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 日本法西斯30年代的大举进攻,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民族灾难。物极必反,也逼 出中国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毛泽东体察民族脉搏,把握政治形势, 及时提出新的革命目标,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确是登峰造极。日本法西斯野 蛮地打破中国的旧秩序,共产党英明地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抗日战争和接踵而来的解 放战争建立中国的新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代,毛泽东说应该给妄图压服 中国从而逼使中国咬紧牙关、自力更生的赫鲁晓夫颁发一吨重的勋章。从这个意义 说(也仅仅从这个意义说),我看应该给日本法西斯颁发十吨重的勋章。大坏事在 一定条件下变成大好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3 日本法西斯在卢沟桥挑起的侵略战火,把我赶出那个既十分厌烦又无力冲破的 剥削阶级家庭。这时出现了一个机会,依靠少有的主客观条件,摆脱这个家庭,进 而背叛这个阶级。 在易县农职三年埋头苦读,我的思想逐渐觉醒。特别是那位樵夫上的一课,使 我想了许多,也有针对性地读了许多书。但是,没有革命火种引导,没有高人“点 拨”,我的思想觉悟也就没有“升华”,成为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我讨厌那个剥削阶级家庭到这种程度:多数同学因寒暑假回家而兴高采烈,我 却认为是一种灾难。上辈人道貌岸然实则荒唐颓废的生活,家人间冷言冷语旁敲侧 击的口角,使我意烦心悸。但是,我是长男,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控制着我,使 我没有勇气离开这个家。我认为,即使不能作弟妹的“表率”,总不能带头损坏这 个家。而且我也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卢沟桥的炮火横扫一切,家里人先后逃往西 乡,那里接近山区,所谓“小乱避城,大乱避乡”。父亲和我守在家里,他终日长 吁短叹,一筹莫展。我更是茫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7月底,溃兵如潮涌来,家里再 也呆不下去。父亲第二次逃亡。“九·一八”后他从东北逃回徐水,现在老家也保 不住了,大哭一场,一步三回首艰难离家。我虽有恋家之心,但国仇大于一切,而 且外出闯荡一番,未始不是一个机会,所以还能撑住。 在流亡途中,父亲经常说我们两人“相依为命”,这是他在那个艰难时刻所能 进行的“思想教育”。他在途中先遭溃兵洗劫,又多方谋事不成,到底回到沦陷的 徐水,经营旧业,仍当他的商会会长。解放以后,听说他曾推却伪县长职,仍当县 商会会长,掩护过几个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受过日本占领军的拘捕。 我当然不会回沦陷区的那个家,尽管“相依为命”也曾令我心动。父亲这时候 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明,他没有坚持让我随他行动,竟同意我自行“闯荡”。从此, 我丢掉了父亲这个“拐棍”,也就脱离了父亲的束缚,总算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4 凭着一直带在身上的河北省立易县农职的校徽和简单的口试,我在民族革命大 学武汉招生处参加了这个“大学”。拿着一纸录取证,从武汉坐闷罐车组成的专列, 经平汉、陇海路过风陵渡到达山西运城。我对能进这个学校心满意足。“民族革命”, 我所追求;“大学”,我所向往;加上衣食供应,据说工作还有保障,在战乱期间, 哪里还能找到这等好事? 阎锡山办“民大”,是同共产党、蒋介石争夺青年,为他那个被日寇打散的统 治体系网罗干部。阎锡山名为校长,但声誉不佳,遂推出李公朴等救国文人、张申 府等著名学者作号召。山西在1938年又有统一战线模范区的名声,允诺的待遇也过 得去,一时吸引了大批决心抗战的和找不到其他出路的青年涌入山西。民族革命大 学一时成为同记地方势力、蒋记国民党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争夺青年的场 所。临汾、运城一度集中不少著名文人、作家,多数是来救亡,有的看看不成气候, 拿了程仪悄然而去。 我进的是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在晋南运城。学校设在一所因战事停课的中学 里,仓促筹办,毫无头绪,管理人员多数似乎是阎锡山部队的下级军官,穿着军服, 满口晋腔,不会管理也不敢管理。学生睡地铺,有饭吃,未开课,自由来去,好像 一个不收费的旅店。饭厅、教室墙上贴满发起成立哲学、文学、书法、国际时事以 及京剧、武术等研究团体的海报,还有召开千奇百怪的座谈会的通知,令人目不暇 接。最忙的是一些有名气的作家,成为学生慕名求教的对象,先到的崇拜者还没有 离开他们住的小房间,继到者已经涌进门来。丁玲名气大,带一个战地服务团到了 运城,被民大学生请进学校讲演。听众大多,又没有扩音器,逼得丁玲喊哑了噪子。 一句话,学生热情高,学校秩序差,乱糟糟,闹哄哄,谁也没有人管,谁也管不了 谁。 我当时举目无亲,自我告诫:父亲不在身边,已经没有“拐棍”,凡事要三思 而行,小心谨慎。我身无分文,领到三元零用钱(学校美其名日学习费),一分不 敢乱用(三元钱当时可能下几次小馆)。我只有民族革命大学这一个靠山,衷心希 望混乱早日过去,秩序能够到来。 不久,临汾失守,运城撤退,民大三分校仓促向晋西南山区转移。紧张再紧张, 混乱加混乱。这不是转移,是无人指挥的“跑反”。许多学生沿同蒲路回了“大后 方”(当时蒋管区名大后方),许多学生转道西安去延安。我孤身一人,“大后方” 毫无关系,去延安无人指引,只好赶往学校宣布的目的地。 5 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由山西吉县退到陕西宜川黄河边,暂时停下喘息。 他眼见大批青年离山西而去,就想千方百计把没有走散的留住。一方面,继续在宜 川办民族革命大学,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收容,加强管理;一方面办民族革命 大学随营分校,希望经过“抗大式”的短期培训,分派各地工作,支撑山西危局。 进随营分校要经过挑选,方法是由校方指定的负责人谈话、测试。当时我们驻在宜 川县黄河边的桃渠村,杜心源来这里挑人。他同我谈了很久,选上了。这位同志和 蔼、深沉、知识渊博,一眼看出不像旧官僚。他问我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读过 什么书,为什么上“民大”,我一一回答了。他突然问道:“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 个高尔基?”我说,知道,我看过他写的几本书,我十分崇拜他。杜心源笑了笑, 说我被录取了。1954年,我陪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到四川访问,杜心源当时任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不久任省委文教书记)。