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志在白宫 对外关系协会的会所座落在纽约第68 街和公园路口的一座古老的大厦里,这 是基辛格进入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起点。在协会举行的世界事务讨论会上,在协会 招待来访的总理和外长们的正式宴会上,他结识了不少具有广泛政务、外交、军事、 实业和新闻工作经验的权势人物。这些人接受一种既定的观点,即美国对外政策的 目标是:通过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领导的世界范围的反共联盟体系来遏制苏联。 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抱有怀疑。他们觉 得,一有侵略,不论在哪里发生,不论规模大小,就威胁要以全面核战争来加以反 击,那是说不通的,对外关系协会鉴于这种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全面战争的战略所 包含的危险,要求这个研究小组提出另外一些办法。小组的成员,全都是有关方面 (从生产武器以至制订政策)的专家。 让基辛格担任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负责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小组研究的 题目正符合他一些时期以来的想法。他并不是反对当时政府观点的唯一学者,但他 是最早提出质疑、主张彻底改变战略的人之一,并且是在有影响的刊物《外交》季 刊上这样做的。该刊1955 年4 月号上有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军事政策和“灰色” 地区的防务》,这篇文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了有力的批驳。虽然他是协会的一个 新手,名字后边只不过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无所顾忌地提出了他关于什么是保卫 美国的最好战略的思想。 无论在协会工作时间还是下班以后,基辛格无时不在考虑,怎样在打核战争则 造成浩劫、搞绥靖则心有未甘这两个前途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借以摆脱正像他 后来所说的“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作一抉择的困境”。一句话,就是要 设法学会如何在核弹时代生活和生存下去。基辛格以其特有的精力,全神贯注在这 项为期一年半的工作之中,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的思路。 他这番努力的成果就是他那引起争论的研究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是1957 年在协会主持下出版的。这本书标志着关于核战略的大辩论的一个转折点。 这本行文时而流畅、时而晦涩的书,对世界的看法是暗淡的,把苏联描绘为力 图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稳定的一个革命的、扩张主义的国家。 这个观点反映了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的立论:保守和革命两种力量 的斗争是永不止息的。 全书贯串着基辛格内在的浓厚悲观情绪,带有一种“充满忧郁的心情”,一种 在劫难逃的感觉。基辛格论及1914 年以前弥漫欧洲的幻想时写道:“太平日子过 久了,悲惨是什么滋味已经不知道了。国家可以覆灭,乱子有时无法收拾,这一切 都忘光了。”基辛格接着写道:“核时代的难处在于:现代武器可了不得,因此一 提到打仗就引起反感。但是如果不冒打仗的风险,就等于奉送一张空白支票给苏联 统治者。”因此,美国在不准备打全面核战争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对付克里姆林宫 无情的压力呢?基辛格提出了一条出路:实行分级威慑的政策,设想到有限战争之 始就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基辛格写道:“有限核战争是我们对付核大国或一 个能用人力来代替技术的大国的最有效战略。”基辛格这个不落旧套的建议使整个 华盛顿为之哗然。核战争可以是有限战争的提法,是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家们 的基本假定不相容的,此辈认为只要一旦按了电钮,这场核战争就势必是全面的。 美国的军事体制就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上面的。基辛格却独村一帜。他认为应该抛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的概念,须知在新的世界形势下美苏两 家的核弹势均力敌,因此,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只有打有限战争之一途。按照基 辛格的说法,有限战争“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动……目的在于影响对方的意志而不 在于粉碎对方;使对方看来接受我方条件比继续抵抗有利;要争取达到特定目标而 不要追求彻底消灭敌人”。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连续14 个星期列在畅销书名单上。它使基辛格获得了 伍德罗·威尔逊奖金和驻外记者协会的奖状。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外交记者查默 斯·罗伯茨说:“这无疑是1957 年、甚至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 尼克松副总统曾为此专函向基辛格致贺。杜勒斯国务卿的“大规模报复”方针受到 了这本书的质疑后,他接受了有可能打有限核战争的思想。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影 响的参议员随身带着这本书。五角大楼也研究它,虽然位居要津的将军们强烈不同 意基辛格关于把陆军和空军合并成一个军种的建议。 有不少教授同意基辛格的观点,认为应该有一种战略方针来把核力量变为政策。 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他的结论感到震惊。他们说,基辛格关于美苏必须如何“合作” 使战争保持有限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其实是不合逻辑到了极点。《纽约邮报》 上出现过《“有限”战争是通向还是脱离无限战争之路?》这样一条标题。20 世 纪基金会理事奥古斯特·赫克谢尔问道,一个民主国家明知自己还拥有巨大的战略 核力量可供使用,能甘心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失败吗?