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笔从戎 1926 年2 月,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赶往广东大学(此时已改名为中山 大学),找堂哥萧武惠。他见到我很高兴,忙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 又去通知我的二哥萧克允。在师范时,我曾给二哥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广东从 军。二哥开始不大赞成,说大哥不在了,他自己早已决定“以身许国”,我如果再 出去,家中就没有人管了。但后来他还是表示,若志向定了,他当然支持。 晚上,克允兄也来到旅馆。兄弟三人相聚在南国名城,讲广东的形势,讲黄埔 军校、东征军,还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等。这时我才知道革命营垒中的共产 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的主张不大一样,而国民党中又分左派和右派。原来革命圣地, 也并不那么纯净。但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令人鼓舞的,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 征和南征,广东已经完全统一,与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 于去年7 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军校校军(名为党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 赣、滇、桂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制度 建立的,军、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这是一支不同于中 国旧式军队的革命军。我想要投身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 唯一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我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这 时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在招生。我看了招生简章,说毕业后可以当士 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宪兵教练所原来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时,已归并到黄埔军校。 扩大后的黄埔军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还是蒋介石。 宪兵教练所的地址在广州市。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开 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二大队,队长刘 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广州飞来庙。 这里设了小造弹厂,每天能造65 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些房子,全队百十 人住在里面。1 队和3 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见面。 教练所学制4 个月,实际学了5 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也很正 规,有6 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军礼节”、 “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得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大部分时间是实际 操练,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 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到更多 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因此,对教练 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嘉树房里,见到他桌 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就问他 :“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我就向他 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多紧张、劳累,晚上 我都要挑灯读书。教程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有些需要中学数理基础知 识,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养成了自学习惯,也学会了一些自学的方法,因此,还能勉 强读懂和领会。到毕业时,我读完了3 本,只剩一本《交通学》没有读完。这些知 识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得益不小。 说到这里,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特殊情 况下相遇的。 1931 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 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 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国民党上高 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要了一份名单,一 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 “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也 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如今穿红 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要捆起来?”看 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 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时正在 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中拿出一块光 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十分感激,一再表 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 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把他赎回去了。 1949 年我任弟4 野战军参谋长,一次查看国民党的材料,发现刘嘉树任长沙 绥靖公署参谋长(公署主任为程潜)。此时的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而人民解放军 则所向披靡,我们很快打到湖南。在湘西,时任国民党兵团司令的刘嘉树第二次被 我军俘虏。不久,送北京关押。后来我也调北京工作。一天,有关单位告诉我,一 个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打听我。我猜想可能是刘嘉树,但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 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回想起来,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事知识 的天地。但在战场上,我们始终是敌手。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老师的刘嘉树两 次成了我军俘虏,这中间蕴含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与曲折。