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在发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蒋介石拘禁了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在广东北部出兵 驱逐了熊部川军。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人,生于1881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受命为四川 同盟会主盟人,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1915年到云南参加护国斗争,1923年被孙 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 年初,熊部川军被刘湘、杨森逐出川境,退至贵州。9 月,熊派但懋辛、石青阳到 广东面见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一致行动,共同出兵北伐。11月间,当孙中山派 谭延出兵江西时,熊部川军也由黔东开入湘西,以期进攻鄂西,与广东“北伐” 军会师武汉。然而,熊部入湘,却引起湘军赵恒惕的忌恨。1925年1 月,谭延在 江西受挫,湘军东边警戒解除,赵恒惕于是准备驱熊。3 月底,赵授意湖南省议会 通过驱逐川军出境案。4 月,赵军向湘西进攻,以破竹之势占领了桃源、常德、澧 州、辰州等地。熊克武不能立足湘西,又无法返回四川,只好率领所部第一、二军, 由湖南进入广东。7 月底,熊军离开湘西,跋涉千里,经广西龙胜、兴安、全县、 贺县、桂岭等地,于8 月底9 月初到达粤北连山、连县、阳山一带,与谭延部湘 军会合,熊的司令部驻扎连县。 国民政府派湘军师长谭道源,携现款2 万元,军服1 万套及苏联顾问团所赠医 药费1 万元,到连县慰劳川军。谭向川军表示:政府一定补充川军的装备,按实际 人数接济军饷,并决定划连山、连县、阳山、乳源四县,给川军驻防。谭并希望川 军能出兵,讨伐陈炯明。熊克武答应,川军将派7 个团参加东征。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电邀熊克武,到广州面商军政问题。熊遂于9 月19日在 其部师长喻培棣等陪同下,启程南下,于24日到达广州。连日拜会汪精卫、谭延、 鲍罗廷及其他党政军要员,并在广州市广大路设立川军总司令部驻穗办事处。 10月2 日,蒋之手下捕获陈炯明派来的奸细张识万,在他的身上搜出陈炯明9 月20日致熊克武的一封信。其中写到:“此次闻余致堂兄赴沪,弟适自沪返港,不 能相遇,刻已电请余君回港一商。吾兄为吾党健者,久著微声,必能协力救国,望 密派妥员赴港,面达机宜,同策进展。”信中提到的余致堂,即余际唐,为熊部川 军军长。 此外,早在本年3 月第一次东征时,在兴宁林虎司令部内,曾查获川军军长但 懋辛1924年9 月在广州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中写到:“如中山不听,则联络在粤 之滇、桂、豫各客军,与中山脱离,使中山自去。盖中山已陷于绝境,仅仅汉民、 汝为、仲恺,亦无济也。”蒋介石和汪精卫由是怀疑熊克武与陈炯明暗中勾结。 10月3 日,蒋介石以设宴为名,诱熊至寓所,将熊克武及其军长余际唐、师长 喻培棣,以及随行人员刘棱、熊晓岩、丁毂音、王子骞、吴庶咸等拘捕,蒋并派兵 解散了川军驻穗办事处。接着,蒋又在熊的住所,搜出但懋辛的两封信。一封是8 月30日但致熊克武信,其中说:“兹有刘君毅夫,曾充云南航空署长,其副官张君 应鎏,弟于海上相晤,均为我军进止忧。刘君与魏礼堂(应是魏丽堂,即魏邦平) 及竞存(即陈炯明)隐青(即林虎)诸军接头,而又不识交通若何及各军现驻地安 在,故特派张君前来,交通一切。如我军欲与各军联络,请即派员随同张君前往干 办一切。”另一封是8 月30日但懋辛致余际唐信,内容是介绍刘毅夫同余际唐交往。 蒋认为,这是熊克武通敌谋危政府的证据。熊被捕后,拒不承认有反叛之事。 10月4 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重要通令”,谓熊克武“交通敌人, 谋危国民政府,罪状昭然,人证俱获,实难再得姑容。已饬广州卫戍司令,立将熊 克武扣留,听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判。”随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定停止熊的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蒋介石还 发布《告川军将士书》,派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围歼连、阳川军。 当时,第二军和第三军均驻韶州。奉令后,由北路军警备司令鲁涤平任指挥, 以张辉瓒率兵三团,炮兵一营为第一路,经乐昌、星子,向连县南进;以戴岳率兵 三团又一营为第二路,经龙归、阳山向连县西进;以王均率所部为第三路,由英德 沿连江,向阳山、连山前进。10月上旬,革命军到达星子、阳山一线。川军军长汤 子模“乞降”,鲁涤平令各路急进,包围川军于连县境内。川军有的被缴械,有的 经东陂进入湖南。经过桂军白崇禧部的堵击和湘军赵恒惕的收编,熊部川军,全部 陷于瓦解。 驱逐熊克武川军是发生在“廖案”之后,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特殊时刻,时局紧 张,国民政府难免有草木皆兵之嫌。作为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对于时局紧张之 际,任何有害于国民革命的反对力量也表现了坚决予以清除的态度和举动。尽管有 些过火,但这一举动终究是保证了广东全省的统一,根除了隐患。 南征是国民革命军在蒋的指挥下,肃清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邓本殷 原是陈炯明的部属,曾任陈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1923年,当孙中山逐陈炯明, 在广州建立大本营时,邓本殷“独树一帜”,联合南路各军“宣布自治,保境安民”, 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所谓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占领了高州四县,雷 州三县,软州廉州四县,两阳(阳江、阳春),罗定及海南岛全境。面积几达广东 的二分之一,兵力最多时达2 万多人。 邓本殷积极投靠北洋军阀,并得到北洋政府大批粮饷军械的支持。1925年,段 祺瑞明令划分上述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地区为“特别区”,任命邓本殷为“八属 督办”,以对广东革命政府起到掣肘作用。不久,段祺瑞又任邓本殷为“品威将军”。 邓私向美国银行团借款3000万元,九折交款,“以建筑琼崖码头、商埠、海港及开 发铁路、森林、矿产为交换条件”,邓军在琼崖南路随意掠夺,拉夫抽税,开烟开 赌,给人民制造了无穷的灾难。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邓本殷接受港英政府80万元的 贿买,甘为所用,以大批粮食、物资接济香港。邓本殷所盘踞的南路、琼崖地区已 经成为实现广东统一的严重障碍之一。