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 ·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 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这一名称的阿拉伯语意思为 “基地”,它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网络,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 护和支持。基地组织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 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在海湾战争时,因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而被驱逐出境。 基地组织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把除掉一切阻碍他们的力量作为己任。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 ·11”发生3 年以前,恐怖主义者 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 多人死亡,500 多人受伤。2000 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 海岸丧生。截至9 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 地组织成员。 在“9 ·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 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 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 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 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 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 行袭击的可能性。8 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 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 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 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9 ·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 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 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 ——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 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 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 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 美元的帐篷”。 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 效。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 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 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 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 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 —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 cells )——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 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 信美国能够克服“9 ·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 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 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 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 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 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 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 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 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 月10日晚在白 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 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 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 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 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 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 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 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 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 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 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 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 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 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 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 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 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 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 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 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 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 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 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 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 争。”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 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 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 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 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 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 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 我继续说道:“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 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 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觉得这篇讲话比我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 那做的声明要好得多。但我也知道,仅仅团结全国人民是不够的,未来我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 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 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 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 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 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 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 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 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 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 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 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 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 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 T 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 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嘶……” 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 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 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 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9 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 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 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 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 测。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 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 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 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 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 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 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 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 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 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 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 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 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 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 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 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 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 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 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 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 “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 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滞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 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 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 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 ·11” 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 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 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 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 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 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 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 “9 ·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 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 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 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 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 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10 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 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 寺,以传达这一信息。 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 ·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 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 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 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 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 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 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 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 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 9 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 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 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 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 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 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 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 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 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 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 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 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 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 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 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 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 什么?” 