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手术前后 我对米哈伊尔。列辛发表了谈话,就在扎维多沃的冬园,穿着羊毛衫坐着。我 记得我讷讷不出于口,很难说出“心脏手术”这几个字。我看着电视上的这些画面 的时候,脑子里似乎闪过一个想法:瞧,我的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是什么样的生 活呢? 八月初,心脏病治疗中心的两名医生雷纳特。阿克丘林和尤里。别连科夫参加 了会诊。 他们确定我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 在第一次交谈的时候,我对后来成为我的外科医生的雷纳特。阿克丘林就产生 了信任感。他的讲话很有分寸,但是绝对不留余地,而且明白易懂。 冠状动脉造影是一种相当麻烦的诊断性检查,要将含碘的溶液通过导管注入动 脉,被碘“染过色”的血液再通过血管流向心脏。医生在荧屏上看见这“带有颜色” 的血液一冲一冲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也许,场景十分美丽,但是,这项检查是带有危险性的:可能再次引发心肌梗 塞。 他们为我做长时间的、周密的准备。 我一直试图想象一下自己的心脏,血液怎样流经心脏,心脏又如何把血液送入 那里的什么心室。我甚至还看过图形,图解……但是仍然无法想象。 “那么,以后我的血液究竟是什么颜色?这些血流到哪儿去?” 医生们没有心情开玩笑,因为检查显示的结果比他们预料的情况更糟,糟得多 :血流不畅,血管堵塞。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生命指征手术。“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手术非动不可。” 关于心脏病治疗中心只有一个问题:中心的领导人是恰佐夫,曾经担任过第四 管理局局长,苏联卫生保健部长,负责过所有政治局委员的保健工作。 他是一位出色的专家。但是,想到将要与他见面,我就立即想起了一九八七年。 当时我也躺在医院里,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在这次会议上我说了几句批 评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致对我开火,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维护我。 要开除我的职务必须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通过执行,他们便强行将我 这个病人送上会场。 恰佐夫来到医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出席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 必须出席。”至于在这之后我是死是活———这并不重要。他们给我灌下各种药, 然后把我弄进汽车。全会上,我觉得身体极度不适,仿佛就会在那儿,在会议厅里 死去。 奈娜说:“怎么能这样!他还是医生呢!”医生也是身不由己的人。多年之后, 我又见到了恰佐夫。我还是微笑了一下,与他握手,虽然有点勉强。是啊,我又到 了恰佐夫这儿,真是不可思议。 多少年来,在我身上一直保持着十岁男孩的自我感觉:我什么都行!是的,我 绝对什么都行!我能爬树,能乘着木筏在河上漂流,能穿越原始森林,能数昼夜不 睡觉,能数小时在浴室里洗蒸气浴,能做任何事情。可现在,另外一个人正在渐渐 成为他的身体的主宰———医生、命运。我的亲人们需要这个新的“我”吗?整个 国家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