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杜撰集 尽管博尔赫斯受到阿根廷文学界的冷落,但他继续受到少数目光敏锐的作家的 推崇,法国评论家及社会学家罗歇·卡卢瓦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战争爆发前夕, 卡卢瓦应维多利亚·奥康普之邀去阿根廷作了几场演讲,结果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卡卢瓦极富想象力,且十分活跃,他决不能坐视法国文化遭受德国侵略者的蹂躏。 在维多利亚·奥康普的帮助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起了《法国文学》杂志。 当时最优秀的一些法国作家为该杂志撰稿。 搏尔赫斯的两篇短篇小说被首次译成法语(合称《亚述人》),刊登在1944年 10 月出版的第14 期上。这两篇小说——《巴比伦彩票》和《巴比伦图书馆》— —是博尔赫斯最为奇特的作品之一。虽然该杂志在法国本土的发行量相当有限,但 这一期的问世适逢其时——刚刚解放的法国正积极恢复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人们很 容易认定法国文学界是从此时开始承认博尔赫斯的,但事实上博尔赫斯(及其宣扬 者卡卢瓦)还得再等待16 年左右,直到1961 年他与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一 个国际出版组织颁发的福门托奖之日,这位不知名的呵根廷作家才得到了国际上的 承认。 卡卢瓦推崇博尔赫斯并非因为他们是挚友。事实上,博尔赫斯曾很不大度地在 《南方》(1942 年4 月)上发表过一篇颇为刻薄的文章,评述卡卢瓦的一本论侦 探小说的小册子。博尔赫斯不同意卡卢瓦所谓侦探小说是随着约瑟夫·富歇在巴黎 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而产生的,他认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总是与一部文 学作品同时产生,并指出这部作品就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篇短篇小说。他们随 后进行了一场辩论,两人的关系因此急剧冷却。但这并没有减损卡卢瓦对博尔赫斯 作品的崇拜。他一如既往地宣传博尔赫斯,直到确保他获得福门托奖为止。 1944 年底之前,《南方》出版了一本新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该书题为《 杜撰集》,包括已收入《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的8 篇小说,并加上标题为 “技巧”的6 篇新作。书名及第二部分的标题证明了博尔赫斯的强硬态度:对于受 到官方称赞的现实主义路线,对于斯大林主义左派所奉行的更为陈腐的社会现实主 义路线,他拒不妥协与遵循。他正是以这两个题目宣告了他的信仰:文学就是文学 ———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 一个言语的产品,也就是说,只是作品。 他写了一篇短序介绍6 篇新作,并试图对其中三篇作一些解释。第一句话带着 歉意:“尽管这一部分的作品是在较为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但它们却与构成本书 第一部分的作品很相似”(《杜撰集》,1962)。他指出第二篇故事是“失眠症的 一个长长的隐喻”。诚然,《福内斯的记忆》可以看作是失眠症的隐喻,但博尔赫 斯从中塑造了一个幻想的人物:一个具有完整的回忆能力的男子,因而这篇奇妙的 故事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幅自画像,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因记 忆与失眠而动弹不得的人,生活在一个清醒、被动、偏远得可怕的世界里。 另一篇故事《死亡与罗盘》是博尔赫斯的第二篇侦探小说——如果把《通向阿 尔—穆塔西姆》也算进去的话,也许应是第三篇。它完成于巴斯托斯诞生及《堂· 伊希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问题》问世之后。如果说前两篇侦探小说基本上是切斯特 顿的风格的话,那么《死亡与罗盘》则带有几分巴斯托斯小说释放出的讽刺模仿文 体的幽默。这篇文笔简洁的小说围绕着一个即或不算新颖、却也很巧妙的思想:凶 手真正想捕捉的牺牲品是侦探。(阿加莎·克里斯蒂在《罗杰·阿克洛埃谋杀案》 中运用了类似的置换手法———叙述者就是刺客。)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冷静的风 格揭示了博尔赫斯的创作艺术。 序言的第二段文笔简练:“我反复阅读的作家甚为纷杂,他们是叔中华、德· 昆西、斯蒂文森、莫特纳、萧伯纳、切斯特顿和莱昂·布卢瓦。