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参加南昌起义 我们从武昌乘轮船到了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我们24 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 军、贺龙的第20 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7 月15 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叛孙 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 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我们在九江,虽不清楚国民党上层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已感到形势严峻。 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时,多数连 队有党员,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党内职务都不公开。2 营营长廖快虎可能是我们营的党小组长,因为总是他召集我们开党的会议。到九江 以后,廖营长经常找我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到汪精卫时,他的情绪特别激动, 说:“汪精卫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现在国共已经分家,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同 蒋介石一样,是我们的敌人。”廖快虎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 子,他隔一两天就找我们谈话,做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大批 像我这样有革命热情但又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 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南昌起义南下广东时,廖营长在汤坑战斗中牺牲了。 快要离开九江的那几天,团里也开会,公开反对汪精卫。我们71 团团长欧震 不是党员。会议由参谋长刘明夏主持,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对汪精卫反革命 的义愤。 有一个连指导员发言说:“汪精卫一路跟孙先生走,他还是好的嘛!”话音未 落,大家群起反驳,说:“汪精卫现在反共反工农运动,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好 什么?”我也在会上发言,说:“过去对汪先生非常崇拜,因为他革命,我特别喜 欢他辛亥革命前在北京坐牢时写的一首诗:‘慷慨歌燕冀,从容作楚囚,举刀成一 快,不负少年头。’但是,现在他还有一点‘慷慨歌燕冀’时期的气概么?”有人 插话说:“汪精卫反动了,国民党是不是都动摇了?”我说:“不管是谁,他不好 了就不拥护他。”刘明夏说:“蒋介石、汪精卫不好,不等于国民党不好。孙中山 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孙夫人也还是好的嘛!”我那时年轻气盛,政策懂得不多,加 上位在基层,对上面的情况也不很清楚,以为汪精卫一叛变,国民党就会坏了。后 来我才知道,“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在武汉发表声明,抗 议汪精卫集团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新政策”,她宣布 不再参加“本党政策的执行”。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 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比如对张发奎就采取争取的政策。张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握 有兵权,当时他想把二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我们党利用他的这一心理, 欲将左派掌握的部队带回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国民党反动派斗 争。我记得,从武昌到九江,军、师政治部贴的大标语,都还是“拥护张总指挥”。 在离开九江前,有一天,欧震团长把全团集合起来,说是叶挺师长要来训话。 我们穿戴整齐,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一会儿,叶挺师长来了,一个马 夫牵了匹马,跟在他身后。叶挺师长打着绑腿,军容严整。他讲话要我们继续执行 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 遵守纪律,爱护百姓。他还讲了几句赞扬张发奎的话,说相信张总指挥能继续领导 我们干下去。 1927 年7 月下旬,我们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步行 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路上走了三四天。 一路上,党内又开了几次会,这时已明确动员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廖营长在动员中说:“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断送了国民 革命,我们要重新干,打回广东,再来北伐。”后来我听说,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 起义,就是我们在九江这个时期。当时,我们党发现张发奎亲近汪精卫,也开始实 行“分共政策”。7 月20 日,中央一些负责人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决定“抛弃 依张(发奎)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 军与我们一致,实行 在南昌暴动”。这个意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举 行南昌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 进行二次北伐。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 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 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我们到南昌住了几天。31 日下午,廖营长和1 营营长魏权通知我们连以上党 员干部上街看地形。 吃过晚饭,我们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 9 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兴奋。虽然我 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们觉得, 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 之无愧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8 月1 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 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 军57 团,我 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3 营攻打天主堂,我们2 营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 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 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 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 南昌起义后,我团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 25 师75团与我 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起义前,他们 与25 师师部一起住在南昌北面的马回岭, 25 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而 75 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1 营营 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 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为了减小目标,按当时军队 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 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等都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于行动。