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有了护照 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使我头疼的是要弄到一个新的身份证。如果我想横 渡大西洋并在欧洲各处走动,我用以通过阿根廷边境的假证件恐怕是不行了。我怎 能得到一个新证件呢?得到智利政府的通报,阿根廷警方正在想方设法搜捕我。 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中,我回忆起深藏在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我的中美洲老朋 友、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他当时担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外交官。我们的相貌略有相似之处。我们彼此同意把我们归入“乔姆皮佩” (chompi-pes)一类,危地马拉和部分墨西哥用这个土话来叫火鸡。长鼻子、丰满 的面部和身体,使我们都像这种美味的鸡形家禽。 他到我隐藏处来看我。 “乔姆皮佩’老兄,”我对他说,“把你的护照借给我。请允许我有变成米格 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到达欧洲的乐趣。”我应该说,阿斯图里亚斯始终是个 自由主义者,与政治活动家相去甚远。 但是,他对此毫不犹豫。几天之后,我就在“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这里走” 和“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那边走”的招呼声中,冒充杰出的危地马拉小说家渡过 分隔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那条宽阔的河流,进入蒙得维的亚,通过机场和警察的戒备 队列,终于安抵巴黎。 但在法国,我的身份又成为一个问题。我那本崭新的护照准经不起保安局的严 格检查。我只好不再冒充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为巴勃罗·聂鲁达。但是,既然聂鲁 达从未到达巴黎,我怎能恢复身份呢?到达巴黎的可是阿斯图里亚斯呀!我的顾问 们硬要我住在乔治五世饭店。 他们说:“在那儿,在国际权势人物中,谁也不会向你要证明文件。”我在那 里住了几天,在那富有而高雅的世界里,用不着多担心我的山里人装束是怎样的不 协调。 那时,毕加索来了,他为人善良,堪与他的天才媲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因 为他刚刚发表第一篇有关他生活的演讲。这篇演讲涉及我的诗,我的受迫害,我的 缺席。现在,这个现代派绘画天才的半人半牛怪物,怀着兄弟般的柔情,对我的困 境乃至其细微末节都关心到了。他去找当局谈话,他给许多人打电话。由于我的缘 故,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杰出的作品没能去创造。 我因为使他浪费了宝贵时光而打心眼里感到遗憾。 那几天一个和平大会正在巴黎召开。我于最后时刻在会场上露面,仅仅为了去 朗读我的一首诗。全体代表向我鼓掌并且拥抱我。许多人以为我死了。 他们想象不出我竟能躲过智利警察的残暴迫害。 第二天,法兰西快报的老资格记者阿尔德雷特到我住的饭店来了。他对我说: “当报纸报道你在巴黎的消息时,智利政府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认为来到这 儿的是你的替身;说聂鲁达还在智利,他们正在紧紧跟踪他。逮捕他只是个时间问 题。我们该怎么回敬他们?”我记起一次有关莎士比亚写没写过作品的讨论,那次 讨论烦琐而且荒谬。马克·吐温插嘴道:“写出那些作品的确实不是威廉·莎士比 亚,而是生于同一天、同一时辰,也死于同一天的另一个英国人,而更大的巧合却 是这个人也叫威廉·莎士比亚。”我对这个记者说:“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 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办理 我的证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在帮助我。与此同时,我必须 在一种半地下状态中主活。 很多人家收留过我,弗朗索瓦兹·吉罗夫人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我决不会忘记 这位如此独特而富有才智的夫人。她的住宅在皇家大厦,在科莱特隔壁。她收养了 一个越南小孩。法国军队正在于的也就是后来美国人接手干的勾当:在遥远的越南 土地上杀害无辜的人民。所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 记得这个住宅里挂着一幅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毕加索作品。这是他前立体派时期 的一幅很大的画。它画的是一张桌子,上方垂下来两幅窗户般半闭着的红色长毛绒 帘子。桌子从一侧到另一侧横放着一块法国长面包。这幅画使我肃然起敬。桌上的 大面包有如古代圣像画的中心人物,或像格列柯在埃斯柯里亚尔画的《圣莫里斯的 殉教》。我给这幅画安上一个我的标题:《圣面包的升天》。 一天,毕加索亲自到我隐藏处来看我。我带他到他多年前画的那幅画跟前去。 那幅画他全忘了。他非常认真地端详它,沉浸在他少见的高度精神集中和淡淡忧伤 里。他沉默了10 分钟光景,在这幅忘却的画跟前进进退退。 “我越看越喜欢。”他凝视完毕后,我对他说,“我打算建议我国的博物馆买 它。吉罗夫人准备把它卖给我们。”毕加索又把他的头转向那幅画,把目光盯着那 块绝妙的面包,他仅有的一句回答是:“不错。”