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熊十力四十年代末在广州的生活和思想 翟志成君不惮烦地反复渲染,说熊十力这个人贪生怕死,一贯对自己的生命极 端珍惜,对危险高度警觉。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并失掉徐州,陈布雷自 杀后灵车过杭的惊恐之中,熊十力仓皇逃离杭州。又说:“熊十力对危险的高度警 觉性,无疑是缘于他对自己生命的极端珍惜;而他对自己生命的极端珍惜,又缘于 他以斯文尽在我的自信和自任。”这种评价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 从逻辑上说,“斯文尽在我的自信和自任”,推不出“珍惜生命”和“惧怕危 险”。正常的推法却是相反——“天不丧斯文”。从事实上来说,熊先生离杭去穗, 是老早就决定了的。在1948 年初应浙大之聘以前,甚至在1946年,就有依弟子黄 艮庸终老南海之约。《十力语要初续》中有若干材料可以证明熊先生1948 年去广 州,与淮海战役攻下徐州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熊十力1949 年6 月写的《陈白沙先生纪念》中说:“力于三十五年,即有依 艮庸终老南海之约。因年力已衰,又素患神经衰弱,冬不可衣裘与向火,故有来此 作终焉之计。”1948 年在杭《与朱生》:“亭林居陕,船山守猺洞,先贤遗范, 犹可师法。吾昔居杭,虽觉气候不佳,而因年力犹盛,未知所苦。今兹重游,颇不 耐热闷与卑湿,极感疲困,不可支。南海之游当期秋后。今之世局,离各大学无可 栖,而任何大学,都无可与语。此苦事也。”这里表明,去广州是归隐,而不是逃 命。 1948 年在杭《答徐见心》:“世乱,而年力日衰,惮耗心力。颇思依黄艮庸, 度残年于南海。理乱不关,修短随化,以海上风光,消人天隐憾。昨答朱君笺云: ‘园吏消遥,庶几肆志,宣圣坦荡,乐以忘优。’微斯人,无以发予之狂言。”此 文以《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佛观》为题,发表于1948 年4 月出版之《学原 》第一卷第十二期。足见此文乃1948 年4 月之前所与。 熊先生去广州的动机,是避寒隐居,专事学术,修养心性,安度晚年,而且是 早就决定了的。黄艮庙多次写信接熊先生到他家中居住,说他家在广州乡间,有观 海楼一座,房屋宽阔,居处幽静,适于著述,亦可颐养晚年。 黄氏是熊先生多年的学生,抗战时在四川朝夕相处。熊先生因厌倦城市,喜居 乡间,遂同意去广州依黄生终老,并非为谋去处,亦非避战火惧死。 翟君把熊先生的行止,一律按政局之变动时间表加以安排。翟君说熊先生1947 年9 月,鉴于辽沈战役“国府在东北的统治一度出现危机,熊氏眼观东北,心优北 平,念及自己既一身系天下之兴亡,又岂可处此‘危邦’也! 于是急忙和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学生黄艮庸联络,重提在去年曾订下的 ‘南来终老’之约。”这纯属无稽之谈,毫无根据地乱发挥、瞎联系,硬性地与当 时的时事挂钩。 熊先生是一个学问中人,不是按政治变动行事之人。即使因政局很乱,影响他 的行止,亦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翟君把熊先生南行的动机与所谓徐蚌会战紧密 地勾连起来,隐然地以南下广州作为1949 年离开大陆的前奏,而熊先生终未离开 大陆,则是熊的人格、气节发生了问题。如此推理,甚不合熊的思想和经历。 关于熊先生离杭赴穗的时间,资料表明是1948 年秋天。 熊先生嗣女仲光随父南行。她在当时所写、并收入熊先生1949 年出版之《十 力语要初续》的《困学记·主宰义》一文中说:“戊子秋末,随父南游,居番禺郊 外黄艮庸家。耒阳李笑春来省,问及主宰义……”又,熊仲光回忆说,“我与先嗣 父离杭赴广州是1948 年秋天。记得我们穿的是单衣,天气不冷。”1950 年印行 的《摧惑显宗记》,开首即说:“戊子秋,邓予琴教授由南京钞寄僧人(郭案:指 印顺法师)评黄冈熊先生《新唯识论》一文。庆披阅讫,不觉太息。是时,先生旅 居寒舍。”此文中“庆”指黄庆,即黄艮庸。 《摧惑显宗记》是以黄良庸名义发表的。这也表明熊于1948 年秋即已在粤。 其实,熊先生究竟是1948 年秋还是冬(即是在淮海战役尚未展开之前,还是 在其后)离杭;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因为他不是一位政治性人物。即 使如翟君所言,“熊十力的南来,最主要是为了逃避战祸以使自己免受池鱼之灾”, 亦无可厚非,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位年迈体弱的老人,就是躲避战火又有什么值得 大做文章呢?