谈完接待外宾计划,应我这个老 学生的要求,谈起同我谈话的往事。他还清楚记得我,河北人,大个子,有些口吃。 他说:“当时你二十来岁,我看是个政治纯洁、追求进步的青年,文化水平不低, 政治经验不多,有人帮助可以继续进步。”他说,1938年,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大体 同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相同,我们的方针是推着他、拉着他继续抗战。他办民族革命 大学,我们支持,尽可能参加进去做工作。随营分校,凡是我们选的学生,都是比 较可靠的。当然,不都是共产党员,起码要愿意抗战、救亡。 随营分校设在山西吉县文城镇一所停了课的小学校里。学生睡地铺,伙食标准 比阎军士兵略高,队长是旧军官,可能奉到命令对学生管得很松。集体活动较少, 自由活动时间很多。上课主要宣讲阎锡山“中的哲学”“按劳分配”一套。李冠洋 主讲。李是阎锡山手下大将,日本留学,当时竭力装扮成进步文人,但正如毛泽东 同志说的,反面人物演惯了,演正面人物总不大像。同的“理论”荒谬,矛盾百出, 稍稍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青年都感到十分可笑。这种课程,连同日常接触到的官 场习气、颟顼预作风,以至当权者的鸭式走路姿态、浓重难听的晋北口音,都成为 外来学生仔(占绝大多数)私下奚落的对象。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学校一无可取。 但随营分校学生相当稳定,我没有听说过有学生中途离校的事。现在看来,主要原 因是学校的气氛相当自由。例如读书:列宁的许多著作以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延安出版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只要能向同学借到,都可公开阅读。 国民党的宣传品、叶青诬蔑共产党、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也公开出现。 原因之二是一部分学生来学校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大部分学生眼看在这个学校两三 个月毕业就可走上抗战救亡的战场,这三两个月不过是即将同日寇直接斗争的阶梯, 所以也较安心。 随营分校空气相当宽松,还表现在墙报上。学生办了许多墙报,三人一团,五 人一伙,自定名称,无人干预。学校不规定墙报的主旨,想写什么写什么。现在回 想,墙报虽多,基调都是抗战救亡,反对抗战、鼓吹投降的言论没有出现过。至于 怎样争取抗战胜利,那就议论百出了。 我常说,一个初次涉世的青年,在1938年那种社会激烈动荡、政治斗争表面缓 和实际十分尖锐的年代,走上正路的机会很多,误入歧途的机会也不少。除了汉奸 都谈抗战,蒋介石也说过一些抗战的话,阎锡山似乎把“民族革命”一词垄断了。 他办的学校、刊物、出版社、俱乐部……都挂上“民族革命”的牌子。许多青年鉴 别力低,极易轻信自误。我出身那种家庭,多年闭门读书,毫无政治经验,想起来 实在后怕。所幸我很幸运,自身有民族觉醒、追求进步的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遇 到了好人——年纪比我大,政治经验比我多,像关心小弟弟一样关心我的好人。 因为志趣、爱好相同,随营分校几个同学:吕岩寅、谈锋、仓夷、乔力和我, 很自然地团聚在胡采周围。胡年纪最大(当时也仅二十多岁),知识多,写文章棒, 看问题深。这个稳固的小圈子,仓夷最小(他原是南洋华侨,回国抗战,1946年作 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采访国共两军停战谈判过程中,被国民党在大同外围秘密杀害), 我比他稍大,年龄倒数第二。几个人视胡采为兄长,对他的主意坚决奉行。几个人 自以为所言所行非常革命,对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学经常显示某种傲气。 随营分校毕业,以胡采为核心的几个人被分配到第二战区司令部“民族革命室”, 筹办、编辑新创办的《民族革命》半月刊。“民族革命室”名义上管理同系机关、 部队的文化工作,据说是仿效红军“列宁室”的作法,挂上同记招牌。《民族革命》 半月刊名义上由梁延武负责。他是阎锡山的堂妹夫,日本留学生,1938年统管同系 的文化艺术工作,以进步文人面目出现,一时罗致了一批文化艺术工作者到二战区。 这个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是胡采,按照团结抗战的基调,梁延武让大家放手工作。 我在晋西近一年,工作几经变动,这一段心情最舒畅。生活很苦,穿阎军士兵 的衣服,吃比士兵稍好的伙食,最初甚至连军毯都没有,大家挤在光线灰暗的窑洞 里,和衣依偎,黑甜一觉。仓夷和我最受优待,总被挤在中间。几个人办一个刊物, 写稿、编稿、校对直至送到黄河西岸的出版社印制,全是自己干。无拘无束,亲密 无间,两孔窑洞成了几个青年的天地,大家说这才像救亡工作的样子。 到晋西以前,按当时多数知识青年的情况看,我读的书可能不算少,但无人指 导,没有选择,拿到什么读什么,而且许多书是一知半解。尽管如此,还是受了 “士为四民之首”说法的影响。这时参加编杂志,自封编辑,写了文章还署上姓名, 似乎一夜之间步入士林,以至有些飘飘然。人的浅薄以至于此! 6 1938年秋季,朱德到了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八路军总司令、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会见阎司令长官的消息迅速传开。阎方隆重接待,青年人情绪热烈,都想一观朱总 丰采。有一天,他在山坡散步,“民族革命室”工作人员发现了,自动围上来,恳 切请他讲话。这时国民政府已从武汉撤退,抗战前途如何、下一步怎么打法,极想 听听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两次即席讲话,并无讲稿,很像同青 年人对坐谈心。他那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朴素的语言,平易的态度,士兵的 装束,把听众完全迷住了。胡采决定立即整理讲稿,在《民族革命》半月刊发表。 我听了讲话,做了纪录,又在听众逐渐散去后请朱总司令就几个问题作了一些补充, 迅速把两次讲演捏成一篇文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根本没有考虑用个人 名义发这种文章,是否会被阎方怀疑有赤色背景,也没有来得及请朱总司令过目, 就在胡采拟制标题、增写按语、修饰文字后发表了。 短短的面对面的接触,使我直接看到同阎锡山以及同系高官们比,朱德在各方 面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这种深切的认识,是我不久之后坚决要到八路军总部所在 地——晋东南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时我已不在《民族革命》半月刊工作,先后被调到民族革命大学随营 分校二期当干事,以后又参加编辑《民族革命教育教材大纲》。勉强接受这些调动, 充分暴露T我的软弱。参加编辑《民族革命》半月刊,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离开这 里十分痛苦,一度考虑即使闹僵也不从命。但只是“一度”,当时我的意志和性格, 决定我最后不能说“不”。