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召开的一个代表大会 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越来越不妙,然而西班牙人民的抵抗精神却感动了全世界。 国际志愿人员旅已在西班牙参战。早在1936 年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已经身穿军 服到达马德里了;这是不同年龄、不同毛发、不同肤色的一群了不起的人。 现在是1937 年,我们都在巴黎,主要任务是筹备一个世界各地区反法西斯的 作家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要在马德里召开。就在那里,我开始对阿拉贡有了认 识。他身上最先使我惊奇的东西,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所有的 信件都由他口授,进行修改,并且记在脑子里。最微末的细节他都不放过。他经常 在我们小小的办公室里长时间连续工作。如所周知,他在工作之余,还写了几本大 部头的散文作品,他的诗是用最美的法语写成的。我见过他校改译自俄语和英语的 译作的校样,我还见过他在打印好的校样上重新改写。他确实是个非凡的人,而我 从那时起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我早已卸去领事职务,因此也就身无分文了。为了一个月400 旧法郎的进项, 我到阿拉贡领导的保卫文化协会工作。我当时以及以后许多年的妻子德丽亚·德尔· 卡里尔始终有个富有的田庄主的名声,其实她比我还穷。我们住在一家可疑的下等 旅馆里,那家旅馆的第一层全部供来去匆匆的露水夫妻住宿。在好几个月时间里, 我们吃得又少又差。不过,这个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倒是成了事实。世 界各地区纷纷寄来可贵的答复。有一封复信是爱尔兰民族诗人叶芝寄来的;另一封 复信是瑞典的伟大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寄来的。这两位作家都太老了,不能到 马德里这样一座受围困和轰炸的城市去旅行;不过,他们两人都赞成捍卫西班牙共 和国。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没多大能耐的人,在具体事务和重大使命方面尤其如此。 因此,当一张银行支票送到我手里时,我简直惊呆了。这张支票是西班牙政府送来 的,是一大笔款子,足够支付代表大会的全部费用,包括从别的洲来的代表的旅费。 已有几十位作家陆续到达巴黎。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拿这笔款子能做什么呢?我决定把这笔款子转交代表 大会筹备机构去负责处理。 “我从来不追求金钱,而且,我恐怕也没有掌管钱财的本事。”我对当时路过 巴黎的拉斐尔·阿尔韦蒂说道。 “你是个大傻爪。”阿尔韦蒂答道。“你为西班牙丢了领事职务,还穿着破鞋 到处奔走。为了你的工作和最起码的开销,难道你就不会给自己留几千法郎吗?, 我把鞋细看一遍,的确是破了。阿尔韦蒂买了一双新鞋送给我。 过几小时我们就要同全体代表一起动身前往马德里了。为了替从世界各地区来 到法国的作家们办理各种手续,德丽亚、安帕罗·冈萨雷斯·图尼翁以及我自己都 忙得团团转。办理法国的出国签证,我们遇到许多难题。我们实际上占据了巴黎警 察局,人们戏称“收条”的证件,就是那里签发的。有时,在护照上加盖叫做“钢 印”的法国最高证明标志的,竟是我们自己。 在挪威人、意大利人、阿根廷人中间,有来自墨西哥的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他夺旅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险。能说服他来参加,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豪。两个月 前,我收到他已经出版的仅有的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孕含着真正的萌芽。那时没 有人认识他。 我的老朋友塞萨尔·巴列霍阴沉着脸来找我。他生气是因为没有给他的妻子火 车票,而别人也都受不了她。我很快拿到了给她的火车票。我把车票送交巴列霍, 他的脸还是像来的时候那么阴沉。