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据1946 年所修的家谱记载,我出 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五日戌时,即1907 年7 月14 日。 嘉禾古名禾仓堡,秦朝时为戍五岭囤粮之所。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历代为乓防 重地,故称堡。163q 年,明崇祯皇帝在镇压了刘新宇领导的香花岭矿工及九峰、 蓝山瑶民大起义后,以“禾仓离州治甚远难以遥制”为由,决定设立嘉禾县。 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禾不嘉,谷不丰。从我记事起, 就看到父兄和村里人们为生计而辛劳、忧愁。 我的家庭算是书香门第。从我的曾祖父起一直到我的堂哥,四代读书、教书。 听父辈们讲,曾祖父萧人杰是贡生,后选儒学正堂。我没有见过曾祖父,但看到他 亲自用毛笔抄写的一本《书经》,字迹工整,全书万余字,只错了一个字。我的父 亲和伯父、堂哥常用它来教导我,让我学习祖辈认真治学的精神。 祖父萧贡伯也是贡生,他教了一辈子书,直到去世前年,仍在教书。 父亲有五兄弟,其中三个是学子。三伯父考中拔贡,四伯父和我父亲为贡生, 在我的父辈中,三伯父萧覃荫学历最高。不仅在本省,还到湖北、安徽一带讲学。 三伯父家有很多书,不仅有旧书,还有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籍,如郑观应 的《盛世危言》、未教仁的《我之历史》等。我最爱到他家翻书看。记得读私塾时, 三伯父写了一首四言韵文诗,有七八十句,记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言简意赅, 辞句流畅,读后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样的文句“民国反正,不能善 后,竟言共和,程度不够。四次革命,枪炮角斗,我诈尔虞,甲肥乙瘦。初次革命, 推倒满清。铲除专制,帝室已倾。何人鼓吹,厥有孙文。谁能实行,克强宋卿……”。 三伯父写的文章和诗词,本地文人互相传抄,流传新旧学界,我也喜欢背诵他 写的诗词韵文。他有着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才而又正直、清高。他曾在 本乡第二高等小学当校长,后到桂阳第8 中学任国文教员。他常常读报,喜欢谈论 国家大事,但胆子小,不参加政治活动,我父亲萧覃茂早年教书。民国3 年,因参 与反袁运动,坐牢3 个月。出狱后,就在城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嘉善堂”的组织, 搞公共慈善事业,以后又在高等小学校当管理员,有时也到本地区政府中办事,还 当过“征收员”,做的事情很杂。 我祖父活着时,家里大概有十来亩水田。他死前分家。续弦的祖母和5 个儿子 各分得两亩地,我父亲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我刚懂事,就到田里 参加劳动。记得那时我家有6 亩半水田,还有一点旱地。我们那里是山区,水稻只 能种一季,产量也不高。旱地种些红薯、豆子、花生、棉花等。地不够,又租了地 主5 亩水田,但缴完租谷也剩不下多少了。 我们兄弟姐妹9 个,只活下来6 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和一个妹妹。8 口之家,开销不小。父亲是读书人,不参加农业劳动。母亲料理家务,也不能下田 种地。大哥12 岁便辍学参加家务杂事。二哥和我要读书,家里的田请长工种。我 记得这个长工在我家住了6 年。农活是有人干了,但要付工钱,吃饭也多了一张嘴, 种的粮食不够吃,多数年份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生活颇为艰难。 尽管生活艰难,我家仍充溢着书香气。三伯父和我父亲经常在一起作诗联对, 诵经讲史。特别是逢年过节,请他们写对联的人应接不暇。他们不停地写,我就在 一边磨墨,他们的文事活动和那些辞令隽逸、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对我的 文学爱好,是个启迪。 我母亲不识字,但会背不少古诗。小时候,我常常依偶在母亲的怀里,跟着她 一字一句地学着背。我现在仍然背得出的《木兰诗》,就是跟我母亲学的。 我家的男子差不多都入学读过书。三伯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萧武惠(我 称他为六哥)是广东大学学生,入学半年三伯父便去世了,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 下,他坚持读了下来。我的二哥萧克允是桂阳联合中学的学生,后进入长沙统计讲 习所学习,以后又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 我参加革命,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小。 另一位堂哥萧克勤是我的开蒙老师。7 岁那年,我入私塾,先生便是克勤堂哥。 这位堂哥是祖父亲自教出的孙子,因而继承了祖父和三伯父教书的家传。堂哥教书 正规、认真,要求严格。从认字、写字、背诵、作文,他都一丝不苟。我记得开始 学写字时,他教我们要“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我从少养成这个习 惯,直到耄耋之年,写字仍能坚持“四正”。 堂哥虽没有入过新学,但懂四则运算和分数。他不仅教四书,还教些数学、地 理和历史。我一入学,他就让我先读初等小学国文,这是辛亥革命后教育部颁布的 教科书,共8 册,4 年8 学期的课程,两年读完,然后再读《孟子》、《论语》、 《左传》等。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既读旧书,又不受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接受 新思潮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 读了6 年私塾后,我于1920 年春,考入本县东、南、平田三区联办的社塘高 等小学(第二年又转入太平庵小学),在高小读了三年。那时,军阀混战连年不断, 湖南战乱更烈。大小军阀,你走他来,东征西杀。我上高小的第二年,学校新来一 个教员,大讲“南北战争”。所谓南北战争,是指湖南军阀赵恒惕打湖北军阀王占 元的战争。他夸赞作为曾国藩后代的湖南军队能打仗,但对军阀加捐加税,非常痛 恨,对本地人“走兵”卫很同情。他还给我们讲五四运动反军问的事,给我们好的 影响。 对军阀混战的厌恶,也引起我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恰在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大概是1922 年3 月间,我还在太平庵高等小学读书。当时,学校里住了一支 车队。一天,4 个军人荷枪实弹从学校出发。有个同学问他们去哪儿? 他们说:“到萧覃茂家。”那个同学立刻跑来告诉我:“有兵去你家里了。” 我一听很紧张,就跟在那些兵后面,看他们往哪里走。跟了约半里路,发现他们果 然是朝我家方向走的。我插小路先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一听,慌忙躲 避起来,并找人来办“招待”。我父亲当过小绅土,懂得这些兵是官家派来敲榨勒 索的,只有找关系,用钱财打典一下,才能了事。这就是所谓的办“招待”。 关系找来了。我家杀鸡做饭,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几个兵,又给他们每人一 些银两,名曰”草鞋钱”,才把他们打发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兵到我家,是因为我大哥和堂哥的事情。 我大哥萧克昌辍学后,帮助家里做事,有时干农活,有时当屠户,有时也做点 生意。他脾气刚烈,因而得罪了大地主萧仁秋。萧仁秋家有良田300 多亩,是全区 第一大户,平常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离我家不远的晋屏山上,有一支绿林武装, 落草为寇者多是被逼无奈的农民。他们对晋屏山四周的地主、绅士,抢掠罚款,也 曾到萧仁秋家下“片子”亲钱财。他们中有个头目叫李赞易,是我伯父教私塾的学 生,在长沙住过法政学校,我大哥和堂哥与他有些交往,这也引起了萧仁秋的记恨。 嘉禾、临武、蓝山的旧政府和大地主对晋屏山的绿林非常仇视,由县长亲自带 队联合会剿清乡。事也凑巧,我在放暑假中,一天父亲叫我送信到姐夫家(姐夫是 小地主,与绿林中某些人有朋友关系)。到了姐夫家,他不在,据说去了七、八里 外的大路蒋家了。我立即跑到那里,正碰上蓝山县的剿匪清乡队,他们抓住我,搜 出父亲给姐夫的信,便说我是给土匪送信的,把我抓起来,连夜押到塘村墟。 临武、蓝山、嘉禾三县剿匪会议,正在塘村召开。本县的一个师爷见我是孩子, 便让我写信通知家里。我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过了一天,我们学校的校长黄谦 信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是父亲托他来办“招待”的。第二天三县县长审问我,我 就按黄校长的口径对答。县长找不出破绽,但还是不放我,要让我父亲来。 父亲知道萧仁秋与县长有瓜葛,只有求萧仁秋出面,才能救我。父亲向离家百 里的安源材同姓宗族借了100 块小洋,求萧仁秋交给县长。父亲是个有骨气的读书 人,自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为了救我,只有向土霸王求情。