胡采等同志又劝我说,随营分校干事、“教材”编辑, 那些工作可松可紧,况且都在文城镇,离胡采所住的关里村不到二里地,你可以随 时回关里,杂志有任务照常给你分派,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刊物就行了。我觉得他 们说的也有道理,很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些工作时间都不长,事情也不多,接触的、过从密的又都是青年人,结识了 不少新朋友,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虽然当时我并不确知),1939年“晋西事 变”时多数撤到延安,许多人至今健在。但新朋友不如老朋友,我继续时时往关里 跑,因为对胡采等人感情太深。仓夷得了伤寒病,在文城住军医院,吕岩寅陪住, 被传染。仓夷病愈出院,吕岩寅接着住院,我陪住。吕终于不治病逝,我幸而安然 无事。从此事可以看出,那个“干事”工作多么可有可无,也可以看出我同这些老 朋友是多么亲密。 7 1938年冬,“教材”编完了,我的工作又一次变动,被调到参事处当干事,从 文城镇到了吉县城(二战区司令部驻地)。参事处负责人邱仰溶,一个人见人嫌的 旧官僚。所幸他只挂名不管事,从未到吉县城。我们三个干事的核心是李逸之。李 是湖北人,比我大几岁,深沉、老练,又很热情——相处熟了才能感到的一种热情。 另一位阿庆丰,回族,安徽人,年纪也比我大,性格十分开朗,待人就像一团火。 三个人气质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怎奈这个工作同我憧憬的编辑、记者毫不沾边, 宣布的任务(向被日寇打垮的阎锡山部队的尉级军官宣讲随营分校讲过的阎锡山 “理论”)既非我所愿,也非我所能。此时日寇正在部署进攻吉县,同系官僚机构 忙于打点行装“跑反”,我们三人等待随时撤退的命令。看书时间甚多,但我的心 情仍然坏到极点。我本来怯于言词,说话又较谨慎,此时还是不断向李、阿二人发 牢骚,甚至说出“这地方不是人呆的”,“人家忙抗战,我们白吃饭,浪费别人青 春该当何罪”之类的牢骚话。每当这种时候,李逸之就像兄长一样地开导、安慰, 说团结抗战,说忍辱负重,说干革命要看得远、走得稳……他特别劝我凡事三思而 行,千万不要因这种事同上面闹翻。这些意见针对我软弱、“克己”的弱点,实在 打中要害。在此以前,我依傍胡采,信任胡采,现在胡采远在五六十里以外,我转 而依傍逸之,像信任胡采一样信任逸之。有一次谈心,逸之问我对共产党的看法。 我说,我同共产党接触很少,朱德是个大共产党,他的两次讲话,他对我这个小青 年的补充谈论,从讲话内容到讲话时的丰采,都使我五体投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我是完全赞成的。他问我有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想法?我还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就 说:“共产党讲铁的纪律,谁受得了?我愿意作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无拘无束,又 革命,又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好!”这就是我当时的政治觉悟。落后,落后,一 直落后到1939年山西“十二月政变”。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秘密共产党支部书记,只 认为他是一位比我老练的革命青年。他大概看出我对此事的态度既明确又幼稚,没 有再说什么。李逸之后来撤回延安,易名李质,“文革”前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文革”大乱时,康生一句“李质是坏人”的黑话,使李质遭受几年残酷 “审查”。“文革”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发人深思的现象:许多老革命被审查,专 案组人员起初一般站在对立面,壁垒森严,形同敌仇。戴有色眼镜,始终昧着良心 行事的人确实有,多数人是奉命行事,却尊重事实,秉公判断,对被审查者逐渐由 怀疑而肯定,最终成为好同志、好朋友。李质同志被审查几年,“文革”后期终于 由组织推翻康生的胡说,逐步恢复工作。专案组几位同志为他那艰险革命的历史, 实事求是的精神,蔑视强暴的风骨所感动,成为他的好朋友。我的专案组中许多同 志也是这样。 李质在“文革”期间受了几年折磨,忧愤交加,患了肝癌绝症。几个同志陪他 到北京协和医院就医,其中就有他原来的专案组的同志。他们对我谈起调查李质同 志光荣历史、勤奋工作的情况,感慨极多。这时我还在“靠边站”,但已得自由, 读书之外,几乎每天到医院看候李质,多次谈论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说,他和阿 庆丰(后易名秦峰,曾任克拉玛依油田党委书记,去年逝世)原在牺盟总会工作, 参事处成立,牺盟总会派三个人作为干事前往掌握。他是共产党秘密支部书记,秦 峰是组织委员。党组织考虑都派党员不妥,除了他们两人,又通过统战关系,推荐 一个政治可靠、笔头也快的青年,就想到了我。李后来问我还记不记得曾经同我谈 过关于参加共产党的事,我说当然记得,当时就是那个水平,实在幼稚、落后。后 来我想去晋东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当时还称晋东南),也曾同李质商量。他最初委 婉劝我留在参事处,同他俩一起“坚持这个阵地”(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感到新鲜),以后看我态度十分坚决,又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那里是八路 军总部所在地,三专区(专员薄一波)、五专区(专员戎子和)的抗日工作又蓬蓬 勃勃,民族革命通讯社新设立了上党分社,去那里当记者多惬意!他见我说得有理, 就由婉转劝阻转为坚决支持。;这时阎锡山的官僚机构正从黄河东岸向西岸转移, 我乘乱找到胡采,一同向梁延武(他是民族革命通讯社社长)申请,参加了这个通 讯社,同陈晨(阎锡山办的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师,他在晋东南拍摄的纪录片《华北 是我们的》,1939年在蒋管区放映,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对国民党军、八路军、山 西新军决死队的介绍几乎相等)、方新(民族革命大学学生、新参加民族革命通讯 社)一起,于1938年底离开晋西,前往晋东南。 8 从晋西到晋东南,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新阶段。晋东南是一个新天地,我觉得找 到了自己的归宿。 1938年,晋西还是统一战线的环境。阎锡山是头头,因此尽管共产党、牺盟会 和进步人士在一些机构中起着实际主导的作用,但都打着同的招牌,或者说带有 “阎味”。晋东南也是统一战线环境,国民党部队(包括嫡系和杂牌)的番号、人 数比八路军多;两个专区都是山西建制,专员形式上都由阎锡山任命;决死队也是 山西建制,指挥员多是旧军官。但是,县、区政权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 外不公开党籍),少数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青年,认真执行抗日救国十大政策;共 产党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工作活跃;广大群众经过初步发动,抗日救亡情 绪很高。