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孙中山在逃亡过程中,一边率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炮击叛军,一边给蒋介石加 急电报:事紧急,盼速来。 孙中山虽然从虎口逃出,只是留得身家性命,并没有从包围圈中解脱出去,四 面楚歌,危在旦夕。虽然此时的孙中山手中有七艘军舰可以调用,那只能保证孙中 山有藏身之处,形势依然危急万分。 这时,孙中山鉴于形势所需,不得不改变整个北伐方案,电令李烈钧迅速归师 回粤,讨平叛迹。但是李远在天边,一时无法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在永丰舰 上与叛军做斗争,只等援军到达。 孙中山盼来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孙中山18日加急电报后,才知事情的严重 性,遂于25日离沪赴粤,一路上披星戴月、快马加鞭。29日抵黄埔,然后又马不停 蹄直赴黄埔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孙中山见蒋介石危难之中不远千里,不畏炮火,勇 扑虎穴,助其脱险,感动无比。直到此时,孙才明白“患难见真情”的滋味。对于 自己对蒋的误解,他表示无比的惭愧。此情此景,颇有点唐僧在三打白骨精后对孙 悟空产生误会,将其驱回花果山后又被妖怪捉住,饱受牢笼之灾时,孙悟空又回到 唐僧的身边,助其降妖除魔的味道。 从那时起,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起来,孙中山是将他视作“救 星”的,只听孙中山说了一句:“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其言语之分量, 可想而知,随即委蒋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表示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 仗,生死相伴,孙中山更是感动得涕泪纵横。 蒋介石赴难登上永丰舰,使陈炯明感到格外惊讶,“面色发青”,说到“他在 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看起来,陈炯明对蒋介石是颇有几分余悸的。 蒋介石确实并非浪得虚名,自他统兵应险以来,情势发生了逆转。针对陈炯明 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协助孙中山率舰队移泊黄埔附近 的新道河面,并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 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东歪炮台,冲过敌军炮火封锁,如期到 达白鹅潭。介石一路上陪同孙中山站立在舵楼中,当永丰舰遭受炮击受损后,蒋介 石劝孙中山返回舱内,自己指挥战舰继续前进。陈军企图用施放水雷的办法谋杀孙 中山,也未能得逞。 北伐军受到陈军和直系军阀的前后夹击,遭受重大损失,此路援军不得进展。 两个月的反击叛军斗争由于孤立无援,指挥欠妥,难以有所突破。 韶关未复,赣南复失,南雄不保,一师降敌,前方军队已失重心,战局无法挽 救,孙中山留粤维持人心和军心,亦未有效,再呆下去,凶多吉少,因而蒋介石规 劝孙中山即离广州,暂作躲避,调养休整后再作打算。 9 日,蒋介石随孙中山由白鹅潭乘英舰去港,10日,换乘俄船返沪。 蒋介石陪同孙中山从广东回到上海,在孙寓协助工作一周后,到宁波游览普陀 山、天福庵南天门等处名胜。闲暇之时,游山玩水,观光旅行是蒋介石的一大爱好, 奇怪的是他的四处观光,周游景致,往往都发生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可能蒋 介石的游玩有更多的含义:除了放松节奏、舒畅心情之外,就是韬光养晦,隔岸观 火,以静制动。这样做,蒋介石往往能发现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或许就是蒋 介石的这点特别之处,决定了他与别人的结局不同。 永丰舰赴难之后,其实蒋介石也是心有余悸,久久不能从兵荒马乱的动荡中安 静下来。很长时间内,蒋介石因为心情燥乱,理智混沌,不能对此次事件做出理性 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在宁波逍遥一些时日后,心境恢复,开始回忆那激流勇进, 身先士卒,不畏艰苦的千里一跃,遂提笔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又游览太 湖,兴趣大作,再题《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之跋。完后交予孙中山,孙中山为此 记撰序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 军将士共生死,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带荦荦大省,其洋乃未遽实仆数,余非有取 于其溢诃,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对蒋在此劫难的功劳给以再度褒扬。 其实这本完整的《蒙难记》对蒋介石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孙中山的序言上,蒋 介石作此文的动机包括有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表现做出肯定和永久性纪念,文在功 在,功在人在。而对孙中山来说,其意义在于又发现了一个信得过、提得起的心腹 将领。 永丰舰赴难后,孙中山完全信任了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满足蒋介石的政治需求。 永丰舰事件后,孙中山虽脱险离粤,但是广东局势仍然是陈炯明占有主动,操持着 军政大权,叛军尚未消除,讨伐需要继续进行。但陈炯明背离孙中山实属叛逆行径, 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粤军大为分化。 拥护孙中山的北伐军,由许崇智率领,继续东进,于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 山即于17日将北伐军改组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任司令部参谋 长,随军出征。东路军计划取道闽南,直捣陈的老巢。由滇、桂、粤联合与西路讨 贼军先行东下讨贼,12月份东路军平定福建,指向广州。西路军控制梧州,也向广 州进军。 在此次北伐出师前,蒋介石壮志满怀,决心痛击贼军,为民除害,伸张正义。 他在日记上力表立志杀敌之决心,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 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到目的而已。”