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到“铁军”去 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大革命的中心也由广东转移到武汉。 1926 年11 月26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但 由于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从广州至武昌途 中需时较多。因此,同年12 月13 日,已经到达武昌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 就组成了由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人参加的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 最高职权。当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南昌公然扣留途经南昌前往武汉去的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企图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的时候,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 共产党人就酝酿一场旨在反蒋的“党权运动”。 我到武昌正是“党权运动”将要发动的时候,开始还只是在内部讲,报纸上没 有登,街上贴的大标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堂兄所在的第4 军政治部共产党人 和左派比较多,反蒋气氛也比较浓。我去找堂兄时,听到他们都在议论蒋介石,情 绪十分激动。 堂兄一见我,便说:“你夹了就好,不能跟蒋介石走,他快要变成军阀了。”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武惠兄写信让我立即到武昌来,也才知道曾经高喊革命,严然以 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走上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遗志的反动道路了。 不久,“党权运动”由内部转向公可,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报纸上 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蒋介石镇压工 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方面,我们补 充团的两任团长蒋先云、胡公冕(胡在北伐军进到浙江时期改任由白崇禧任总指挥 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傅维钰等都陆续到武汉来了。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 部队,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我二哥萧克允所在的第2 军;还有弟6 军,就是这 个时期脱离蒋介石转到武汉的。而武汉方面一些比较有的军官,则脱离武汉国民政 府跑到南京方面,追随蒋介石去了。 我是从浙江到南昌又转到武汉来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对于政治天 平的倾斜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那个时候,转到武汉,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 武惠兄把我介绍给11 军第24 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11 军是由4 军一部扩 编的, 24 师师长在戴戟走后,就由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继任。 陈兴霖主任同我谈了两次话,一次是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认识, 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将平时所见所感,结合读过的一些书,实实在在地谈了自己 的理想。陈主任听后,说我思想对路,约定再谈。这次谈话就涉及到对蒋介石的看 法。我刚到武汉时,武惠兄就对我讲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对蒋介石是尊敬的,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崇拜孙中山转为尊敬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 (介石)。蒋在统一广东战争和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中有功,对他的尊敬日益上升。 “中山舰事件”后,有些降低,但北伐后又回升;可是,蒋介石例行逆施,叛变革 命,我对他的态度就彻底变了,由尊敬到反对,一直十分痛恨。关于这方面的谈话 与陈主任也相投。 不久,陈兴霖把我分配到时挺部71 团3 连当政治指导员。从此,我就成为铁 军的一名成员了。陈兴霖是徐州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我曾见 到过他,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直到前些年,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 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叫陈子坚的、括号中注着陈兴霖。 我要政协的秘书查询陈兴霖是不是任过铁军24 师政治部主任。他查询后回答 说是,并告诉我,他现在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馆员。后来我的见他,听他讲,南昌 起义失败后回徐州老家,以后同党失去了联系,在方振武、冯玉祥、杨虎城的部队 里来来往往,认识了共产党人南汉辰。解放后,南任中央人民政府的人民银行行长, 办报纸,就让他去编报,以后又到全国政协工作。 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病故了。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去参加了。 