翟文动辄就是“国府”“国军”“总裁”“最高当局”,毕恭毕敬; 而当时的熊先生一辈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立场和对当局的认同感,至 少保持一定距离,并常常持公开批评的态度。因此,如果以对某政治实体的忠诚与 杏为尺度来评价熊先生的道德人格、气节操守,那确实是找错了参考系。熊先生一 生对民族文化的关怀超越了对政治的关怀,这是熊十力之为熊十力的一个基本面貌。 翟文的评价失当,即在于没有把民族文化与政治分开,而是搅成一锅粥。 熊先生在广州的生活,前期基本上是幽静的。黄艮庸每星期天由中山大学回乡, 陪同老师到田间散步。熊先生有男工陈金海做饭,照料起居。老人每天写作。仲光 则抄写文稿,读读佛典。再光放假时住此。后期心境受时局波动,亦属正常。关于 是香到香港、台湾或印度去,他的基本倾向是不愿流亡海外。一方面因年高多病, 需要有人照料饮食起居,并考虑在身边的仲光、再光两位女儿和不在身边的夫人、 子女;另一方面,也以身边有女儿、工友,四人不能离散为由,推辞海外所请,自 言我是中国人,我讲中国学问,有何不可,我到哪里(或不到哪里),都是弘扬固 有文化,决不变节。 翟文描述熊氏在广州的生活并加以低毁,大体上是围绕当时熊先生与他的弟子 徐复观的一些矛盾而衍成的,以徐复观在军政界的特殊经历,致使他处在巨变之中, 政治立场特别鲜明、情绪特别激烈,因此不免与熊先生发生一些抵牾。 翟文说:“对当时许多决定到台湾的人来说,他们的抉择,体现了一种有进无 退的决心,甚至是临危蹈海的气概。不用说,这种决心和气概,熊十力是没有的。 他不但自己不肯赴台,在(1949 年)4 月10 日还写过一封十分恳切的信给徐复 观,力劝徐不要携眷赴台!友人陶子钦出于对熊氏的一片关爱,请熊氏致函陶希圣, ‘对赴台经济事,言之巨公’。熊十力不但‘毫不起念’,还在(1949 年)6 月 16 日的回信中板起面孔,唱了一番高调”。 翟君完全不理解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陈寅恪、张颐、宗白华、朱光潜、 竺可桢、汤用彤、贺麟、冯友兰、蒙文通等等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在当时何以虽对 中共心存疑虑,仍抉择留在大陆。他只是以狭隘的政治观点作出“师心自用”的判 断。当时,熊先生等对国民党腐败当局已失去信心,并从浓烈的爱国主义出发,将 民族自强、祖国繁荣的希望立足于在大陆内实现。所以熊先生当年对赴台事一直不 积极。1949 年8 月听谣言说湖北解放后万人投江等,才稍有动摇,但几天之内即 已决罢台行。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向是不愿意离开大陆。当时的徐复观和现在的翟 志成对熊的这种态度十分恼火。 熊十力与徐复观在1949 年下半年的分歧,主要是政治取向上的分歧。其中最 典型的有两件事,一是熊想到解放了的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去,二是关于《韩 非于评论》的修订。徐对这两件事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简直把熊先生当作“汉奸” 论处,致使师生交恶。 熊先生1949 年9 月10 日致函张丕介、徐复观,征询“宁之中大哲系可去教 书杏?问君毅。”同年9 月18 日熊收到徐之回信。徐对熊先生冷嘲热讽,叫熊 “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已使熊先生极为不快, 于9 月19 日曾有长函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牟宗三、张丕介,解释 和予以反驳。9 月30 日,熊先生又致函唐君毅,对徐之嘲讽再作反批评,并再次 重申退还徐复观《学原》杂志的十两黄金,指出:“今日对中大之间,直以汉好心 理相度,此等人,万不可受其馈也。”对于这样一件事,翟文的评价,较之当年的 徐氏,则更加偏执:“南京的中央大学早在4 月24 日便已落在中共手中,这时熊 氏满脑子想的不再是原则和道统,而是如何苟活。这不是临难苟免又是什么?”问 题就在这里,熊先生并不认为跟着国民党赴台就是坚持了原则和道统,而翟志成却 把这一取向强加给熊,然后再骂他“苟活”。其实熊先生早就发现了道统、学统、 政统、治统的分裂。 同年9 月,徐对熊再次发难,指责熊之《韩非子评论》的修订是向中共“求饶”。 熊十力于9 月24 日再致函张丕介、胡秋原、唐君毅、钱穆,予以解释与反驳。熊 将徐指责的原件剪下粘贴于信头。徐之原话为,“而又想向共党求饶之情,不能不 便文章受影响。”