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恶梦醒来 庇隆时代即将结束。埃维塔于1952 年去世后,庇隆政权渐失民心。反抗力量 日趋强大;教会和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势力煽动军内的分裂,支持海军对庇隆由来已 久的反抗。到1955 年,现政权显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维持下去。 尽管庇隆威胁说要武装工人,让他们走上街头,但他暗暗下决心不诉诸暴力。 他是个政客,力图像政客一样生存——永远依靠一股势力去抵抗另一股势力。 然而他调兵遣将的权力却与日俱减。1955 年9 月,陆军在(阿根廷天主教的堡垒) 科尔多瓦起事,海军遥相呼应,严密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此庇隆只好认输, 辞去了总统一职。他不久就秘密地出国了。 对于博尔赫斯,那是个欢乐的日子。他在《自传随笔》中这样记录下这件大事 : 1955 年9 月,渴望己久的革命到来了。经过一个不眠、焦急之夜,几乎所有 的市民都涌上街头,欢呼革命的成功,高喊着主战场的名字——科尔多瓦。我们异 常兴奋,竟未察觉雨水已把我们淋透。我们开心得甚至忘记咒骂一声下了台的独栽 者。庇隆躲了起来,后来被允准离国。没人知道他带走了多少钱。(《随笔》,1970)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一场恶梦结束了。庇隆执政的10 年是博尔赫斯的痛苦与 耻辱的10 年,虽然他作为作家的声望在不断提高。他当时写的两篇小说反映了他 那些年里的感情。《南方》最初发表于《民族报》(1953 年2 月8 日),后收进 第二版的《杜撰集》(1956),小说描写了一个像博尔赫斯一样具有北欧血统的阿 根廷人。一个流氓用匕首向他挑战。主人公胡安·达尔曼虽然不谙匕首格斗之术, 但是仍挺身应战,虽然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庇隆时代,博尔赫斯一定觉得自己 就像达尔曼,他可能还想到过同样的残酷结局。第二篇小说《等待》也刊登在《民 族报》上(1950 年8 月27 日),以后被收入第二版的《阿莱夫》(1952)。故 事的主人公等待着几个流氓前来杀死自己。博尔赫斯或许也等待过、或者梦见他等 待过警察来将他带走。 如果说上述小说中的暗示和恶梦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在那10年里发表 的一些诗歌则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憎恨与恐惧。《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 一诗最初在《南方》(1945 年1 ~2 月)上发表之时正是庇隆上台之日。它表面 上好像是又一首博尔赫斯所爱写的那种诗——赞美其祖先在战斗中表现出的百折不 回的勇气。但最后几行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他的曾孙正奋笔疾书, 一个沉默的声音从逝去的时光中发出, 从奔腾的血液里迸出: “如果它只是一个光辉的记忆, 或只是为一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日期, 或者是地图册上标明的一个地名, 我在胡宁的战斗又有何意义? 那战斗是永恒的,亦无需 阵容壮观的士兵和无数的军号。 胡宁是两个平民在街角诅咒一个暴君, 或是某位无名氏屈死狱中。” (《诗集》,1972) 通过将祖先为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与平民反暴君的抗争相联系,博尔赫斯清 楚地点明了此刻的战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他于1950 年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并担任此职至1953 年。据博尔赫 斯说,这个协会“是反独裁统治的极少数根据地之一。这一点非常明显,所以革命 之前许多杰出作家不敢踏进其大门一步。”作协最后被政府查封。 我还记得我被允准在那里作的最后一次演讲。为数不多的听众中有一个面带困 惑的警察,他极其笨拙地尽力记下了我关于波斯苏菲派的一些言论。在那死气沉沉 的绝望时期,我母亲——当时70 多岁——正遭到软禁。我的妹妹和一个侄子在狱 中度过了一个月。我自己身后总跟着一个密探,我先是带着他长时间地漫步,最后 我们竟成了朋友。他承认他也厌恶庇隆,但他是在执行命令。埃内斯托·帕拉西奥 曾提出要把我介绍给那个恶劣透顶的人,但我不想见到他。我怎么能彼介绍给一个 我不会与之握手的人呢?(《随笔》,1970) 博尔赫斯对庇隆的反抗得到新的军政府的公开表彰。