陈兴霖的后半生多少有些孤寂、落寞,而北伐战争时期的他却是豪气勃发的。 我到71 团3 连当指导员不久,部队开始槁“党权运动”,经常开大会。 军里开,师里开,团里也开,有时是军官会,有时是军人大会,记得有一次全 军军官会议,几百人挤在不大的礼堂,军政治部主任徐铭洪主持会议,由政治部宣 传科长屈凌汉演说,内容主要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栽。我至今 印象深刻,屈凌汉是大学教授,知识面宽,讲话条理清楚,对党权运动做了很好的 宣传。 那个时期,部队除了搞些军事训练外,政治上就是反蒋。我们连指导员的任务, 便是根据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向连队进行宣讲。大约是4 月上旬,我看到《武汉民国 日报》上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使流氓暴徒捣毁总工会,农民协会,杀害 共产党人陈赞贤的暴行。我还记得这样的话: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 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就用作连队上课教材。文章一读完,全连官兵 对蒋介石真是义愤填膺。那时,连队还挂着蒋介石的像,我就在他的像旁写了四句 话:“昔日为英杰,今日为鬼蜮。尔像虽如前,人鬼己有别”。连里一些人看了, 都笑赞说:“写得好。”后来,我在构思小说《浴血罗霄》时把这个情节也写进去 了。 蒋介石是个善变的人,革命时如此,反革命后更是如此,而且变本加厉。 4 月12 日,他终于撕下最后一层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然屠 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 继“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如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以及无数革命群众被残杀。 4 月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蒋。大约是4 月上中旬之交,驻武汉的军队在武昌阅马场 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讨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发,走了四、五十里,突然停止, 接着又让我们返回武昌。住了7 、8 天,又在武昌的南湖开誓师大会,号召继续北 伐,讨伐正从河南南下直接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的奉系军阀。 这次誓师大会的规模,比上一次还大,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谭延恺、 徐谦、恽代英、廖乾吾、张发奎、郭沫若、彭泽民、唐生智等都参加了。过了几天, 部队陆续出发去河南。 我们团是4 月26 日从汉口刘家庙乘火车走的。叶挺师长留在武汉任卫戍司令, 24 师去河南两个团,第70 团归25 师指挥,第71 团归26 师指挥。26师是新 编的部队,直辖两个团: 76 团,团长沈久成; 77 团,团长是蒋先云。26 师当 时由副师长吴仲德指挥,吴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兵打到武汉的将领,有战争经验。 说起吴仲禧,还有一段故事。前些年我去广州,与当时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同乘 火车。闲聊中,他提到认识吴仲禧,说吴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本知其名,但 不知是否为北伐时指挥我们的副师长,刘说他参加了北代战争。 我到广州就给吴仲禧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看他。 他一听,忙说:“我去看您,我去看您。”我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已经 准备好去您家了。”放下电话就去他家。 他惊喜之中似乎有些不安,总是称呼我“萧副主席”(当时我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我说:“不要这样,按照咱们中国的习惯,您比我年长,我应该来看您。”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北伐往事,我记得在临颖大战中,他指挥得好,打了胜 仗。第二天,在驻地广场上,他和张发奎向我们三个团讲话。进至开封,又集合连 以上军官开会和吃饭。从河南回来后,张发奎成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调他当副 官长。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时,他随张发奎到了广东,参加军阀混战。张部在广州打 败仗,被编为第4 师,他脱离军队,回福建老家办学校。七七事变后,同我党有联 系,一直在张发全部做统战工作。据他说,董必武承认他1939 年入党。 我在他家里坐了好久,后来他到北京,也到我家。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前几 年他逝世。 向河南进军的部队,行动迅速。71 团到河南驻马店下火车,就向汝南前进。 当时汝南一带驻有武汉政府收编的军阀纪元林的一个师。这支部队虽然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但此时又叛变了。我们从汝南城过,他袭击行军队伍,我团立即还击,损 失了二百多年步枪和五挺重机关枪。 这次战斗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卖战。耳边呼啸的子弹,眼前升腾的硝烟,令我激 动、兴奋。我连奉令坚守城墙的一段,我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敌人的 进攻。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我虽是初次上战场、但早有思想准备,在连长指挥下执 行任务。天黑后,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我协同连长带部队夜间顺利渡过河,连长 郑鸣英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我虽为政治指导员,也能打仗,而且第一次就能与 他很好配合。 