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收买和利用青洪帮是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一项重要准备活动。上海帮会组织 主要是由青帮和洪帮组成的。 青帮原本是船帮,为清代漕运水手互相团结,维护职业、传授技艺的民间结社。 19世纪70年代,因漕运废除,运河两岸的水手、船工失去职业,便大规模流入他们 在漕运时期经常过往的、经济繁华的上海,青帮也随之在上海繁衍。 洪帮原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19世纪80年代,该帮龙头江彭山在上海创 设飞龙山,广招门徒,发展组织。其后,各地独立的洪门山头亦相继到沪扩大组织。 流入上海的青帮和洪帮成员,大部分找不到固定职业。 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上海职业流氓和乞丐队伍,从事盗窃、绑票、贩卖人口、 勒索、走私等罪恶勾当。他们的帮会组织也逐渐与上海的流氓势力互相融合形成流 氓帮会组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帮会组织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上海法租界当局对 帮会的支持。 19世纪90年代,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护租界秩序,实施“以毒攻毒”政策,把黄 金荣等流氓帮会势力引进法租界巡捕房,企图采取以贼捉贼的手法,利用帮会势力 治理社会治安。 黄金荣等入巡捕房后,制服了一些小流氓,破了一些案件,得到了法租界当局 的赏识而平步青云,由包探、探目督察员直至提升为警长、督察长。与此同时,黄 金荣等在法租界当局的支持下,操纵鸦片烟押运,经营赌场、妓院,大发横财。20 世纪初,法租界当局为了从烟赌业获得税收,准许黄金荣等在法租界内烟土公卖。 于是,黄金荣便与青帮头目张啸林、杜月笙等创建了上海最大的鸦片经销机构—— 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的鸦片押运和经销业务,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从此,黄金荣、 杜月笙、张啸林便成为了上海有名的暴发户。 他们一面扩展鸦片的经营事业,一面运用巨款扩充流氓队伍,兼并上海其他流 氓团伙。乃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帮会已形成拥有万千徒众,几乎无处不在、无所 不能的封建流氓团体。他们分段为霸,划地为王。其中,黄、张、杜三亨的势力最 雄厚,成为上海帮会势力的代表。 上海帮会势力的主要活动是施展黑社会手段,聚敛财富。政治上并无一贯的立 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方面毫无所图。要在华界站稳脚跟、获取利益,帮 会组织必须结交军阀政府。而军阀政府欲霸占地盘,插足租界,尤其要走私烟土、 牟取暴利,亦须借助帮会势力。因此,上海帮会势力与历届北洋政府均有勾结。如 黎元洪任总统时,曾聘黄金荣为陆军步兵上校、待从副官,“五省联军司令”孙传 芳曾委任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 而上海帮会与国民党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为筹措经费组 织起义,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帮会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如护法斗争中,黄金 荣等人曾慷慨解囊,“其饷糈”,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杜月笙等曾参加过攻打高昌 庙火药库的斗争。不过,上海帮会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辛亥革命后,各 地国民党政权对那些从事违法活动的帮会组织予以严禁和镇压。 蒋介石与上海帮会之间开始勾结,除了双方有些个人交往,还在于此时相互之 间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蒋介石与上海青帮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早在1908年,蒋经陈其美介绍与帮会 取得了联系。辛亥革命期间,蒋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先锋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之 役,这支武装就是以帮会人物为骨干组成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伙同张静江、 陈果夫、戴季陶等在上海恒泰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虞洽卿介绍他投拜黄 金荣门下为门生。 1926年夏,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把蒋介石投递门生贴子悄悄送还, 不以师父自居,给蒋介石以足够的面子,使蒋黄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 蒋介石深知上海帮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控制着社会下层的大批群众,神通 广大,无所不能。并拥有巨额资财,黄、杜、张成立的三鑫公司垄断了全国的毒品 贸易,年赢利达5600~6000万元,更重要一点是上海帮会有租界当局的支持, 这些对急欲夺权和巩固统治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非常重要。1927年2 月份,蒋介 石委任了上海四个帮会首领为驻沪特派员,其目的即在勾结青红帮做反共的打手。 利用帮会进行反共,蒋介石早在赣州、安庆已经尝试。3 月,蒋介石指使倪弼 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瓒贤。随后亲抵九江,用六十万收买青帮流 派,派遣北伐总司令部特务员处长,帮会骨干杨虎联络青红帮捣毁九江、安庆等地 左派和中共主持的党部和工会。蒋介石于3 月19日自九江抵达安庆,一手策划了三 二三事件。 安庆城内当时有四个总工会:一个由安徽省党部组织成立,由中共主持;两个 由省党部的总工会合并;剩下的一个为鲁班阁伪总工会,完全由土豪劣绅用重价收 买反共地痞组成。 21日,安徽省党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开会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 根据党部的命令宣布解散反共的鲁班阁总工会,鲁班阁总工会拒绝接受郭沫若的命 令,他们借口说奉了蒋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工会,并于当日下午派代表至总司令行 营前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说他们受了压迫,一定会秉公办理的。言下之意,对他 们的非法行为表示支持。 22日晚,安庆五个反共团体——安徽省农民协会、安徽省总工会(鲁班阁)、 安徽省商民协会、安徽省学联会、安徽省妇女协会以筹备处名义,发出请单,定23 日上午9 时假“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20号举 行过,现在要再次举行,这暗示不承认20日召集的市民大会为合法。郭沫若预计反 动团体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便派人出去调查。据第三十三军政治部报告,得 知反动团体组织了一百人的敢死队,是出钱买来的地痞,每人四元,并且还有一种 奖赏,即负轻伤者一百元,负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郭沫若便派人出 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先做准备。 在事件发生之前,郭沫若了解到反动团体雇用青红帮打手闹事后,一方面通知 同志事先准备,一方面亲自跑去见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他未见到蒋介石,但通过 与一位电报局长交谈,却意外地了解到:在安庆事件发生前三个星期,反共分子 “便把各种行帮的工头买贿了”,并早已与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的 青红帮的“老头子联络好了”,他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郭 还从交通处长陆福庭处了解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事件都是出于蒋介石的指 使。