我想象 得出,他当时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 萧仁秋出面后,我果然被释放了。但家里却无法偿还为救我而欠下的债务,就 由二哥萧克允去债主处教书一年抵债。就在我被抓的那年,家里先后四次来兵,一 次次地对付,总是不能了结,财物劫掠一空,我也无法继续上学祸事接连不断。第 二年春,我们那个地区办了团防局,一个叫张汉清的劣绅当了团防局长。他与萧仁 秋合谋,诱骗我大哥和堂哥到团防局,把他们抓了起来。开始,我家里对萧仁秋抱 有幻想。父亲认为,自己当过塾师,又是个小绅士,萧仁秋曾是他的学生,不会把 我们家人怎样的。我堂哥萧武侠想得更天真,认为与萧仁秋是换帖兄弟,出不了大 事。谁料到,心毒手辣的萧仁秋不讲情义,抓到我大哥和堂哥的当天就送到县政府 杀害了。 大哥的死,使我家如同遭了雷轰。父亲悔恨不该轻信萧仁秋;母亲整日以泪洗 面,思念养育了27 年的长子。这时我已15 岁了,我只想杀萧仁秋和那些狗官, 报仇雪恨。 二哥这时在长沙读书(他以教书抵债后,考入长沙统计讲习所),接家中凶报, 来信痛斥那些豪绅的反动行为。他知识面宽些,把这些事提到新民主义革命要打倒 的对象来认识。复仇和求知的渴望,驱使我两兄弟要去寻找新的出路。 不久,二哥来信说,他已到广东,考入建国湘军(1925 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 2 军)军官学校。二哥投笔从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思想上开始向往军事 活动。当然,这时主要还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 1923 年初秋,我看到一则广告:嘉禾县首次创办的甲种师范简习所招生。当 时全国师范系统的学制分为国立高等师范、省立完全师范、县立简习师范。简习师 范毕业后可任初等小学教师。我自1922 年夏休学后,一直希望能继续读书。我认 为,即使从军,也要完成中等教育。但当时无论是中学还是师范,学制都是6 年。 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读这么长时间的书。而简习师范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中等学校的 学历;课本由学校发,学生每月只自备大米36 斤(当时为16 两秤),每日交4 枚铜板的菜金即可。对于我来说,这种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高兴, 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想不出什么办 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校要米。恰好父亲回 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 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亲因为 反对袁世凯, 1914 年被汤芗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3 个月牢。李校长知 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用功,就有心帮助我 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校刻腊板,印讲义。我们白 天上课;晚上刻腊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 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10 元(大洋7 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 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4 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吃到 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而是用来买 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站在一 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叙》,深受文 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 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学校管 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腊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总感时间不 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回荡在夜空中清幽 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后, 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钱买了 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等古代兵书。 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 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 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 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一来就 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界》等书刊。 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名字,第一次 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 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 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命的书 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我被 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也看到了自己 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钻营政 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下,我们组织 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 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 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 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开会都 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各种报刊,了 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和五卅运动,我们都 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 1924 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 奇给我,约10 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 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唐朝英 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唐朝英此时 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门带来了更先进的 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把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 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 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 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 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军事。 