只有扫除邓本殷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才 算真正巩固下来。 南征之役,蒋介石授予第四军第十师为主力,担任南路警备,师长陈铭枢为前 敌各军指挥。陈铭枢受命后,于10月12日,赴梧州会见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 商定由俞作柏率桂军一部,从广西陆川入粤,向廉江、化州进击;由陈铭枢率第十 师、吕光奎部(桂军拨助)、陈章甫部等,集中罗定,向信宜进攻;同时令梁鸿霖 所率第四军第十二师,从恩平、阳春方面监视苏廷有部(原是邓本殷部队,已向国 民政府输诚),令苏进攻高州。 上述计划未及执行,苏廷有突然倒戈,反对国民政府。苏还策动梁鸿霖第十二 师叛变,于10月18日杀害了该师参谋长郭学云,引诱该团长梁休年、梁翰昭、洪敦 耀等脱离革命军,依附邓本殷。10月22日,邓本殷下达《本军对省方作战纲要》, 企图趁革命军东进潮梅,后方空虚之机,策师进犯广州。 为适应敌情的变化,蒋介石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决定改变原定战略计划和战 略布置,重新调配兵力,派第十师主力从肇庆移驻江门,力保“四邑”:新会、台 山、开平和江门。 24日,邓军苏廷有等部经赤坎,豪昌北上,图取新会和江门,两军于26日相遇 于开平单水口展开激战。当时第十师防守单水口一线的,仅有第二十八团1000多人。 在团长蒋光鼐、营长蔡廷锴等人指挥下,该团沉着应战,奋勇御敌,击退了进攻普 济桥、麦村和许村的敌军,守住了阵地。 第二天(27日),苏廷有调来援军,并配备旱机枪和大炮,再次猛攻麦村、普 济桥和冲击渡村。革命军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加入战斗,共同出击,毙敌营长1 名、敌兵百余名,伤敌数十名,缴枪百余支,又一次挫败了敌军的攻势。 28日,桂军吕焕炎部和湘军廖新甲部赶到,革命军于是日趁敌军屡攻不逞、精 疲力竭的机会,集中兵力向敌军总预备队出击,一举将敌军打败。次日(29日), 第十师渡河占领公益埠,敌军向台山退却。30日,第三军(滇军)赶到鹤山,军舰 “江固”号、“捷号”、“隆安”号等,也陆续开到,逡巡于单水口、公益埠江面。 31日,第十师占领台山,第三军进驻开平。至此,单水口防御战取得了胜利,“四 邑”局势,转危为安。 当邓军大举进犯“四邑”时,蒋介石率领东征军已平定北江,当他得知粤南邓 军攻势凶猛,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业已被占领时,蒋介石即令李济深 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后又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 力,与原南纪部队组成“南路联军指挥部”。任命朱培德为总指挥,朱克靖为总政 治部主任。总指挥部之下,分兵4 路,以第四军第十师为第一路,陈铭枢任指挥; 以第三军为第二路,王均任指挥;以第二军为第三路,戴岳任指挥;以广西军为第 四路,俞作柏任指挥。另外,以陈章甫所率新编第二师为右侧支队。10月31日,总 指挥朱培德到达鹤山,并下达《国民革命军南路各军作战计划》,命令各部分别从 台山、开平、新兴、罗定和广西陆川出发,以期首先肃两阳(阳江、阳春),然后 反攻高雷和钦廉。 部署既定,陈铭枢所部第一路,即于攻克台山之后,向阳江方面追击。11月3 日下午,该师到达金鸡圩。第二天(4 日)早晨,敌军四五千人在右翼指挥官苏廷 有的督率下,分3 路围攻金鸡圩。陈师一面痛击正面之敌,一边抄袭敌后,敌被打 得狼狈而逃。革命军伤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并直追溃敌,于当日下午占领那侠, 5 日占领那龙,6 日占领台山和北惯。11月7 日,陈师攻阳江,邓军苏廷有部、徐 东海部弃城而走。阳江商会派人出城欢迎革命军。陈师即于当日下午进入阳江城, 占领了苏廷有的指挥部。 王均所率第二路军,11月2 日从开平出发向恩平攻击前进。3 日到达圣塘圩。 4 日早晨该路军向长安之敌发起攻击,于下午占领恩平城。接着经田畔、那吉、第 八圩,于8 日午后到达阳江城。右翼第三路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也顺利占领了新 兴和阳春。 当南路军分别从台山、开平出发进攻两阳时,邓军徐汉臣部却大举进攻右侧罗 定城,压迫驻守该城的陈章甫新编第二师撤退。11月中旬,当革命军连克恩平、两 阳后,陈章甫师也于15日举行反攻,驱逐徐汉臣,收复了罗定城。 11月14日,南征军各部离开阳江城,大举南进,征讨高州、雷州、钦州、廉州。 当邓军溃败两阳时,高州为邓本殷亲自镇守。当时,他企图驱兵策应,援救两 阳,但俞作柏所率南征第四路军,却已从广西陆川入粤,集中北流镇,进逼化县、 高州和茂名。邓本殷唯恐归路被截断,只好仓皇从水东乘船,退回雷州。邓既败走, 其部无心恋战,有的奔溃,有的投诚,南征军势如破竹。15日,陈铭枢师抵阳江织 NB062 ,收编邓军姚之荣、洪敦耀部数千人。18日,该师进占电白城,19日进 占水东,20日进占梅菉。 是时,邓军陈凤起部在高州踞城顽抗。俞作柏挥军围攻,数日不下。为策应俞 军,陈铭枢师于21日由梅NB061 出发,经塘口向化县急进。进至塘NB063 圩,与败溃之敌相遇。激战移时,敌军不支而退。俞作柏部即于当日攻克高州,第 二日,占领化县。 高、化既克,革命军分途疾进,连续占领了廉江、安铺和遂溪,邓本殷只好又 从雷州退回琼崖。为顽拒南征军渡海攻琼,邓以北洋政府所委任的“特别军务督办” 名义,颁布海南岛水陆戒严令。规定所有入口船只,均须泊留秀英炮台前,施行检 查,始准入港。 为此,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暂不攻琼,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师、十二师两 师负责肃清陆地残敌,第四军俞作柏部与陈铭枢部互相配合,先后打败白沙、公馆、 闸利的敌军,于11月30日占领廉州。12月6 日,桂军胡宗铎部从广西灵山出发,于 7 日进占领钦州。钦廉守军申保藩弃军逃往安南,其残部大部分向革命军投降、缴 械。至此,南路各地敌人残兵败率基本肃清。 当革命军从两阳进攻高、雷时,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命率领从东江调回的第 十一师(陈济棠任师长)和第十二师(由原第一独立旅改编,陈可钰兼师长,张发 奎任副师长,李汉魂任参谋长,廖乾吾任政治部主任)加入南路作战。国民政府调 第二军、第三军回原地驻防,而任命李济深为南征军总司令。12月间,第四军集中 高、雷一带,一面办理善后、肃清残敌,治匪安农,一面准备渡海,进攻琼岛。 此时,南路各属特别是雷州半岛,在帝国主义和邓本殷的长期统治和压迫下, 满目疮痍、土匪如毛、难民蔽野。此场此景,目不忍睹。 蒋介石在对此地情况了解之后,也感慨至深,既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 姓顿性同情悯怜,激动之下,提笔着墨,于12月15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 政改革计划》。企图通过对军队的管理改善、提高素质,从而减少恶气,根除劣质。 