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 一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on Noel Byron , 1788 — 1824)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 波澜壮阔的诗篇,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 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更重要的,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 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 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 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 “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的反动时期,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 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在 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希腊的独立自由 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 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 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 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 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 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 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 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 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1885—1973)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 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 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1931),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穆 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 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 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 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 篇幅不像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 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 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1811—1812 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 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1812 年2 月27 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 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 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 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 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 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 么呢? 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 对于同一年(1812 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 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这也可以看出作者 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党地方 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 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 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 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 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 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的阶级偏见,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 但是,对待瑞萨星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 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 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 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 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活动家的身份。 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 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 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牖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要干出一番惊天 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 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 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 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 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 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他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借墨 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 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 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 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 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 守派(姑且不说是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风、不同诗派 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1816 年在日内瓦,拜伦 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 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 在1816 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 1818 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 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呢? 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 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严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 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 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 对专制政体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 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捍 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 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 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 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 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 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 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鹤见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 说吧: 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 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 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 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 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 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 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 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 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1979 年版《辞海》和1981年版 《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 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 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 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易闻实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