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人 程砚秋从小学艺,备受艰辛,深知旧的戏曲教育方式和方法的弊端,有心加以 改革,却无从下手。恰好一九三○年创办的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由程砚秋、 金仲荪任正、副院长,下面设有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利用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资 助教学,以培养京剧人才,这使得程砚秋有机会和条件,施展抱负,革新戏曲教育。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年,由焦菊隐任校长,李石曾任董事长,程 砚秋、金仲荪为董事会重要成员;一九三五年,焦菊隐赴法考察戏剧,由金仲荪继 任校长,程砚秋任董事长。可以说,程砚秋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华戏校的重大决策和 教学活动。一九三五年,他还将自己在沙滩椅子胡同的七进院子无偿地提供给学校 作为校舍,为改善教学环境作出了无私奉献。 焦菊隐毕业于燕京大学,专攻话剧,又嗜京剧,曾向著名昆曲家曹心泉先生和 著名京剧演员冯惠林先生学过小生。他比程砚秋小一岁,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精力 饱满,充满朝气,视野开阔,办事果断。他总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可行动十分 迅速,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师生之间,进行考查,学生们都暗中叫他“焦飞机”, 形容其神速。金仲荪早年曾任过中学校长,又为程砚秋写过不少剧本,既是教育家, 又是戏曲作家。他总是身穿长袍马褂,面带笑容,待人和善宽厚,人称”金菩萨”。 程砚秋与他们两人都有交往,许多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决心吸收普通中学和戏曲科 班之所长,将中华戏校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以培养“适合时代之戏剧人才”。学 校兼收男女学生,而且规定男演男、女演女(武旦除外,因武旦的功夫怕女生不能 胜任),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学制为八年。由于条件所限,只设歌剧系,培养京 剧表演人才;对于计划中的话剧系,始终未能开办。 学校设校长一人,总理全校工作,下设教务处、训育处、实习处、事务处、戏 曲改良委员会等机构,各司其职,使教学、排戏、演出等各项活动,井然有序。 戏曲改良委员会,系聘请文化、戏剧界的名流组成,委员有王瑶卿、曹心泉、 杨小楼、梅兰芳、钱金福、余叔岩、程继仙、程砚秋、焦菊隐、齐如山、张伯驹、 李石曾、包丹庭、徐凌霄、陈墨香、溥西园、金仲荪、林素珊、周大文、周作民、 王绍贤等人,由翁偶虹任主任委员。其任务是制订、审核有关学校教学改革事宜; 对旧剧进行整理改编;编创新戏等。 中华戏校的专业教师中,包括了各行当中的名宿和俊彦,如旦角中的余玉琴、 王瑶卿、郭际湘(水仙花)、阎岚秋、张彩林、孙怡云、程砚秋、吴富琴等;老生 中的蔡荣贵、王荣山、高庆奎、李洪春、马连良、包丹庭等;武生行中的丁永利、 张玉峰、迟月亭、沈三玉等;小生中的姜顺仙、吴彩云、冯惠林、石小山等;老旦 中的文亮臣、刘俊峰、庆谱亭、时青山等;净行中的讷绍仙、朱玉康、胜庆玉、沈 福山、陈富瑞、范宝亭、孙盛文、程永龙等;丑行中的郭春山、陆喜才、罗文奎等 ;武功教师王仲元、张春瑞、张春山、刘佩永、李春益、张善亭等;昆曲教师曹心 泉、沈福海、汪子良、霍文元等。 这众多教师,各有专长,有的人虽不一定是舞台上的名角,但都是培养人才的 好园丁,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中华戏校很尊重教师,在教学管理上很灵活,根据教师的习惯加以安排。 有的教师常年驻校,按时上课;多数每天到时来上课;有的不肯到校,由训育 老师带着学生到老师家去学戏;有的老师有烟瘾,总是每天深夜过足了瘾才有精神 上课,往往将学生从被窝中叫醒去学戏。