乔治·凯南和迪安·艾奇逊怀 疑苏联领导人能否合乎理性地处理核威胁,不管是有限战争的威胁还是全面战争的 威胁。这两人问道,难道他们的想法同我们一样吗?怎么能假定不同对象对于同样 的刺激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呢? 这本书的问世以及它所触发的论战,使基辛格一跃而居于专门研究核武器和国 家战略问题的学术界、即专家学者治国论这个新学派的最前列。当基辛格在1957 年夏天回到哈佛时,他不仅仅是一名有才华的博士,而且是一位国际闻名的国防战 略家了。他离开哈佛的短短时间却造就了赫赫的名声。哈佛校园外面的世界给了他 哈佛过去拒绝给他的东西,即承认他对自己才能的估价。当时他是34 岁。 很明显,哈佛对基辛格的归来是高兴的。他接到了聘书,被任为政治系讲师。 1959 年提升为副教授,1962 年升任正教授。这时,他已经有一子一女,女儿叫 伊丽莎白,儿子叫戴维。 基辛格虽然回到了哈佛,但还同外界保持着联系,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 顾问。他是50 年代初在弗吉尼亚州昆底科城的一次军事战略问题讨论会上结识纳 尔逊·洛克非勒的。基辛格度假时,在对外关系协会同洛克非勒再次见了面。两人 的强硬路线观点非常吻合。基辛格写完那本书以后,洛克菲勒便要他以部分时间担 任专题研究工作负责人——这是由洛克菲勒出资的一项研究工作,为期一年半,任 务是研究今后美国的国内外重大问题。 基辛格再次成了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美国人的组织者。一位听过基辛格在国家安 全问题小组发言的人认为他“了不起,真棒”。 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写成的最后报告于1958 年1 月6 日发表,成了报纸头版新 闻。报告的题目是《国际安全的军事方面》——人们非正式地称之为“对苏联人造 卫星的回答”。它反映了基辛格的观点,主张制定一项以战术核武器为中心的战略 (这表示他那个引起争论的主张已逐渐得势)。报告说:“必要时不惜打核战争的 决心乃是我们确保自由的部分代价。”与洛克菲勒的“家家户户搞防空洞”的口号 相呼应,报告要求扩大全国民防系统,并大大增加国防开支——在以后的若干年内 每年递增30 亿美元。 这个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的报告受到五角大楼的赞赏,因为在五角大楼眼中,克 里姆林宫的每一个行动都包藏着苏联的极大祸心。国会山上反应热烈。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坎农附和说:“防务方面无论用多少钱都不 为过。”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说,洛克菲勒报告“完全戳穿了那些半吊子的对付苏 联军事威胁的措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敦请洛克菲勒“尽快”到他 所主持的那个参院战备小组委员会去作证。 事实表明,美国中间阶层也紧跟在国会之后,急于想多了解一些这个报告的内 容。洛克菲勒在报告发表的当天就在电视节目《今日》中与节目主持人戴夫·加罗 韦讨论了这个报告。洛克菲勒原想利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来发动他竟选纽约州长的 政治运动的,但是在这次节目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报告本身。会见完了,加罗韦随便 说了一句,谁对这个报告有兴趣,都可以向全国广播公司函索。当时他手下的一个 编辑发表意见说:“你得每份附送一辆福特V —8 型汽车才有人要。谁愿意写信要 一本令人费脑子的书呀?”有1000封来信就算了不起了,不可能再多了。但是第二 天邮差竟送来4.5 万封函索信件,第三天又送来了20 万封信。来信渐渐堆积如山, 数不胜数。这种现象要么说明那个报告写得出色,要么表示国民对于未来是否还有 指望忧心忡忡。基辛格的名字在全国各地的邮箱里出现。 基辛格认为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很混乱,不断加以抨击。洛克菲勒报告问世两月 后,基辛格在芝加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讲台上攻击了首都的政策制定人。他几年来 对政府、科学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进行了观察,对于政策制定工作竟不掌握在专业 人员手中而掌握在律师和企业家手中这一情况深感痛心。他说苏美谈判一般总是专 业人员对付外行人。他得出结论说:“通常是专业人员得胜。”他还不断抨击他认 为过时的国防政策。1958 年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他重 申他的主要论点——在核时代,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政策必须抛弃。基辛格警告 说:“这个政策大危险;同时,在我看来,也太花钱。”美国必须制定一项灵活反 应政策,以适应当前的各种挑战。在泛泛谈论中东问题时,他说,不应该让美国总 统在危机中面临是否要冒牺牲3000 万美国人性命的危险来保卫贝鲁特这样的问题。 (那年夏天,黎巴嫩危机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基辛格说:“事实上,恐怕美国 总统只能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而这样就会鼓励苏联用逐步蚕食的侵略手法把整个 世界夺过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苏联要统治世界是毫无问题的,而美国有责任 来阻止它,应尽可能采取除全面核战争以外的办法。因此,他强调采取有限战争、 甚至有限核战争的威慑战略。 那几年中,基辛格在哈佛的事业也有发展。由于他的同事麦乔治·邦迪的推荐, 他被任命为哈佛新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曾在国务院里襄助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的罗伯特·鲍伊。他后来谈到基辛格的这项任命时总是说:“这是 我一生的最大错误。”鲍伊和基辛格的对立,是由于两人个性不合和政策不同造成 的。鲍伊认为基辛格刚愎自用,太爱闹摩擦。按照鲍伊的设想,这个研究所应该专 搞研究工作,而他的副所长却认为同时还应该搞教学。更重要的是,鲍伊的多边核 力量方案受到了基辛格的轻视。这个方案建议由不同国籍人员混编一支由25 艘水 面舰只组成的北约组织多边海军力量,每艘携带8 枚核弹头。基辛格认为这个方案 在战略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触犯欧洲人的尊严。