“称道韩非用术一段,至欲为其执鞭。”熊先生说:“右为徐长 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略摘粘于前。”熊信说明了《韩非于评论》的成书经过 和要旨,指出其中的学理意义,反驳了徐之指责,同时再次指出因为环境、气候的 原因,不想继续住在广州黄家,“如今年不解放,长在此,也不可久。”熊先生不 愿离开大陆,略有举棋不定,对徐等建议软拖硬磨。徐当时甚为不满,希望他像钱 宾四、唐君毅那样,迅速去港台。徐当时误以为熊只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其实不是。 熊深心以为,正是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续绝着想,应留在大陆工作。而且,熊对国民 党当局并不信任,有一定的距离感,这一点又与当时的徐等不同。当徐氏晚年与国 民党当局的距离感增大之后,看问题不再带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色彩,超越化解了党 派之争,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弘扬出发,对熊先生的理解就更加相应了,评价也更加 公允了。这些,从徐先生晚年的《悼念熊十力先生》、《有关熊十力先生片麟只爪 》等四五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徐先生肯定“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上的一切, 以阐发中国文化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念,都是为 了中国文化。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 所以,熊先生的生命,即是中国文化恬生生地长城。”“熊先生对人的态度,不仅 他自己无一毫人情世故;并且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 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于干净净,不能不以自己的人格与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 面。因而得到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徐先生特别指出熊先生“又是最不 能被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人”,特别发挥孔于“群而不党”、“周而下比”、“无通 无莫”之论,强调只有超越党派性,才能理解熊先生。这无异于徐对自己中年气盛 之时对熊的苛求的检讨。翟却是接着当年徐对熊的不理解,继续偏执之,扩大之, 而置徐先生的晚年定论于不顾。 关于中共向困顿中的熊先生伸出援助之手,诚邀熊先生北上事,翟君大为攻击。 熊是九月决定不去台,十一月接到董、郭电报的。熊先生于1949年11 月18H 致函 亲家万幼璞先生并请万转唐君毅曰:“郭沫若、董必武两先生,于此间解放之十天 左右来电,邀北上,并云已请叶主席资送。电寄中大。 中大人多移开,吾得之迟。吾顷函复,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 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吾决北上,否则不欲 北行。……今日接刘公纯自北京来信,云钱学熙说,北大悉郭董等意,也准备讣吾 回校。吾如北上,总在先间鄂休养,春方北上。”此前,任继愈亦致函熊先生,介 绍北大、清华解放后的情况,劝熊先生北上。 翟文痛骂熊十力的北归,说:“熊十力在苟活方面,是早有准备的…… 他到广州之后,忍受了种种苦楚以及移居的诱惑,坚持不离开黄良庸的家—— 那个他视为囚笼的地方——就是为了要在战乱中躲进一个买了双重保险的堡垒。” “熊十力得到了董、郭的电报,马上又神气起来了。他立刻修函董、郭,和对方讲 待遇、谈条件,好像时光又倒流回‘解放’前。……其实他的条件,还包括了教授 的最高薪级,……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才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翟文说熊得到 董、郭的电报,“马上又神气起来”,完全没有根据。又说熊与董郭讨价还价、谈 条件。如果不谈条件,不更是“苟洁”吗? 