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熊十力1949年前后的思想联系与变化 翟志成认为熊十力留在大陆上的抉择“错误”,导致他“虽生犹死”。 “在去与留之间,最后选择了留下来接受中共统治。所谓一着棋差,满盘皆错。 熊十力在中共统治下一共活了十八年,著书凡九种,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 积累。因为,每一本新书都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并且,用梁漱滇的活,标志 着他精神生命的‘堕落’。”“综观熊十力在‘解放’后的十八年间,中共虽不容 熊十力‘说所欲说之话’,但也不曾强逼他说‘不可说之话’,而仅以熊氏‘说其 勉强可说之话,为满足。这是中共对熊氏的格外宽容,也是熊氏自身的造化。但熊 氏下半生衣食皆仰给于中共。所谓‘居移气’,他的,勉强可说之话’未免说得多 了一些。”我们先说一个小问题,再全面评论这两段话。他这里借重梁漱滨的话来 作为论据,完全是歪曲。梁先生是熊先生的老友,相互间又是净友、畏友。 他们之间(还有马先生等)互相说的话,旁人如加引用,则须理解其交往的深 度背景,不可作浮面的肢解。梁先生《读熊著各书书后》对熊著的评价自有特色, “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但关于说熊 “堕落”,是认为熊先生建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则离开了反己体认工夫,而且从 未说过1949 年后他的学术水平的倒退和精神生活的堕落。 按梁先生思路,“堕落”即在于建构本体论、宇宙沦体系。梁先生对熊先生的 批评,并没有以“解放”郎后划界,而翟君如此一引证,未查梁书者又要上当。梁 先生1961 年写的这庸文章明明这样说:“然而他却任从情趣去搞他的哲学理论, 而怠于反己之实功。这便开始堕落二距今三十年四十年前,其迹不显;近二三十年 来渐渐显著。”梁先生《忆熊十力先生》一文也只是说熊之暮年著作行文拖拉冗复。 所以,梁先生的活无法为翟氏提供炮弹。只是翟君这种引证方式,实在是不道德的。 关于熊先生1949 年前后的著作,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比较,例如拿《新唯识 论》文言本、语体本与解放后的删节本及《体用论》、《明心篇》相比较,拿《读 经示要》与解放后的《论六经》、《原儒》、《乾坤衍》相比较,基本理论是一致 的,有一些思想更有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冗复拖沓之处,但绝对不是什么“负积累” 或“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比方说,关于熊先生的“生生乾元性海”的形上 学思想,虽然在1949 年以前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但作为一个命题集中阐发,却是 1949 年以后的《原儒》和《乾坤衍》。 又,也不能说熊先生晚年著作都是冗复拖沓的,如《新唯识论》删节本和《休 用论》,就大体上简练地概括了他的“体用不二”的基本思想,读者读起来比较方 便。至若熊先生的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德形上学体系,1949 年以后,绝对没 有变。正如他自己所说,“确乎其不可拔”。这一点从《明心篇》中可以看得很清 楚。《明心篇》对哲学的心理学与科学的心理学的分疏,对心性学的新开展,既吸 收了科学知识论的成分,又更为加强了良知心性本体及其体用不二思想,对熊十力 1949 年以前的学说,包括《新论》之明心章,都在原来理路的基础上推进了一大 步。熊先生终其生坚守自己的哲学信念和哲学思想体系,这就不单单是“立言”的 问题,同时也是“立德”的过程。 只要不是恶意挑剔,谁都不能否走过一点,特别是在体察了熊先生所处的文化 环境之后。抽象地,隔岸观火似地,既不体认文化环境,又不具体比较熊先生1949 年前后著作中的具体提法,妄加评说熊先生1949 年以后的著作为“负积累”和 “学术思想的退步”,甚至咒骂熊先生为了“苟活”,不是“以身殉道”而是“以 道殉身”,那就不仅是浮游无根之谈,而且是别有用心了! 1949 年以后,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些变化,在“重用”、“明有”、 肯定“现象真实”、“万物真实”方面以及“摄体归用”的提法上,吸纳了科学知 识、唯物主义的一些内容,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其以心性本体为核心的“体用不二” 的框架。实际上在这一框架之内,肯定“本心真实”与肯定“现象真实”不二、 “摄体归用”与“摄用归体”不二。 在《乾坤衍》书未,熊氏反驳有人把“唯心主义污名,胡乱加于老夫”,因说 此书发明《大易》体用不二之义,“本以现象为主”,“收摄实体,以归藏于现象, 说为现象之内在根源”。这并不能说明他离开了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因为 在《乾坤衍》中,他仍旧把“实体”规定为人的主体,人的精神生命和道德理性。 他说“实体”有复杂性,既有精神生命、心灵的一面,又有物质、能力的一面,相 互作用,衍化为宇宙自然、社会文化,但他强调的侧重面却仍旧是心灵、精神,及 其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他说:“哲学上唯心一元之论,固决不可持,唯物一元之 论,又如何说得通乎?夫斡运乎物质,了别乎物质,分析物质,改造物质,裁成物 质,主导物质,要皆倚仗于生命力之充实不可以已,与心灵作用之自由创造无竭。 今乃偏其反而,立物质为一元,以主导物质之生命心灵降为物质之副产物,丽光视 于其主导物质之种种事实,岂非大怪事哉?”台湾、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包括熊十 力的弟子,对熊先生《原儒》颇有微词或诘难,竭力贬低其价值。似乎熊先生融会 《大易》、《春秋》、忻L 运\《周官》四经,阐发“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 原则,是曲意为1949年后共产党政权作论证。