8 月1 日凌晨, 南昌打响后,他们即按预先约定,以打野外为名向德安集中,开往南昌。 在起义中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住在马回岭而建制又属25 师的73 团,前身 是叶挺从广东率领参加北伐的第4 军独立团,也是我党在北伐军中组织健全战斗力 强的部队。他们按党的指示南下起义时(前委派聂荣臻通知的),张发奎和李汉魂 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 回答:“团长(当时团长为周士第)命令我们出发,我服从团长命令。”这种层层 命令是当时军队指挥习惯,其实周子昆这次行动,是他在接到党的起义指示后,利 用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 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副参谋长, 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75 团拉出了12 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师长、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和左 派,但部队却能带出来。1 营营长孙一中是共产党员,他事先通知党内有关人员及 左派,又以营长职务调动部队,带出了三个营,显示了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的重要 作用。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了 不少文件,像《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动保护暂行 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这一战略目标,起义前就 说过,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是解释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的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告张发 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主席团7 个成员之 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了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来的,我还记得这样 的话:现在到湖南扩兵也不行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们一起南下云云。 当时对张发奎采取争取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信仰,争取他可 以争取一部分军官,并保持二方面军完整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蒋介石特别是 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有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是对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 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 (当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处长)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 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 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 从南昌出发, 20 军走前面, 11 军跟进。盛夏季节,赤日炎炎,热得让人透 不过气来。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瓜和其它水果, 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 走过时,不断有老表们打招呼,作关切的问候,有的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 行军十分辛苦,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由于天气太热,人已非常疲乏。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北人, 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发前虽然做了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的 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3 个连指 导员也走了。他们都是我当连指导员时的同行,多次在一起开会。 平常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显得很“左”,但遇到困难就擅自离队,我们才知 道他们革命并不坚决,深为鄙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领导上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调整一下,以巩固 革命的指挥权。 当时,起义军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然从总 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员也不多。比 如我们71 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夏是党员,3 个营长,除2 营长廖快虎是共产党员 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 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 他们全部掉换。即便换了一部分,也是在起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 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 师师长蔡廷锴,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却继 续让他带兵,并单独让他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 日从南昌出发, 4 日走到进贤李家渡,蔡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奔早已脱离革命的 陈铭枢去了。 在抚州,我从8 连调回4 连当连长。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会址在 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落了,天还不太黑,地面虽然散发 着热气,但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伍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上,叶挺军长(南昌 起义升任11 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几句后,就把一位头戴博 士帽,年约50 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民先生为我们讲话。”