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争看成是打倒 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924 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就得到消息,很想 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厂东的其他几个军校,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 时连具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1925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 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 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 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 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 决心不等毕业考试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把去广 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然应允,以成 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广东的 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不待毕业考试 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我就是 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管走,欠学校 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我就不 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能会去,但不 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们帮助了我,每念及 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1958 年1 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阳参 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苏区的情况, 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生在茶陵。我带了两 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武毅) 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发出训令, 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丰崇本先生。先生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 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1982 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 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 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1927 年马日事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了。解放以 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1982 年我去宁远,见到科学院院士乐天 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55 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 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 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反 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申张革命 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第二 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被杀,二哥 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们反对、阻拦。书 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是难接受的。 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我 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我又拿 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父母,默默地 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开头先 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我 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劣绅。又讲到我家多 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 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18 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 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 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胆略。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 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 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理解和支待。 第一天我走了70 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曾当 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轻,还应该 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从没出过门,怎么 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 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的。”萧父看后感到很惊奇,但还 是不让我走,我又不敢顶撞他,就这样僵持了4 天。 到第5 天,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消息传回家里,我父亲很可能来找我,那 就不好了。于是,我对萧亮和他父亲说:“不管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是一定要走的。 希望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说什么,就让我走我孤身一人, 步行一天半,到了砰石。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头一次走出那个生活了18 年的山 沟沟,总还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我在街上溜达,遇到一个学生模样的 人,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听他口音是宁远人,我顿感亲切,就告诉 他,要去广东找在第二军当兵的哥哥。 那人马上说:“真巧了,我也要去广东。我还认识第二军的一个团长,叫李抱 冰。你跟我一道走吧。”我见他是个学生,人又热情,就同意了。我们乘船到了韶 关。 当时第二军第8 团团部驻韶关,那人通过关系使我和他一起住进了团部。我急 着要去广州,催他快买票。他说:“不急,先玩玩再说。”他每天出去赌钱,自己 的钱赌完了就向我借。我不借,他便说:“去广州的一切都由我安排,你只管放心 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就把钱借给他。一会儿一元,一会儿几毛,借到我只剩 下一元多钱了。我真后悔与他同行,但已到这一步,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着, 一等就等了十几天。好在团部还有些书籍和广东出版的报刊,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 里看书,戴季陶的文章,还有反驳戴季陶的文章,都看了。 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隆隆的车轮向南飞驶时,我的 心早已飞到广州……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