多边核力量后来成了肯尼迪总统 的国策,但为约翰逊总统所抛弃。鲍伊和基辛格之间勉强的休战最后是在1960 年 以基辛格的辞职而结束的,那时基辛格已经独当一面,当上防务研究工作的负责人 了。 基辛格这位教授,由于他介绍情况时能把复杂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深受爱 挑剔的白宫记者团的赞扬。他在课堂上也表现了这种才能,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循循 善诱的教员。基辛格讲授的“国际政治原理”是哈佛大学的重头课之一,他也的确 能讲得符合要求。据哈佛大学的学生报《哈佛红报》报道,他的课“内容丰富,总 能引人入胜,有时还妙趣横生”。 他享有这样的名声:一个知识界的要人,同外界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基辛格的 一个哈佛同事说:“对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来说,在哈佛呆着是不过瘾的,在这里 休想沾到权力的边。”基辛格居然克服了地理限制,把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请到哈佛 来。正如他过去主持国际讲习班时曾邀请一些前程远大的外国人在暑期来参加学术 讨论那样,他现在当上了防务研究工作主持人的新职,又不断向华盛顿发出邀请。 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部长、助理部长、帮办们常常出席他的防务政策讲习班。 对他们来说,可以借着向国家下一代上层人物解答不带党派色彩的问题的机会, 走出雾谷(指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办公室去透透空气,又何乐而不为?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让他的学生见见那些行使权力人物的机会。自然,他不是 不知道,由他出面邀请这些著名人物,不用说也扩大了他自己同华盛顿权要的联系, 基辛格这种邀请客人来讲课的做法,滋长了某些哈佛教授的疑心,觉得其实他不是 自己教课,而是依靠外力。不过,要评判他的做法,最关键的还在于学生的态度, 而学生们都喜欢这种做法。主持人也喜欢这种做法,他一个劲儿亲自扮演唱反调的 角色,同他的客人们论战,有时讲得得意忘形,越出了教授的本分。 基辛格在整个50 年代后期都专心研究核战略问题,当时哈佛和马萨诸塞州理 工学院举办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当代问题讲习班,基辛格参加了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 讲习班。 基辛格的战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认为在措词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依 靠核武器来解决核武器所引起的难题。可能由于这种种批评,他后来对自己的战略 思想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放弃了把有限核战争作为“我们最有效的战略”。这个 改变反映在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选择的必要:美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之中。这本 书在1961 年1 月出版,恰好是肯尼迪就任总统之时,当时肯尼迪宣称要每个国家 都知道,美国为了保卫自由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西方抗击共产主义传播的能力, 基辛格和过去一样感到担忧。他谈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时,仍然把中苏联在一起, 尽管其他的政策分析家已开始觉察到中苏之间的分歧。他发出警告说:“我们在进 行全面战争的力量对比上逐渐落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有限战争。我们的 常规力量不断在萎缩。”基辛格不相信同苏联搞缓和的想法——这一想法自1959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同赫鲁晓夫总理举行“戴维营精神”会晤以来已获得广泛的支持。 他觉得两种不同的社会对谈判抱着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条 约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有法律义务;不但有实际效力,而且有道义约束。 而在苏联,让步只不过是持续斗争中的一个片段。”哈佛毕业生约翰·肯尼迪 在1960 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把“新边疆”政策带到了华盛顿。 新总统还从自己母校招来了一大批秀才——其中有:麦乔治·邦迪,任国家安全事 务特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任总统特别助理;以及亨利·基辛格,不过,这时 基辛格还只是往他想挤进去的那扇门里伸进了一只脚。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艾森 豪威尔总统在位8 年,不过是从原地不动变到维持现状,一无足观。肯尼迪时代的 开始可是知识界的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定下了调子,新政府至 少口头上开始表现出想竭力干一番事业的样子。 基辛格在这个新华盛顿的生涯,开始时是大有前途的。一个例子是,肯尼迪总 统深受基辛格、加文将军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人的著作的影响,放弃了杜勒 斯的大规模报复方针,改而采取对苏联的挑战作出分级军事反应的政策。另一个例 子是,由于他的老朋友施莱辛格向新总统推荐,基辛格被任命为三个有威望的机构 的政府顾问。这三个机构是:麦乔治·邦迪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军备控 制与裁军署和兰德公司。 本来这时对美国和对基辛格个人都似乎是一个大好机会,但是结果却使基辛格 很扫兴。他出的对外政策点子没有人听,他的作风和肯尼迪班子的作风格格不入, 因而他从哈佛出来担任正式的(虽然是兼职)政府顾问为时很短。 基辛格对“新边疆”和新总统感到失望。基辛格回忆说,肯尼迪“很有意思”。 但是基辛格对总统为人是否有意思并无多大兴趣。他喜欢的是遇事决断,态度认真, 目的明确,而他在肯尼迪身上却找不到这些素质。他又看不惯肯尼迪这帮人的“纨 绔”作风——什么游艇啦,滑雪啦,在游泳池里胡闹和乔治敦玩的那一套。在那个 时候,他认为“正经的人”是不应该那样的。 但也并不仅是作风问题。