队列中 响起热烈的掌声。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 年我刚到广东投身革命时, 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 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 泽民和徐特立(徐是湖南教育家,我在师范读书,校长李崇本就介绍过他从事教育 的业绩。)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是下级军官, 又年轻,而彭老和徐老已年过半百,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从军,令我们这 些年轻人既惊奇又敬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徒叛变 革命,气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还痛骂徐谦,说: “在武昌时徐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也不回来。现在他 干什么去了?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了!”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 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 和黄绍竑,我也不觉得老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听人说,彭老在香港当中医,一 直坚持抗日反蒋,同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 议,以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 年代,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去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 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我们在抚州住了几天,就向宜黄前进。 8 月的江西,多晴少阴。从南昌出发十多天了,就没遇到一个阴雨天,火辣辣 的太阳总是高悬中天,连一丝云彩的遮挡都没有。顶着骄阳行军,人昏沉沉的,由 于出汗过量,腿脚也有些发软。站在路边的宣传队,用话筒喊口号、唱歌或说些顺 口溜,给部队鼓劲。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女同志,也在宣传队行列里,顶烈日、冒酷 暑作宣传鼓动工作。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南下的路上奋力前进。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保卫处 的布告,上面写着:离×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叫××的大土豪,让部队自动去 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号召打 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那时,粮食并不难买。 我们向一般农民买,也向豪绅地主买,一手交钱,一手交粮。虽说买卖公平, 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共产党是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农民的,可我们对贫苦农民和土豪劣绅, 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敲骨吸髓剥削农民的土豪没有受到多少触动。 当我想起过去土豪劣绅趾高气扬,想起杀害我大哥、堂哥,镇压农民协会的刽 子手萧仁秋那些土豪劣绅时,心里就充满愤感和疑惑。我不理解革命为什么不赶快 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封建势力的根基。 后来,我在井冈山上看到党的八七会议文件,才知道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 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一直态度不坚决,但在南昌起义时就 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而真正把土地革命政策从口号变为实际行动,是进军赣南 在这张布告上看到的。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下好了,可以 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挑。”我觉得 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过了宁都,我们经广昌向瑞金前进。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搞清起义军的战略方向后,命令当时盘踞在两广的“国 民革命军第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而汪精卫也命令张发奎火速追击。但 张发奎没有追击叶贺军,却往广东去了。1976 年我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曾专 访过叶剑英,他说,当时他任第4 军参谋长,张发奎召集第4 军军长黄滇翔和他以 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张发奎很生气,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于“公 谊私情,均无可谅解”,就想下令追击。这时,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还是放叶贺 的部队去广东。叶贺部队到广东,李济深必然招架不住,就会请我们援助,我们便 可以“援师”为名,趁机回广州了。 这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立即决定放弃追赶叶贺部队,率部改经吉安入粤。 我们从南昌出发20 多天,一直是平安行军,到瑞金北之壬田以前没有遇到战 斗。说起来,真该感谢叶剑英的妙计,他使我们免遭敌人的尾追,可以放手打前面 的敌人。 在壬田,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钱大钧部新编第20 师有两个团在壬田布防,企 图阻止我军进入瑞金。当时,我们分两路向瑞金前进, 20 军在左,11 军在后。 20 军第1 师先到壬田,遇到敌人,一个冲锋上去。敌人挡不住我军的英勇攻击, 战至近午,开始退却,一直退到会昌。 我们听到枪声,加快步伐前进,赶到时,战斗已结束,部队便开进瑞金。 在瑞金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部重兵正向会昌集中,准备侧击南昌起义军。前委 认为,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便决定打会昌。 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一杆子多,会昌城在晨雾中显得沉静而莫测。我们于前 一天晚上进入战斗出发位置。叶挺率11 军的5 个团在右边担任主攻;朱德率20 军第6 团(团长就是我在补充团时的副团长傅维钰)和教导团在左边担任助攻;贺 龙率20 军的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各方。 一声枪响,划破了晨空的宁静,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在会昌城及其周 围,驻有钱大钧的3 个多师。敌人占据着城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高地,又在环会昌 城的贡水沿岸构筑工事。 我军左右两翼按计划进攻, 24 师由洛口向会昌前进,接近会城西北,敌人顽 强抵抗。由于25 师(周士第、李硕勋率领)夜间急行军走岔了路,没有赶上总攻 时间,右翼兵力不足,与敌人形成僵持局面。左翼朱德指挥的部队也打得很苦,伤 亡严重。 中午时分, 25 师赶到了,他们不顾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战斗。