他准是有什么事,几个月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事。 这事的原因如下:我的同胞比森特·维多夫罗早已到达巴黎,以便出席代表大 会。维多夫罗和我是对头,彼此见面都不打招呼。可他是巴列霍的好朋友,利用在 巴黎的这几天,往我这个单纯的朋友的脑子里灌输攻击我的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和 巴列霍经过一次心情激动的交谈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驶离巴黎的列车,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坐了这么多作家。在车厢过道里,我们 有的互相认出来了,有的没有认出来。有些人睡下了,还有一些人却在一支接一支 地抽烟。在许多人眼中,西班牙是个谜,又是那个历史时期的谜底。 巴列霍和维多夫罗不知在列车上的什么地方。脸部习惯性抽动的安德烈·马尔 罗肩上披着风衣,停步跟我聊了一会儿。这次他是独自旅行;以前总是看见他与飞 行员科尔东- 莫格利尼埃尔同行,这位飞行员是他在西班牙天空冒险(因为那里的 城市有的找不到,有的一览无遗;有时要把飞机紧急送交共和国)的左膀右臂。 记得这列火车在边界停留很久。维多夫罗像是丢失了一个手提箱。大家都在为 列车延误的事奔忙或担心,因此谁也没有闲心去关注他的事。这位智利诗人在很不 恰当的时刻到站台上去找他的手提箱,当时这次远征的领队马尔罗就在站台上。马 尔罗天生容易激动,又有许多难题压在身上,已经达到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许他 没听说过维多夫罗的名字,也没见过面。维多夫罗走到他跟前,向他诉说丢失手提 箱的事,马尔罗这时连剩下的一点耐性都没有了。我听见他对维多夫罗嚷道:“您 要把大家打搅到什么时候!一边去! Je vous emmerde !”我偶然目睹了这位智利诗人的虚荣心受挫的一幕。我倒 宁愿那一刻我正呆在离那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但是人生无常。在那列火车上,我 是维多夫罗唯一憎恶的人;成为那件事唯一目击者的,竟是跟他同是智利人的我, 而不是跟我们一起旅行的上百位作家中任何一个别的人。 我们继续旅行,这时已是夜阑人静,列车正在西班牙土地上奔驰;我想到维多 夫罗,想到他的手提箱,还想到他度过的倒霉时刻。于是,我对朝我房间走来的中 美洲一个共和国的几位青年作家说道:“你们也去看看维多夫罗吧,他准是独自呆 着,而且情绪消沉。”20 分钟后他们回来了,都笑容满面。刚才维多夫罗对他们 说:“你们别跟我讲丢手提箱的事了,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严重的事情是,当 芝加哥、柏林、哥本哈根、布拉格等地的大学早已授予我各种荣誉头衔的时候,你 们那个小国的小小大学,是仍然对我毫无所知的唯一学府。甚至没有邀请我去举行 一次关于创造派的讲座。”我的同胞和伟大诗人肯定是无可救药的。 我们终于到达马德里了。在客人受到欢迎并有人为之安排住处的时间里,我一 直想再去看看我近一年来一次也没回过的家。我的书和东西,全都扔在那里了。那 是在叫做“鲜花之家”的大楼里的一套房间,就坐落在大学城的大门口。佛郎哥的 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大学城周围,这里的住宅区早已多次易手。 身穿军装、背着枪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弄到一辆斗车,要用来搬运我家里我 最心爱的书籍和用具。 我登上五楼,颇为激动地打开我那套房间的门。霰弹炸坏了窗子,还炸塌了几 段墙。书籍被从书架上抛到地上。要从这一堆堆瓦砾中理出头绪来,绝对不可能。 无论如何,我还是勿匆忙忙地找寻一些东西。奇怪的是,那些多余的、毫无用处的 衣服都不见了,想必是被入侵的或守卫的士兵们拿走了。 然而,那些锅、缝纫机、盘子零乱地散落一地,但都完好无损;我的领事礼服, 我的波利尼西亚面具,我的东方刀子,都已荡然无存。 “米格尔,战争就跟梦境一样变幻不定。”米格尔在房里散落地上的纸张中, 找到一些我的作品的原稿。这样杂乱无章的场景是我生平所仅见的。我对米格尔说 : “我什么东西也不想拿走了。”“什么东西都不拿?连一本书也不拿吗?” “一本书也不拿了。”我答道。 我们推着空车走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