革命歌曲《在太行山上》道出根据地一片新景象:“红日照遍了东方,自 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村头站岗放哨的男女少年儿童,满坑满谷的抗日标语、漫画……同晋西那种暮气沉 沉、一潭死水的景象相比,反差实在太大。这些,我写长信告诉胡采,他加标题 “长治通信”,登在《民族革命》半月刊上。我同李质由于没有《民族革命》半月 刊这种中介,长期断绝了联系。 1939年上半年,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反动势力还容许在他直接或者间接统治地 区出版进步报刊,登载他并不喜欢的某些文章,说明他在反革命政变准备尚未就绪 以前还要装点门面。其实,不仅真正执行和实际上坚决反对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斗 争早已开始,公开的宣传斗争也逐渐明朗化。晋东南城乡布满抗日救亡标语,多数 由牺盟会拟制,有的由八路军工作团拟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任何人都 不好公开反对;“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就不同了。 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同系特务分子偷偷把“抗战到底”四字涂掉,意思是他妥协 投降也得拥护,拥护他是无条件的;进步力量却认为这四个字绝不能少,拥护他要 有抗战到底的条件。写了涂,涂了写,径渭分明,斗争已很激烈。 1939年初,我作为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开始在晋东南工作。上一年,我当《民 族革命》半月刊编辑,写文章,编来稿,还不知道记者是怎么回事。现在当了记者, 工作方针、工作任务、工作纪律等等,总社社长、分社社长都没有谈过。有关的业 务知识、工作经验,更没有人传授。这些关系以后工作的重大问题,我也不知道问 清楚,甚至不懂得应该问清楚。现在看似乎不可思议,当时确是这样走过来的。所 幸初当记者,有股闯劲,有股干劲,任谁都敢访问,什么场合都不怯阵。我自奉两 条:“见官低半级”——你司令也好,专员也好,村长也好,我都恭恭敬敬,虚心 请教,见谁都不拿大,也不气馁;“遇事装练达”——不到二十一岁的青年,在众 人面前尽量摆出老成持重的样子,不慌不忙,从容应付。当时并不懂得“不亢不卑” 这句话,实际是顺着这个路子走的,虽然并不自觉。 民族革命通讯社在晋东南新设立一个分社——上党分社,因晋东南古为上党郡 而得名。分社社长张鱼,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一个进步文化人,不到三十岁。抗战 期间,共产党组织在晋东南各机关、团体还不公开,但上党分社主要编辑、记者东 方胤、罗定枫、黄中坚等都来自“抗大”一分校,人们从推荐单位以及他们的生活 作风和工作干劲,都可以判定他们大概是共产党员。分社有一套收发报机,主要用 于向总社发战讯;分社同时出版通讯稿《上党通讯》,油印,每周一期,报道晋东 南坚决彻底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成就,介绍晋东南在抗战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 气象。当时战报不多,《上党通讯》成为分社的工作重点。这个刊物不收费,每期 印百份左右,寄送晋东南(各县都有报纸)、山西其他地区和大后方(即蒋管区) 的重要报纸。1939年上半年大后方出版的一些重要报纸尚能寄到长治,《上党通讯》 所载通讯,《新华日报》有时刊登,从未发现《中央日报》等蒋党报纸采用。共产 党的影响在上党分社占主导地位;生活待遇略高于八路军;同志关系和工作气氛很 像个救亡团体;人员开支、业务用费加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由民族革命通讯社总 社拨付。大家戏称这是“用老西(阎锡山——同老西)的钱,办革命的事”。 长治古为潞安府,为晋东南盆地军事重镇,宋名将陆登(陆文龙之父)在此抗 金殉职。1939年,长治是山西五专区首府。我到长治后,先报道“拥蒋反汪”大会 ——拥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抗战到底,反对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相 当内阁总理)汪精卫卖国投敌。在长治大校场上,万头攒动,红旗招展,热烈、激 昂情况我有生以来所首见,充分显示了牺盟会的号召力、组织力。这种场面晋西不 会出现。当时阎锡山虽然打着抗日招牌,在抗日战场上也打过几仗,但他害怕人民, 他组织不起这样的群众集会,也不敢组织这样的群众集会。大会主调是坚持团结抗 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卖国投降。国民党代表讲话,“拥护蒋委员长”, 共产党代表讲话,“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牺盟会代表讲话,加上“拥护阎司 令长官抗战到底”。谁不抗战到底,谁卖国投敌,谁就是汪精卫。这是当时激烈又 巧妙的斗争的关键。我极度兴奋、十分迅速地报道这次大会。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特 写,只是迅速、准确、朴朴实实地把开会情况写下来。开手不错,这篇特写晋东南 各报采用率很高。 我接着去沁县采访,收获颇丰。沁县原为沁州,所产小米“沁州黄”驰名全国。 沁县县城不大,地理位置重要,抗战开始即被敌机炸平。山西三专署驻在沁县南沟 村,“牺盟中心区”(主任侯振亚,解放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也设在这里。我住在 三专署招待所,适逢国民党一位官员来访,薄一波以三专署专员、牺盟会负责人身 份宴请他,邀我这个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和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师陈晨(他正在沁县 地区拍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作陪。这位官员送给在座每人一张名片,头衔 是“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晋南工作团团长”,姓名记不清了。这个大特务态度倔 傲,说话不多,看得出在自我控制。我因讷于言词,又有意藏拙,说话很少。陈晨 穿件皮夹克,大大咧咧,一眼就能看出是从大后方来的文艺工作者。他接过名片, 随便看看,便说:“嗬,中统,打过交道,打过交道。”那位官员有些惊异,忙说: “你先生是——咱们见过?”陈晨说:“你我倒没见过。前三年,如果不是我跑得 快,准让你们CC抓住。”这位官员不愧是特务老手,一面说“过去的事情,啊!过 去的事情”,一面举杯向大家敬酒。在座众人乘势举杯,把客人的尴尬掩饰过去。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情,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电话铃响了,服务员 请薄专员听电话。饭厅其实是一间乡村地主家庭的堂屋,格局不大,进门处装了一 部电话。