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

    一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on Noel Byron ， 1788 —
1824）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
波澜壮阔的诗篇，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
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更重要的，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
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
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
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
“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的反动时期，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
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在
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希腊的独立自由
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
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
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
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
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
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
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
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
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1885—1973）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
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
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1931），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穆
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
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
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
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
篇幅不像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
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
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1811—1812  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
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1812  年2 月27  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
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
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
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
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
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
么呢？

    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
对于同一年（1812  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
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这也可以看出作者
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党地方
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
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
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
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
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
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的阶级偏见，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

    但是，对待瑞萨星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
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
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
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
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活动家的身份。

    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
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
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牖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要干出一番惊天
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
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
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
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
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
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他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借墨
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
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
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
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
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
守派（姑且不说是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风、不同诗派
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1816  年在日内瓦，拜伦
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
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
在1816  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
1818  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
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呢？

    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
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严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
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
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
对专制政体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
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捍
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
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
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
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
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
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
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鹤见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
说吧：

    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
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
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
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

    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
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
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
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
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1979  年版《辞海》和1981年版
《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
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
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
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易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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