基辛格虽然欣赏总统的才华,但对肯尼迪外交上的大 政方针却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位总统完全不懂得力量的限度,随随便便就答应援 助别国,妄自以为美国是无所不能的。在基辛格看来,这些都是以幻想代替现实, 以主观凌驾分析的恶劣作风。 在敏感的柏林问题上就存在意见分歧。1961 年8 月,苏联突然在德国前首都 中间筑起了一道墙,基辛格感到很震动。他曾一再警告,西方不应作出使“柏林地 位恶化”的“让步”。他认为筑墙是一个侵略行为,如果不加制止,可能升级到一 场世界大战。肯尼迪的看法不同,他曾私下对左右的人说,这道墙实际上起到了稳 定东欧局势的作用。表面上,美国也发出过一个正式的抗议,并且调兵遣将想吓唬 苏联人,可是那道墙并没有垮下来。总之,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是输了一着,而基辛 格认为柏林正是盟国的欧洲政策的试金石。 基辛格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不同意肯尼迪的政策。肯尼迪采纳了鲍伊提出的北 约组织多边核力量方案,而基辛格则仍然强烈反对该方案。肯尼迪推行他的“宏图 大略”——敦促英国加入萌芽中的欧洲联邦。基辛格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理由至少 有两点:它同戴高乐的维护法国利益的政策相冲突,它无视整个欧洲正在兴起的民 族主义潮流。 基辛格信奉面对面的交换意见,他借施莱辛格之助,几次想绕过邦迪,跑到总 统那里面陈意见,但总是未能达到目的。邦迪紧紧把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是给 基辛格吃闭门羹。肯尼迪左右的一些人后来说,基辛格在内部唱反调闹得太过分了。 有一回,肯尼迪向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议论基辛格的作风说:“有点令人 讨厌。”基辛格曾给肯尼迪政府惹过一连串外交上的小纰漏。1962 年1 月,基辛 格根据一项文化交流计划在印度访问时,有人问他巴基斯坦会不会同中国结盟。基 辛格回答道:“不会。巴基斯坦绝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这句话使巴基斯坦舆 论大哗,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还提出了外交抗议,对基辛格的“失言”表示不满。 邦迪给基辛格去了一封电报说:“请你免开尊口,否则我将下令把你召回。”过了 一个月,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道扬镳了。这位顾问被劝辞了职。有个同事后 来回忆说:“他是大发脾气走的。”不过,他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及兰德公司的两 个顾问职务还保留着,这两个机构都不需要天天同白宫联系。他在军备控制和裁军 署里一直呆到1967 年,在兰德公司还多呆了一年。 若干年后,基辛格向朋友们承认,他“悔不该莽撞行事,错过好机会”。 他回顾那段时期,不胜感慨地说:“60 年代初,我第一次从上层看到了政府 ——现在的人往往指责我那个时期过于卤莽,过于乐观,甚至有点妄自尊大。 有些批评倒很中肯。然而,那时的风气还是符合地地道道的美国精神的:有问 题,只能上,不能躲;衡量一个人不但看他的成败,也看他的努力程度;宁愿好大 喜功,不甘庸闲遣日。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反对派都认为大家是在为一个共同事业 奋斗,而不是争吵不休,势不两立。”从1962 年到1965 年,基辛格全部时间都 在哈佛,除了1964 年曾有一段时间出去帮助洛克菲勒争取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外, 一直在研究复杂的大西洋安全问题。他把他的见解写成了十多篇文章登在多种报刊 上,如《外交》季刊、《记者》杂志、《哈泼斯》月刊、西德《世界报》、法国《 外交政策》双月刊,以及《公共事务》杂志等。除了这些文章,他还写了一本《麻 烦的伙伴关系:重新估计大西洋联盟》的书,1965 年4 月出版。真是个多产作家! 他的文字讲究匀称,别具一格,但有些读者觉得气势有余而优美不足。一个老 朋友说:“他这个人文章写不好却偏要写,由于下了苦功,居然也勉强通顺,这完 全得力于他超人的毅力。”这时,基辛格已不必为家务分心,因为他和安妮终于在 1964 年离婚了。他们结婚15 年,关系一直不睦。安妮后来回忆说:“那是没有 乐趣的婚姻生活。”基辛格在文章和书集中抨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西欧 的政策。 基辛格指责说,在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极少进行认真的商讨(后来他当权时, 人家也拿这条回敬他)。另外,他觉得美国官方对欧洲人、特别是对法国总统戴高 乐的态度太傲慢了。华盛顿不了解欧洲人从马歇尔计划时代以来已经成长起来,不 再喜欢美国那种家长作风了。他写道,美国在欧洲问题上不应强加于人。他说: “如果我们硬要在一切地方、包括欧洲继续包揽一切政策,我们的资源将不堪负担。 总有一天,我们会认为欧洲有点自主性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基辛格也许 因为是欧洲出身的,也许因为是研究世界史的,他从来不大赞成只有美国才能决定 世界道义和政治命运的论调,也不大相信美国初创时代先辈所传下来的所谓美国力 量无所不能的想法。例如,他根本不能同意迪安·腊斯克那个美国万能的信念。1962 年2 月,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曾有一次在同记者们就越南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把 食指按在咖啡桌上说:“只要美国在哪里加一点压力,哪里就得屈服。”基辛格颇 以这种美国佬的自我陶醉为虑。1966 年6 月,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公开会议 上,他对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说,美国越来越厉害的“包打天下”的倾向,使他很 担心,“我们的精神力量哪里吃得消啊!”加在美国领导身上的负担可真太大了。 基辛格发表这些见解时,美国正深陷在越南战争之中,但是他没有公开抨击约翰逊 政府的越南政策。他已经从自己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公开发表批评言论所得的教训中 学乖了。但是他影射越南问题是明显的。 越南战争成了亨利·基辛格进入约翰逊政府的敲门砖。他担任政府的对外政策 顾问。这是第三次了。这一回,他有效劳的机会,是得力于亨利·卡伯特·洛奇的 援引。洛奇是尼克松1960 年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搭档,后来当了肯尼迪 的驻南越大使。