25师是叶挺 独立团扩编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一加入,整个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夕 阳西下,我军全线都处在胜利的进攻中。24 师在两门山炮掩护下,夺取了主要阵 地。朱德在左边,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敌人很快动摇了,纷纷跳下贡水河,争 相逃命,我军则在山鸣谷应的冲锋号激励下,穷追不舍。 接近黄昏,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占领了会昌城。第二天一清早,师部命令71 团向南追击敌人。当时,我团3 营正在洛口箱制黄绍竑的部队。团直属队(含特务 连、机关枪连、侦探队)及1 、2 营往骛门岭方向追击。筠门岭距会昌有90 里路, 傍晚,我团主力在骛门岭以北8 里的村庄宿营,一部分部队直进到窍门岭。半夜, 部队接到返回会昌的命令。第二天又是急行军,傍晚回到会昌。 我军攻打会昌时,黄绍竑部已由于都前出至白鹅镇一带,距会昌很近。 由于我团3 营在洛口布下疑兵阵,加上25 师往返路过,把黄绍竑搞懵了,一 直没敢到会昌援助钱大钩,我军攻下会昌的第三天,他却向会昌开来,这也出乎我 们的意料。 就在我团返回会昌的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城西北山头打枪。 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各团在城西的一个小山上及附近集合,抢占阵地。 当时,20 军已撤回了瑞金了,留在会昌的只有11 军的两个师。中午时,战 斗全线打响。24 师的两个团在两门山炮的掩护下,攻了四五个小时才将主阵地攻 下来。 我营担任预备队,归25 师师长周士第指挥。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周师长 要我统一指挥2 、4 连警戒右边的一座山头。我们随即登上这座山头,敌人也正来 抢这个高地。我们一阵猛打,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又一鼓作气,追下山去,边追边 打,一直到夜间八九点钟,占领了敌人的最后阵地。素以顽强著称的桂军黄绍软部 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乘夜向珠兰埠方向退却。 两次会昌战斗,是我们南进途中的大胜利。我们以劣势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 钱大钧和桂军黄绍竑部,打出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 会昌战斗后,我们回瑞金,东行入闽,直奔汀州。 到汀州已是9 月上旬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特别是经过会昌的两次恶战, 部队很疲惫。除了有近千人的伤员外,还有相当多的病号。暑天行军这么长时间, 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很少休息,中暑、拉痢疾、打摆子的很多,加上负伤和逃跑 的,整个部队减员相当严重。 到汀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整,主要是治伤治病。汀州有个福音医院,是英国教 会开办的,我们就把伤员送到医院。这个医院的院长傅连障同情革命,精心治疗伤 病员,给南昌起义军以很大帮助。傅连暲后来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医务工作主要 领导人之一。 那时,在整个起义军中,我们71 团2 营4 连是保持战斗力比较好的连队之一。 我这个连开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从南昌出发时,全连共有110 人,到汀州时有 八九十人,到广东后还有70 几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我这个连的班排长、司务 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斗志旺,带动了部队。 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 和思想教育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 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 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 途中常拿出来讲一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队说: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咱们的总政治 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回广东, 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 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 响很大,士兵们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因愿做 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想结合起来讲, 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潮卷来的知识分子,有 些人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 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又不 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持体力,减 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食的重要,我们常 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 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 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 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的,有 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做主席台,桌上放盏马灯,光线不 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熟悉,我想起来,在 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革命” 后期审查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 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作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 师工作)闲谈,说到汀州的 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会的内容。 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1932 年我和毛泽覃在江西富田碰面时,又 谈起了这件事。 那天会上,有两个人作报告,首先是李立三,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对他的名 字熟悉,他在上海、武汉搞工人运动,很有名声,又是南昌起义党的前敌委员会成 员,南下时公开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长,还有那张打土豪挑谷子的布告,使 我对李立三更为敬佩。 李立三讲话很风趣。他问:“我们南下到广东,还要不要国民党啊?”底下交 头接耳了一会儿,有人说:“国民党反动了,不要!”有人则说:“三大政策还要, 国民党也得要。”李立三很干脆地说:“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 党嘛,我们是联合它。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 当然是指左派。”