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 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 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 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 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 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 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 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 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 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 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 心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 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 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 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 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 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9 ·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 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 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 and Remembrance)。我知道9 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 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 早上7 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 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 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 ·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 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 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 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 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问道:“你们怎样防止下一次袭击呢?”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鲍伯, 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现在转入战时状态。我们要做的是阻止袭击的发生,而不是在其 发生后进行调查。在会议结束时,鲍伯确认道:“防止袭击现在是我们的新使命。” 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百年历史中最根本的一次 转变。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 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 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 在内阁会议前,我们先进行了祈祷。我让唐·拉姆斯菲尔德带领大家祷告。他 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怀念了袭击中的遇难者,并希望我们“用耐心来衡量对行 动的渴望”。祈祷后片刻的寂静让我有时间平复情绪,也想一想之后要在国家大教 堂发表的讲话。很显然,科林·鲍威尔在这段时间内也思考了很多,国务卿先生递 给了我一张小条。 “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当我要做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会避免使 用让我感情失控的词汇,比如‘爸爸、妈妈’。”这一举动非常体贴周到。科林经 历过战争,他了解我们心中的情绪,所以想安慰一下我。在我开始会议的时候,我 举起了那张纸条,开了个玩笑:“告诉大家国务卿先生刚才和我说的什么吧……‘ 亲爱的总统先生,不要崩溃啊!’”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有102 英尺高,有着优雅的立柱和绚丽的 彩绘玻璃。9 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 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 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 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 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 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 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 芒照耀在我身上吧!” 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之前告诉过讲稿撰写人迈克·格尔森、约翰·麦康奈尔和马修·斯库利,我这篇 讲话想要实现三个目标:悼念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仁爱的上帝,并表明 袭击者将会被绳之以法。 “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有太多人承受着巨大的 损失。今天,我们举国哀痛。在上帝面前,我们为失踪和故去的人,以及爱他们的 人祈祷……对逝去同胞的孩子、父母、配偶、亲属及朋友,我们送上最深切的同情。 我向大家承诺,你们不是在孤军奋斗。” 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 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 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 续说道: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 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 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 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 上帝的旨意并非永远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悲剧中,我们学到了这一点。但我们 个人因痛苦而做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宏伟的大教堂中,上帝均会知悉, 听到并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忧虑、悲剧和仇恨均不会长久,善 良、回忆和仁爱才会永恒。生命之主将会保佑所有罹难和悼念亲人的人们。 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 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 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 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 在飞往纽约的途中,我们都很安静。我让科尔比让·考德威尔与我同行。我在 电视上看到过撞击时的场景,了解到其造成的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一 旅途中,有一位朋友,一个心怀信仰的人和我一起,让我安心了许多。 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 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调配 纽约州的资源,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 月11日,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 更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表达了悲伤, 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 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飞行员飞过了世 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 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 损伤,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那里除了一片废墟 外已经别无他物,场面相当令人震惊。 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 和我前往拥堵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 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但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 一群救援人员,从头到脚全都是灰。 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 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泪水流到脸庞上,从灰土间辟出 一条小路,就如同河水流过沙漠一般。他们流露的情感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 烟雾缭绕在天空中,掺杂着悬浮的残渣,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 下过雨之后,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还有一些救火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 水坑,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 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以及组织 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我们步行了几分钟后,乔治和鲁迪带我们到了一个深洞前。在那里,救援人员 正在从碎石堆中寻找幸存者。如果说其他地方是一个噩梦的话,那这里简直就是地 狱。它比我们头顶上的空气更加黑暗,除了滚滚的浓烟外,还有一堆一堆的碎玻璃 和金属。 工作人员们看到我后,排起了队。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工作人员们的 脸和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眼中布满了血丝,声音也异常沙哑。他们现在的感觉就 有如五味杂陈:悲伤,疲惫,担忧,憧憬,愤怒,荣耀。其中几个人小声地说道, “谢谢”,“上帝保佑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坚强的 后盾,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几分钟后,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他们消 防站牺牲了很多人。我试图安慰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 “乔治,找到那些浑蛋,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但对我来说 没有关系,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 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人们更多原始的感受。对大多数人 来说,我只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面孔。他们并不认识我,未见我经受考验。 他们想要确认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决心。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 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我完全可以 理解。 安迪·卡德问我要不要对人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我应当说几句。那里没有讲台, 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讲稿。安迪指了指那里的一大片金属,我看了一眼卡尔·特拉 斯科特特工,他点了点头,示意到那里是安全的。一个年长些的消防员正站在那上 面,我伸出了手,他将我拉了上去,站在他旁边。这名消防员名叫鲍勃·贝克威思。 先遣队成员尼娜·毕晓普找到了一个手提式扩音器,让我用来向公众讲话,她 把扩音器塞到了我手里。人们能够看到我在铁皮上面,而我后来得知,这堆铁皮是 压坏了的一辆消防车。讲话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群众。我告诉他们,美国 诚心诚意地在为遇难者、救援者和他们的家庭祈祷。 有人喊道:“我们听不见你。”我回应道:“我能听见你!”人们欢呼了一下。 我希望能够提振工作人员的士气,并表达国家的决心。突然之间,我知道该如何做 了。“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听见你们,”我说道,这也引起了更响亮 的欢呼,“很快,摧毁这两栋大楼的人也将听到我们!”人们沸腾了,他们释放出 的能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开始齐声高呼:“美国,美国,美国!”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在纽约度过了不少时光。但直到2001年9 月14日,我才 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在到访世贸遗址之后,我们来到了其北部三英里处的纽 约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无数的人在摇旗呐喊,我感到非常吃惊。“总 统先生,我真不想告诉你,”鲁迪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些人之前没有一个人投票 选你。” 在商展中心,我走进了容纳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的集结地。我和那里的消防 人员和救援人员打了招呼,他们有人甚至来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义无 反顾地来到纽约做增援。我代表国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督促他们继续做好自己 的工作。 大楼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聚集场所,大约有200 名失踪的一线救援人员的 家属聚集于此。他们有老有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 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样的噩梦当中,上次见到或听到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在世贸中心 附近,而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还活着。 我刚刚看到了双子塔的残骸,要是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那一定是奇迹了。 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放弃希望,我们共同祈祷,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 签名,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签名让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但我想尽我所能缓解他 们的痛楚。我让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一些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信息,之后我会说:“那 我签在这张卡片上吧,这样当你的爸爸(或妈妈、儿子、女儿)回家的时候,他们 就会相信你真的见到总统了。” 在我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家庭围绕在一个坐着的女性旁边, 于是我坐到她的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阿琳·霍华德,她的儿子是港务部门的一名警 官。9 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听说发生了袭击,便自愿赶去帮忙。有人最后一次 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三天之前。当时,他奔向了浓浓的烟雾中。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里面是 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请您记住他。” 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徽章放到了我的手里。我向她保证,我会记住她的儿子。 阿琳给我徽章后,我又在总统职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将徽章随身 携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 到的。 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人们也觉得更安全了。在我记录 下这些想法的时候,起火那天发生的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年 轻的美国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会。最终,“9 ·11”也会像“珍珠港被袭 日”一样——成为日历上需要纪念的一个日子和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而不是心灵 上的一块伤疤、继续战斗的一个理由。 对我来说,“9 ·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 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 出的呼喊,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 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破人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 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9 ·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 义。那一周的事情对于了解我的任期非常关键。之后我又做了那么多决策,很多都 颇具争议,而且复杂。但是“9 ·11”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责任清晰了。只要我在 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心血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 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