对方是史怀壁、沁县县长(解放后在中央几个部委担任领导职务)。薄一 波似乎很激动,大声说:“史怀壁吗?我正要找你‘算账’。你这县长是怎么当的? 中央军有粮食吃,八路军有粮食吃,唯独决死队缺粮食吃,我这个政委还怎么当 (当时薄一波兼决死一纵队政委)?限你三天,搞二百石军粮,少一颗,撤你的职。” 看,“山西味”多浓!决死队“立场”多稳!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到现在还清楚 记得。当时我心里说:他搞统战工作,可以称得上“出神人化”。 9 晋东南各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19 39年春季相继在沁县成立。这是对晋东南广大群众抗日发动的深度、广度的一次检 阅,也是我个人新闻采访历史上学习思考的一次尝试。南沟是个较大的村庄,但没 有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开会的厅屋,于是在村外搭个大席棚。棚内锦旗招展,情绪 热烈;棚外以树枝伪装,以防空袭。晋东南工人救国会选出主任杨坯,农民救国会 选出主任池必卿。这两位都是老革命,其实都不到三十岁。当时人们常说,“有出 息的青年都参加了共产党。”这话不错。杨庄50年代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工作 很有成绩,受到坚持极左路线领导的错误批判,被罢了官;以后彻底平反,担任林 业部常务副部长等领导职务。池必卿前几年才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到二线。 妇女救国会主任刘亚雄更是老革命、当时已届中年的老大姐,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 联作领导工作。青救会主任肖鲁更年轻,身体修长,口若悬河,文雅而活泼,真是 人见人夸;解放后先在天津工会工作,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定为右派分子,“文革” 以后彻底平反,任天津外语学院党委书记。晋东南各界救国会成立时,我同这四位 主任都作过长谈,没有这些同志的帮助,有些文章写不出来。 成立四个救国会的新闻、特写,我都及时发稿,记事写景,大同小异。这次采 访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懂得当记者不能只是就事写事,更重要的是学会思考,以便 就实想虚,写得比看到的高一点、深一点。我对晋东南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风俗 习惯原本一无所知,从晋西到晋东南,第一眼看到的因而印象最强烈的是,男女少 年儿童在村边站岗放哨,雄赳赳气昂昂,看不出女子什么地方逊于男子。这显示抗 日发动的广泛,标志广大群众的觉醒。时间稍久,我又发现另一种现象:偶尔到老 乡家,或问事,或借东西,如果只有主妇在,她必然回答“家里没人”,以后再不 言语。我心里说,怎么没人,你不就在这里么?继而想想,也难怪,她是没有把自 己看成“人”,至少是没有把自己看成同男子平等的“人”,更不要说是一个主人。 抗日觉醒——跟男人一样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同这种旧思想反差太大。“这是为 什么”,不是一个好题目么?我于是想了几个题目,系列报道晋东南的工人、农民、 青年、妇女抗战以来的变化。从四位当选主任的工作报告中,从对到会代表的访问 中收集了不少材料,加上自己的日常见闻,写成几篇通讯,登在《上党通讯》上, 通过它向外传播,受到分社同志的赞扬。可惜这个刊物是油印品,发行量不大,现 已很难找到。我当时只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看到写农民的一篇。这篇通讯处理相 当突出,但在作者姓名前未署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看来是作为个人投稿处理的。 当时《新华日报照用民族革命通讯社稿一般只署作者姓名,不写稿件来源,可能是 为了保持这个通讯社非国(民党)非共(产党)的面目,有利于扩大它的活动空间。 1994年,一位老战友送我一本河北省出版的《抗战中工运资料汇编》,其中有我写 的《晋东南工运概况》一文。(按: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名称几经变动,最初称晋东 南,有个时期称晋冀豫,最后称太行,指平津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南、 黄河以北这一区域。以后日寇占领白晋路——祁县到晋城的公路,这一区域又被分 割成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始终包括冀西几个县。)这篇文章介绍抗 战前晋东南工人(主要是煤矿工人和铁矿工人)的悲惨生活(特别是“包身工”), 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实现劳资两利等等情况。 虽然内容浅简,文字粗陋,从中却能看出五十多年前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当时我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否则学习导师范文,采 写可能稍好一些。但在个人摸索中,也开始认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对记者 工作实在头等重要。 10 完成采访晋东南各界救国会成立的任务后,我从沁县回到长治,又奉命采访国 民党的晋东南部队军以上指挥官,“扩大民族革命通讯社的影响”。最初,我不想 接受这个任务。当时晋东南战况相对沉寂,可写的东西不多;我又年轻,害怕访问 那些高官,压不住阵。领导说你再考虑考虑。当时分社有一种救亡团体的气氛,下 死命令的情况不多。 几个编辑、记者同事都鼓励我去,说:“这个机会难得。不仅可以扩大民革社 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看看他们对于团结抗战的态度。”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确有必 要“看看”这些高级将领的“态度”。 我在长治访问国民党27军军长范汉杰。此时长治城已为日寇第二次占领,成为 敌36师团司令部驻地、敌在晋东南的最大屯兵场,经常驻有一个联队(相当中国军 队的团,但兵员较多)以上的兵力。范的司令部设于长治城南苏店镇附近一小村中。 这一带村庄涂有许多标语,可能是统一规定,都是十二个大字:“中央大军一到, 鬼子闻风而逃。”我当时想:这种部队,既乏武功,又缺文化,武不能打仗,吹牛 也就这个水平。果然,他们刚到,日寇乘其立足未稳,一个逆袭,把它的先头团打 得七零八落,可写的标语还是“中央大军一到,鬼子闻风而逃”,岂非天大笑话? 未照面印象已经不佳,及见面印象更坏。范汉杰大概仗恃蒋军嫡系,骄狂透顶,先 说“委座”英明领导,次说他在湘沪一带的光荣战绩,最后谈到当前敌我态势: “我部甫人长治境内,敌人立即龟缩城中,一个联队据守孤城,不堪一击,不堪一 击。”可事实是双方对峙数月,他从来没有发动这个“一击”,最后反而被日寇赶 出晋东南。 我在晋城白洋泉河村访问庞炳勋——国民党40军军长,还有一个军团长名义, 蒋军杂牌部队,在台儿庄外围“立有战功”,1943年在太行区林县被俘投敌。