学校为了让学生学到真才实学,对老师们 比较迁就。但焦校长一再告诫学生:“你们要学者先生的本领,不要学他们的习气。” 中华戏校不同于旧科班的特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文化课的重视上。程砚秋幼而失学, 深受其苦,后得罗瘿公教诲,从读书、写字起步,文化艺术修养得以迅速提高,从 切身体会中深知演员学习文化至关重要。焦菊隐、金仲荪更是知识分子出身,自然 不会忽视文化。这几位办学人的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十分得力、具体,在学校中开 设了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外语、戏剧史、音乐理论等一系列课程,有严格的 教学规定和参核制度,不合格者照样受淘汰。学校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文化课 教师,如华粹深、吴晓铃、陈墨香、徐凌霄、佟晶心、杜颖陶、翁偶虹等都曾为学 生授课,还聘请了燕京大学外语系的高才生为学生们开设了英语、法语、日语课。 课余的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如学书法和绘画,练习乐器,排演话剧等等,多方面 提高学生们的艺术修养。还在学校期间,不少学生除专业技能拔尖外,还在文化上 表现突出,如白玉薇能说流利的英语,张金梁会说不错的日文,储金鹏、费玉策常 常为报社写稿,王金璐写得一手好字等等。王金璐曾回忆他在学校期间很贪玩,不 知学习文化的重要,程砚秋先生对他的教导: ……又有一次程先生看见我在院子里连跳带嚷地玩,叫住了我,慢慢地对我说 :“小孩子总是要玩的,可不能老玩呀,你学完戏,上完文化课,还得抓工夫练练 字,学学画,至少能使自己心静下来吧。”对于程先生情感真挚的教导,我自然是 恭敬地心领神受,尽管我一时还不能懂得学字、学画对我的业务修养有什么帮助, 我还是认真地实行了。 王金璐在程砚秋先生的启发和教导下,又得到金校长送给的字帖和纸笔墨砚, 坚持写字画画,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居然能给亲友们写画扇面了。 中华戏校还废除了梨园行的一些陈规旧俗,如在后台不供祖师爷,不磕头;在 台上不“饮场”、“检场”;在社会上不应“堂会”;在演出中不准乱加噱头等等。 这在当时都是新鲜事,曾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是“欺师灭祖”、“邪门外道”、 “不通大路”,是“鞠躬学出来的”,是“供孙中山的”,不是梨园子弟,不算唱 戏的。但实践证明,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受到了师生们的拥护和观众的认可。 时间一长,学校的成绩卓著,这些言论也就烟消云散了。 为了办好戏校,程砚秋不仅提出许多设想和建议,而且即使演出再忙,他也要 尽量挤时间亲自为学生授课,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提携后学。他不仅教戏,传授 专业技巧,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前面已经提到,他曾在全校作过 《我之戏剧观》的讲演,阐明戏剧是正经大业,不是玩艺儿。唱戏不是供人消遣取 乐的,而是要提高人类生活的意义,鼓励学生们自尊、自重、自强。他特别对女学 生们说:“你们一定要刻苦用功,要把唱戏当做一辈子的事去干。”当他的得意女 弟子侯玉兰毕业后,随言菊朋先生到上海演出前,程砚秋深知上海十里洋场的风气, 一再嘱咐:“希望你到上海之后不要‘变’。”当时侯玉兰年轻,还不明白老师的 话中的深意,感到莫名其妙: “我‘变’什么?”“你是不是准备烫烫头发,换上高跟鞋,穿上花旗袍?” 程砚秋含蓄地提示。 “不,我还是这样。”侯玉兰指着身上穿的布长衫。 程砚秋对学生的回答很满意,高兴他说:“好!希望你不要改变学生作风,你 回来的时候,我们准备欢迎你!”侯玉兰谨记者师的教诲,到上海演出,朴素大方, 亦如在校一样,没有一般女伶常见的习气,沪上小报称她为“布衣女郎”。 