这是对熊先生的莫大歪曲。这是不懂 《原儒》与《读经示要》的联系,不懂得当时很多学者,例如蒙文通先生等都是这 种看法。 真正了解熊先生其人其书的人,都不难发现,熊先生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始终 是与人民、与历史进步的趋势相一致的。 《读经示要》在研究先秦、汉宋和明清学术思想史方面颇有见地。是书推《周 官》、《礼运》、《周易》和《春秋》为我国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典。连徐 复观都承认,在当年政府讳言民主的高压之下,熊先生倡言民主政治是挽救危亡、 振兴科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对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禁 铜,殊属难能可贵。熊先生1956 年出版的《原儒》实是《读经示要》的必然发展。 正如徐复观所说,熊先生的政治哲学镶入历史之中,在历史中求根据,并以此转而 批评历史,形成了他独特的“史观”。 熊先生特别彰显庶民在穷昔中的志气与品德,并以这种“庶民史观”赋予历史 以新的解释。他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向往一种革命、民主、 公平的社会主义。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不是以纯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而是一定要镶在历史中去讲,镶在思想史上去讲,便不能不引出若干纠葛。在这一 方面,他不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而是以微言大义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庶民史观 的思想家。 从他早期著作《熊子真心书》,到抗战时的著作《中国历史讲话》、《读经示 要》,到1949 年后的著作《论六经》与《原儒》,他的“革命、民主”的政治思 想是一以贯之的。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读经示要》中就有了。《原儒》的 很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读经示要》的推进。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观念使 他对人民的政权与对达官贵人的政权的态度确有区别。 熊十力晚年对中共政权能否保持它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颇有提醒和批评,从 中尤可窥测他的昔心。在《论六经》前,熊氏于1950 年著《与友人论张江陵》, 批评江陵禁讲学、毁书院,特别指出“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 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 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又批评 蒙昧主义,指斥“汉以来二三千年来,皇帝以孝治天下,鼓励人民移孝作忠,…… 此为奴化人民之善策。吾在清季,犹见此习。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 如此等等,包括1951 年《论六经》主张民间自由讲学,恢复梁漱滨、马一浮、吕 澂的民间书院,包括1956年《谈百家争鸣》一文,都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他通过各 种方式,对中共多所批评。他为梁先生说话,为枝打成右派的学生友人说话。对历 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例如王元化先生等)给予精神上或经济上的帮助,也是明 证。 不仅为被批判者讲话,他还通过不同方式申诉己见,反对批判旧学,批评炮击 金门(认为不利于海峡两岸同胞的团结),批评大跃进,最后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些,我在《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都有详述。 刘迷失先生在反驳翟志成说熊先生留在大陆“虽生犹死”论时指出,假使熊先 生去了台湾,一样会写出《原懦》那样的书,发挥诸如批评孝治、宏扬《周官》那 样的论点。刘先生对熊十力其人其书是有深刻了解的。 熊十力1949 年以后得到新政府的礼遇,特别是董必武、陈毅等人的关怀。他 的生活是安定的,著述条件得到了保证。从这一角度上讲,熊十力1949年以前那种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状态,得到彻底改变。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在1949 年以 前是想象不到的。他坚持自己理想唯心主义的著作,在印行方面,得到政府和各方 面的资助。(有一些是自费)在“文革”以前他是国内少数几个没有受到批判、没 有写过检讨的文人之一。这都是事实。当然,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并没有什么人再 理会他所说的内圣学,这使他内心感到痛苦。他是一个甘于枯淡,决不媚俗的人, 独行孤往,无所依傍。生活条件等等外在的东西,他虽然也向朋友叫一叫,但实在 说来,他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他的生命主要寄托在他的哲学上。表面应酬的东西, 即使有,也不多,更不是内心追求之所在。他持守了自己的一贯之道,即证明他绝 没有“为了苟活”,而“以道殉身”。熊十力仍然是熊十力。他是有主见、不苟且 之人。 他的立德与立言是一致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