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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或者一九九二年，我被迫与盖达尔的政府班子分手。

    盖达尔把改革转交到切尔诺梅尔金的手中。

    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缓慢的、谨小慎微的、充满矛盾的经济改革时代。
然而，不能只用原地踏步这样一个概念来作为对这个时代的总结。银行体制和信贷
体制开始运作，私有化开始实行，出现了商品市场，产生了第一批俄国商人的阶层。

    对于我们这个数十年来人们不敢违背上级的意旨、已经忘却主动性和竞争性的
国家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不仅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
革命。

    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历时五年。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充实、多事的
几年。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切尔诺梅尔金到戈尔基来见我，谈了一些
一般的、不愉快的话题：工资的拖欠，执行预算的艰难状况。稍作停顿，我深深吸
了一口气，说：“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对您的工作不满意。”“这是什么意
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切尔诺梅尔金这个老练的、一切都心中有数、经验丰富的机关权势人员，用绝
望的目光看看我：“我考虑一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高大、沉重的门在他
的身后慢慢地关上。

    我对那个即将退职的人公正吗？每次这都是一个令我最痛苦的问题；解除他人
职务的时候，每次都是如此。宣布解除职务其实是我的工作中最不愉快的部分。你
要与之分手的那个人未必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当中没有任何私人的东西，我纵然
不比他更加沉重，至少也和他一样沉重。他未必能够理解，当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您应当离开”，这是最沉重的精神负担。即便他能理解，但还会感到委屈……委
屈之感更为强烈，要知道，每次我都留了下来，走的都是别人。

    解除睿智的、忠诚的、正派人的职务是总统最沉重的十字架。

    然而，切尔诺梅尔金的退职却是特殊的，也许是我感到最棘手的一件事情：切
尔诺梅尔金多次救过我，帮过我。但是，现在沉湎于恻隐之心……从道德上说，我
没有这个权利，我应当把政权转交给别人。交给谁？暂时还不清楚，我在考虑。

    怎样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加准确一些……切尔诺梅尔金是个强者，他的强大力量
在于拥有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在充满复杂、矛盾情况的改革过渡阶段，这一品质
确实非常重要。

    在俄国艰难的处境中，适应能力也许在历史上就是最珍贵的特点，根本特点。
但是……我们已经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而下一位总统，我觉得，他应当有不同的
思维，不同的世界观。

    当时，恰恰就在我们谈话之前不久，切尔诺梅尔金还相信自己拥有进一步发展
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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