侯玉兰载誉回京后,中华戏校全体师生集会欢迎,校长、老师纷纷讲话加以表 扬,程砚秋还将亲笔题写的“品学兼优”的匾和“学无止境”的纪念册送给侯玉兰, 这不仅为侯玉兰指明了做人的方向,而且对其他学生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 程砚秋同他的艺术伙伴吴富琴、文亮臣、白登云等,亲自为戏校学生教戏、说 戏、排戏,将程派剧目《鸳鸯家》、《碧玉簪》、《花舫缘》、《玉狮坠》、《青 霜剑》、《荒山泪》、《武家坡》、《贺后骂殿》等一一传授给学生,并将自己只 演出过一次的《孔雀东南飞》也倾囊相授。程砚秋教戏时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又循循善诱、耐心启发,他以身作则,坚决废除了戏曲科班中由来已久、积习甚深 的“打戏”制度,绝不打骂学生,这不仅在梨园界,即使在中华戏校内,也是极为 罕见的。他的学生宋德珠回忆说: 我是中华戏曲学校头科“德”字辈的学生,程先生是学校的董事长,也是我的 业师。旧社会讲究“打戏”,老师教戏打学生是“理所当然”,我们学校也不例外, 在教过我的老师里,从不打学生的只有他和荀慧生先生。他总是称呼我们“小弟弟”, 不以师长自居。这不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播下了朦胧 的民主意识的种子。除科班“打戏”之积习,开师生平等之风气者,自先生始。但 是,他对学生的要求却又极为严格,一丝不苟,以身作则。记得他给我排《玉狮坠 》时,有一次从早晨八点一直说到下午四点还没下课,中间也没吃饭、休息。 我当时心里很紧张,怎么也学不会;但他总是笑嘻嘻地一遍又一遍地耐心教, 一点儿也不发火。后来还是我们的焦菊隐校长一再劝说,才下了课。 在中华戏校,有“无旦不学程”之说,就是说,只要是旦角,都是学程派的。 的确,从思想到艺术,程砚秋对学生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学 一派,而是打破门户之见,鼓励学生转益多师,全面吸收。比如李玉茹在戏校期间, 除了学程派戏以外,又向王瑶卿先生学了《十三妹》,参照荀慧生先生的演出方法 来演;学《霸王别姬》、《廉锦枫》、《太真外传》,就按梅派路子演。这样使学 生受到多方面的锻炼,更能施展其所长。即使学习程派,程砚秋也反对机械模仿, 而是要求学生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灵活变通。对此,侯玉兰曾回忆说: 他教导我们:“学会我的唱腔,还要结合你自己的嗓子条件加以发展,不要硬 把嗓音也学得像我一样。”又如学动作时,他提醒我们:“你的身量不高,就别学 我的‘存腿’(双腿弯曲)作法。”还说:“我的唱念动作,除了结合剧情需要外, 还结合自己的具体条件设计的;希望你结合自己的条件,尽量发挥,千万别机械模 仿。”反对学生机械模仿,这是程砚秋的一贯主张和历来作法,他的另一位虽不在 戏校学习、但同样受益非浅的学生张君秋也有切身感受,几十年之后,还记忆犹新 : 程先生说戏,同当时较为普遍的一招一式不准走样的方法迥然两样,他有独到 的见解。他教我《红拂传》、《窦娥冤》等剧的演唱时对我讲过:“君秋,我给你 说腔,把唱法、气口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我的演唱是根据我的条件去 唱的,我还希望有你的嗓音条件呢!”又对我说:“我最不喜欢那些死学我的人, 他们哪儿是在学戏,分明是在糟践我!”他教我表演也如是,他说:“我的‘存腿 ’你不要学,那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才‘存腿’走路,你的个子合适,‘存腿’ 走路反而不好。”这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我从程先生那里,不仅 学到了程派的艺术,而且也懂得了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使得学来的艺术化为 已有。 名师出高徒。张君秋牢记程砚秋的教诲,广采博收,化为己有,终于创立了独 树一帜、影响深远的张派艺术。试想,如果程砚秋不开明,或者张君秋亦步亦趋, 又何来至今仍风靡海内外的张派艺术? 程砚秋除了教戏,还鼓励学生学看戏,尽可能观摩各路名家的演出。凡是他有 演出时,总在剧场留下三个包厢,一个给母亲和妻子,另外两个给戏校的学生,如 侯玉兰、李玉茹、白王薇、李玉芝等人,以便她们有更多的观摩演出的机会。 对于学生的练功,程砚秋十分重视,认为一天也不能间断。