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说做本是两码儿事,当蒋在东路讨贼军上一段时日后, 对军队内部的勾心斗角,派系争斗,开始厌恶起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忍受,去意又 起。 孙中山获悉后一阵惊愕,急忙回电,嘱托蒋介石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完成任务, 方可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果有阻力可随时与他联系。另外,廖仲恺也即 刻助蒋解决,然而这种空头许诺并不能给蒋介石减轻多少心理障碍,蒋遂登船往沪。 廖仲恺得知蒋介石又要远离职位,赶忙携孙中山长信追至马尾船上,阻止蒋回 沪,并责问蒋介石,“孙中山将讨贼重任托付于你,你怎能如此志气不长,毫无进 取之心呢!天下之事,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只有坚忍耐烦,劳怨不避,才能有所 成就。只因为10日无有进步而半途而废,志向坠落,则任何事都不会有所成绩。” 接着说:“只有将陈炯明消灭之后,事业才算是有所成效,人生才是一个段落,如 果不这样做,百事无成也。”态度诚恳之致,但无济于事,蒋介石只能向廖仲恺深 表歉意,转身登船而去。 到上海之后,见到孙中山,他也知道事情做得有点不太合体,就主动承认错误, 为表歉意保证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孙中山也顺水推 舟,不加厉词,只是语重心长地奉劝几句,要“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等诸如此类 的话语。 1923年1 月16日,陈炯明在东西两路讨贼军的联合攻击下,被迫放弃广州,逃 往惠州。孙中山回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正式成立大本营,随即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 参谋长,蒋因治眼病不能前往广州,乃辞未就任。时值沈鸿英叛乱,孙致电于蒋: “已发表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蒋奉孙急电,返抵广州。 此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始终伴随孙中山左右,参佐军务,要么与孙中山同室谋 划,要么陪同孙中山赶赴前线,慰问将士,抑或是替代孙中山,与众将领共谋起兵 大计,无论是在军事前线和战略后方,都能够看到蒋介石的身影。 在辅佐孙中山统领全军过程中,蒋介石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好点子”。譬如 :5 月20日,讨贼军对陈炯明根据地——惠州发动攻击,但陈部出奇地迂回作战, 将讨贼军包围起来,形势极为不妙,蒋介石献计,请孙中山亲督前线督战,以挽战 局。并随同孙出发,形影不离,因此在攻克惠州之前的6 月16日,孙特任蒋介石为 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蒋新官上任三把火,蒋分别致函许崇智、刘震寰等各路将领,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主张,应该首先向哪里进攻,怎样组织进攻等,但很快蒋发现自己的智慧大多被 冷置下来,他才重新清醒起来。感到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实力派人物,没有掌握可 以自成体系的私家军队,虽跻身讨贼军领导阶层,但是底气不足,头重脚轻,根基 不牢。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绝对服从自己的忠诚武装,老是寄人篱下, 终究是难入主流、难秉实权。这原本是蒋介石在往返徜徉生活中悟出的真理。 孙中山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总能够在众人恍惚彷徨之际,拓宽思路,转移目 光,发现新生力量,这可能也是孙中山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的原因之一。孙中山在 国内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闻得此讯,欢欣鼓舞。1918 年夏他在上海拍电报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 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讨桂战争期间,孙中山于1921年12月23日,由李大钊介 绍在桂林会见了列宁的特派员马林。两人会谈数天后,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一要建立一个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 命武装的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同 意,苏联代表还表示愿意提供军械,但陈炯明以无港口接收从中作梗,未果。 孙中山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佩,常对各军将领说:“中国革命须以俄 为师”。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在军事上及心理上都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在苦闷 中,孙中山反思过去,希望能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找到理想的出路。在苏联和共产党 的帮助下,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决定改组国民党。 1922年8 月,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共同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 兴中国”的问题。1923年,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与此同时,孙中山与 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进行多次谈判,于1923年2 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 言》,越飞表示,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最挚热的同情和援助。 