我相信我的有关基 督的幻想作《犹大的三种面目》受到一点最后那位作家的影响”(同上)。这篇故 事虚构了一个叫尼尔斯·鲁宁伯格的人,他的一部分时间都用于解释基督作出牺牲 的真正性质。他的最终结论是当上帝完全具备了人的形状时,他并没有化作耶稣。 相反,“上帝彻底变成了人,一个够得上臭名昭著的人,一个该受谴责的人——— 路走向深渊。为了拯救我们,上帝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命运,这些命运互相交织, 构成多变的历史之网,他原可以做亚历山大大帝,或毕达哥拉斯,或留里克,或耶 稣;可是他选择了可耻的命运——做了犹大”(同上)。 另有两篇新作也运用了同一种技巧——转换殉道者与叛徒、主人公与反角的作 用,但博尔赫斯的序言没有提到这一点。在《剑形》中,主人公讲述了一个有关背 叛的故事,他俨然成了受害者,而不是叛徒。在《叛徒与英雄的主题》中,前者变 成了后者,这一角色的转换极具戏剧性。像《犹大的三种面目》一样,这两篇故事 所表达的世界如同神话与仪式的观点——通过埃布尔和凯恩这一对角色表现出来— —增强了现实的双重性。博尔赫斯认为,正如主人公即反角,反角即主人公,他们 是同一角色——人的两方面。 《杜撰集》还有一篇序言丝毫没有谈到的故事,它题为《神秘的奇迹》,表现 的是一位即将被纳粹分子处死的犹太剧作家。就在行刑前的最后一秒钟,一个奇迹 救了他的命,上帝给他整整一年时间去写完他的剧本。时间停滞了:刽子手们冻僵 着身子,而剧作家则在完成他的工作;剧本刚写完,“一股劲风”将他击倒(同上)。 这篇故事表现了客观时间、正常时序与主观时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博尔赫斯对贝克 莱唯心论的热爱转化成了一篇有力的叙述文。该小说不是博尔赫斯的最佳作品之一, 而且也许过于机械,但它却是读者喜爱的作品。较之于福内斯或尼尔斯·鲁宁伯格 生活于幻觉中的命运,读者更容易与其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产生共鸣。 与《交叉小径的花园》相比,读者对《杜撰集》的反应更好。在恩里克·阿莫 林的请求下,阿根廷作家协会为该书创设了一项专门奖——殊荣桨,这显然是为了 弥补1942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对《花园》一书的怠慢。 1945 年10 月,博尔赫斯应乌拉圭教育部文化司之邀前往蒙得维的亚大学作 一次关于高卓文学的演讲。博尔赫斯是个害羞的人,他对自己公开讲话的能力一向 没有把握。他一般谢绝演讲的邀请,偶尔推脱不了时,他就写出详细默述过多遍的 讲稿,然后请一位朋友代他宣读。他这次在蒙得维的亚就是这样做的。当年轻的文 学教授何塞·佩德罗·迪亚斯以美妙洪亮的嗓音准确无误地朗读他的长篇讲稿时, 博尔赫斯正坐在后排的长椅上,无声无息地为他提示。这是一种神奇的表演,就好 像他是个腹语者,从远处操纵着他的傀儡。 我就是在此次第一次见到了博尔赫斯。我当时主编《三月》杂志的文学专栏, 这本乌拉圭左翼周刊刚刚开始为国外的读者所了解。演讲结束后,我满怀敬意地走 到博尔赫斯身边,请求他允许我在下一期的《三月》上刊登演讲的全文。他便将演 讲的原稿交给我,允许我在《三月》上全文发表,这也许是因为把我介绍给他的是 他喜欢的两位表兄弟——他们是他在乌拉圭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因为他 很慷慨,甚至对自己写的东西也不那么在意。在此,我用不着描述我对博尔赫斯的 热情。自从1936 年我在《家庭》上第一次发现了他的文章及书评,许多年来我一 直是个博尔赫斯迷,我收集他的所有著作,订阅他投稿的杂志,模仿他的风格写我 自己的那些根本不值一谈的评论与文章。我当时就坚信他是西班牙语造就出的最优 秀的作家,并决心同任何敢于向这一信念挑战的人战斗到底。总之,我当时年轻而 狂热。 对于博尔赫斯,他在蒙得维的亚的那次演讲具有另一层意义。这是他第一次尝 试以一种新的途径、在一个新的国家寻求更多的读者。他的名字只在乌拉圭最专业 化的圈子里为人所知。这次演讲是我在蒙得维的亚所见过的、吸引听众最多的一次, 这一成功正是由于博尔赫斯谈的是一个稳妥的主题,而且演讲体现出了他常有的那 种独创性。然而这次演讲还有一层意义。它为他指明了一种与一支正在壮大的公众 大军保持联系的方法,迄今为止,他把他们给忽略了。当时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听众。 他在米格尔·卡内图书馆担任第三助理馆员,有固定的收入,而他同时还向各种刊 物投稿,又可以得到一些额外收入。然而,如果他能克服羞怯、开始从事演讲的话, 他还能增加一个收入来源,可他并不急于这么做。到那时为止,面对听众对他来说 仍是一种忍受不了的折磨。不幸的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1946 年的阿根廷将经 历一场急剧的政治变革,不到一年时间,博尔赫斯就被迫成了一位讲演家和教师。 讲演厅将成为他后半生的竞技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