我团休整了几天,上蔡地区又大打起来。有天吃过晚饭,我们向上蔡前进,夜 行军五、六十里路,天快亮时到了战场。还没等我们上去,仗打胜了。 这一位是打奉系军问赵恩臻。赵部为奉系军阀的主力之一,归张作霖的儿子张 学良统率,有战斗力。4 军12 师、11 军24、25 师部队参加了战斗。 那真是一场恶战,双方都投入了强大的兵力。五、六年后我在江西苏区看到参 与这一战役的苏军顾问戈烈夫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其中对这一战役作了详细 描写,并盛赞铁军的战绩。在这一仗中,4 军12 师36 团打得很出色。 前些年,当时的36 团团长宁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他及 其夫人、女儿。李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多由夫人 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上写了几个字: 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颖。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 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 12 师36 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说,“当时我在24 师71 团3 连当指挥员,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 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 一生中有光彩的一件事。后来他回美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 曾在一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上蔡战斗结束后,我们向东北走,到了商水、周家口、又向西北打。临颖一仗 是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精锐主力较量。那天,独立15 师贺龙部打左翼,黄琪 翔率12 师打正面, 26 师76、77 团为右翼。我们团初为纵队预备队,中午进入 12 师与26 师之间参加战斗。 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进攻临 颖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特别 是26 师,76 团伤亡了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 团伤亡了五分之四,团长蒋 先云牺牲了;我们团上去的晚一些,也伤亡了一个营。 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张发奎、徐铭洪、吴仲禧集合26 师(含71 团) 讲话,张发奎很激动,说,“这一仗证明26 师也是铁军。”对蒋先云的牺牲, 深为叹惋。 蒋先云,我在补充第5 团时,他是我们的团长。1927 年春“党权运动”时, 他脱离蒋介石到了武汉,初任工人纠查队长,二期北伐时任26 师77 团团长,该 团新组成,于5 月28 日参加临颖大战。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团是新建立的, 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 一腔血去流。”蒋光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临颖大战后两天,一营营长吕承文找我谈话。吕是广东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与叶剑英同学。他对我说:“这次战斗军事干部损失太多,二营四连连长又病了, 你懂些军事,就去代理连长吧。”我对工作调动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点不愿与 郑鸣英连长分开。郑连长鼓励我说:“去吧,我在三连,你在四连,咱们一块儿干。” 我到铁军近三个月,与郑鸣英连长朝夕相处,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郑连长中学毕业 后曾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又是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能干且热情。他在工作上 支持我,帮助我。刚开始讲政治课,我没有经验,他就把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先看一 遍,然后告诉我讲的重点。下课后,又帮助我分析总结。我发现,他虽然是军事干 部,但懂得政治工作。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到河南后,我们又一起带兵 打仗,他看我军事上有基础,能指挥军队,很高兴,我们更加相投。 打临颖前,有一天,我看他拿着一份《响导》报读。我在师范和广东就看过《 响导》报,非常喜欢,就向他借来看。送还时,他问我:“以前看过这类报纸吗?” 我说:“《响导》报早就看过,还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不大懂。”他马上说: “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说着,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本市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 》。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看。个别不懂的地方,就问郑连长。我对郑 连长尤其信任,有什么话愿意跟他说。 那时正是5 月间,我们几乎每晚都在村庄外的小树林露营。我和郑连长搭两个 铺,中间放公文箱,面对面躺着,无拘无束地谈心。我把自己的家世、仇恨、对社 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理解,都同他说。他则给我讲阶级斗争,讲社会发展史,讲共 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到激动处,就从铺上坐起来,挥动着手臂。