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 来反问: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 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的确,周恩来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是一个用埋头苦干而不是用高谈阔论实施领 导的政治家,他宁愿把时间花在建设性的劳动上,从真实可见的成就中得到满足, 尽管他每天为各种事务绞尽脑汁,但第二天早晨又像一位刚刚度假归来的人,容光 焕发、充满激情和信心地处理新的问题。再棘手的事情他都有兴趣,有办法,即使 是一团乱麻,他也能理出头绪。 周恩来这种实意做事的处世风格,在某些人看来,不免有“事务主义”的倾向, 在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自我检查和受人帮助的缺点之一也正是“事务主义”。不 过习惯成自然,这种“事务主义”在以后并未得到有效的匡正,反而在新的政治环 境中得到更大的发展。建国后,毛泽东意识到,在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刻也少不了这位办事细密、不知疲倦的总理。有了这样一位“管家人”,他才可 以腾出更多时间来考虑大政方针和各种抽象的哲学问题。 周恩来虽然事务缠身,但显然乐此不疲。毛泽东很满意这种分工,1972年,当 他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明确告诉对方,当涉及特定国际问题和具体事项 时,应该和周恩来去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作一比较: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 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 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 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当革命的钟摆摆到平稳之点 时,周的工作最为精彩。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周恩来的埋头苦干,不仅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公仆形象,而且还能超脱 于一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交锋,避免祸从口出,惹火上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 牲品。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者陈志让先生指出:“谁也承 认他(周恩来)是一个干材,对人有礼和蔼细致,但不大谈哲学思想(他接见美国 年轻学者时,关于哲学的问题,他总请姚文元和张春桥答复),不大谈路线方针, 别人定路线,他去执行,组织执行的能力特强。所以搞思想路线的人被打得头破血 流,周恩来继续在政治局担负重要的职责。”周恩来并非不懂哲学和大政方针,相 反正如尼克松所言,周恩来对哲学、历史、文化、经济都很在行。他之所以不谈哲 学和路线方针,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条件下,任何高谈阔论都可能是 犯忌的,而忙于事务则不至于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曾国藩有句名言:有才无德,则近于小人;有德无才,则近于愚人。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把道德和文章的统一当作完美人生的标准。这一沿袭已久的文化基因同样 影响到周恩来,他在进德修身的同时,博学勤思,与时俱进,形成了道德和学问的 交相辉映。 儒家经典《中庸》对君子的要求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其中以博学为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治学没有什么畛域之分,上至天文地理, 下至政伦日用,旨在悉心研讨之列,即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也”。正因为这 样,中国历史上多全才、通才。 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济世。周恩来少有大志,他在沈阳读书时的一篇作文 中写道:“圣师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 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 艰巨之责任耶?”学生时代的勤勉刻苦奠定了周恩来一生学问的基础。 人类的知识是不断积累和更新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学校教育,而不在迈向社会 后继续求知,那么知识就会老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1939年3 月,有次周恩来在 延安作报告时自勉勉人地说:“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 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只是过去 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了。”“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弱点,这就要虚心学习,到处 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大众里学习。”周恩来的博学多才有口皆碑,前美 国总统尼克松称赞他对哲学、政治和历史都很在行。其实,周恩来的才情还远不止 这些,他精通好几种外语,在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也有相当的修养。人人都佩服 周恩来在刁难的外国记者面前应付自如,妙语连珠,殊不知这正是他博览群书、厚 积薄发的结果。他的许多知识都是在投身革命后自学得来的。1957年,他对别人说 过:“我办外交,也是从不会到逐渐学会一点点的,我相信,只要肯学习,外行总 能变内行的。” 求学讲求由博返约,推陈出新。只学习不思考,只广收不创新,最多只能算一 个读书人,而不能算学问家。周恩来在1943年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共有七条,其 中一条就讲到在学习生活中“要有发现和创造”。中国传统治学方法重演绎而轻归 纳,所以创立新说者不多,而注经解读式的文字却汗牛充栋,这就阻碍了学术的发 展。周恩来在谈到如何看待和分析问题时指出:“我们强调归纳法,必先有归纳而 后有演绎,顺序是归纳—演绎—归纳,因为一切事件都在发展变化。要是不随时随 地归纳,不断增加新知识和新结论,光从老原则出发分析问题,光讲演绎法,就把 理论僵化了,就会看错问题。学问要能入能出,不入不深,不出不广。学问有三度, 高度、深度、广度,它们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缺一不可。”把“高度”摆在学问 三度之首,的确是有识之见,因为广度和深度还大致属于“博”的范畴,是通过勤 勉可以达到的,唯有高度必须经过精研覃思才能达到。 周恩来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创见,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阵营、三 种力量”等等,都是根据对国际真实环境的认识而提炼升华出来的。周恩来之所以 是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就因为他的许多思想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周恩来有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尽管他可能是天下睡眠和休息得最少的人。每 天起来,他都像一个刚刚度假归来的人神采奕奕,满怀信心充满乐趣地投入工作, 而且不知疲倦。和他共过事的人常常适应不了他的节奏和韧劲。周恩来记忆惊人, 1972年中美会谈时,基辛格总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恩来只不过拿着一张 纸。 人们佩服周恩来的精力和记忆力,以为他每天吃什么山珍海味,或服用强身壮 体的营养补品,益寿延命的“灵丹妙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恩来已届七十高龄, 有些来华的国际友人询问周恩来有什么长寿的“养生秘诀”。