还在筹建戏校时, 有人认为,中华戏校既然不是科班,就应当同一般的普通中、小学一样,每年有寒、 暑假,让师生有一段休息时间。对此,程砚秋持不同意见。 他认为:戏曲行话中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很有道理。夏天天气热,人的 筋骨全松弛了,好练;冬天天气冷,筋骨都收缩了,如果坚持不断的练功,把收缩 的筋骨练得神开来,这就有了功夫。因此这两个季节最出功。如果放寒、暑假,这 就把两个最出功的季节都放掉了。等到开学到校时,十成功恐怕就只剩下两成了, 又得重新拾起,这对于老师和学生都不是很方便的,更何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就很难谈到技术锻炼。程砚秋的这种见解得到赞同,因此中华戏校每年只有几天假 期,平时学生一律住校,不许回家,保证练功不辍,很见成效。 中华戏校吸取科班教学中边学习、边实践,坚持演出的优长,为学生安排了频 繁的演出,不仅为学校增加了收入,更为学生增强本领、展露才华、赢得观众创造 了条件。那时就有不少有钱的人长期订票包座,而大多数观众都是文化、教育界人 士,还有学生和市民,足见其演出质量不错。其中不少是为了看某某学生的戏而来 的,说明一些尖子学生,已是“科里红”,还未毕业已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社会上 产生了影响。当时北京的《立言报》曾发起一次“童伶选举”,由观众投票,竞选 对象必须是科班的学生,实际上只有富连成科班和中华戏校的学员。一九三七年一 月十日公布选举结果:李世芳得票最多,18414 张,当选为“童伶主席”。下面有 生、旦、净、丑四部的前四名,王金璐为生部冠军,得票10922 张,亚军叶世长, 第三名为黄元庆,第四名是傅德威;旦部冠军是毛世来,得票12560 张,亚军是宋 德珠,第三名是侯玉兰,第四名是白玉薇;净部冠军为裘世戎,亚军为赵德钰,第 三名为洪德佑,第四名沈世启;丑部冠军为詹世辅,亚军为殷金振,第三名艾世菊, 第四名赵德普。其中有九人是中华戏校的学生,说明广大观众对这些童伶己相当熟 悉和喜爱,外地剧团也瞄准了这些“角儿”,只等毕业,就争相聘请。 戏校的演出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演员搭配整齐、演出质量不错外,与几位领 导人重视剧目建设有很大关系。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荪等人坚持演出传统戏和新 编戏双管齐下。对传统戏作了一些去芜存菁的尝试。比如《汾河湾》,柳迎春唤出 薛下山,叫他去汾河湾打雁,以维持生计。按照旧本,薛丁山说:“孩儿不去了。” 柳迎春问:“儿为何不去?”薛丁山说:“昨晚孩儿偶得一梦,甚是不祥,故尔不 去了。”程砚秋将这句话改为“孩儿今日身体不爽,不愿去了。”下面薛仁贵射杀 猛虎,误伤薛丁山,按旧本子,这只虎是白虎星下凡,把薛丁山背走去学艺去了, 程砚秋也把它去掉了。虽然改动不大,却把一些迷信的色彩丢掉了,这在当时是很 不容易的。在排《孔雀东南飞》时,废除了老式的出将入相以及台上的“检场”, 采用了边条幕的方式,这在当时是首创,被一些人讥讽为“文明戏”,但却受到了 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中华戏校后期还编演了不少新戏,如《许田射鹿》、《平阳公主》、《美人鱼 》、《三妇艳》、《火烧红莲寺》、《姑嫂英雄》等,均是独家剧目,与当时的富 连成科班的演出,形成对台赛。那时富连成科班在鲜鱼口儿的华乐园(今大众剧场) 演出,中华戏校在肉市里的广和楼(今广和剧场)演出,两剧场距离很近,不足一 里地,两个“小班”的人就互相打听消息,然后安排戏码,互相争夺观众,都想压 倒对方。富连成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华戏校演《火烧红莲寺》;富 连成演《龙凤呈祥》,中华戏校演《平阳公主》……真是各有千秋,难相上下。这 场“鱼肉之争”,成为戏曲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华戏校的学生学了几年之后,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学校也进入全盛时 期。