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嘉禾的黄益善到学校来找我。他也到了广东,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黄益善是共产党员,但他从未透露,我也不知道,只是从 他的言谈话语中,感到他懂得多,会分析形势。他向我介绍了由毛泽东主办的这一 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并对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大大宣传了一番。从他那里 我第一次听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名字。恰在这时,我从杂志上看到彭湃著的《 海陆丰农民运动》,便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书中论述的农民求解放的道理,十分 透彻,使我抑郁了两三年的胸怀顿觉豁亮。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彭湃出身富豪之家, 留过洋,做过官,却抛家舍业,为农民的解放而奋斗。彭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熠熠 生辉,成为我人生的楷模之一。 1926 年3 月20 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 军总监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私调“中山”号军舰,违背军令,突然在广州 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 队的武装,接着又把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出去。我所在的宪兵教练所 也充满了紧张空气。 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都有。蒋介石在他的讲话稿中说,“中山舰事件”是有 人图谋推倒他,所以在接到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的报告后,就采取了紧急的严厉措 施。还说: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但他们还要对我们学校(指黄埔 军校)采取不友好的动作。还特别谈到共产党党员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说高公开讲 过,要打倒北洋军阀,还要打倒本校的军阀。本校的军阀是指准呢? 此之前,我对于蒋介石还是很尊敬的。我从报纸上读过蒋的一篇辞职书,当时 国民革命军攻下惠州城,蒋却辞了第1 军军长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因兵力 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成新式军阀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惧……特于本月辞去国 民革命军第1 军军长职。”读了这篇辞职书,我颇为感动,当时认为他是诚实的革 命军人。 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正像他自己说的“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 成新式军阀之可能”吗?现在再看蒋介石,其中有不少疑问。 带着这些疑问,星期天,我去中山大学找武惠兄,想了解些情况,正巧黄益善 和萧克允等都在,大家围绕“中山舰事件”,议论纷纷。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 石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说蒋介石有 野心。武惠对蒋是不满的,他和黄益善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 篡夺军权。他一再说:“蒋介石不好,不要听信他的话。”对这些后,我还是半信 半疑。 7 月间,我在宪兵教练所毕业,被分配到总司令部宪兵团当中士班长。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5 月间,国民革命军第7 军一部和第4 军叶挺独立 团就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 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6 月,第4 军和第7 军主力也出动了。7 月9 日,国民革 命军在广州市东教场举行北代替师大会,蒋介石就任总司令职并发表演说。我们也 参加了大会。 那天的会场上,党政军民大约10 万人,万头攒动,篮旗蔽日,”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穿着灰布军装,头 戴大沿帽的北伐军将士,队伍整齐,威武雄壮。这场面使我感到了万众一心所产生 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1840 年以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封建势力的蹂躏,一部中华民 族的近代史,是用屈辱和痛苦写成的。人民盼望打倒列强,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 治。如今,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都不 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我们这样一群热血青年。 北伐军出征后,我每天更注意看报,在激动和兴奋中日夜盼望我所在的部队早 日开往前线。 武惠兄在上年冬从中山大学毕业,春天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弟4 军,在政治部任 社会股股长。6 、7 月间,他随4 军主力出征湖南,临行前向我告别,相约北伐前 线见。克允兄也随第2 军升往前线。留在广州的我,心早已飞到硝烟弥漫的北代战 场。但是,命运好像故意跟我作对,我所在的宪兵团偏偏留守广州。真让我憋气。 前线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民革命第4 军和第7 军与第8 军会合,打垮 了吴佩孚的部队,于7 月11 日胜利进入了长沙,紧接着强渡汩罗,力克平江,攻 克岳州,整个湖南几乎都在北伐车的麾下了。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离家从军,就是为了征战沙场,报效祖国。前方战事正酣,好男儿岂能安居于 后?于是,我就以请假回家为名,实际是想到湖南追赶北伐部队。那时,从宪兵教 练所新毕业300 多学员,军士多,可以自谋职业,我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我又去找刘嘉树,请他帮助开一张免费乘车的证明,便登上开往韶关的火车。 当时粤汉铁路尚未通车,火车只到韶关。我约了两三位朋友徒步经乐昌、九峰到郴 州。 离家已有8 个多月了,走时与父母不辞而别,如今,就要奔赴前线,我想该见 上父母一面,给他们一点安慰。 大约在8 月底9 月初,我回到家乡,见到父母亲,他们自然十分高兴。 母亲忙着给我做这做那;父亲也一改严肃的面目,热情地向我打听北伐军进军 的情况。看来,我们这个小山沟也吹进了革命之风。父亲关心北伐战争,而且还知 道不少北伐军的情况。一次,他同我说,北代军中数第4 军最能打硬仗,是“铁军”,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报纸上和人们闲谈中知道的。 我离开广州时,黄益善也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了嘉禾。一天,他来找 我,说想到前方丢。我说:“我也正要到前方去,咱们一起走吧!”我们约定了出 发的时间。在家住了约十天,我便同黄益善一起出发去衡阳,同行的还有蓝山县两 个农讲所毕业的学员。 黄益善在衡阳三师读过书,对衡阳很熟悉。到了那里,就带我们去找熟人,正 巧碰到了嘉禾同乡唐朝英。唐在我读师范的时候,当过我一年国文教员,这时是共 产党衡阳区委的负责人,但和黄益善一样,是秘密的。唐朝英见到我非常高兴,在 学校期间他就喜欢我,经常推荐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我读的文史兵书他也爱读, 当他得知我要去追赶北伐军时,连连点头说:“你学了军事,应该搞军事运动。” 但又说:“你搞农民运动也可以。”