我概括一下,我要说是比奥伊把我逐渐引向了古典主义。(《随笔》, 1970) 博尔赫斯说比奥伊·卡萨雷斯影响了他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 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他更加具体地谈到他和比奥伊开始合作时创造的笔名——巴斯 托斯·多梅克: 我们是在40 年代初某个时候开始合作的——直到那时我还认为这种事是不可 能成功的。我编造了一段侦探小说的情节,我俩认为很不错。一个雨天的早晨,他 对我说我们应当试它一试。我勉强同意。过了一会儿,故事就写成了。第三个人— —奥诺里奥·巴斯托斯·多梅克出现了,并且取代了我们俩。(同上) 在与罗纳德·克赖斯特交谈时,博尔赫斯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他回答了一个有 关他们的合作方式的问题: 博尔赫斯:呃,事情相当奇妙。当我们一起写作、当我们合作时,我们把自己 叫作奥·巴斯托斯·多梅克。巴斯托斯是我的一位曾祖父,多梅克是他的曾祖父。 奇怪的是,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写幽默的东西——即使故事是悲剧性的, 其手法也还是幽默的,或者说故事的叙述者好像不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当我们 合写的作品成功时,它就会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写的和我写的东西相去甚远;甚至 连玩笑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合力创造了第三个人;我们就这么造出了与我俩很不 相像的第三人。 克赖斯特:是一个幻想作家吗? 博尔赫斯:对,是一个幻想作家,有他自己的好恶,他的个人风格就是要表现 得荒唐;不过,那是他自己的风格,与我试图塑造荒唐人物时的风格大相径庭。我 认为这是合作的唯一方式。我们在下笔之前通常先一起将情节过一遍——我应该提 一下打字机,因为他有一台打字机。创作之前,我们先讨论整个故事;然后我们逐 一考虑细节,我们当然会改动它们,我们想到一个开头,然后我们想这开头可以是 结尾,或者,如果有一个人物什么也不说或说的话毫不相干,故事可能会更惊人。 故事写成后,如果你问我们某个形容词或某一句话是比奥伊写的还是出自我之手, 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这才是合作的唯一方式,因为我也尝试过与其他人合作。 有时合作得成功,但有时你会觉得合作者像是你的对手。或者,如果不是这样—— 比如和曼努埃尔·佩鲁——我们开始合作,但他束手束脚,是个很注意礼节、懂礼 貌的人,结果是如果他提出一个看法,而你稍加反对的话,他便觉得受到了伤害, 立刻收回己见。他会说:“噢,对,当然,当然,是的,我的看法很不正确,大错 特错。”如果你提出任何建议,他就说:“啊,妙极了!”我不能再作此事。在我 和比奥伊·卡萨雷斯之间,我们不感觉到我们是竞争者,甚至不觉得我们是对奕的 棋手。我们之间不存在输赢。我们考虑的是故事本身,作品本身。(克赖斯特,1967) 《自传随笔》更多地谈到巴斯托斯·多梅克,在此博尔赫斯似乎主要是对巴斯 托斯如何支配两位合作者感兴趣: 归根结底,他用铁腕支配我们,我们先是感到好笑、后来感到沮丧的是,他变 得完全不像我们,有着他自己的奇想,他自己的双关语,以及他自己非常复杂的写 作风格。……巴斯托斯·多梅克的第一部作品是《堂·伊希德罗·帕罗迪》(1942), 在写作这本书期间,他都发挥得很好。……在许多年里,巴斯托斯·多梅克的双重 身分一直深藏不露。当他的真面目最终被揭示后,读者便这样想:既然巴斯托斯是 个玩笑,那么也就不能把他的作品太当回事了。(《随笔》,1970) 比奥伊更加直率,据他回忆,巴斯托斯·多梅克的第一本书发表时,“我们的 朋友和评论家们并不觉得有趣”(比奥伊·卡萨雷斯,1975)。显然,第一个感到 不满的是维多利亚·奥康普,她的《南方》杂志刊载过其中两篇故事,并出版了这 本书。《南方》上刊登的两篇故事——《世界上的十二位数》(1942 年1 月)和 《戈利亚德金的夜晚》(1942 年3 月)——可能令读者大惑不解。在第一篇故事 里,帕罗迪必须侦破一桩谋杀案,而那个跑到他家请求他帮助的神志迷乱的青年正 是凶手,他是不得已才行凶的。故事充满了杜撰的民间传说(发生在一个信奉占星 术的亚美尼亚社区里),手法上模仿了切斯特顿的矛盾性开头及一连串即或不是奇 迹般的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巧合。该故事是对讽刺性模仿文的讽刺模仿(切斯特顿 作品本身就是对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的讽刺性模仿),比起其较为杂乱的情节来, 它的笔法更值得记忆。但真正的创新在于其对话。每一个人物所使用的阿根廷口语 既表明了他的观点,又揭示了他的心理状态。 第二篇故事稍好一些。它使用了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传统上常选用的一个地点 :从世界某个偏僻角落开往都市的直达快车上。同样,该故事以语言取胜。人物之 一的赫瓦西奥·蒙特内格罗成功地丑化了平庸作家的形象,他满口陈词滥调和法语 警句。 