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自述（21）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
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
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
先生（澜）、光明甫先生癉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
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
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
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
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
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
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
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
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
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
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
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
第三者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
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
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
□□□□□！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
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1月
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
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
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
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
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
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
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
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
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
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
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 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
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
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 月19日）
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
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
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
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
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
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
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 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
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
年2 、3 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 、3 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
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
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
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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