蒋介石认为:“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 仍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 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 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 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也。” 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 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等,向 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1926年1 月中旬,蒋介石命令第四军进攻海南岛。首先渡海的是王鸿饶等率领 的别动队和先遣军,他们在琼岛西北岸临高一带登陆,邓军主力纷纷调赴当地布防。 1 月17日,张发奎率第十二师从雷州外罗港出发,乘兵舰“平南”号等和200 多艘帆船,强渡琼州海峡。下午,兵舰、帆船进入琼岛东北岸的新榄港。邓军据险 抵抗,南征军发炮猛击,中敌要害,并令水兵用艇渡过步兵,敌见革命军登陆即纷 纷逃走。该师登陆后,即于当夜占领了文昌县铺前市。接着,迅速占领了锦山市、 湖山市和琼山县三江市,于19日攻占了琼州府城。 第四军第十一师等也随之成功渡过海峡,登上琼岛。当邓本殷败溃高雷时,段 祺瑞应邓之请,派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率兵舰三艘南下,并委任邓为“特别军务 督办。等北洋兵舰抵达海口时,海南早已失守。邓本殷只带得几个随员逃往安南。 至此,南征之役取得了完全胜利。 南征之役胜利,标志着广东革命政府在经过平商团、二次东征和平杨刘叛乱之 后真正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彻底消除了地方反动军阀在广东的隐患,促 进了整个国民革命的大发展。作为此次广东统一过程的最高军事指挥者,蒋介石的 政治影响、欲望伴随着军事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强烈化。但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内部, 一种潜在的分化却逐渐明显和公开化。在孙中山逝世后,随着共敌的逐个消除,党 内的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在前线,各种力量互相合作,一致对外,并取得一次又 一次的军事胜利,在后方,各主要政要领导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互相拆台。 整个广东统一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都是一次黄埔校军的组建、扩展和整编。黄 埔教导团的成立,国民党党军的成立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整合。到广东统一时, 黄埔系军队已初具规模,成为北伐革命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与此同时,黄埔军的 形成过程也可以说是蒋介石个人势力培养的过程。蒋介石与黄埔系通过军事实践更 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埔势力真正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顶梁柱”。 在国共合作掀起的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也即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愿望逐步实现的 过程中,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既利用,又打击,利用中有压制,也有扶植。然 而,蒋介石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对共态度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蒋介石又是如何 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1921年3 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曾表示国民党 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这是蒋介石最早对共产党和苏联的表态。1923年8 月5 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 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 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 “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 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 “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 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委任, 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谈中及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 中,都有了许多对苏共、共产主义的溢美之辞,希望苏联能对中国革命在军事、政 治上有所帮助。 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了联共、共产国际档案,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史料。如, 1923年9 月7 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谈中称: “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 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 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 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 “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 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 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击 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 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 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 主义。”