此人 行伍出身,不善言词,时已五十多岁,除了重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吹嘘在台 儿庄打过硬仗,大谈他的部队曾经在晋城以南拦车镇(当地传说,孔夫子当年想上 太行山,到过此地,因山路崎岖,车不能进而返,所以取名“拦车”镇,全是附会 之说)阻击敌人之外,再说不出什么。 我在沁源县一村庄(村名记不清了)访问冯钦哉。冯原为西北军杨虎城部师长, 因“西安事变”后期献潼关有功,被蒋介石升为军长,此时还兼一个集团军司令虚 衔。这位杂牌部队将军可能没有见过多少记者,更看不起我这个青年人,一脸长睡 未醒的样子,结结巴巴,“场面话”都说不周全。当时我心里说,“这种将领指挥 的部队,不打败仗是无天理。” 我曾两次访问孙殿英,这位“东陵大盗”当时是国民党新5军军长。他的司令部 曾驻壶关县树掌镇,山西五专署驻芳岱村,民革社上党分社驻河东村,这三村呈等 边三角形,相距各二华里。当时孙部在蒋军中备受歧视,八路军和人民力量在晋东 南又十分强大,何长工同志以八路军太南支队司令名义对孙作大量工作,在孙部工 作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又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孙部在1939年底“晋西事变” (在晋东南称作“十二月政变”)中基本保持中立,并能向我方透露一些他奉命袭 击我们的情报,要我们预先进行准备。随着蒋介石反共倒退行径日益露骨,孙的态 度也跟着恶化,终至把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军,在1943年日寇“扫荡” 时被俘投敌。我访问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孙老殿干过错事,也干过好事,赤 峰(原属热河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抗日,谁不知道我出过死力?”他可能是要 表现自己也很进步,又说:“我的校尉军官团开学时,何司令(何长工)来了,那 天你也在场,何司令讲完话,我对大家说,何司令的话,就是我的话,谁敢不听, 小心你的屁股、脑袋。”孙殿英斗大的字不认识两升,除了作作这种表态,还能说 出什么? 访问47军军长李家钰(他可能还有36集团军总司令的衔头)时间较晚,是在我 去晋城采访时,利用一个宴会进行的。晋城县长宋乃德(共产党员)进行统战工作, 请驻军晋城的李家钰部将领吃饭,共两席。47军是四川部队,高官多为瘾君子,他 们吃喝不多,却不时从口袋里掏出金属小盒,从中拈出一粒药丸放在嘴里,估计是 鸦片制成物或代用品。李家钰当然坐首席,朱乃德主座,我这个记者坐在李家钰旁 边。此人口若悬河,似乎有意争取主动,我问一句,他必说十句,什么“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军人更要披坚执锐,马革裹尸”,等等。总之,好话说尽,而且意 圆词达,看来他不是一个仅仅认识几个大字的老粗。 宴会两三天后,晋城举行拥军大会,慰劳、拥护47军。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 搭起席棚作为主席台。朱乃德是主人,先讲欢迎话。李家钰未到,47军参谋长是主 宾,此人瘦高个子,穿一身笔挺呢军服,宴会时我曾跟他同桌,姓名忘记了。他在 会上念了一篇冠冕堂皇的稿子。广场上坐满群众,多数人执着红缨枪。广场四周布 满47军士兵,地上架着十几挺轻机枪,枪口对着广场的群众,射手伏在枪旁作预备 放状。我第一次看到苏联造转盘轻机枪,想就近仔细看看。射手挥手要我走开。大 概由于我胸前佩戴“记者”绸条,总算没有出事。事后我问宋乃德: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形势确实有些紧张,所以开这么一个大会,缓和紧张空气。他问我:晋城采 访任务是否完了?我说,任务已经完毕。他说,你最好立即回社,太(行)北比较 安全。我问:你们怎么办?他说,阵地必须坚持,不过也作了一些应变准备。事后 得知,摧毁晋城抗日县政府和晋城牺盟会的就是这个47军。 抗战中期,《新华日报》(太行版)载:宋乃德在华中一个根据地(名字记不 清了)当行署主任,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包括领导群众建造一座大堤,使大片农 田旱涝保收。群众感谢他这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称这个大堤为“宋公堤”。 这些采访,我都没有写公开报道,而写成参考情况。我自己起个名字“采访杂 记”,直接送给杨献珍同志,虽然并没有人要我这么做。 11 当时杨献珍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山西五专署秘书主任,大家都叫他“杨主任”, 实际他的工作范围大得多,任务重得多。在晋东南我最尊重他,他对我帮助最多。 我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学问多,没有大官派头,很有学者风度。当 时听许多同志说,他是老共产党员,被捕后英勇、坚决,在狱中学习外文,翻译马 列主义书籍。监狱的管理人员有的同情政治犯,有的不学无术,服刑人员只要不看 中文书而看外文书概不过问……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都符合事实,当时却是完全 相信的。对任何问题,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疑难,都毫不隐讳地对他和盘托出, 他总是耐心讲说,并在紧要处点拨几句。凡是要行动的,我都自动照作。当时太 (行)南特委同民革社共驻一村(壶关河东村),负责人裴盂飞、顾大川等经常碰 面,一般打个招呼,不多说话。同杨献珍却是晚辈对长辈,徒弟对师傅,有什么说 什么。我不知道他如此对我,是组织指定对我这个不是共产党员但接近革命的青年 记者做工作,还是仅仅出于长辈爱护晚辈的心情,认为我应该提携,可以造就。下 半年,晋东南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杨献珍对我帮助更多更勤(这事以后还要谈到)。 民革社上党分社人员不久发生变动,我最要好的东方胤回了四川,罗定枫转到 《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新补充两个同志,从抗大一分校来的黄中坚很快成 为我的好朋友。黄是广州市人、共产党员,早年随父母侨居南洋,抗日战争爆发, 不顾亲友劝阻,坚决同未婚妻一起回国参加抗战。未婚妻在途中患重病,被迫留香 港就医,黄独自到延安转来晋东南前线。未婚妻别离时海誓山盟,保证病愈后回国 找他,如果不能成行,即留港就业,抗战胜利再举行婚礼,举杯“双庆”。黄稍显 文弱,但英气逼人。他只大我两岁,古典诗词造诣远比我高,我称他为“一字师”。 原来我暇时偶尔写点小诗词,有一首《忆江南》向他请教。他把“重阳雨,浙沥打 寒窗”改为“重阳雨,浙沥到寒窗”。既然“浙沥”,焉能说“打”?“到寒窗” 切贴传神,确实高明,所以称他“一字师”。由于感情深厚,有一天,他同我谈起 参加共产党的问题。我还是回答李逸之的那几句话,他见我认识如此,也就不再说 什么。说实话,当时到晋东南半年多,我对共产党的认识较前加深,但对入党问题 的看法并无多大进步,而骄气还有发展。我绝不想在工作中压倒那些共产党员朋友, 但潜意识是我在分社的工作并不比别人差。看来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实在不是一件 容易事。