周恩来答道:“我是 一个中国人,当然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少年时期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 周贻庚去东北上学。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不太习惯,他下决心锻炼自己的 身体。他每天很早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之久,后来他的身体果然壮实 了。建国后,他动情地向辽宁大学学生回忆在东北的生活,说:“我身体这样好, 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的饮食比较简单。他喜欢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每周的主食除米、面 外,总要安排吃几顿高粱米、小米或玉米面制作的食物。他常吃的几样主菜是红烧 鲫鱼、红烧狮子头、梅干菜烧肉、韭黄豆腐干炒肉丝,还有雪里红肉末、炒豆腐干、 炒绿豆芽、煎荷包蛋、白菜豆腐汤等。从菜谱可看出,他喜欢江浙口味的菜肴。周 恩来常出鼻血,邓颖超认为是“上火”,说周恩来体质偏热,因此饮食中对牛肉、 狗肉、羊肉、鸡肉等有所限制,调料中也一般不用辣椒、大蒜、大葱、胡椒粉等。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面包、黄油和果酱,还有鸡蛋冲麦片,极少有别的 花样。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不是很好么,营养丰富,味道好,我已吃惯 了。”当问他这样的早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恩来说:“我在黄埔军校时期, 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周恩来非常注重节食, 力求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的体形。 中国传统医学把“养心”视为养身的关键,认为保持愉快的心境方能身体安泰, 减少疾病。周恩来性格乐观,喜欢社交,尤其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 借此活跃身心,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心境很不愉快,他马上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 曾对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为人处事,非常讲究 知恩图报。他自己扶助他人绝少有功利感,但对于曾经教育过他、帮助过他的人则 时常感念,没齿不忘,并用各种形式报答他们。他铭记着中国的一句古训:不能过 河拆桥。 在延安时期,一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恩来回答说: “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促进。” 高盘之先生字亦吾,1881年生于山东章丘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好学,被 塾师誉为“神童”。1901年他考人山东高等学院,每次大考都名列前茅。1903年高 盘之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下,先后组织“乐群学会”、“玫瑰花诗社”两个学 生组织,与会员赋诗论文,抨击时弊。1905年冬,他与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秘密 加入同盟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高盘之领导轰动省城的高等学堂反清斗 争,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亡命东北,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担任历史、地理教师。1910 年,十二岁的周恩来就读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遂成为高盘之的弟子。高盘之忧国 忧民的情怀、渊博的学识很为周恩来所敬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率先在全校剪掉 长辫子,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先生也很器重周恩来。1913年,十五岁 的周恩来毕业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准备南赴天津投考南开中学。临行前,他与高 先生同宿一夜以表惜别之情。高先生说:“我仅问你一事,孔子曰‘君子有三乐’, 你可知晓?”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此其一乐 ;‘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此其二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其三乐。”高 先生满意地说:“有你这样一位英才弟子,我愿足矣。”周恩来紧紧握住高先生的 手,潸然落泪。第二天清晨,高先生把写有“翔宇”二字的纸片递给周恩来,说是 斟酌忖度多日后想出来的,意在祝愿少年周恩来如鲲鹏展翅,翱翔九天。从此, “翔宇”就成了周恩来早年发表文章及留日、留法期间常用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总理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忘却高盘之这位恩 师。1950年12月,高盘之的儿子高肇甫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热情接待了 他,说起高先生,周恩来情不自禁,诚恳地表白:“没有高先生的教导,我不会有 今天。”1961年,高肇甫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探亲,周恩来获悉后,再次邀他 们相见,详细地询问高师母的健康状况,并让秘书搬出一包礼物,托他们带给师母, 此外还附上放大的高先生的照片一张。这张照片是高先生在他毕业时送给他的,后 来几十年一直珍藏在身边,深恐或失。 长征途中,当时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坚持给病重的周恩来抬担架,他 和同志们在饥寒交迫中,抬着周恩来走出沼泽泥潭的草地后就累病了。十九年后杨 立三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以报答 杨立三的恩情。其中表现出的古道热肠,令人联想到仗义侠士之风,并最足以印人 肺腑。 还有一件小事,虽与周恩来本人并无多大牵连,但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 不忘旧恩的人伦之情。 冒广生(字鹤亭)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任江苏淮阴关监督,而他能担任该职,则 完全是凭借周恩来叔父周嵩尧的关系。周嵩尧当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由于 这层渊源,冒周二家遂成世交。1957年,冒广生解放后首次来北京,住在他儿子舒 湮家中。仲夏的一天,周恩来轻车简从,前往探视冒广生,这次见面话题甚广,从 家世渊源到官场见闻,从学术问题到陈年诗稿,尽在其中。谈兴正浓处,周恩来若 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一件事,舍弟和令媛还有过婚约。我告诉他来拜会鹤老。” 冒广生不太经意地说:“小女早年亡故。这事已经过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亲戚关系正和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嘛。我们共产党也是人,不是六亲不认的。”将旧时一纸因 故未能履行的婚约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来对待,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殊不知这正是周恩来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人人都说周恩 来有人情味,最能团结人,感化人,但不是人人都了解其中缘由,只有细心体味周 恩来的人生境界,方能破译他之所以为人格典范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