〖JP3 〗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7 月,孙中山在广州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多次商谈后,决定派出代表到苏联 访问考察,“取经”学习,蒋介石闻得此消息便主动写信要求担此重任。 此前蒋介石很少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事宜表示关注,有的也只是从孙中山那里经 常听到要“以俄为师”,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也正是因为对其不太了解, 蒋此时对苏俄及其革命还抱有憧憬和向往的心态,而且在国内漂泊不定,流离徘徊 的经历使蒋心情浮躁,不能安于任何事,孙中山也正为此事头痛,现在既然有这么 一个机会,孙是会特别考虑的。 孙中山得知蒋介石有此意图之后,考虑到他曾经学过一些俄文,另外,在国内 蒋的处境也的确非常的尴尬,遂于8 月5 日写信令蒋介石到上海与马林及汪精卫、 张继等人商谈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的问题。 为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蒋于8 月5 日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 中说到了苏俄是中国唯一,中国革命之成败,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中俄两国主义 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的关系,非他可比,称苏俄之负责人为素所仰 慕之同志。这些话语多为表面客套。 由孙中山选定的考察团成员包括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其中蒋、 王是国民党员,沈定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代表团时已是共产党员,但身份没有 公开,张太雷是共产党员,通晓俄语,对代表团访问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 月16日从上海启程,8 月25日经满洲里 入苏境,9 月2 日到达莫斯科。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考察期间,蒋介石除了列宁没见 到外,分别与齐契林、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加里宁、托洛茨基等苏共高级领导人 进行了会晤和商谈。在苏俄,蒋介石活动频繁,参观军队、学校、工厂、农村等, 此外,博览会、博物馆、苏俄的先进武器装置,蒋都有幸一饱眼福。通过频繁的、 多方面的考察,蒋介石眼界开阔了,尤其是对苏俄的党治建设比较赞赏。 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是11月25日,蒋介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 在会上致词说: 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 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 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 的现在情形及实施工作还多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共产干部多到中国去 观察。 11月28日,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会 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由代表 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具体明确 地阐述了看法。决议中的有关内容,成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 言的基础,对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起了促进作用。 蒋介石等一行人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按常理, 蒋回国之后,应该立刻拜见孙中山,详细汇报在苏俄的考察情况。但蒋介石回国后 的反应却让人费解,不似出访前的那么热情。他仅仅向孙中山逞送了一份《游俄报 告书》,便径自回老家奉化去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蒋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呢?若是能将那份报告书得为一览, 可能会找到更好地解释,但这份报告至今也未公开,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考据和推 测了。蒋介石在1924年3 月29日写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明白地流露出反对联俄联共 的思想。他在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唯一方针,乃 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 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 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 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者”,“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之人 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国,但骂他人为美奴、日奴,而不如其本身已完全成为 一俄奴矣。” 此外,蒋介石与蒋纬国在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中,也直言不讳地 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 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本不 能相容的。‘“ 蒋介石对俄国革命,在出访之前,是极不熟悉,所有的印象也只是由于道听途 说产生的一点懵懵懂懂的好感,摆脱不了表面的“以俄为师”的流行思想的约束。 他对苏俄的看法,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了真实的苏俄社会而有所改变。 