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帕尔纳斯 1927 年6 月的一天,我们动身到远方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拿我的头 等船票换成两张三等船票,便登上“巴登号”轮船起程了。这是一艘德国轮船,看 来只有一种舱位,而且这个“唯一的”舱位该是五等舱。餐券分为两种,一种是给 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供应快餐用的;另一种是供其他形形色色的旅客,尤其是供给 从拉丁美洲的工厂、矿山归国的德国人就餐用的。 我的旅伴阿尔瓦罗是个很活跃的色鬼,立刻对女客进行分类;他把她们分为两 类:进攻男人的一类和服从鞭子的一类。这种公式不是永远都适用。两种餐券他都 有,用以博得女士的爱情。每当甲板上出现几个令人感兴趣的女客,他就急忙抓起 我的一只手,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假装给我看手相。这几个散步的女客走到 第二圈时就停下来,要他给她们算命。他立刻爱抚备至地拿起她们的手,而且总是 在我们的客舱的一个地方,由他滔滔不绝预言她们的未来。 这次旅行对我来说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去看那些为了永远不变的土豆餐而 大声抱怨的旅客,不再去看世界和单调的大西洋,而只盯着一位巴西姑娘——地道 的巴西姑娘——的大大的黑眼睛,她是在里约热内卢同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一起上 船的。那些年里斯本是愉快的,街上到处是渔大,萨拉查还没上台,这使我大为惊 讶。小旅馆里伙食可口;桌上摆着几大托盘水果。房屋是五颜六色的;古老的王宫 大门上建有拱门。奇形怪状的大教堂像蛋壳,上帝准已在好几世纪前就离开那里, 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旧王宫内有几处赌场;林荫道上的人群好奇得像儿童;精神错 乱的布拉于萨女公爵神情庄严地走在铺石的街上,身后跟着成百个吃惊的流浪儿— —这便是我进入欧洲的地方。 然后是马德里,市内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好心人普里莫·德·里维拉正在给一 个国家上独裁统治的第一课,这个国家以后还要受到独裁统治的全部教训。我收进 《地球上的住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 当阿尔韦蒂、洛尔卡、阿莱克桑德雷、迭戈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对我 来说,西班牙也是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火车,而且三等车厢是世上最叫人受不了的 地方,可就是这列火车把我们带到了巴黎。 我们消失在蒙帕尔纳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在阿根廷人、巴西人、智利人 中。委内瑞拉人当时被埋在戈麦斯独裁王国下面,还不曾梦想在这里出现。而更远 处,有身穿长袍的最早到来的印度人。我邻桌的女士的脖子上盘着一条小蛇,以令 人感伤的缓慢速度在喝一杯牛奶咖啡。我们的南美洲侨民喝着白兰地,眺着探戈舞, 等待找寻事情的原故,准备大闹一场,并且赔上半个世界的代价。 对我们这些来自南美洲的土气十足艺术家来说,巴黎、法国、欧洲,只不过是 占地200 米和有两个街角的蒙帕尔纳斯区、拉罗通德餐馆、勒多姆餐馆、拉库波勒 餐馆,外加三四家咖啡馆。有黑人歇星演唱的夜总会刚刚流行。 在南美洲人中,阿根廷人人数最多,最爱吵架,也最富有。随时会出现混乱局 面,而阿根廷人就是几个小伙子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会从几张桌上腾空而过,沉重 地落到大街上。我们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堂兄弟,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粗鲁 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弄皱他们的裤子,更严重的是会弄乱他们的头发。发蜡乃 是当时阿根廷文化的关键部分。 事实上,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些日子,时间过得飞快,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法国 人,任何一个欧洲人,任何一个亚洲人,更没有认识任何一个非洲人和大洋洲人。 从墨西哥人到巴塔哥尼亚人这些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 互相数落缺点,彼此贬低,可是谁缺了谁都活不成。 一个危地马拉人宁愿与一个巴拉圭浪子为伍,以便在巴斯德方式之前,以绝妙 的方式消磨时光。 在那段日子里,我结识了杰出的印欧混血人塞萨尔·巴列霍。他是个写皱皱巴 巴的诗歌的诗人,他的诗像野兽皮那样摸着不舒服,不过他的诗是壮丽的,而且有 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确实,我们刚一认识就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事情发生在拉罗 通德餐馆。