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该书荒谬的双关语和复杂的情节背后是极为严肃的写作意图。 它描写了阿根廷的现实。通过讽刺性的模仿,两位作者竖起了一面扭曲的现实之镜, 一面文学批评之镜。该书描写到阿根廷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提及军队以及快要吞没 整个世界的欧洲战争,这表明两位作者都清楚他们所写的讽刺模仿作品另有一层意 义。对于自鸣得意的阿根廷正统文学,这部无政府主义的讽刺模仿作品也是一味极 有疗效的良药。侦探自己被投进监狱(他被判有杀人罪,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因为 他与当地政府及警方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增添了该书的讽刺意味。 读者普遍对该书感到困惑、愤慨或厌倦。在与拿破仑·米拉交谈时,博尔赫斯 回忆道: 当读者发现巴斯托斯·多梅克并不存在时,他们相信所有那些故事都是玩笑, 没有必要去读它们,而我们是在愚弄读者,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假 名会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说:“那些作者并不存在;名字是有一个,但没有作者。” 接着投来的是一片鄙夷的目光,但那是一种错误的推理。(米拉,1964) 读者没有意识到一个玩笑也可以是严肃的,而讽刺和讽刺性模仿是最凌厉的文 学批评形式之一。但读者和作者之间没有能够沟通。直到25 年后再版之时,巴斯 托斯·多梅克的第一本书才遇上了知音。 首先认识到巴斯托斯·多梅克比其外表要深刻的是墨西哥人文主义者阿方索· 雷耶斯,他在墨西哥杂志《时代》(1943 年7 月30 日)上评论了这本书,不但 赞美其幽默与机智,而且颂扬其社会批评的价值。雷耶斯20 年代后期曾任驻阿大 使,并与博尔赫斯发展起了长久的文学友谊,他在其书评中指出: 社会见证。同时,我们被带到了陌生而怪异的地方,我们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 斯生活的最隐秘的角落,我们如同置身于一个不同种类、不同种族的充满想象的大 展厅,眼前的每个人都讲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语言。不管其情节如何,这本书具有 社会见证的价值,充满浓烈的诗歌情调——这一点是确切的。我们要搞清楚:是充 满诗情,而不是伤感。书中丝毫没有感伤的痕迹,因为它与博尔赫斯坚定的美学观 点相抵触。(雷耶斯,1943) 然而,雷耶斯对该书具有先见之明的理解没有引起注意。两位合作者并来因此 而踌躇,他们继续以同样的风格通力合作。另外两本巴斯托斯·多梅克写的或受其 灵感的激发而写成的书发表于40 年代。一本是Dosfantasiasmemorables(《两个 值得记忆的幻想》),署名巴斯托斯·多梅克。该书中第一篇故事“EItestigo ” (《目击者》讲的是一个在幻觉中见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惊恐而死的年 轻姑娘;第二篇题为“EIsigno ”(《符号》),展现了一个贪食者的天堂——— 排看不到尽头的食物。 另一本书题为Unmodeloparalamuerte(《谋杀的模式》),作者是巴斯托斯· 多梅克的信徒B 。苏亚雷斯·林奇,它伪装成侦探小说。博尔赫斯回忆说这本书 “极具个人色彩,充满了私下的玩笑,所以我们以一种不供出售的版本发表了它。 这本书的作者被我们取名为B ·苏亚雷斯·林奇。我想B 代表比奥伊(Bioy)和博 尔赫斯(Borges),苏亚雷斯是我的另一位曾祖父,而林奇是比奥伊的另一位曾祖 父”(《随笔》,1970)。 《谋杀的模式》的情节深深地隐藏在枝节话和双关语之后,因而虽经反复阅读, 还是几乎无法记住它。作为侦探小说,该书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甚至连卡洛斯·马 斯特罗纳迪这样友好的评论家也在《南方》(1946 年12 月) 上指出:“该书迷人而轻松的情节——读者根本不容易追寻其线索——只是在 长长的对话和有吸引力的偶然事件之间忽隐忽现。”博尔赫斯和比奥伊意识到他们 的玩笑有点过头了,所以决定暂时停止巴斯托斯·多梅克或苏亚雷斯·林奇的创作。 在和拿破仑·米拉的谈话中,博尔赫斯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得出上述结论的: ……我们为自己写了点东西,由于是在玩笑的气氛中完成的,所以那些故事很 怪诞,很难明解,读者几乎读不懂。我们先是开玩笑,然后开玩笑的玩笑,就像代 数一样:玩笑的平方,玩笑的立方。……后来我们决定停止写作,因为我们已感觉 到很难、甚至不可能换一种方式写作,而原来的方式是痛苦的,至少对于读者是这 样。(米拉,1964) 巴斯托斯·多梅克和苏亚雷斯·林奇最终成了主人:博尔赫斯和比奥伊被他们 自己的创造物所取代。一个新的作家诞生了,这个作家应该叫作“比奥赫斯”(Biorges), 因为他既非博尔赫斯又非比奥伊,而且他并不专用一个笔名。抑制其增生的唯一办 法是让他保持沉默,1946 年,博尔赫斯和比奥伊正是这样去做了。可是,比奥赫 斯的事还没有了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