夜色中我看不清 他的脸,但想象得出,一定是神采飞扬的。 与郑连长的谈话,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广东,我看彭湃著的《海陆丰农 民运动》一书时,就对书中关于铲除剥削者,实现天下大同的论述很感兴趣。但此 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三民主义的。我崇拜孙中山,对于他的“平均地权”、“节 制资本”的主张最赞成。这不但因为我的家庭受过封建地主的压迫,更因为我看了 中国历史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观察视角从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 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外国强权的侵略,认为”平 均地权”、“节制资本”就能铲除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观点也是受中国一些 历史传统的影响,《礼记》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多次引 用过。中国人喜欢这种精神,也喜欢这样的境界。 在师范时期,我曾读过《独秀文存》,书中很多文章提倡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 命,还有反对迷信等文章。其中有篇《偶像破坏论》,以一字开头,十字收昆。即 :“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元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 八面威风,九(久)坐下动,十(实)是无用。”寥寥40 字,形容确切,文词精 炼,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下。 我从书报上读陈独秀的文章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高语罕写给蒋介石 的信,我都认真读,也信他的话。后来得知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对共 产党的主张开始注意。我觉得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地方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接近,而 共产主义较之孙中山的思想似乎又更加合理。孙中山说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民 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我望文生义地理解这句话,却也成 为我由民主主义而信仰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武汉的时候,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全懂,但书中揭示的共产主义 必定胜利的规律,令我欢欣鼓舞。进军河南以来,在与郑连长的多次交谈中,我对 共产党的主张、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与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记得有一次,我教部队唱在师范学的《卿云歌》(当时的国歌):“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连长听到后,就对我说:“我给你一首更好 的歌,叫《国际歌》。你唱的国歌是中国的,这《国际歌》则是世界的。”说着, 取出油印的歌词和歌谱,一边教唱,一边给我讲解,当唱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 要实现”时,他说:“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一定会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像放射光芒的灯塔,把我的胸怀照亮。从这时起,我开始信 仰共产主义,并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不公开,我也不好打听。但我们有一种自 然形成的看法:凡是思想作风好,工作负责,勇敢坚定的人,就会是共产党。比如, 大家感觉叶挺师长好,就私下里议论他大概是共产党。在我们心目中,共产党员的 形象是余高神圣的。 然而,这时的革命形势正在向低谷跌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屠杀共 产党人已达疯狂程度,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5 月20 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反 革命政变。三湘大地血雨腥风。著名的共产党人郭亮被杀害后,头颅悬挂在电线杆 上。这些情况我们进到开封时就从后方传来了。残酷的现实使意志不坚定者畏缩了, 但真正的革命者却在血与火中经受考验。 有一天,我们正在行军,政治部发下印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的画报。 李大钊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与陈独秀齐名的共产 党领袖,叫“南陈北李”。看到他牺牲的消息,我们又悲痛又气愤。事也凑巧,东 西洪桥和临颖战役时,奉军为扫清防御阵地的射界,把散兵壕前即将成熟的大片麦 子,或割倒,或砸平,暴虐到顶,我们目睹此景,对奉系军阀恨得要死,同时对共 产党的主张更为向往,我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 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郑鸣英问我:“你不是想加 入共产党吗?”我说:“当然想,可我找不到啊!”其实,我已猜到郑连长是共产 党员,就有意试探:“你能帮我找找呜?”他神秘地一笑,说: “我想想办法吧。”就在决定调我去4 连代理连长的那天晚上,郑连长告我: “你想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同意了。”6 月中旬我团回师武昌,途经许昌。一 天晚上,他让我去参加一个会。 我问:“什么会?”他低声说:“你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实现了,今晚就举行入 党宣誓。”