黄中坚先我到《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一个很得力的编辑,主编国内 版,1942年5月反“扫荡”时被敌包围,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后,我多次同先在民革 社、后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的罗林商量,把黄中坚在太行山工作的情况 和他英勇牺牲的消息函告他的未婚妻,苦于不知道通讯处。现在想,即使知道通讯 处,我也未必有写这种信的勇气。黄中坚烈士之死重于泰山,但是太早了。写到这 里,心情还是很沉重的。 1939年夏季,晋东南政治、军事形势日见紧张。7月,日寇集中六个师团兵力, 分进合击,企图南北打通祁县到晋城的公路——白晋路,东西打通临汾至(黎城) 东阳关的公路——临东路,在晋东南腹地构成“十”字封锁,然后分区“清剿”, “消灭”抗日力量。这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战略举措。俗话说“外寇好挡,家贼难防”,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同敌人的军事进攻相呼应,掀起了抗战中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人民、山西人民、晋东南人民,小到我自己,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阎锡山充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山西革命力量日益发展,日寇在军事压 迫同时加紧政治诱降,阎锡山投降敌人、反对人民的面目日益暴露。还在1939年3、 4月间,阎锡山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陕西宜川秋林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宣称不久 “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在晋西南直接控制地区,部署进攻新军决死 2纵队、政卫204旅、212旅、213旅;在晋东南,派他的干将、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 主任孙楚进驻阳城,结合蒋系驻军,策划进攻决死3纵队、牺盟会和民主政府。同时 派出精建会(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敌区工作团,把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视作 敌区)、谍报组、省府视察专员等大批特务,公开进入或秘密潜入晋东南,散布谣 言,刺探情报,挑拨离间,投毒暗杀。他对这些特务人员指示,“完成这些任务, 作蛇蝎蛔蜒在所不惜。”“先打牺盟会、决死队,后打共产党、八路军。” 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对蒋同的反革命阴谋保持高度警惕。9月16日,毛泽 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是考虑全局形势,还没有点蒋介石、阎锡山的名 字。早在7月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已经发表社论《动员全体军民克服时局 重大危险》,提出“抗战处于紧要关头,投降妥协的危险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 呼吁“坚持全面抗战,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一场尖锐的生死斗争迫在 眉睫。 民族革命通讯社是阎锡山办的通讯社,但工作人员,特别是设于各根据地的分 社的编辑、记者,全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总社虽然处在阎锡山身边,但在“十 二月政变”之前,宣传口径仍未丢掉抗战救亡。这显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极度复杂: 一方面,战场上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一方面,山西新军、新派代表人物就在“十二 月政变”发生以后,还给阎锡山发电,揭露直接进攻新军的刽子手晋军陈长捷等的 罪行,同时表示“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 民革社上党分社采编人员的政治情况比较单纯,非党员张鱼、李庄坚决同党站 在一起,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组织也完全信任;其余编辑、记者都是共产党员。电 务部门情况稍有不同。这是阎锡山总部组配、派遣的一个班子,报务员、译电员都 是青年人,台长姓常,年纪较大,原是晋绥军的通讯军官。“十二月政变”发生, 同顽上级给常姓台长发来一个“十万火急,限即刻到,片刻不得停留”的电报(我 从常姓台长得知,这是晋绥军中最急要级的电报),要常“捣毁机器,全台人员立 即撤回”。但是,反动派估计错了,他们不懂得共产党、人民政府掌握的真理可以 教育人、改造人,不懂得人在一定环境中可以发生变化。常姓台长立即把这份电报 交给张鱼,并且代表全体电务人员表示坚决站在人民方面。这批同志从此参加革命, 其中几位以后参加了共产党,两位在《山西日报》长期担任重要编辑工作。 阳城是晋东南通“大后方”的主要通道,被孙楚完全控制,邮路从此断绝, 《上党通讯》再不能寄给“大后方”各报,上党分社主要任务——对蒋管区的宣传 被迫中止。分社电台早已停止工作,全台人员组织起来学习;部分共产党员编辑、 记者先后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由于电台向它的上级发了“乱命决不执行”的电报, 从此完全断绝联系。民革总社立即停发经费,分社经费改由五专署供应。 12 晋东南北部原有两份铅印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 关报,社址在武乡县境内,当时叫太(行)北。“十二月政变”是第一次反共高潮 重要部分,蒋介石没有直接出面,阎锡山把它说成是山西一部分新军——决死队 “叛乱”,他是执法讨伐,也未提出反共反八路军的口号,所以《新华日报》(华 北版)在一个时期的报道、言论比较含蓄。另一份铅印的《黄河日报》(路东版) 作为牺盟会办的报纸,是直接斗争的一方,理应公开作战。我是民族革命通讯社记 者,在当时情况下近似自由撰稿人,说话比较方便。 《黄河日报》(路东版)总编辑王春,老革命,解放后任《工人日报》第一任 总编辑。主要编辑人员赵树理、戴夫、王探骗等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由于职业相同, 驻地很近,主要是观点一致,成为过从甚密无话不谈的朋友。王、赵年纪虽不很大, 当时举止已像中年人,语言犀利、幽默。我年纪最小,说话无忌,在一次议论写文 章的时候,我说阎锡山欺人太甚,应该好好骂骂他。王春笑笑说:“人家共产党都 不点名,你却要指名道姓,比共产党还革命,佩服,佩服。”这些人的政治面目, 彼此都很清楚,我当然不认为这是恶意奚落,而看作是幽默的提醒。他很喜欢说 “人家共产党”,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老党员。 