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灭顶之灾 1966年8 月26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我醒得很早,准备乘中午的飞机到纽约去。 一想到在机场会有记者拍照,我便花时间好好地打扮了一番。朋友开车送我去了希 斯罗机场。因为我经常出国,连机场的护照检察官都认识我了,他像往常一样地和 蔼可亲。我没猜错,机场果然有记者给我照相。登上飞机以后,我还为自己是个名 人而沾沾自喜,心中充满了旅途的愉快。对我这种不安分的性格来说,飞机起飞总 是令我激动,呼啸声中带着一种企盼。那天中午,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令我担 心的事情。 我坐的飞机起飞以后,伦敦的晚报就被摆上了售报栏,横幅大标题上赫然写着 :“采芹的父亲被整肃而死。” 我在飞机上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纽约机场我还奇怪为什么会受到贵宾式的待 遇。我的前夫彼得和他太太苏丝前来接我,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带我出了一个房门, 避开了移民局和海关检查。我想这两人一定干得不错,还有这种后门可走。旅途的 劳累和刚下飞机的兴奋使我对这种特殊待遇并未多想。在去曼哈顿的计程车里,我 一路有说有笑,对彼得夫妇的沉默也没在意。后来我一直对他们两人及美国移民局 对我的体谅心存感激。我当时并不知道,机场外面有好多记者在等着看我对噩耗的 反应。 到了旅馆以后,幸好是苏丝而不是记者向我透露了这可怕的消息。我听了以后 顿时晕倒,医生来给我打了针,我就昏睡过去。第二天醒过来,我赶紧和在马里兰 州及旧金山的两个姐姐、伦敦的英华、香港的采茨讨论该怎么办。可是我们无能为 力,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后来通过报纸知道了父亲在中国的情况虽然很危急但至少还活着,可是我 们和家乡的任何人也通不上话。在以后的整整八年里,我们一直为父母的命运而担 心,却得不到他们的一点消息。 就在一年前,我还接到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是给大弟菊傲的女儿过生日。他 的两个女儿坐在祖父母身边,她们的爸爸妈妈站在身后。现在想起来,那张照片其 实很令人担忧,父亲因为白内障而戴着一副墨镜,妈妈看上去很疲倦,她真的很显 老了。几个月以后,美国有报道说中国的媒体上有一条消息,声称周信芳是反革命 分子,这是运动中最常用的帽子。对此我当时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我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不关心。 我以为父亲仍旧是政府的红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下子全变了。我不是还有一 张父亲与周恩来握手的照片吗?周总理不是还去参加了纪念父亲从艺六十周年的演 出吗?以前在中国对外发行的杂志《中国建设》上还时常登载有关父亲的文章。我 根本无法了解父亲和其他艺术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放弃艺术追求。除此 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个江青的阴影。 回到伦敦,工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又继续拍电影,一部是“007 ”电影《 你只能活两次》,还有一部是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春光乍泄》。这两部片子里我的 镜头都很少,只要你稍微一闭眼可能就把我错过去了。 六十年代末,我有意识地扮演非东方人的角色,以扩展戏路,增进演技。我在 康格里夫的话剧《以爱还爱》中担任女主角,场场满座。我还参加了惊险剧《两位 卡罗太太》的巡回演出。此剧曾在四十年代早期轰动一时,并由汉佛雷。鲍加(HumphreyBogart, 美国电影明星,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名片———译注)与芭芭拉。斯坦维克 (BarbaraStanwyck ,美国电影明星,其银幕生涯自二十年代始,持续了五十九年 ———译注)主演了同名电影。我不要命地工作,使一向沉默寡言的黑格医生头一 次面露焦虑,郑重地告诫我:“芹小姐啊,你可不要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啊。” 两年过去了,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可日子还得往下过。 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慢慢了解到,现在中国一切的艺 术训练都被视为封建传统的延续。可是想想看我父亲如果没有严格的训练又怎么会 有他的艺术成就呢?他现在成了上海的头号公敌。这虽然是个可怕的消息,但我至 少知道他还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