但事情终于还是没有阻止得了,结果,蒋介石很快控制了所有的交通机关、电 信、邮局,擅行委任了一批28名的政务委员,大多为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 余孽,流氓痞棍的头目。 安庆事件之后,蒋介石又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杨虎到上海后,立即联 络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参加反共。 当杨找到杜月笙商议联合“剿共”的时候,杜月笙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 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杜还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 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 前途。遂决心跟蒋介石合作,充当爪牙。 蒋介石还采纳了杨虎的建议,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共进会”的名义,令黄 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中华共进会”。通过这一筹组活动,他们迅速成立了 一支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进攻上海纠察队的主力骨干、“急先锋”,只 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便会倾巢而出,助蒋清共。 尽管蒋介石在寻找新的经济、政治后台上已经做得相当成功,并且也已经找到 了合格的打手,可以随时将上海工人运动击毁,但蒋介石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 还在某些细节上精心布置,企图发端于“人不知,鬼不觉”,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进驻上海后,故意施放“团结”的烟幕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驳斥了 外国报纸散布的所谓国民党分裂的消息,蒋介石详谈了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他声明 说,一切参加国民运动的人,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都视为同一个党的党员 等诸如此类言语娓娓动听。 3 月28日,上海总工会特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谒见蒋介石,针对“传 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驻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 要求蒋介石答疑。蒋介石回答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果有人意 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赵子敬又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介石回答说:“此 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蒋介石还派遣了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赠送 了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事实上, 蒋介石早就暗中部署妥当,伺机解决工人武装。 上海工人阶级在开始举行武装起义时虽只有150 杆破旧枪支和少数手榴弹,但 由于不断夺取直鲁军阀的武器逐渐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也是具备一 定战斗力的,不可小觑。 3 月27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召集全沪工人代表大会,并检阅工人武装 纠察队,蒋介石看到了纠察队的阵容和力量,深深感到了工人纠察队的威胁。当时 蒋就心生歹念,清除之心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蒋介石先是寻找借口,要求上 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又提出将纠察队拨归总司令节制。想方设法将 其操于自己手中,随意处置,但上海总工会是有所戒备的,都一一给以回应。 因此,蒋介石更加心神不安,认为心腹之患不除不快。他周密布置,详细安排。 对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了部署:白崇禧负责浙江的军务;调何应钦到南京, 将卫戍南京而倾向革命的三个团缴械,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倾向武汉政府的第二、 六两军渡江作战,两军渡江后,立即切断退路;收买孙传芳的第五师和第九师师长, 令其驻守扬州和南通。在上海,将不可完全信任的第一、二两师调往南京,调新近 归顺的孙传芳的旧部周凤岐的军队担任上海防务。 蒋介石还控制了舆论,4 月6 日发表的文告规定:“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 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 刊登及转载。” 蒋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包括蒋介石许多军事同僚都不能领悟其行 动下所隐藏的真正目的。 中共中央方面,如周恩来等人对此有所警觉,并告诫党内小心提防。但由于陈 独秀的右倾领导,及随后《汪陈宣言》的发表麻痹了上海工人阶级,最终导致这场 腥风血雨的不可避免和中共的极大损失。 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清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为掩盖他们反革命的行径,替 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首先,他们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 会议”之名“决议清党”,其次,发表美其名曰为“护党救国”的通电。 为了实施在南昌拟定的这一分裂革命营垒的手段,蒋到沪后,首先把“四老” ——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 蒋介石提出当前必须采取行动,立即反共“清党”。由于张、吴与蒋早有反共的密 谋,故谈话主要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声誉的蔡元培的支持。随后,蒋又邀请被他排 挤离粤的胡汉民到枫林桥,恳谈时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的前夕,蒋介石还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其反共作 舆论铺垫。 吴稚晖在出面联络留居上海的反共分子之后,曾与环龙路44号的西山会议派接 洽,争取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为此他好说歹说,费尽唇舌,终于凭借九牛二虎之车 说动了西山派,赞成分共。 3 月28日,吴稚晖还出面约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李 煜瀛、古应芬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在会议上报告他于3 月6 日同陈独秀谈话的 经过,他以“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以已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 谓“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为词,提议“应行纠察”,实 行反共“清党”。其他人通过了吴稚晖的提议,并同意将反共“清党”冠以“护党 救国”之名。 4 月2 日,蒋介石集团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在沪召开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及全体中央监察委员的半数,但这次会议却冠之以“中央监 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 党函”,谓“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 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因而,“举凡中央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 委员,应予查办。”