那你翟志成不又可以骂熊连“不当官”等等的条件都不讲,“卖身投靠”了吗? 而所谓条件中包括“教授伪最高薪级”,请问翟志成,你这是根据哪一条材料?翟 文常常夹带一些他自己的私货,如在“不当宫、坐北向南的房子、路上要人招呼” 等熊向董提出的具体要求外,顺带着提“要最高薪级的教授”一句,这也是言之无 据的。 熊十力1949 年11 月29 日致唐君毅函表明了心迹。因为此函未曾公开发表, 特据影印件整理如下: 君毅: 顷接十一月甘一、甘二两信,似多过虑。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 字而尽丧于生之所宁?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侨教书,只可作 夷、齐,如尚容吾侨教书,则吾济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船山在当日 可入猺洞修学,若在今日亦只有寄于库序耳。 吾只有“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一个誓言。年近古稀,岂能变百孔冒充时髦。 吾子何至不了老翁如是那?世事吾决不谈,良与宗临亦赞同此意。 自五四运动迄今三十多年,凡好言本位文化者,每假之以为宣传工具,名为护 持民族精神,实乃毁尽无余。此不可不察也。其次,不必有党政作用,而实不知中 国学术思想为何物。向来刊物文字,不肤词乱调者几何那? 余志在发挥孔子六经之精蕴以贻后之人。至于汉宋群儒,以及诸子与佛氏,其 长宜抉择,其短宜辨明。《示要》一书已具大体,更当详细耳。中国历史毁弃民族 民主等思想,(《语续》曾言之。)尤为可痛。今人以读史为广见闻与弄笔舌之事, 故不觉其害。真有良心者,当与吾同感也。魏晋以来,诗文集之养成名士劣根性, 其害与史同。 余愿整理固有学术与文化得失,以俟后贤。船山在当年亦是此意。实际问题, 非余所能过问。不问方好守学术本位,谢绝不相于之事。 若云以交游之谊对世道献些忠言,则须澄心静气,因机纳善,未可草率也。董 与吾本少时革命之交。民六、七年时,吾早已脱国民党关系,矢志学术一途。彼于 是时亦舍国民党而另定革命方针(即加入共党)。彼此行径不同、不相通信者,三 十余年矣。郭先生则国难在川时,晤余二次。余之心事,彼当深知。余之行事,亦 彼所深虑。余之故人几尽在民盟,余始终未预其问。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 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 所虑签名等语,望放心。 此间十月十四日日夕时,乡人回,解放军犹未入城。而昨接许思园来信,则是 十月十六日所写,云己知广州日年解放。郭、董二公甚欲吾入京,全无坏意。继愈 来一简单信,亦云此间(指北大)俱盼师北上。 余认为,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如吾一向为学即尽吾 教学之贵,以但然至诚之态度,立乎库序,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客。若彼果不相 客,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 吾决待路通先回鄂,开春定北上,与郭董一晤。且冀深悉北大情形,可如吾素 志而教书,即安心教学:倘有未便处,吾夏秋间便可还归故里。叶石芥仍欲余入川, 倘其间可作终老计,不妨入川也,如其“意不诚,又少切实办法,吾即饿死故乡无 所惜。 吾意钱先生及宗三与吾子均宜回国,一心教学。闻郦、工二君虽解聘于浙大, 而之江大学仍请其任教,并无干涉,不似外间所传之甚。此浙大杨生最近来信也。 此信如可寄宗三等,即烦妥寄去,明吾意。 十一月廿九 他在1949 年的选择是复杂的。他本想对两大政治集团都保持中立,潜心做学 问。他当时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对国民党更是不敢信任,在多种因素权衡比较之下, 最后决定留在大陆。这一封信大体上表明了熊先生的政治态度和学术立场。他在1949 年之前和之后,基本上都持守了这一立场。翟志成关于熊先生1948—1950 年在广 州的生活和思想的评价,根本上没有把握住他与政治的距离感,在评价尺度上发生 了偏差。翟氏把民族文化、道德人格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统治打上等号,这种一元 论式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实际心态很不相符。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