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郑连长带我到团部的一间房子里。2 营营长廖快虎把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小红 旗挂在墙上。一会儿团参谋长刘明夏进来,会议就开始。廖营长主持会,郑连长是 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讲完便由我表态。我简明扼要地谈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加入 党组织的迫切愿望。接下来进行入党宣誓,我们都站起来。我向党旗举起右手,庄 严而又坚定地宣读誓词:“努力革命,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入党仪式结束了。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 奋斗的道路。 这是1927 年的6 月中旬。 形势在继续恶化。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分化,曾经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 命的快走开”的汪精卫,也开始走向反革命。正当我们与奉系军阀浴血奋战之时, 汪精卫却与蒋介石、冯玉祥进行着一场政治交易,准备用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的鲜 血来换取所谓的“宁汉合作人临颖战斗结束后,部队经朱仙镇开往开封。我读小学 时,就在课文中熟知朱仙镇这个地名。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在汝南、临颖一带 与金兵大战,曾在朱仙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尤其是岳飞。 听人说,朱仙镇还有一块岳飞的石碑,我就想去看看。 因郑州以南铁路被奉军破坏,北伐军回师时,就由开封步行到许昌,第一天在 朱仙镇宿营,我同一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事去找岳飞的石碑,很快找到了,上面刻 着岳飞的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首词我小时就读 过,此时看到它,心情格外激动。词中洋溢着的爱国激情和英雄气概,曾经激励了 多少人!我们在北伐战场拼杀时,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 这首词刻在朱仙镇的石碑上,似乎又在诉说着历史的悲伦。当年岳飞在朱仙镇 大败金兵,眼看就要进军漠北,收复半壁,宋高宗这个昏君连下12道金牌,将岳飞 召回杀害。联想到眼下的形势,革命将士用血肉为北伐战争铺就了胜利之路,新军 阀、右派却在胜利之后大打出手。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割据东南地区, 许克祥在湖南的政变,夏斗寅、杨森反水,进攻武汉,破坏北伐军后方等。 历史的悲剧在重演。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我们于6 月21 日回到汉口刘家庙,就在长江边露营。武汉国民政府虽早已将 市内的外国租界全都收了回来,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还赖在江面上。入 夜,他们用探照灯向我军照射,刺眼的白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但我们这些步兵,对于帝国主义的兵舰有什么办法呢! 在武汉住了大约一个月,每天搞训练。一天,我从训练场回到连部,黄益善和 一些嘉禾的乡亲来找我。我和黄益善是在长沙分别的,当时我参加了补充第5 团, 黄益善被派回嘉禾搞农民运动。半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他突然来找我,一 定有什么事。黄益善说:“你六哥告诉我们你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听说你由连指导 员改任连长,直接指挥打仗,我们就来找你谈谈。”接着,他讲述了家乡发生的惊 心动魄的事情。 黄益善回嘉禾后,组织农民协会,我姐夫黄相憬、我堂哥萧克勤的内弟彭邦俊, 还有小学教员王锡球、何辅汉等都是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发动农民与土豪劣 绅作斗争,萧仁秋之流在农民运动的打击下,也威风扫地。 正当农民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原 先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队,突然调转枪口,对准农民协会。各乡的地主豪绅也跟着作 乱,萧仁秋就在嘉禾组织镇压农协,他的叔叔带着军队捕杀人。当时区农协就设在 我的家乡小街田村,由于农协无准备,反动派一来,黄相憬、彭邦俊、王锡球都被 打死了。从此,家乡一片白色恐怖,黄益善和参加农民协会的人,就跑到武汉来找 武惠兄和我。 听完黄益善的叙述,我气得两眼冒火。萧仁秋与我仇上加仇,此仇不报,怎对 得起家乡父老?我拉着黄益善他们就去找我六哥,商量要回家报仇。 武惠兄也很气愤,他说:“是该回家乡去搞。这里的气氛不对头,汪精卫讲话 也没有多少革命味道了。咱们弄些武器,回家乡拉一支队伍,再搞农民协会。”我 们都赞成他的意见,武惠这时担任武汉军用被服厂的中校指导员,同4 军也还有联 系,就去4 军找了几箱手榴弹,加上我的一支驳壳枪,准备回家去拉队伍。 我们都很兴奋,分头准备。 过了两天,武惠兄大清早来找我,见面就说:“那个计划不能干了。”我忙问 :“为什么?”他说:“现在形势大变,湖南已全被反动派占领,要通过长沙都困 难。”经他一说,我也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觉得有道理。又去找黄益善,他是个老 练的同志,已经想清楚了。于是,我们就打消了这个计划。决心参加不久就会行动 的东征讨蒋。我继续在部队工作,黄益善他们留在武汉(黄不久参加南昌起义)。 此后不久,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乘船去九江。 这时,汪精卫等在武汉分共,而我们并不知道国共分家的情况,也没有意识到 将要参加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行动……南昌起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