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 这次访苏,苏联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都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尤其是苏联军队建制中的编制和党代表制度等,蒋介石十分赞赏,当他回国主政黄 埔军校时,黄埔学生军、党军的建制、党代表制度以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强调,都 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色彩。 在异国他乡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感到无比风光。尽管访问期间, 日程紧张,事务繁忙,但蒋还是逢场必到,而且总是热情洋溢。 但蒋的出访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礼节行为,更多的是一次政治活动,一次请求援 助的被动外交活动。因此,此次外访的成败取决于对方的援助态度。孙中山委派蒋 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 的援助下实施在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并且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 一支军事力量,从而控制北洋军阀势力所在的直隶和北京。但是,苏俄对蒙古地区 一向就有企图,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这使得 蒋介石十分恼火。 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 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 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 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一直心存芥蒂。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 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 《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 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 作的意见。十三年(即1924年)3 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 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蒋 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 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 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他访苏归来不久1924年3 月14日 写给廖仲恺的信中。他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 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 也。”他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 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 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他还说:“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 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他说:“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 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 为一俄奴矣。”说廖仲恺“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 落耳”。 不管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必须积极谋求与 苏俄、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武装,因此对于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 中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并没有接受,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我回到广 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 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蒋介石返回广州之后,1924年1 月24日接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黄埔“中央陆 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是,2 月21日蒋介石却辞去筹办军校职务,离 开广州,前往上海。其后,孙中山、廖仲恺等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促其返粤,但 是蒋介石迟迟不予理睬。蒋介石辞军校筹备职务,虽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也流露了 一些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 3 月2 日,蒋介石在奉化写信给孙中山,屡陈自己的委屈与主张,抱怨孙中山 使他“不得通其意达其志”,“布展菲材”。说“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 拟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并说,“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 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谀之徒耳”。他在上述3 月1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 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该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 当然,蒋介石4 月份还是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校工作,孙中山对蒋介石并未因其持 有不同意见而不予信任。 