要求“中央委员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 出以非常处置。” 接着,其他的与会者亦纷纷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 共产党之所为,诬蔑上述地区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皆有不利于国民党,受外人指 使之事实”,会议最后决议:“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吴稚 晖还提议,将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审查,审查标准是: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态度可 疑之分子,共产党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只将提案文咨送“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的 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提案发出的时间,吴稚晖提议:待决裂后发出。 假“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决议“清党”,使蒋介石集团为即将发动的反革命 政变披上了一袭“合法”外衣。 武汉方面获悉上海方面策划“清党”的报告后,决定对蒋介石及东路军将领反 共行动给予制裁。 当武汉做出这项决议时,蒋介石对东路军中的中共党员采取了行动。江董琴担 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时,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中有许多中共党员。蒋介石发现这一情 况后,即将江董琴调职,而以陈群取而代之。为抗议蒋的这一举动,东路军中的中 共党员,以黄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蒋介石遂于4 月2 日下令解散第一、二两师政 治部。在总政治部驻沪办事处的援助下,中共党员于4 月5 日召集“驻沪各军师政 治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决议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则手令白崇禧将总政治部 上海办事处查封。 4 月9 日,邓泽如、黄绍、吴稚晖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该通电 攻击武汉联席会议以来的种种措施,尤其对于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力量 案》准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大肆攻击。 这项通电,无疑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宣言,为即将发生的政变 披上“护党救国”的外衣,为蒋介石制造了又一个合法根据。 汪精卫于1926年11月20日从法国启程、中经苏联,于4 月1 日抵达上海。 汪精卫的到来,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蒋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但 是这并不能阻止蒋介石野心的实现。但是为了减少“冒险”行动的阻力,蒋还是尽 力拉拢汪精卫。 汪精卫归来之后,蒋介石多次与他进行“亲密”晤谈。关于蒋、汪上海会谈的 内幕,蒋、汪在日后均有叙述。蒋介石在奠都南京后,曾公布了其与汪精卫会谈的 要点:第一,蒋告诉汪,必须立即反共“清党”;第二,蒋劝汪舍武汉而去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汪精卫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他赞 成“暂时应急之法”三条:由蒋、汪共同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 听候开会解决;武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妨碍党国前途的命令可以不受;各省党部,各 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 另一方面,汪精卫仍然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 捍卫者的面目出现,未同意蒋介石等人立即反共“清党”的主张。汪精卫说:“第 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必要, 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汪提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后,汪秘密登船,离沪返至武汉。 汪精卫不远万里自海外归国,在上海不同意立即反共“清党”,舍上海而赴武 汉,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均基于试图恢复从前的权力和地位的考虑,蒋、汪上 海会谈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企图暂时联汪立即反共, 然后再排汪独掌大权,而汪则想暂时联共抗蒋,然后再分共独掌大权。所以,在上 海时,纵使众位师友唇干舌燥地劝汪立即“清党”,汪虽也承认“共产党素来不轻 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 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最后也只能表示说: “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导致蒋、汪上海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的直接因素是4 月5 日报刊上发表的《汪精 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首先强调国共团结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们得到了胜 利,但我们的敌人仍然存在。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 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汪陈联合宣言》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称赞它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但引 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事实上,蒋是应该感谢这张宣言的。因为,《汪陈联合宣 言》没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倾向,而且否认了蒋介石的“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事 实,把一些历史事实当作“谣言”去辟,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使他们放松警惕。 但另一方面,《宣言》的发展和汪精卫的离沪使蒋介石集团拉汪精卫结盟的计 划成了泡影,蒋介石及其同伙决定立即单独行动起来。 4 月7 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白氏的任务就是解除“一切非 法武装分子的武装”。 三天之后,4 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被解散(上海分部在前一天已被撤 销),蒋介石在一份声明中指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瓦 解国民革命军。 从4 月8 日至12日,白崇禧军队的政治部在上海报纸上发布口号:打倒在后方 制造混乱的破坏分子!打倒反对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 加强真正的国民党党权!打倒篡党篡权的阴谋分子!士兵在前线牺牲生命,正直的 工人不要在后方制造骚乱,举行罢工!很明显,这是蒋介石打算武力镇压的强烈暗 号,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剿杀已经势在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