1965 年7 月,约翰逊总统委派洛奇再度出使西贡,人们认为这项 人事安排显然带有政治色彩,目的是表示两党一致支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投入更大 力量,因为那时是每送一批士兵去越南,围绕这场战争的争论就激化一层。洛奇要 求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他当大使期间委任基辛格和洛奇 的儿子(也在哈佛教书,名叫乔治·洛奇)当国务院顾问。这个要求是由约翰逊的 一项建议引起的。洛奇后来回忆道:“约翰逊建议我从外面找一些人出出主意,提 一些新点子,因为他感到他那班常年顾问提上来的都是老一套,而他需要的是一些 新鲜思想,因此我想了一想,便请了基辛格。我当年在哈佛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同他 很熟,对他的才干很钦佩。”基辛格的任命不到一个月就批准了。巴不得回到政治 舞台中心的基辛格,从此便跳进那波涛汹涌的越南问题决策工作中去了。 越南问题不是基辛格的专长。他的兴趣一向集中在核战略、欧洲、大西洋联盟 等问题上。他游历过的世界是西方,不是东方。他对欧洲如数家珍,却从未涉足东 南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对他也不能说是完全陌生的。哈佛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 舆论的温床。基辛格对官方人士的思想是熟悉的,这些人老是说,看到“隧道将尽, 光明在望”。他阅读来自西贡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经常同约翰逊白宫的乐观言论 唱反调。他十分了解法国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场肮脏战争。 基辛格曾访问西贡多次,第一次是1965 年10 月,同行的有克拉克·克利福 德。克利福德是华盛顿有势力的律师,担任过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民主党总统的顾 问,后来在1968 年初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的任务是对美 国在越南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作出估计。 当然,基辛格同明显的掌权人物进行了商谈——美国方面,找了大使馆,驻越 军事援助司令部;西贡方面,找了阮高其将军、阮文绍将军和其他高级将领。但他 也知道官方讲的那一套总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他便跳出了“要人”的圈子,开始 向不当权的人们征求意见。他同佛教领袖、当地的知识分子、村长、记者们谈话。 他认识到,西贡和偏僻的村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越南,因此也下乡走走,询问一 些有关越南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情况。越南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有什么民族传 统?他们有政治基础吗?他们能应付战争吗?南越的军队情况怎样?能改进吗?怎 么改进?要多久?最重要的是,除了源源不断运进美国军队和战争物资以外,美国 还能用什么更切实的方法来帮助西贡政权? 他在这次走马看花式的访问中竭力收集资料以后,仍然按照他的老习惯,不向 别人只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一次是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这个亨利向那个亨 利说了些什么,是保密的。但是过了几天,基辛格和克利福德刚离开西贡,老资格 的《洛杉矶时报》远东记者杰克·福伊西便发出了一条关于这次访问的消息,登在 该报头版。报道说,他们“回国时深感震惊”的是,虽然大量投入了美国兵和美元, “他们发现在越南政府(指西贡政权) 当前和未来的领导人中,几乎完全缺乏政治上的成熟性和无私的政治动机”。 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思想库”作 了短暂停留,报告他南越之行的调查结果。那里的专家不是认识基辛格本人便是熟 悉他的著作的,因此来听的人十分踊跃。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后 来回忆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对这场战争最精辟的分析。他了解军事形势,政治 形势,对于交谈过的越南人,谁个的话值得听,谁个的话要打折扣,他都心中有数。 据他估计,我们正在执行的军事战略非常错误,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叛乱战斗, 而是在对非常规的敌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子钉死在西贡一小 撮声名狼藉的政客和将军们的旗杆上了。”基辛格一回到首都,立即向国务院和国 防部的官员们汇报。他按照标准的基辛格方式办事——进行个别的私下会谈。他分 别同邦迪的特别助理乔纳森·穆尔、邦迪、麦克纳马拉、乔治·鲍尔等人谈了他在 越南考察的结论。 穆尔后来回忆说:“天晓得他对别人讲了些什么!估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也 许是一模一样的,但谁也不知道,根本无案可查。”基辛格喜欢搞私下谈话,当然 不能说是由于他有怯场的毛病,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找人个别谈是为了在沟通思想方 面收到最大的效果。 基辛格有他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他仍然把世界各部分看成是互相关连的,任 何地方的平衡起了变化部将产生连锁反应。他这个观点1966 年夏曾在《展望》杂 志的特约专栏里发表过。文章劈头就说:“越南战争主要有两个问题:撤退会造成 不可收拾的局面,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作了这样的开场白以后,他接着就阐述据 他看来如果美国在人们可以称为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情况下撤出越南,世界各地将产 生什么反应。 第一,“一个三等的共产党农民国家打败了美国”,将使“全世界共产党内部 斗争中的最好战派系的地位得到加强”。第二,美国撒出将使美国的东南亚友邦, 包括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灰心丧气”。第三,日本和印度见到美国 无力“履行义务”,可能将其“长远倾向”从华盛顿移向北京或莫斯科。