他的这番活,反映了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昌起义我 们没有完全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到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了。 李立三还讲了革命军要遵守革命的军事、政治纪律。又说:“我们还有一条纪 律就是要照顾好伤病兵,给他们医治,还要找人抬他们。没有人抬伤病兵行吗?如 果那样,我就打起旗子到街上去拉夫!”李立三讲话有鼓动性,又爱用比喻。开始 我们没理解,听后一愣。他转而笑着说:“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拉夫。我的意思 是要照顾好伤病兵,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否则,没有人打仗了,不就得去拉夫吗? 说拉夫,也是出钱请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也是一片笑声。 接着,欧阳继修又请叶挺讲话。叶挺主要讲战争形势,说:“在会昌的两仗都 打好了,打败了两个强敌,说明我们还是铁军。”他也讲了纪律问题,说军队就得 有纪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更要有纪律。他批评了一些党员在战斗中表现 不大好,还不如非党员勇敢。讲到这里,他显得很激动,说:“共产党员是什么? 就是带头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 神,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们从汀州出发,向潮汕进军。离潮州不远时,政治部 在路边竖了块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潮汕在望”4 个大字。看到这个标语,大家 都欢呼起来。当时我就想,这4 个字很能鼓劲儿,看到它,疲劳、病痛一扫而光, 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在潮州住了两天,又开往揭阳。在揭阳,听说陈济棠的部队来了,就在距揭阳 不远的丰顺一带。一天,全师排以上军官集合, 24 师师长古勋铭(师长本由叶挺 兼任,古是到潮州新任)请叶挺军长讲话,叶说:“前面有陈济棠的部队9000 人, 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消灭陈济棠。”后来查明,我们对敌情 的侦察和判断有差误。敌人不止是陈济棠部,还有薛岳、徐景堂等部,兵力也不止 八九千。 钱大钧和黄绍坑在会昌吃了败仗,但部队没有被歼灭,余部又集中到梅县一带, 准备与我军再战。此外,蒋介石、李济深又将陈济棠第11 师、徐景堂第13 师和 薛岳的新编第2 师,编成了一支由陈济棠任总指挥的东路军。两路敌人加在一起, 远远超过了我们侦察和估计的数目。 第二天,我们向汤坑前进。11 军25 师在大军南下时已留在三河坝; 20 军 3 师留在潮汕。往汤坑的为11 军24 师和20 军1 、2 两师,战斗部队共6000多 人。 大约是9 月28 日的下午,我部走到浮山附近,前面传来炒豆般的枪声,还夹 杂着沉闷的炮声。我们知道20 军在前面打起来了,就加速前进。赶到时,已是傍 晚。双方停止交火,我们就在阵地上露营休息。 第二天投入战斗,才发现敌人相当强,兵力数倍于我,又做了工事,易守难攻。 敌人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叶挺的指挥部都转移了好几个地方。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打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似地相互 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我营与2 营在一横山坡上 与敌人对抗,我看到对面有个小丘,双方无人。就率两个排去占领,将到丘前,敌 兵亦从北面来,我们从丘南抬头打几枪,低头隐蔽,敌方也如此。我连打了几个手 榴弹,一声爆炸,乘机占领。不到半小时,敌又夺回小丘。我退却后,敌人也退了, 此后双方都没有去占领。2 营打退了敌人几次攻击,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 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决不肯,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敌人阵地上的枪声稀疏了。叶挺军长又调24 师 夜袭敌营,敌人早已在白天我军攻击的地方加修了工事,我们没有攻动,只好撤下 来。那晚,又在阵地上露营。第二天一早全线撤退。 上路前,军部通知要吃一顿饭。这是两天来唯一的一顿正经饭,官兵们是流着 眼泪吃的,因为照常做饭,吃饭的人却少了。我连在战前有兵70 人,现已伤亡过 半,一排长牺牲,二排长何凤鸣和传令兵班长负重伤。有的连队甚至不到一半人。 这样惨重的伤亡,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是空前的。 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亏,因 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实,以劣势兵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我们拼不过。另外,敌 人有广东的大地盘,我们没有站住脚。所以,在战略上就被动了。 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10 月1 日退到离潮州20 余里处,因潮 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宿营。1992 年11 月,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建立65 周年纪念大会后,又专 程去揭阳炮台,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揭阳炮台大变样了。 记得我们从汤坑撤到揭阳炮台的那天,部队都挤在一起住。现在街道有一里多 长,也宽了,繁华了许多。 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我问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婆: “60 多年前,叶 挺部队从这里经过,你知道吗?”老婆婆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年我16 岁, 见到了。”我说:“你怕不怕?”她伸出大拇指,说:“那是好队伍,不扰老百姓, 我不怕。”我问她:“你还记得部队是从哪里过河去的?”她向街道西头(街道东 西向)指着不远处一条河,说:“就是那里。”“我过去看了看。河面波光粼粼, 河水湍湍流着。 那老婆婆也跟了过来,指点渡口给我看。又说:“我从小就在街上住,已有几 十年了。小时候的事我都清楚。当年,好多部队从这里过,我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但都晓得这是好兵,不骚扰老百姓的兵。”听了这话,我感慨万千。当年从汤坑败 退的叶挺部队,在老百姓的心中还留着那么好的印象。 人心是秤,英雄岂能以成败而论? 在揭阳炮台渡河后, 10 月2 日,到贵欤宿营。有个传令兵从我连经过,向我 打听20 军第1 师的驻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传命令。”说着便把 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总指挥部的命令,要部队向海陆丰前进。 汤坑战斗后,我们先向南,又向西,也不知要往哪里去,看到这个命令才明白是去 海陆丰。 海陆丰,我早知是彭湃做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有“小莫斯科”之称,现 在要向海陆丰去,方向对了。 3 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坝,停 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热闹。 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20 军和11 军24 师被拦腰截断。我营奉命阻击敌人,到天黑时我连还有三四十支枪,右边70 团一 个连也在抗击。我们坚持打了一夜,第二天退往贵欤。这时,贵欤挤满溃兵,乱成 一团,已经无战斗力了。 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行程数千里的南征,终于在 强大的敌人围攻之下失败了。 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