我找到一所出租的房屋,我来住 似乎有点过于奢侈。它在第十五区的皮埃尔- 米勒街,魔鬼在那里都会丢外套。那 是一个工人和穷人的街区。你必须坐数小时地下电车才能到达那里。这所房屋吸引 我的地方是它像个笼子。它有3 层,有几条过道和见间小房间;它是个难以描述的 大鸟笼。 第一层最宽敞,有一个烧锯末的火炉。我拿这一层做书房和不定期聚会的客厅。 上边的两层由我的几位朋友居住,他们几乎全都来自智利。那里住着何塞·万徒勒 里和内梅西奥·安图内斯两位画家,还有别的人我就记不得了。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接待了苏联文学界3 位知名人士的来访,他们是诗人尼古 拉·吉洪诺夫、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他又是乌克兰政府官员)和小说家康 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拥抱我,好像我们是久别的兄弟。 除了拥抱,每个人都响亮地吻了我,那是斯拉夫男人间表示深厚友谊和尊敬的吻, 对此我是很不容易习惯的。几年之后,当我懂得了那种兄弟般的、男性的吻的特点 之后,我有机会用这句话开始讲一段我的故事:“第一个吻我的男人是捷克斯洛伐 克的领事……,智利政府不喜欢我,我在智利国内,他们不喜欢,在国外,也不喜 欢。 不管我到哪里,在到达之前总有照会或电话要求其他政府对我采取敌对行动。 我得知在法国外交部有一份关于我的报告,上面大致写道:“聂鲁达和他的妻 子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时常去西班牙旅行,把苏联的指示带进带出。 他们从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那里领受这种指示,聂鲁达也同他一起秘密到 西班牙旅行。为了同爱伦堡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聂鲁达在苏联作家们居住的公寓中 租房子栖居。”这是一连串的朗言乱语。让- 里夏尔·布洛克交给我一封转致一位 朋友的信,这位朋友是外交部的重要官员。我向这位官员解释,有人力图以不着边 际的推测为根据,要把我赶出法国去。我告诉他,我热切希望结识爱伦堡,但是很 遗憾,直到那无我还没有得到这种荣幸。这位重要官员怜悯地看着我,答应去调查 真相。可是调查从未兑现,那些荒谬的指责依然存在。 于是我决定向爱伦堡自荐。我得知他每天去拉库波勒餐馆,在那里按俄国习惯, 也就是在傍晚时吃午饭。 “我是智利来的诗人聂鲁达。”我对他说。“按照警方的说法,我们是密友。 他们硬说我和您住在同一座楼里。为了您的缘故,他们要把我赶出法国,因此我至 少要亲自认识你,还要握您的手。”我不相信爱伦堡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现象都 显出惊讶的神色。但是,我却看见从他一绺绺怒冲冲的华发底下粗硬的眉毛中,射 出一道显得相当惊讶的目光。 “我也想认识您,聂鲁达。”他对我说。“我喜欢您的诗。眼下您先尝点儿阿 尔萨斯的腌酸菜吧。”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认为就在那天,他动笔翻 译我的《西班牙在我心中》。我必须承认,法国警方倒是无心地促成了我生平最得 意的友谊,而且还把这位最优秀的俄语译者介绍给我。 一天,于勒·苏佩维埃尔来看我。当时我已经有了写着我自己名字的有效的智 利护照。这位年迈、高尚的乌位圭诗人那时很少上街。他的来访使我又感动又惊奇。 “我给你带来一个重要口信。我的女婿贝尔托要见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贝尔托是警方首脑。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老诗人和我在靠近他的桌子边坐下。我 从未见过一张桌子上摆着比这里更多的电话了。有多少?我认为不少于20 台。他 一脸的聪明和精明,越过如林的电话机看着我。我坚信在那块重地,所有通往巴黎 地下生活的线路都通向那里。我想起方托马斯和检查官梅格雷。 这位警方首脑读过我写的书,而且出人意料地理解我的诗。 “我收到智利大使吊销您的护照的申请。大使说您用的是外交护照,那是不合 法的。这个情况真实吗?”“我用的不是外交护照。”我答道,“这只不过是一个 官员的护照。我是我国的议员,因此我有权持有这种护照。此外,我这就交给您, 您可以检查;可是您别吊销,因为它是我的私人财物。”“到期了吗?谁给延长期 限的?”贝尔托先生拿着我的护照问我。 “它当然到期了。”我对他说,“至于是谁为我延长期限的,我不能说。 智利政府会把那位官员撤职的。”警方首脑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然后拿起他 许多电话中的一台,吩咐接通智利大使的电话。 这次电话会谈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 “不,大使先主,我办不到。他的护照是合法的。我不知道是谁给延长期限的。 我再说一遍,没收他的证件是不对的。大使先生,我不能照办。我很抱歉。”大使 仍在坚持,贝尔托显然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终于挂上话筒,对我说: “他像是您的死敌。不过,您想在法国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我同苏佩维 埃尔一起离开那里。老诗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我而言,只觉得一种胜利感和 另一种厌恶感交错在一起。那个骚扰我的大使,那个智利迫害者的帮凶,就是那个 自吹和我有交情、从不放过机会奉承我的华金·费尔南德斯,他就在那天早晨还通 过危地马拉大使给我送来一个亲切的口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