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 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 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 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 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 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 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 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 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 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 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 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枪毙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对知 识分子极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杀掉!这 样一来不都自己把自己杀光了吗?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 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 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 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 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 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 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 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 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 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 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 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 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沾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 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 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 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 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 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案,一圈“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 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 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 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 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 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 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 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 月1 日, 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 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 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 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 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 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 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 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 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 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 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 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 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 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 “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 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 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 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 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 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 “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 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 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 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 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 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 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 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 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 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 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 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 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 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 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 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 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 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 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 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 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 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 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 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 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 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 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 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 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 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 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 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 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 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 ;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 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 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 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 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 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 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 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 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 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 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 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 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 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 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 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 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 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 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 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 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 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 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 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 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 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 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 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 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 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 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 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 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 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 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 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 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 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 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 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 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 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 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 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 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 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 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 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 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 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 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 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 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 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 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 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 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 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 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 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 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 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 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