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对是否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在广州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孙中山答复蒋介石时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 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 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 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 蒋介石见孙中山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基于追随孙中山的立场,也就不再 明确表示反对或不赞成国共合作。事实上,蒋介石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联俄、 联共也有其可取之处。只有充分利用他在苏联和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才有助于他军 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因为孙中山的极力保荐和在华苏联顾问“天真地认为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 师”的前提下,蒋介石被委以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当然,在考虑黄埔军校校长一职 的人选上,蒋介石当时就其党内地位而言,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军队内部不如 谭延、许崇智、程潜等人。但是蒋也有自己的优势,这一点,蒋本人最清楚,再 加上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孙中山的信任都为蒋介石最后担任此职增加了筹码。在 最终确定校长人选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甚至说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 办”。 在黄埔军校,蒋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考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主张以苏联 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注 重对军队和军校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 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此外他还努力与派到 军校工作的顾问们处理好关系。 军校刚刚开办时,根据当时的形势,顾问们提出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时, 蒋对此“几乎无条件采纳”,特别是对首席顾问加伦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他多次 请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讲课、演说,并多次在集会上公开孙中山对他的手喻: “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 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蒋的用心良苦,情心策划同样赢得苏联方面与欣慰和重用,反应颇为乐观。苏 联方面认为:第一,蒋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左派,苏联《真理报》的一篇 文章说:“在军队中,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特别紧密”,共产国际代 表切列潘诺夫当时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在往左派发展。” 第二,蒋介石赞同和学习列宁建设红军的经验,聘请苏联顾问,建立党代表制 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等,“作为一个组织者,蒋介石是劲头十足地执行预定计划的。 他在莫斯科逗留过若干时间,了解红军的体制及其领导,这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同其他军官相比较,蒋介石对于学校里的学员的军事训练方面和政治教育方面实施 新办法是容易赞成的。” 第三,蒋介石尊重共产国际代表,并友好相处。“尽管蒋介石是一个孤僻、虚 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的程度)的人,他向往着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人头地”,但他 把“目前在他部队里的顾问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党代表,他们是一种监督机构,使他 正在建立的部队结合成一个整体”。“他比所有军事工作人员都接近我们”。 第四,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执行“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中共广东区委的一些同志主张在 军事上侧重于扶植黄埔,在策略上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 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从国民党一大召开至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曾在多种场合强调 学俄联俄的重要性。他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 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俄国共产 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组织严密。他们的党员明白主义,都有 决心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的决心,所以他们成功得那么快。他说, 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 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