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方法，它为和平共处开辟了现实的
途径。“求同”就是寻找与外交对象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撇开分歧，把不同的
保留，不发展争论。由“求同存异”派生出来的办法还有求同立异、存异待同等等。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在1955年4 月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
由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的会议，共有29个
亚非国家参加。这个会议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他要在一个
非共产党的，而且包括一些强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的大会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4 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许多发言奠定了会议的基调——加强亚非国家反对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前殖民国家造成并
加剧的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要使与会者发生分裂。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不和谐的调子。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
仰自由等问题。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诅咒共产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还要
坏，甚至把中国贬为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傀儡。新闻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想倾听周恩来
如何应答。

    会议开始的那一天，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有耐心的、好打交道的，甚至可以说是
防御性的角色。第二天轮到中国发言，周恩来临时决定将原定在下午全体会议上的
发言稿印发给与会者。上午会议结束后，他利用午间的短暂休息时间起草补充发言
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一边写一边交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轮到中国在
会议上发言时，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
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
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
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
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
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
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以确凿的事实回答了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
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并邀请与会代表在方便的时候亲自去中国
看看，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去参观。他以和解的口气对那些对中国怀
有恶感的与会代表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
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讲话的策略就在于他巧妙而小心地绕过意
识形态的分歧和对抗，将与会者的视线引向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策略加上他的诚
恳和通情达理，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暗礁。周恩来发言后全场沸腾，主持会议的印尼
总理，还有印度、缅甸等国总理纷纷离开座位，前去与周恩来握手。用一位美国观
察家的话来说，周恩来“成功地造成了在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
的印象。这条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他们都相信，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军事条约是威胁
亚洲新近成立国家独立的唯一现实的危险”。许多亚非国家对台湾问题非常关注和
敏感，生怕中国大陆用武力解放台湾、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危及他们自身的
安全。周恩来对这种担忧很理解，他坦诚地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要求是中国人自
己的事，我们不打算用这个问题来牵累其他国家，同时他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就
台湾问题进行谈判。这正是亚洲公众想听到的，因为这等于消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威胁。巴基斯坦总理问他：“如果台湾和平解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完全可以。”

    经过几天时间，万隆会议29个国家找到了构成“万隆精神”的共同语言：和平、
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这个结果大部来自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谋
略。

    美国政治学家鲍大可认为，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
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在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作或
鼓动他人作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
但他达到了此行的主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
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政策。菲律宾代表团
团长卡洛斯·罗慕洛1985年在纽约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
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地和我在
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
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求同存异”的外交谋略适用于与外
交对象既有共同点也有重大分歧，而目的又是为了突出共同点的情况，此时就要努
力回避分歧，淡化分歧，而使共同点凸现出来。

    “求同立异”适用于对立较久、分歧较深而又有妥协倾向的外交对象，一方面
要尽力与对方谋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又要让对方正视分歧，不使对方发生误解和幻
想。中美在1972年发表的联合公报就是遵循的“求同立异”的原则。周恩来在草稿
上就中美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填上中方的立场后，留出空行由美国人填入他们的立场，
公式就是“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这是与《万隆会议公报》一个最大的不同
之处。

    周恩来有个观点，叫“外交无小事”。因为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主要对象
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所以外交领域不存在可以掉以轻心或等闲视之的问题，看
似“小事”，弄得不好就会变成“大事”。将“小事”当做大事看待，才能不出漏
洞。

    l972年，美国政府终于结束了对华冷战和僵硬政策，尼克松总统亲自来华访问。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周恩来负责接待和谈判工作，他临事
不惧和精细周到的作风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具有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心，但又不拘泥于
琐事之中。“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
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尼克松回忆说：“我还发现，
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
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
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
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他还写道：“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
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
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
往长城路上的积雪。”古人讲：“祸患常积于疏忽，智勇多困于所溺”，疏忽大意
往往酿成大错。周恩来经常告诫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和接待人员尽可能地考虑到事
情的每一个细节，预见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他最容不得“大概”、
“差不多”、“可能”、“也许”这一类字眼。有次北京饭店举行涉外宴会，周恩
来在宴会前了解饭菜的准备情况，他问：“今晚的点心什么馅？”一位工作人员随
口答道：“大概是三鲜馅的吧。”这下可糟了，周恩来追问道：“什么叫大概？究
竟是，还是不是？客人中间如果有人对海鲜过敏，出了问题谁负责？”1971年10月
10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华访问，中国方面安排他到广州参观。在广
州宴请塞拉西皇帝之前，周恩来照例先去检查了一下宴会厅的布置。结果发现我方
工作人员把人家的三色国旗挂颠倒了，他马上叮嘱有关人员改了过来，避免了一次
外交失礼。