我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他与我寒暄时用纯正的秘鲁口音对我说: “您是我们所有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只有鲁文·达里奥可以和您相比。” “巴列霍,”我对他说,“您如果要跟我交朋友,请永远不要对我讲这种话。如果 我们一开始就像作家那样交往,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交情什么时候就会完结。”我意 识到我的话使他感到不快。我所受的反文学教育使我不讲礼貌。他则不然,比起我 来他属于一个更古老的家族,身份高贵,而且彬彬有礼。一看出他的不快,我立刻 感到自己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不过,那件事像一小片阴云那样飘走了。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诚的朋友。几 年后,当我在巴黎逗留更长久时,我们天天见面。那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了。 巴列霍个子比我矮,身体比我单薄,也比我瘦。他较之我更像印第安人,眼睛 乌黑,前额很高,天庭饱满。他生就一副俊秀的印加人面孔,由于确凿无疑的庄严 神态而显得忧伤。他跟所有的诗人一样爱虚荣,喜欢听人对他说起诸如此类的土著 特征。他扬起头让我赞美,并且对我说: “我真有点儿那种特征,是吗?”说完自己不出声地笑了。 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与巴列霍恰好相反,他对类似的事情有时流露出十分不 同的热切心情。维多夫罗让一绺头发垂在前额,把手指插在背心里,挺起胸膛问道 : “你们看出来我像拿破仑·波拿巴啦?”巴列霍仅仅表面上阴郁,像个站在昏 暗中过久而被忽视的人一般。他生性严肃,他的脸有如一具呆滞得近乎刻板的假面。 然而他内心的真实感情却并非如此。我见过他多次(尤其是当我们设法使他摆脱他 妻子——一个又专横又自负的法国女人、看门人的女儿——的控制时),他高兴得 像小学生似的又蹦又跳。过后他便恢复了原有的严肃和谦恭。 我们曾经一直在等,可总也等不到的那位文艺保护人,突然从巴黎的阴影中出 现。他是个智利作家,是拉斐尔·阿尔韦蒂的朋友,是法国人的朋友,是许多人的 朋友。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他还以出手大方著称。 刚刚自天而降的这位救世主想招待我,就把我们大家带到一家名叫“高加索酒 窖”的白俄夜总会去;那里的墙上点缀着高加索的服装和风景画。我们立刻被身穿 山村农妇服装的俄国女人或假装的俄国女人团团围住。 我们的东道主名叫孔东,看来像是最后一个没落的俄国人。他是个意志薄弱的 金发男子,不停地要来香槟酒,而且模仿他从没见过的哥萨克舞蹈动作,发疯似地 跳着。 “香槟,再来香槟!”我们脸色苍白的百万富翁东道主说着突然晕倒了。 他倒在桌下,睡得昏昏沉沉,像一具被熊咬死的高加索人没有血色的尸体。 我们身上一阵寒颤。无论是用冷敷,还是在这个人的鼻子前放上打开盖子的阿 摩尼亚瓶子,都不能弄醒他。看到我们无依无靠,惊慌失措,除一人之外所有的舞 女都置我们于不顾。在我们东道主的口袋里,我们只找到一册装帧精美的支票本, 但在他死人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签字。 夜总会主事的哥萨克要求立即付款,下令关上大门,防止我们溜走。为了不致 于被扣留,我们只好把我崭新的外交护照押在那里。 我们背着气息奄奄的百万富翁离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他到出租汽车跟前, 把他塞进车里,然后把他卸到他居住的豪华饭店去。我们把他交到两名身穿红色制 服的高大的看门仆役手里,他们抬他就像抬一位倒在自己舰只甲板上的舰队司令。 在出租汽车里等我们的那位夜总会的姑娘,是在我们倒霉时没有扔下我们不管 的仅有的一个人。我和阿尔瓦罗请她去巴黎中央菜市场喝清晨的葱头汤。我们在市 场里买花送她,为感谢她的善行,我们亲吻了她;我们还发现她有相当的吸引力。 她不漂亮也不丑,不过,她那只往上翘的鼻子确是巴黎姑娘所特有的。于是,我们 邀请她到我们寒碜的旅馆去;她跟我们去时,没有任何复杂的念头。 她同阿尔瓦罗一起去他的房间。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但是突然感到有人在 使劲摇晃我。这是阿尔瓦罗;他的脸色极不平静,我感到很奇怪。 “告诉你一件事。”他对我说:“这个女人有点特别,很不平常,我没法跟你 说明白。你得马上去试试。”几分钟后,那位陌生女子困乏而宽容地钻到我床上。 在同她做爱时,我证实了她那妙不可言的天赋。从她身体深处涌现的东西,非笔墨 所能形容,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欢乐的根源,追溯到高潮的产生,追溯到美与爱的 女神的神秘的繁育。阿尔瓦罗是对的。 第二天吃早餐时,阿尔瓦罗讲西班牙语提醒我: “要是不马上离开这个女人,我们的旅行就要告吹了。我们也许不至于在大海 上沉船,却要在深不可测的性的洗礼中灭顶。”我们决定送给她许多小礼物——花, 巧克力糖,我们剩下的一半法郎。 她向我们承认,她并不在那家高加索夜总会干活;前一天晚上她是第一次也是 唯一的一次上那里去。然后我们带着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正在开过一个不熟 悉的街区时,我们要他停车。我们跟她深情吻别,把她留在那里,她显得迷惘,但 面带笑容。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