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潮汕到湘南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 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欤, 我这个连还剩下约20 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20 人单独行动。我 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我们向南走了一 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 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竭。有 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 20 人的队伍仅剩下七 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掉队二 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尾的兵发现后, 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 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声。我 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过来。一个班 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他把枪往路边一甩 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上来了, 是国民党第13 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都是叶 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 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 院里关押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 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那时,军 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分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分,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走不动 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务长。但我知 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分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接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叶挺、 贺龙是共产党吗?”我见行政身分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 军的, 我不认识。 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知 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说:“去年我们从广东北伐, 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的就是孙总理、国 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个样。”他见问不出什么, 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来与我 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济深)报告了, 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是属他指挥的第4 军, 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 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济深为4 军军长。当时4 军有4 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 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 打得好,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一个4 军和一个11 军,与李济深 虽没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 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我要钱。 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你们拿去买点东西吃吧。”那 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 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是得了 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抗力差了,很 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又把 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还是照 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 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 书。”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把院 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拾自己的行 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上还有 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慢慢恢复,但 钱花得差不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部队没有了,熟人也找不到。举目无亲,四野茫茫。我一个人 在街头踱来踱去,苦无良策。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眼望去,一条轮船正停靠在码头上, 旅客蜂拥着往船上挤。 我连忙打听这船开往何处,有人说是去广州的。一听是去广州的船,我顾不得 思索,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码头,跨过栏杆。这时,船刚好起锚,在离岸有一米远 时,我纵身一跃,跳上了轮船。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会有办 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到党组织的。 大约是1927 年11 月初,我到了广州。 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人稀稀 落落,一片白色恐怖。 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肠辘辘。 