最后,他 写道:“如果美国在亚洲表现如此无能,势必也会在其他地方降低对美国诺言的信 任。”他的结论说:“我们在越南作战,已不仅仅是为越南人。我们也是在为我们 自己,为国际秩序的稳定而战。”在相当程度上,基辛格之反对美国撤出,是不加 批判地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思想。当时迪安·腊斯克总认为中国硬是要至少控制亚洲。 他一再警告北约组织说,要是美国很快撤出越南,就连冰岛和挪威那样“遥远的” 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但欧洲人不大理会这些警告。他们不相信,一俟最后一个美国 大兵离开越南,苏联就会突然不顾一切进行扩张。 但是,基辛格同腊斯克一致的地方也只到此为止。他并不同意政府要在越南取 得军事胜利的内心欲望。他认为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无论莫斯 科还是北京,都不愿让北越这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吃败仗;第二,因为已经有“一 个共产党‘影子政府’渗透到了南越生活的各方面。”他写道:“越南问题首先是 政治问题和心理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基辛格认为,美国要建立和扩大包括 “人口越多越好”的“安全区”才是上策,这样可以“使我们在会议桌上有可靠的 谈判筹码”。 几个月后,1966 年10 月,基辛格重访南越——这一次是同丹尼尔·戴维森 一起去的。戴维森是协助威廉·邦迪工作的一位年轻律师。与1965 年那次调查旅 行不同的是,基辛格这次负有一个具体任务:协助拟定(如果可能的话)一项经过 改进的“招抚”计划,目的是向共产党方面高级人员搞策反。 事毕,将在约翰逊总统本月底去马尼拉同美国的亚洲各盟国举行首脑会谈的途 中,由他向总统汇报调查结果。这次南越之行又使他十分失望。基辛格对一个村庄 的访问就说明了这一点。据后来透露,当地的美国顾问向基辛格保证说,这个村子 已经“85%平定了”。几小时以后,他从越南人那里了解到,事实上这个村子每5 个人中就有4 个向越共纳税。基辛格于是又找那个顾问个别查问这种向敌人纳税的 情况,怎么能说这个村子85%已经平定了呢?顾问说:“是这样的,越共不敢进村 来,村里的人是用邮寄方式向他们交税的。”这个典型完全暴露了美国人一厢情愿 的想法,更加深了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怀疑。 基辛格从西贡飞到马尼拉向邦迪和洛奇作了汇报。此行本身倒没有什么重要, 不料却埋下了几年后哈佛大学反战学潮中的一个小小风波的根子。由于基辛格要到 菲律宾,使他不能主持一个讲习班,他便嘱咐戴维森转请当时任总统顾问的艾夫里 尔·哈里曼打电报给哈佛的富兰克林·福特院长解释一下。哈里曼觉得这件事由政 府出面未免小题大做,但他还是指示他的一个助手罗伯特·米勒照办了。电报说: “美国政府以哈佛大学慨允借调基辛格教授赴南越成功卓著地执行一项任务,深表 感谢。此项任务极为重要,唯有基辛格足以胜任,且必须在马尼拉会议之前完成。” 这个电报当时归档了事,但后来却被哈佛的一群反战学生袭击在校长办公室、抄查 校长档案柜时翻了出来。这份电报就被用来说明基辛格和“约翰逊的战争”有最密 切的关系。 其实,这不过是一般家长为孩子缺课给老师的一纸“假条”,只是写成公文格 式而已。 基辛格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秘密谈判家的,但是他早在 约翰逊政府时代就开始见习秘密外交来了。他成了一个代号叫做“宾夕法尼亚行动” 的关键人物。这个行动就是由华盛顿通过基辛格所熟识的一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同河 内极秘密地进行通信。那个法国微生物学家认识另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认识 胡志明。基辛格和这两个法国人都不是精通外交谈判艺术的老手,只是抱着寻求结 束战争的动机。他们的目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要以美国停止轰炸换取河内同 意“迅速”进入“建设性”的谈判。这场戏是在1967 年6 月到10 月期间演出的, 虽然没有能使双方开始谈判,却是次年把交战双方一起弄到巴黎的那个秘密外交活 动的先声。 故事是从喝开胃酒闲谈开始的。当时任国务院顾问的基辛格、微生物学家埃尔 贝·马科维奇和一小群学者在巴黎聚会讨论一系列国际问题。他们两人历年都参加 这类聚会。上一次是1966 年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海滨休养地索波特举行的。两人讨 论越南问题时,马科维奇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雷蒙·奥布拉克21 年前认识胡志明。 奥布拉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后来在哈佛大学和马萨诸 塞州理工学院留学,现在是工程师和行政官员,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胡志 明曾在1946 年率领越盟代表团来到巴黎郊区枫丹白露,同法国谈判越南独立问题, 但未获成功。他在附近的奥布拉克的别墅里住过一些时候,后来这位河内来客当了 主人的一个孩子的教父。能不能利用奥布拉克这个渠道进行和谈泥?基辛格相信谈 判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私下请示邦迪,邦迪请示了腊斯克,腊斯克请示了总统。 过了几星期,从华盛顿发来了同意进行的信号,但规定基辛格不得用美国政府官员 的名义,只可用有关人士的身份。这是事先布置好的一旦“宾夕法尼亚行动”出了 问题时的遁词。 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征得戴高乐总统的同意,在1967 年7 月21 日飞往河内, 三天后,见到了范文同总理。他们为了说明此行并不单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便把他 们同华盛顿的半官方联络员基辛格的关系告诉了越南政府总理。接着,马科维奇 “作为个人意见”扼要叙述了一项两点建议:美国停止轰炸,越南限制运往南方的 战争补给。 范文同回答道:“我们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如果这一点实现了,谈判就没有 多大障碍了。”他接着说:“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美国有很大的力量,美国政府 想要打赢这场战争。约翰逊总统正受到病痛的折磨,这个病痛就叫做越南南方。 我们也认为战场上的形势是决定一切的,这场比赛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我们从 报纸上看到,有些人希望把战争限制在南方。