    不过，再谨慎小心也难免出现失误和意想不到的情况，处理这些情况需要高度
的智慧和应变能力。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许多周恩来处理突发事件的佳话。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招待外宾，客人对中国菜肴风味
之独特、味道之鲜美大为赞赏。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荸荠等雕
成各种图案，简直成了美妙的工艺品。然而，冬笋是按民族图案“万”字形刻成的，
在汤里一翻，恰巧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宾见此，不禁大吃一惊，当即向周恩
来请教。周恩来先是怔了一下，马上态度自若地对翻译说：“这不是法西斯标志，
这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着‘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
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一起消灭
法西斯，把它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恩来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
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还有一次，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前往上海参观，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
松夫妇住十五层，基辛格在十四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十三层。

    周恩来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的标志牌在“13”的位置亮了红
灯时，周恩来紧蹙眉头：“怎么安排在十三层，西方人最忌讳十三……”。

    周恩来走进罗杰斯的房间，先是对美国国务院支持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表示感谢，
然后话锋一转，诚恳而友好地对罗杰斯说：“有件事我们深感抱歉，我们没有想到
西方风俗对‘十三’的忌讳。”随之周恩来又说：“我们中国有个笑话，一个人怕
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
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周恩来幽默聪明的解释不仅消除了眼前的尴尬，而且
使他的美国同行深表钦佩，多年以后，罗杰斯等都不能忘掉此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与
外国的外交关系，以及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外交关系。所有愿意
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同台湾当局断交，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

    但是在具体涉及建交问题时，情况往往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坚持以上原则，所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比较顺利。但其他国家
就不一样，他们当中，要么虽主张“一个中国”，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马上赶走
台湾“使节”一时有困难；要么虽然赶走了台湾代表，但不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要么既不赶走台湾代表，又不在联合国席位上支持新中国，等等。

    一把钥匙开不了千把锁，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周恩来很懂得这
个道理。他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运用策略的大师，不拘泥，不消极，表现在建
交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周恩来看来，有些国家虽承认“一个中国”，但马上赶走台湾代表一时的确
有困难，这是可以谅解和照顾的，因为它们与某些西方国家配合美国搞“两个中国”
或所谓“双重承认”是有区别的。因此，可以在达成在适当的时机赶走台湾代表的
默契后即在对方首都设立新华社或商务处等机构；或在对方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后，先互派大使，再逼走台湾代表等。如1963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
建交，并表示将不管别国的意见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但在具体做法上，希望我国
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当局断交。周恩来考虑到中法两国的一些共同点以及
法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于美国，认为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条件下，可以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因此，
他接受了法国政府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自然导致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方
案。果然，中法建交后，台湾当局的代表不得不撤离法国，法国也由此成为西方大
国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上的一个
重大突破。

    对英国等虽从本国赶走了台湾代表，但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国
家，周恩来主张与之建立以设立领事馆等为标志的准建交关系，这样做既没有违背
原则，又充分利用了业已存在的共同点，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体现了内
容与形式的统一、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对有些既不赶走台湾代表，又不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国家，周恩来
主张不急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也不消极对待，只要有发展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
的可能和条件的，则积极推动经济和文化往来，逐渐突破国家关系的坚冰。如埃及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还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我们并未与之断绝来往，而是积极地
与之发展贸易文化关系，到1955年互设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紧接着双方
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满足了埃及对棉花出口、粮食进口的需求，这是
一个关系其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第二年，它主动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埃及是
中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它的示范和带动下，大批阿拉伯国家纷纷取消对台湾的
外交承认，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亚洲地区，日本则是中国通过“民间先
行，以民促官”而与之建交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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