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为了找党,我不 顾自己出身书香门地,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真切的 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接着,介绍 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还是一名北伐军的 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 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我 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 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 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 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路过一 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问他: “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 哪里来?”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 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副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过这些书体, 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点点着,对我说: “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从此,我过起了以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 作画,我铺纸磨墨,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 勉强维持生计。 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我都设 法打听消息。 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嘉禾师范的同学,兴奋极了,大声喊他,他看看 我,打个招呼,不冷不热。见他这样,我一肚子的热呼顿时凉了。我问了他的情况, 他只简单地告诉我,他在第4 军教导团,驻广州。我有些失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熟人,却是这个态度。可我哪里知道,他所在的教导团,就是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我 党领导的武装;而这位同学是教导团的秘密党员(他的党员身分,是在广州起义失 败后逃回家乡时我与他接触中知道的)。 当时广州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这种身分的人,都比较谨慎,他随 教导团从南昌到广州后,习惯于秘密环境,所以对于老同学,在身分未明之前,只 能漠然处之。 我日夜思念,苦苦寻找党组织的一次机会,竟这样失之交臂了。 回到住所,我心里盘算:广州虽大,但白色恐怖太严重,在这里找党组织看来 希望不大,还是回湘南吧。大革命时期湘南的工农运动搞得好,共产党力量大,那 又是我的家乡,熟人多些,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决定回湘南。 天亮后,我整理好行装,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 坐在车厢里,我又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在广州时听说方鼎英的13军去湖南 打唐生智了。根据从广东出征北伐的经验,入湘的部队一般都要在韶关驻扎一段时 间,我估计13 军军部很可能在韶关。13 军军长方鼎英曾是黄埔军校(后改为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我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学员的身分去找他, 想必他会接受,便决定先到13 军去。 火车到了韶关,我一打听, 13 军军部果然在这里。两天后,该军开往砰石。 我跟到砰石,找到13 军司令部办公室。 一位姓萧的中校副官接待了我,他同我谈了一二十分钟,就出去了,几分钟后 又回来,并拿了一枚写有“13A ”(即13 军)的铜牌证章给我,说: “副官长指示你先在这里候差,等以后有缺位再安排。”我接过铜牌证章,心 想,我的目的是找党,先安顿下来,才有条件找党组织,管它候差不候差。 在13 军候差的人很多,副官处就有好几十人,有的年纪挺大了,有的不像军 人,倒像是权贵的亲友。凡是候差的,都无职、无权、无薪,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平常大家就在一起天南地北闲扯。我为了隐蔽党的身分,很少与人交往,常常一个 人躲在僻静处看书。 我们在砰石住了几天,军部就开往宜章,以后又到郴县、栖风渡、高司亭等地。 所到之处,一片凄凉景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农民 协会,湘南的党组织有的垮了,有的转入了地下。我在湘甫转了近一个月,仍然没 有找到一点线索。 这时,方鼎英与唐生智部在耒阳地区大战。不久, 13 军军部退到郴县。 我亲眼目睹,新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愤恨难耐,只想快点找到党组 织。于是,以天冷衣薄为由,写报告要了10 元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衣服和一 些日用品,请假离开13 军。 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高小同 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的。他父亲是 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多,消息灵通。我听 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 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 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13 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父是 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停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也在, 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份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为“老前辈”。 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13 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别后的 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着,他同我讲 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要我在他父亲面前 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革命时 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20 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县支 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 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与我接 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组织生活。” 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一句:“我终于找到 党了!”是啊,漂泊数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党组织,这心情怎 能用言语来表达呢? 当天,我就留在牛头汾,与贺辉庭书记长谈。为了隐蔽,谈话有时在贺书记的 家里,有时在野地。 一连几天,贺辉庭书记对南昌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问了又问,谈了又谈, 表示极大的关注。当我讲到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人马溃散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泪 花,顿足疾首,连说:“可惜,可惜。”