蒋在访苏过程中,对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 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中方代表与苏俄领导人之 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当时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并由该处进攻 北洋军阀,控制直隶和北京。这一建议可谓击中苏俄要害,他们一直企图染指蒙古 地区,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当蒋介石提出希望在苏俄的援助下, 实施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时,苏方迟迟不予答复,使得蒋介石很恼火, 认识到苏俄丑陋的一面。 苏俄否定了以蒋为首的代表团的根本性要求,再加上苏俄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 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 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 等。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的用意产生了怀疑,蒋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 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诸多情 绪对立,立场矛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对此次出访考察的低调处理和消极反应。所以 回国后仅呈上一《游俄报告书》,随即返乡,祭奠母墓去了。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催促之下,加之黄埔军校正在紧张筹备之中,蒋 于4 月16日返回广州,晋谒孙中山。双方交谈时,蒋再度陈述了他对苏联的顾虑和 不安,孙中山责之“未免顾虑过甚”。孙中山这时已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的合作, 为重振国民党而彻底更换“新的血液”,孙中山必须再冒一次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在军界都是漂泊不定,没有一个可安身立命、扎 稳脚跟的根据地。然而这种状况在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 黄埔军校校长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子,但却成为蒋介石生平的重大转折点。以此为 基点和跳板,蒋开始跃向权力的巅峰。 黄埔军校的创办酝酿已久。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接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 访问时,谈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1922年4 月,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马林同孙中山在广州会晤。会晤中,孙中山对 有关苏联红军的介绍格外注意。 1922年8 月,越飞拜见孙中山,商讨了建立军队的问题。 1923年2 月,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和越飞继续会谈,商议了设立军事学校的 问题。 同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会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 10月25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廖仲恺起草提出“国民义勇军” 方案,义勇军的招募,则以“志愿入国民义勇军为党服务”为条件,这一构想为军 官学校的设立创立了基础。 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国民党军官学 校,推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事宜。 军校成立,近在咫尺。蒋介石虽远在国外,不过对国内局势还是比较关注的。 回国这后,在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督促之下,抵达广州。 此时此刻,广州城正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众人皆满腹激 情,积极准备,唯独蒋介石郁郁寡欢,心事重重。因为蒋多少已经知道在此次代表 大会上,蒋介石是不会有什么特别机遇和提升的。 1924年1 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对民族、 民权、民生等概念又作了新的解释。并扩大了革命阵营,允许多种成分联合起来, 结成统一战线。大会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付诸实施。1924年1 月24日, 孙中山决定将筹备中的学校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 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七人为委员。28日确定以原黄埔水师学堂和陆军学 校的旧址为新校址。 创校之初,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 首先是招生问题。各省军阀因害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极力阻止军校招生,甚至限 制青年出境。 其次是经费问题。军校的经费,虽经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决议,每月由广东财 政厅等机关支领,但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把持地方财政,经常陷学校于山穷 水尽,常常是第二天的伙食,在前一天晚上还没有着落。 再次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当时能够生产兵器的工厂,大多在滇军控制之下,所 生产出来的武器,都落入他们手掌之中,军校新生入校后,很有可能连枪械都分配 不到。因此,军械的供给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问题多之又多,蒋为此焦虑不已,一筹莫展。