通过两位朋友——埃丝特· 德托雷斯和维多利亚·奥康普的倡议以及阿根廷作协的公开支持,博尔赫斯被阿根 廷代理总统爱德华多·莱奥纳迪将军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骄傲而稍带 自嘲地将此事记入《自传随笔》:“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切实际,我至多只指望当个 小镇图书馆的馆长,最好在城南边。”官方任命正式下达前几天,我母亲和我曾散 步到国立图书馆……去看看它的建筑,但我相信一种迷信说法,所以没有进去。 “等我得到这个职位再进去吧,”我说。就在同一周里,我应召前去接管图书馆。 我们一家都在场,我向员工们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实际上就是馆长——一个难 以置信的馆长。几年前说服埃梅塞出版我的全集的何塞·埃德孟多·克莱门特同时 当上了馆长助理。我当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但此后的3 个月里我们没有拿到薪 水,我想我的那位庇隆派前任并未被正式免职,他反正再也没回过图书馆。他们任 命了我,却不愿费心免去他的职。(同上)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当上国立图书馆馆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之一。 它不仅洗刷了他被庇隆政府故意提升为家禽稽查员的耻辱,而且也是对他多年来屈 就市立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卑微职位的补偿——这种补偿也许还可以追溯到乔淇 刚从欧洲回国的时期,那些年里他经常去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看《不列颠百科全 书》。乔琪过于害羞,不肯到服务台借阅他想读的书,所以只得反复翻阅那些用不 着开口就能借到的书籍。而现在他可以支配他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巴比伦图书馆终 于变成了他的。然而,他被提升为国立图书馆馆长还有一层更加微妙的象征意义。 位于墨西哥街的图书馆大楼原是为国家彩票总行而设计建造的。表示机遇的象征性 符号装饰着这幢大楼,对于一个创作了《巴比伦彩票》的人来说,它们倒并不显得 那么格格不入。博尔赫斯终于找到了一个书籍与机遇和谐地统一起来的地方。 当时博尔赫斯的眼疾正急剧恶化。医生警告说,他必须停止阅读和写作,否则 他将完全失明。为了不致丧失仅剩的那么一丝光明,他被迫放弃了他最大的乐趣之 一。 他像往常一样坚毅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自传随笔》里轻描淡写的陈述充满了 勇气: 从童年起,盲眼症便渐渐降临到我身上。这并不特别地悲惨或富有戏剧性。1927 年起,我的眼睛先后动过8 次手术:但自从50 年代后期我创作《礼物的诗》之时 起,我就已经失明了,这是因为阅读和写作的缘故。双目失明是我家的遗传病…… 它好像也是国立图书馆馆长们的通病。我的两位杰出的前任——何塞·马莫尔和保 罗·格鲁萨克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在诗中写到了上帝对我的绝妙嘲讽:他同时赐 给我两样东西——800000 册图书和黑暗。 (《随笔》,1970) 诗的结尾强调的不仅是命运的嘲弄,它还展示了他的悲惨景况:像格鲁萨克一 样,他得不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 痛苦地在黑暗中探索,我摸索着走向 黎明的空虚,靠的是我那柄颤抖着 的手杖——对于我,天堂总是一个隐喻, 一个图书馆的意象。 有一样东西——不必空谈机遇 或偶然——统辖着这一切;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怖,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至终结。 我俩中是谁在写这首诗, 用第一人称复数的我,在一样的黑暗里? 如果黑暗的诅咒无可改变地完全相同, 此时以我的名义替我说话的这个字又有什么用处? 格鲁萨克或博尔赫斯,我看着这令人愉快的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剩下一堆苍白的灰烬,直到失去的一切 似乎融入睡眠,融入忘却。 (《诗集》,1972)] 但是,这个双目失明、四下摸索的人注定不会沉睡,也不会被忘却。他还会收 到更多的礼物,直到他名扬天下。56 岁时的博尔赫斯或许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顶 峰,可是,他离开其真正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