他告诉我,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掀起高潮,搞农 运大有可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还得靠农民。他的 话我很赞同,因为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有道理。 但我还是想搞军事,便对唐朝英说:“我先到长沙看看,如赶不上北伐军,就回来 跟你搞农运。”唐朝英听我这样说,也不勉强,就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想找我, 就来。”我们到了长沙,这时北伐军已打到武昌城下了。一天。我们在街上走,听 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未是宪兵教练所的同学周从颂,我们虽不在一个队,但彼此 熟悉。我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说,经同学介绍到了补充第五团,这个团现驻长沙, 不久将开往前线。他告诉我,补充团进步青年多,风气好,团长蒋先云是共产党人。 他动员我也到这个团来。 我还是想到武昌去参加第4 军,一来堂兄萧武惠早在那里;二来4 军是铁军, 名气大。我对周从颂说:“我先到武昌去,如找不到我堂兄,马上回来,你介绍我 参加补充团,行不行?”他一口答应,说:“快去快回,我们就要上前线了。”我 立即乘火车去武昌。到那里,刚好是北代军攻下武昌城的第5 天。我忙打听4 军政 治部驻地,却得知4 军这时已去江西,正在南浔路作战。找不到堂兄,我又返回长 沙。这时大约是10 月中旬。经周从颂介绍,我到补充第5 团辎重队当了兵器员, 经管枪支弹药。 补充第5 团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以俘虏兵土为主建立的,团长蒋先云,黄埔一期 生,共产党员,他原是湖南第三师范的学生,曾在湖南水口山做工人运动,据说, 蒋先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深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但在黄埔军校出现反共派别时, 蒋先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和拉拢,浩然正气,传为佳话。 我到补充团后,没有见到蒋先云团长,听说他兼任总司令部秘书,跟总司令部一起 走,部队由副团长傅维钰率领。傅维钰也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安徽人。后来 我参加南昌起义,曾见到过他,当时他任20 军第6 团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不 知去向。后来听说他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做秘密工作。我所在的辎重队分三个股; 粮服股、会计股和兵器股。我们兵器股没有股长,只有两三个兵器员,由其中一个 军衔高的指挥。 我到补充团没有几天,部队向江西方向开拔了,走醴陵、萍乡、高安、上高, 到奉新。这时,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行军中曾发生了一件事。辎重队的武器、粮服在本队后四、五十里。一天,快 要宿营的时候,因前线战斗紧张,团部命令全团辎重第二天赶到前面与本队一起走。 天快黑了,又刮风,白天行军60 多里,大家已经疲劳,粮服股高股长派人去执行 通知辎重队的任务。叫这个,这个说夜间不认识路;叫那个,那个又说有别的事, 没有人去。 我目睹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军队岂有不执行命令的道理?但又想,这支部队 新组建,多数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特别是辎重队,人员比较杂,有的年纪大了, 如粮服股有一个军士已40 多岁;有的在旧军队干了多年,有些“兵油子”味。 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进了队部。高股长对我冒然闯进,并未显 出吃惊的样子,相反,期待地问我:“你去怎么样?”我马上回答,“可以。”他 又问:“找得到路吗?”我说,“今天刚走过来的,怎么会找不到?”我提出夜间 单独走远路,要带个传令兵,另外自己带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辎重队的蒋铁铸队长 刚好进来,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传令兵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月黑风高,寒气袭人。我俩在坑坑洼洼 的土路上疾走。路两旁黑乎乎的树丛中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不知是野兽还是 什么人。我顾不上细看,心想,反正有枪,遇到袭击就还手。 走到下半夜,到达辎重队的宿营地,找着副队长,把命令交给他。稍微休息一 下,集合的号音就响了。辎重队按团部命令出发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又随辎重队从 原路返回。 这段近五十里的路,我一天一夜走了三趟,大家对此赞许不已,尤其是蒋队长, 称赞我军事素养好,胆子大,又吃苦耐劳。 我们从奉新出发,经乐化到了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这时南昌已经攻下。 不久,我们住进城里,高股长把我要到粮服股,同他一起做事。 补充团在南昌住了7 、8 天。这中间,北伐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胡公冕来接 替蒋先云当团长,胡公冕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军衔为少将。资深衔高,不知为何 调任补充团的团长。 在南昌期间,补充团从总司令部领了200 支步枪和360 箱子弹。不久,部队由 南昌向浙江方向进军,蒋队长让我负责押运这些武器。我根据行军方向,雇了两条 熟悉鄱阳湖和信江水路的民船,把枪支、子弹装上去,由鄱阳湖进信江,逆江而上, 经贵溪、弋阳、上饶,到玉山。我只带个通信员在船上,两人枪不离身,晚上停泊, 注意与陆上部队联络,保障安全。我想到孙子说的“军无辎重则亡”的道理,所以 非常认真。 到玉山后,船不能再前行了,我又雇请了一些民工,用独轮车推运那些枪支和 子弹。到了浙江常山,有一个司务长阴谋策划兵变被发觉,团里把所有的武器都收 起来,部队就在常山整顿。整顿完开始定职。我到补充团后一直接军士衔拿薪金, 每月20 元。常山定职时,高股长要给我定少尉军衔。由于我在上高夜间传令押运 武器任务的圆满完成,辎重队的人对我有好感,蒋队长同意给我定少尉。这样,我 就破格由军士直接提为少尉军官。 我们从常山出发,继续向杭州前进。但到金华后,不知为什么就不再往前走了, 一住就是二十来天,中间还过了一个春节。 北伐战争开始以来,我千里迢迢追赶北伐军,为的是请缨杀敌。好不容易赶到 前线,却一直在沙场的外围行动。攻打南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停在奉新,等 我们开上去,战斗结束了,现在北代军夺取杭州,我们又停在金华。真弄不懂为什 么。 我那时职位低,了解情况不多,心地单纯又充满热情,总以为上了战场就可以 一展壮志豪情。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心急如焚地想上前线时,蒋介石越来越公 开地暴露了反动面目。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 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企图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1927 年3 月6 日,蒋介石指使驻赣新编第1 师诱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共产党员陈赞贤。16 日,他从南昌到九江,又指使青红帮捣毁了左派占优势的国 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革命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驻在金华时,接到了堂兄萧武惠从武昌写来的信。 那时,北伐军的通信保障很好,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标上“探交”两个字,再写上某 某地区某某部队,信就能收到。武惠兄在信中说,他已随第4 军从南浔路回到武昌, 说武昌那边好一些,叫我立刻请假到武昌来。 接到武惠兄的信后,我立即向团里请假,决心到“铁军”去。有个姓周的连副 也去湖北,我们一起走从金华返回玉山,经南昌到九江,大约是2 月底到了武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