但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决心要继续对 北方进行战争。因此,我们认为对北方的空袭可能增加。 “我们准备他们轰炸我们的堤坝;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领土上迎战。由于苏联和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们的军事潜力不断增长……我们为独立而战已经4000 年了。我们三次打败过蒙古人。美国军队纵然强大,恐怕也未必有成吉思汗那样可 怕吧。”越南总理坚持美国军队必须撤出越南。但是他说,在时间表上他可以通融, 他了解有一部分美军可能要留在南方直到达成政治解决为止。他还说: “我们并不想使美国屈辱。”北越无意把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强加于南方,也不 强求立即统一全国。 那天晚些时候,总理陪同奥布拉克会见了胡志明。会见后,奥布拉克和马科维 奇使用预先约定的密码,给基辛格发了电报。两人从河内回到巴黎后几小时,基辛 格就会见了他们。基辛格向国内发出了下列报告: 奥布拉克说,见到胡志明时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胡志明老得多了。他穿着一件 中国式长袍,走路拄着手杖。但是他的智力不减当年,眼神里仍然闪耀着往日的光 彩。他似乎乐于担当老祖父的角色,而不过问细微未节的问题。 奥布拉克带来了一样礼物,一小块彩色室石。胡志明回赠了三件礼物: 一段绸子给奥布拉克的女儿,几本书,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是取自据说在越南 上空击落的第2000 架美国飞机残骸的金属做的。他还记得奥布拉克所有三个孩子 的名字。 在谈了奥布拉克一家情况大约15 分钟之后,奥布拉克问道:“主席先生,您 知道我的来意吗?”胡志明回答说:“知道。”奥布拉克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胡志 明回答道,他不喜欢“在越南的和平”这个提法,因为这给人印象好像美国和越南 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其实,美国是侵略者,必须受到谴责…… 胡志明说,关于谈判的问题具体由范文同掌握。然后他又说:“记住,很多人 想骗我。都没有骗成。我知道你不想骗我。”然后他又拉起家常来了。他听说奥布 拉克卖掉了他21 年前住过的那所房子,表示很遗憾。 “下次去巴黎时叫我住哪儿呢?”他接着问,他要是去巴黎会不会受欢迎,但 回避了他是否愿意得到邀请的问题。 50 分钟后他结束了谈话,由人护送出了房间。范文同送奥布拉克到汽车前。 他说:“我们尽可能不让胡主席在具体事情上操心。 他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希望他能活到亲眼看见祖国统一。”8 月3 日,一小批 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碰头,研究基辛格的报告。就在那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向南越 增兵,使美军总数达到52.5 万人。五天以前,他还曾命令对16 个新的重要目标 进行轰炸,其中有几个很靠近河内市中心。 这些官员们花了8 天功夫拟出了美国的答复。他们叫基辛格通过马科维奇一奥 布拉克渠道将以下信件带给范文同:“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轰击,如果这样 做能迅速导致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以求双方之间的问 题得到解决的话。我们的假定是,当谈判不论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时,越南民主共 和国将不利用停止或限制轰炸的机会。如果它利用这个机会,显然是与谈判所要达 到的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间朝向解决问题的方针背道而驰的。”美国的这个立场, 与一个月后约翰逊提出的“圣安东尼奥和平方案”很相近。 8 月17 日,基辛格在巴黎再次会见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送交了上述信件, 并根据指示告诉他们说,美国准备进行谈判,公开的或秘密的都可以;并说,部分 减少轰炸要比完全停止好,以免使谈判受到突出注意。三个人商量了5 小时。基辛 格对两点说得很明确:“建设性的讨论”一语,是指美国政府强烈希望避免一页打 仗一面进行旷日持久的朝鲜式谈判。“利用”一语,是指“增加向南方运送人员和 补给”。马科维奇向基辛格说,他对美国的猛烈轰炸感到不安。基辛格说,在没有 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情况下,暴力的强度可能还要继续上升。他催促两人赶快成行, 把信件递交给北越人。 这两个法国中间人次日就去办签证,但没有弄到。在这之后的两天里,他们在 塞纳河岸的一个旅馆里同基辛格碰头,而不在马科维奇家里,以免被人发觉。这时, 三重唱发展成为四重唱了,哈里曼的助手切斯特·库珀陪同基辛格一起出场,以表 示美国是严肃认真的。基辛格告诉他的联系人说:“从8 月24 日起,对河内附近 的轰炸方式将会有明显的改变,目的在于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作为我们善意的 一种表示。”这话是直接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里来的,这项限制的有效期是 “10 天”。 8 月21 日和22 日,美国军用飞机对河内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造成了 “大批生命”的损失。 8 月25 日,这两个法国人与北越驻巴黎代表梅文蒲见面,再次要求签证。 梅文蒲回答说,在轰炸中访问河内太危险。两个法国人回答道,他们已经得到 在河内地区的安全保证,一直到9 月4 日为止。他们把美国信件的文本交给梅文蒲, 请他转达河内。他们讲了同基辛格接触的情况,转达了基辛格说的其他几点:美国 希望这些交往保守秘密;对北越堤坝的轰炸是偶然事件;美国准备派代表同北越委 派的官员在万象、巴黎、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会晤。 8 月31 日,梅文蒲在提到8 月21 日轰炸的同时,又一次拒发签证。但是在 9 月2 日,他请他们到他的办事处来,颇为神秘地建议他们搞清楚,“在今后几天 中”不会对河内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同基辛格进行了联系。基辛格同邦迪进行了联 系。对河内附近的轰炸限制延长了3 天,直到9 月7 日。但两人仍然得不到签证。 9 月10 日下午6 时,马科维奇实验室的电话铃响了。梅文蒲接到了河内的信 件,是对基辛格的答复。结果很令人失望。 “美国建议的实质是附有条件的停止轰炸。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非法的。 美国应停止轰炸而无权提出条件。”“美国的信件是在对河内的轰炸升级后并威胁 要继续轰炸河内的情况下送来的。这显然是对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碟。”“越南民主 共和国政府强烈地拒绝美国的建议……”9 月13 日,基辛格重返巴黎,同马科维 奇共进早餐。 他带来一个密封的信件,是华盛顿对河内的拒绝的答复。约翰逊总统后来在他 的回忆录里透露:“我们曾建议河内的代表同基辛格直接会晤。”基辛格希望亲自 把信件交给梅文蒲,但梅文蒲告诉法国联系人说,由于美国继续威胁要对河内轰炸, 直接会晤是不可能的。第二天,马科维奇送去了基辛格的另一封密封信件,表示对 河内态度困惑不解。基辛格写道:“我们轰炸河内附近,就被指责为施加压力。我 们在没有得到河内任何表示的情况下自动地限制我们的行动,并且无限期地保持下 去,却又被指责是下最后通碟。 实际上,美国的建议,既不含有威胁,也不附带条件,不应以这些理由加以拒 绝”。这两封信都是经过华盛顿批准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又送去了几封密封的信件,进行过几次接触,但梅文蒲 坚决拒绝接待基辛格,也不给法国人签证。他说:“美国人正在玩弄两面手法。他 们一面提出和平,一面加强轰炸。”最后,9 月24 日,梅文蒲召见马科维奇,向 他宣读了河内发来的一封电报。梅文蒲拒绝了“圣安东尼奥方案”,不过他对法国 中间人说:“我接受你们表示的对基辛格的信任,但是当美国正在搞战争升级的时 候,我不可能见他……我们对美国的政策不抱幻想。”基辛格的答复是在第二天早 晨8 点半送交梅文蒲的。这位美国使者的信开头说,不要对“过去的事”进行互相 指责了;接着说:很明显,华盛顿和河内互相了解对方的思想方法有很大困难,所 以直接接触是十分必要的。他写道:“通过中间人,不管如何可靠,总不是令人满 意的代替办法。”基辛格强调,华盛顿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得到保证,停止轰炸将 “迅速”导致“建设性”的谈判。但是在北越外交官看来,“迅速”和“建设性” 这两个词就是变相的条件。 于是基辛格又回到了坎布里奇。 10 月10 日,马科维奇打了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长途电话给基辛格,要他赶回 巴黎。基辛格不愿去,并说,美国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应该由河内来回答了。 马科维奇不嫌麻烦,在周末又到梅文蒲的办事处,央求这位北越外交官使渠道保持 畅通。梅文蒲给了一个书面答复,宣称:“在美国推行战争升级政策的时候,我们 不能接待基辛格……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后,才能举行讨论。”白宫的反应 是把僵局归咎于河内,但同时也不放弃努力。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里写道:“看了 这个声明,我再一次相信,河内没有兴趣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除非按照它一贯坚 持的强硬条件。但是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10月18 日我在内阁会议室和腊斯克国 务卿、麦克纳马拉部长、沃尔特·罗斯托以及基辛格博士开会研究了巴黎接触的全 部记录,在我的顾问们的强烈建议下,我同意派基辛格去法国再作一次努力,争取 进入认真的讨论。”基辛格又匆匆横渡大西洋了。他接到的最新指示是:“你的目 标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指出:你在华盛顿的朋友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他们觉得河内 一直不愿在任何重要问题上作出反应。”到了巴黎,他的法国联系人对他说,最重 要的是他应该设法直接见到梅文蒲。奥布拉克为了表示他个人的急切心情,说为了 和平,他愿意凭他同胡志明21 年的老交情,亲自去澄清情况。只要北越人了解, 美国的立场依然不变,基辛格不反对这样做。 奥布拉克打电话给北越办事处,梅文蒲接了电话。马科维奇在一个分机里听着。 奥布拉克说:“我们有急事要见你。”梅文蒲:“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情况 越来越恶化。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奥布拉克:“我们有些新的、非常重要的事。” 梅文蒲:“什么重要事情?”奥布拉克说,这事关系到梅文蒲上次的信件和为达到 停止轰炸而采取的步骤的顺序。 梅文蒲:“我们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然后他重复了刚才的话:北越方面没 什么新的要说的,没有会见的必要。 奥布拉克挂了电话,深感失望,苦恼。他打电话告诉基辛格,梅文蒲拒绝见他 们。基辛格也同样感到失望,回坎布里奇去了。“宾夕法尼亚行动”至此寿终正寝。 据华盛顿主管“宾夕法尼亚行动”的一些人认为,基辛格是此道的新手,却于 得出奇地在行。约翰逊委托他进行一项绝密的谈判,尽管总统明知他同洛克菲勒关 系密切,因此有可能向共和党人泄露。但实际上,他是谨慎到了家的。他准确表达 了美国的立场,他严格按照指示办事,他如实汇报谈话内容。他一贯正直坦率—— 对内对外无不如此。当然,他并不决定政策,也不指挥谈判,他只是中间人之间的 中间人。然而,这次同北越人的秘密接触,尽管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还是使他对 同“对方”打交道之难这一点获得了初步经验,并使他对河内与华盛顿互不信任的 程度有了深刻的体会。这番经历对他日后担任尼克松同北越谈判的使者,是非常宝 贵的。 双方的目标既然完全对立,因此战争就继续打下去了。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苦 恼心情,终于使一个以“结束战争赢得和平”的保证来竟选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能够 以微弱多数而当选总统。 当新政府进入白宫时,基辛格在尼克松身旁。在就职典礼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中, 这位新任命的总统顾问已经在为尼克松总统出谋划策了。但基辛格没有想到,尼克 松会给他提供充分展示他外交才能的世界政治大舞台,使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最佳搭 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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