商量的结果,几个人一致认为,我应该在《黄河日报》上多写些文章,因为我 是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可以用中间的甚至“灰色”的口气说话。不点蒋、同的名, 矛头对准那些“蛇蝎蚰蜒”,暴露他们丑恶卑鄙的面目,痛斥他们破坏抗战、危害 人民的罪行,主要用事实说话,不点名的大道理由《新华日报》讲。 此时,我别的事情不多,主要给《黄河日报》写文章。可惜由于斗争紧张、环 境动荡,这份报纸我一张也未能留下来(经过1942年5月反“扫荡”,我仅剩身上穿 的衣服了)。“文革”中间,不少同志多方寻觅,也未找到此报。我当时写的文章, 现在能够记起的只有一篇《视察专员遇劫记》,揭露阎锡山集团派来的一个视察专 员,在陵川县嫖娼时遇劫。此文先写专员遇劫后狼狈状,尽力出他的洋相;接着说 这是一个大案,必须搞个水落石出,为的是揪住他不放。“夫专员者,国家之名器 也。专员而至于被劫,该管当局敢不重视?”“名器”二字,曾有争议。有人说不 够通俗,我则坚持不改,王春说半文半白,挖苦得好,就保留了。文章说,该管当 局经过初步侦察,认为此案情况相当复杂,出事原因可能有三:一为争风吃醋,挟 妒行凶;二为对专员在陵川的作为不满,报复作案;三为不肖之徒抢掠财物。有关 当局正星夜侦讯,克期破案。此文占了四开报纸大半版,嘻笑怒骂,痛快淋漓,受 到王春、赵树理赞许。杨献珍也打电话给王春,要他转达表扬、鼓励之意,认为这 样的文章应该多写一些,还说写文章要学习鲁迅,尖锐,泼辣,人木三分,骂人不 带脏字。杨老是文章高手,他这些教导令我终生受益。 经过一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蒋介石、阎锡 山未敢公开投敌,也未敢公开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同对付革命力量的时候, 蒋介石也没有忘记在阎锡山背后捅一刀。他在1940年1月10日命令阎锡山“借剿叛军 名义,北上肃清共产势力”,同时密令嫡系部队借口援阎,兼程北进,抢夺阎锡山 的地盘。阎锡山害怕老本不保,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停止北进,改为对南设防,保住 他那已经小得可怜的地盘,一场反革命闹剧就此收场。阎锡山似乎也知道“接受教 训”,他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大卖气力,结果损兵折将,身败名裂。1941年1月,蒋 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再不敢出力附和,龟缩晋西南一隅,始终按兵不 动。 在“十二月政变”中,革命力量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得大于失。毛泽东同志 1940年3月21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11个县,但得 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 我在相当久以后才知道上述判断。“十二月政变”当时,我在晋东南看到的却 是革命力量退出阳城、晋城、陵川等6县,牺盟会、民主政府许多革命干部被捕杀, 部分反动军官挟持决死3纵队少数部队投向顽固派,八路军零散人员也有损失……这 些都是日寇想干而干不成的。痛心、气愤,总想对蒋、同一伙侈谈抗战、背后开枪 的罪恶行径彻底弄弄清楚。正在这个时候,《新华日报》(华北版)连续三天登载 杨献珍同志长文《论山西十二月政变》,连占三个整版,在当时确属罕见。这篇文 章仍未点蒋介石、阎锡山的名,但把“十二月政变”的性质、蒋同的罪行、革命力 量的斗争,以及争取时局好转的前途和任务说得清清楚楚。我读一读,想一想,读 了几遍,想了许多,发现很有一段时间,我确是坚定中有幼稚,又自信又糊涂,这 时终于清醒多了。 “十二月政变”是大坏事,不少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惨遭杀害,一些已经解放 的地区暂时“变天”,也使某些好心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忧心忡忡。但是,正像毛 泽东所指出的,经过这次政变,从总体来看,革命得大于失。这是以共产党为代表 的革命力量坚决斗争,后发制人,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正确方针的结果。我 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坚定站在人民一边,在政治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痛定思痛, 反复阅读杨献珍的文章(这是我当时能够看到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经过认真 的探索,终于认识过去我那个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幻想,又要革命又要“自由” 的愿望,险些误了大事。斗争不很激烈的时候,可能允许个人暂时保持这种主观意 愿,一旦发生真刀真枪、非此即彼的生死斗争,这种空中楼阁立即被现实打得粉碎。 1939年以前,蒋介石嘴里说抗战,也真打了些仗(当然他只能进行片面抗战,而且 指挥十分拙劣)。阎锡山公布过相当开明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也实行过某些 有利于抗战的措施。我亲眼看到牺盟会、民主政府在晋东南的所作所为。被蒋同诬 称“赤化”的,不过是真正实行“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已。“拥护阎司令长官抗 战到底”也是真心实意。但是,同可以说空话欺骗人民,你不能做真事造福群众。 眼看群众起来了,日本人又答应给他一些甜头(日本侵略者表示可以掷还从山西掠 夺的百分之四十九官僚资产),他就要投降日本,就向人民开刀。这就是“十二月 政变”的实质。 我到晋东南一年多,交了不少共产党员朋友。他们当然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作风、气质甚至谈吐,能够判断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对此既不证实,也不否 认。我们相处甚好,我从不自外于这些同志,但从不作要求入党的表示。有同志主 动谈起入党问题,我还尽量客气地婉拒,事后想起实在惭愧。“文革”以后,一位 同志对我谈起他听说过的一段“趣事”。他在“文革”开始时年纪还轻,参加过一 个群众组织,当时听我的专案组一位同志说,他们向谭立(原名王探骊,1939年曾 在《黄河日报》当编辑,“文革”时为《人民日报》编委、机关党委书记)调查我 是不是真党员(当时不少同志一度被整成假党员)。谭立对他们说:李庄1939年不 是党员。他不像有的人急于参加共产党,他那时候请都请不进来。当时这个人政治 上不错,也会写文章,几个人都没有说通他。他是1940年在“抗大”入党的。谭立 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十二月政变”以前,我同这些党员朋友相处,感到非常自然。 “十二月政变”以后,却萌生一种孤独之感,尽管这些同志对我的态度并无改变。 我认识到再不能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必须有个家了。这是我坚决要到抗大学习 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