王金璐在《回忆中华戏曲学校》的长文中说: 大师哥大师姐们已经快毕业了,我和候玉兰、李和曾承担了“挑梁”重任,由 于演出多、戏码多,在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号召力,常常是水牌子往出一挂, 戏票随即抢购一空。有一个时期,学校与吉祥、中和、广和三处园子,前后连续订 立了三年演出合同,这个时期,我们天天有演出,常常换新戏,更加受欢迎。有一 批爱看“孩子班社”演出的观众,包下了许多专座,只要是我们演出,戏票就得留 出来,他们来不来看戏都照样付钱。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每天发表文章,除了评 论演出的优劣、报道演出动态外,甚至谁置了一套新服装,绣的是什么花都介绍得 一清二楚。这种盛况,就是那些以蜚声剧坛的戏剧大师和挂头牌的“大班”也难相 比。一则,他们演出少、新戏少、剧场不固定;二则,他们的阵容没有我们学生整 齐。 正当中华戏校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声望、剧场效果也不差、收入尚能维持时,一 天金仲荪校长召开全校大会,以资金不足为由,宣布停办,请大家各奔前程。这一 消息,大为出人意料,人们感到惊异、惋惜,困惑不解,议论纷纷,有的甚至痛哭 失声,仿佛一时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原来内中原因,是从“七·七事变”之 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日伪当局想接管戏校。 得知这一消息后,程砚秋、金仲荪等人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先开会,商量对策, 大家思来想去,觉得在当时情况下,硬抗行不通,顺从不甘心,真是一筹莫展,只 有解散戏校。程砚秋的一席话,很能代表大家的心声。他说: “戏校决不允许他们接办,一定要解散,敌寇入侵,我们不能远离北平,还不 时地以演出为掩护,这已然很对不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再若看到我们的戏 校,我们的学生以及我折腰事敌,那真是生不如死了,所以我们决议解散戏校。” 为了麻痹敌人,表面上一切照常,不露痕迹,甚至还在增选校长,给以人热闹的假 象,暗中作好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学戏停办,等日伪再来纠缠时,对着 空空如也的校舍,也只好无可奈何,望“校”兴叹了!可戏校师生为此付出的代价, 也是无法弥补的了!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从一九三○年六月筹建到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解散,在 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共办了德、和、金、玉、永等几届,培养了三百多名学生, 其中不乏优秀的人才,如德字班的赵德普、洪德佑、傅德威、李德彬、宋德珠、萧 德寅、邓德芹、关德咸等;和字班的王和霖,周和桐、徐和才、李和曾、萧和翔等 ;金字班的王金璐、何金海、李金鸿、袁金凯、储金鹏、张金梁、马金仁、李金泉、 李金棠、殷金振、沈金波、周金福、赓金群、牟金铎等;玉字班的孙玉祥、王玉敏、 王玉瑚、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茹、李玉芝、王玉让、姚玉刚、吴王蕴、冯玉增、 费玉策、张玉英等;永字班的陈永玲、曹永清、贺永玻、夏永龙、高永蒨(高玉倩)、 张永善、冀永琏等,不能一一列举,他们都在京剧舞台或教学岗位上,驰骋数十年, 各自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丰厚的贡献。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苏、翁偶虹以及全体 教职员工以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桃李,遍及天下。每当他们在天南地北、海内异邦, 回首当年戏校的情景,总是念念不忘恩师们的栽培之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