整日绞尽脑汁, 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别是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成员中,又没 有蒋的位置,直到2 月3 日,蒋介石才被委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 委员。蒋自然很不满意,而孙中山又指示他不要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让他觉得 不受重用,人微言轻,对孙中山常有抱怨。况且关于黄埔军校校长人选之事他也早 有耳闻,说法不一,使得蒋介石更是忐忑不安,灰心丧气。 蒋介石对于自己有可能是校长人选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从孙中山的日常提示 中,已获此信息。但是,由于蒋资历浅薄,势力不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诬蔑。 蒋介石对此也是知道的,他于3 月2 日复信孙中山,解释他不辞离粤原因是:受人 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对蒋的辞呈,孙中山作了语重心长的批复:“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 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2 月23日,孙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命邓演达到溪口劝驾。 29日,孙又电催蒋复职,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 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 同倾向失望而去。”廖仲恺、胡汉民亦函电相劝。 蒋介石的这次辞职,直接原因是大本营禁烟督办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 经济困难的确使创办之初的黄埔陷入艰难困顿之中,堪称鸿途荆棘,几乎使校事无 法进行。然而,此种境况并不止于蒋之辞职时,他复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亦复如此。 3 月17日,杨西岩被免职查办。蒋却全无即时复职之意,他私下表示本人的“行止 不应以一杨西岩免去而定”。 显然,蒋介石辞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蒋不甘于作一名单纯的军人,他的兴趣 在政治。这正如他在致孙中山信中所坦白地说:以他个人的志向,“焉能专心办学 而不过问军事政治”?尽管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函电交驰,他并不 当一回事。这时候,他迟迟不肯赴粤复命,纠缠的是杨庶堪任省长问题,杨的任命 大本营未予立即发表。并非蒋独厚杨庶堪,事实上,杨只做三个月省长,最后便为 蒋所参而辞。蒋的真实用意不过以此测试一下自己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广东政局 罢了。 除此之外,孙中山回粤已一年有余,而广东政局依然混乱不堪,蒋遂由满腔的 郁郁不得志生出强烈的不满来。 关于广东政局,蒋认为孙中山回粤已越15个月,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 有一实在方案。政府中人皆抱头痛救头,脚疼救脚,得过且过之想法,不往根本处 想,大处落墨,都唯恐粤局不乱,政府不倒,自杀不速,以了各自心事。财政支绌 万分,全系办理无方而致,财政机关非为军队把持,即为财团垄断,天下事未有无 方针无条理而能治理者,亦未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对者也。军事方面,他认为自 己原本有一全盘计划,皆因各种阻碍和各军霸私,不能如计实施,以致有今日军事 紊乱不可收拾之现象。 蒋对中苏合作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 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国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俄国 与英、法、美、日相较,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罢了。 他看到改组国民党中,鲍罗廷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孙中山对鲍的信任,认为他赴苏 的见闻报告,对孙等毫无省察之价值,抱怨自己因此而信用全失,人格扫地。 国民党要新生,就必须吸收新血液,改组旧组织。在这方面,孙中山任用共产 党人颇多。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在改组国民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席国民 党一大的代表中,有25人是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7 人的代表资格 还系孙中山所指定。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有3 人是中共党员,候补中央执行委 员有7 人是中共党员。2 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部长,3 人任秘书。 可是,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亲信,既未被指定为代表,亦未被选举为代表,冷 落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之外,会后仅担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一名委员而 已。对此,蒋特别不满意。他表示:“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度之时期, 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 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这个旧系统,当然包 括他本人在内。他妄称孙中山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 依阿滔谀之徒耳。”至于顶事中用的,除了已死的陈其美,就是他蒋介石,此外, “恐无其他之人矣”。 蒋介石擅长玩以退为进的把戏。辞职以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力争加重 复出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