贺辉庭出身于地主家庭,大革命时期在衡 阳读书,加入了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逃回家乡,联络当地的一些党员,重建地 方党支部,坚持斗争。 牛头汾是临武县的大乡镇,四通八达。原临武党和工会负责人袁痴等在“马日 事变”中被敌人杀害,县一级党组织不存在了,以牛头汾为中心的党支部,实际就 是临武县支部。在牛头汾期间,我参加了两次支部会议。第一次是在当时的党员傅 昌表家(解放后,我听黄克诚说,傅参加了湘南起义,在耒阳小水铺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次会议在野外。我们研究了如何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和开展革命斗争。我至 今还记得,贺辉庭反复讲,要在穷苦农民中发展党员,不能总找些“穿长衫的”。 议论到怎样开展斗争,大家都说要搞武装,还你一句我一句出主意,筹款买枪。 到牛头汾大约半个月,有一天,贺辉庭告诉我,宜章县碕石彭家有个党支部, 他们派了个代表同我们联络。当晚,贺辉庭带我到傅昌表家和他见面。 来人叫彭睽,他热情地介绍了宜章碕石彭家一带的革命情况,还告诉我到碕石 联系的办法:平时,可直接找承启学校校长吴汉杰。寒、暑假期间,就到村里找 “周攸华”,那是支部的联络代号。 与彭睽见面后,我沉浸在兴奋之中,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觉得,湘南的地下党组织就像这“原上草”, 烧不尽,斩不绝,一遇春风,又生机盎然。 这时,已近年关了,我决定回家去看看。从广东到湘南后,我随13 军在砰石、 宜章、郴县一带转了一个多月,几次离家不远了,都没敢回去。现在有条件了,我 想该回家去,一方面看看父母亲人,一方面也可以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8 年春节前,我回到离别近两年的家乡。 家里变了,父母亲明显地老了。父亲佝偻着背,神色显得呆滞;母亲擦着昏花 的眼睛,正为惦记我而伤心落泪呢。我忽然回来,给他们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母 亲破涕为笑,父亲也一扫愁云,妹妹拉住我问长问短,诉说着自我走后家里发生的 一桩桩痛心事。 三姐听说我回来了,从邻村赶来看我,并悄悄地对我说:“黄益善在南昌起义 失败后也跑回村了,一直藏在家里的吊楼上。他只同夫人及二三知己有交往。”我 就随三姐去找黄益善。黄益善与我三姐婆家同村,三姐夫黄相憬就是同他一起搞农 运被杀害的。战友相见,分外情深,我们一直谈到过半夜。黄益善对我说:大革命 失败后,嘉禾南区有不少党员从外地跑回来,我们要把大家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党 支部,领导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黄益善曾任湖南 省农协特派员和嘉禾县农协委员长,反动派正到处缉拿,他不能露面,我有13 军 的证件,活动起来比较方便,串联党员的事就由我来干。 恰在此时,我二哥萧克允也回到家乡。 二哥告诉我,他1925 年10 月在广州入党,北伐出征后,任2 军6 师17团3 连指导员。当时他们的军党代表李富春、师党代表萧劲光都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军队中搞“清党”,2 军的党员奉命陆续撤离, 他也在此时离开军队,应老表彭传新(当时任湖北省农协特派员和中共崇阳县委书 记)之邀,到鄂南洪湖、崇阳等县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可惜失败了。 他在反动派的追捕下,逃回家乡。 我对二哥说:“回来得正好,咱们就在家干吧。”我把与黄益善商量的计划和 这两天联络的情况,告诉了他。 二哥说:“咱们不能赤手空拳干,要搞武装。”说到武装,我想起来,回家后, 四伯母曾告诉我,农协失败时,四伯隐藏了两支枪,由她放在离我村一里的小村廖 家窝的谷仓内墙。前两天一个晚上,四伯母带我去看了。我对二哥一说,他非常兴 奋,说:“太好了,有枪就行,子弹可以找到,就用它来搞暴动。”第二天,我和 二哥分头行动,先后与流散在家乡的共产党员唐仁宅、毛中心、彭芳、彭启贤、彭 瞻贤、何辅汉等取得联系。我们聚会野外,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党支部。支部书 记推黄益善担任,因他不能露面,行动不便,日常工作就由我二哥萧克允负责。开 会都由萧克允主持,讨论情况由我向黄益善汇报,黄的意见也由我向支部成员传达。 为了保密,我们见面都用暗号讲话,比如支部叫“我们学校”或“我们”;通 知开会就说:“到某处走一下”,直到后来我们参加湘南起义,在起义区才公开称 “南区支部”或“我们那个支部”。 支部成立后,开过一两次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萧克允在发言中非常明确地 提出,要走广州暴动工农兵苏维埃的路,不要“青天白日”旗了。我们分析了当时 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李(济深)唐(生智)战争虽然结束,但蒋介石占据东南地 区,桂系控制从安徽、两湖到广西一线,势均力敌,蒋桂一定会打仗。军阀混战有 利于工农革命。我们议论最多的还是搞武装、搞暴动,还研究过把队伍带上晋屏山 打游击的问题。晋屏山是嘉禾、宁远两县问的大山,满清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李 国柱曾在这里活动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地绿林散兵也曾割据过。我们当时认 为,搞武装暴动就要上山。 我通过萧亮,把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的情况通报了临武牛头汾支部,他们又转告 了宜章碕石支部,这样,我们三个地方支部就串联起来了。 1928 年春节前夕,支部的成员毛中心到临武星子坪活动,获悉朱德部队在宜 章起义。当他把这一消息带给我们时,大家都认为我们搞武装斗争的机会到了。支 部立即开会,决定派我和毛中心、唐伯安去宜章联络,其余人留在家里进行暴动准 备。 去宜章的第一天,我们三人走到临武沙田圩,找了一家伙铺住下。我一个人绕 道数里,到杉木桥村萧亮家去了一趟,想从萧亮父亲那里再了解点情况。萧亮家果 然聚了八九个客人,是宜章麻田欧家的地主们,在宜章城和麻田暴动后逃到这里。 他们说,朱德、杨子达(起义时宜章农协委员长)的部队在宜章暴动了。 我一听朱德的部队到了宜章,喜出望外。朱德是南昌起义第9 军的副军长,起 义军在潮汕分兵,他率25 师留守三河坝,我们兵败流沙后,便与他们断了联系, 没想到朱德现在到了湘南。 我内心激动,但表面显得很镇定,故意问那几个地主:“诸位先生是从宜章来 的吗?”萧亮的父亲连忙介绍说:“这是萧蘅石先生的侄子,现在13 军供职,是 有识之辈,可以倾心。”萧蘅石是我三伯父的号,他在本地教书多年,是有声有望 的文人。几个地主一听,连忙站起来,拱手让座。 这两年来,我也是几经风雨,深知应付这种场面要沉着,还要巧妙。我摆出书 香子弟的架式,用孔孟的语言同他们讲话。 我问他们:“朱德部队到宜章可是当真?”“千真万确!”“绝无戏言!” “有伤为证!”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我故作吃惊地说:“糟了,不久前我从13 军回家,行李什物都放在宜章城, 这如何是好?”有个胖绅士说:“万万不能再去宜章城,去了就没命啦。”探听到 朱德部队到湘南的消息,我早就坐不住了,但还是沉着应付,在主人的安排下,同 席就餐。 一个叫欧阳继山的绅士说:“他们搞什么苏维埃,让一些泥腿子、穷光蛋掌管 大权,真是反了天。”旁边一个绅士插话:“去年底,广东省里造反了,满街写的 苏维埃,到处喊‘劳工神圣’,天呀,劳工也神圣起来了!”我听他这样说,意识 到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就假装糊涂,不答话。 欧阳继山问我:“少先生,你对此如何看?”我装作痛心的样子说:“‘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工是劳力者,是治于人的,怎么神圣起来了?”他们 听后,一片嗟叹。 我又问:“宜章现在情况如何?”欧阳继山说:“朱德的兵退到巴黎堡、黄沙 堡一带去了,宜章城光复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一早,我到沙田圩街上,找到那两位同志,就出发去宜章。事先商量好, 遇到民团盘查,我就扮作13 军军官,唐伯安是我的同学,毛中心是农民出身,已 40 出头,装作我的挑夫。 我们翻山越岭,走了两天半,终于到了宜章碕石。 这时,碕石已在前4 天挂起红旗,宣布暴动了。我按彭睽告诉的联络办法,去 承启学校找吴汉杰校长,但学校已放假,我就直接去村子里找周攸华。 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正好对面来了个30 多岁的男子,问:“你们找谁?” 我说:“找周攸华。”他警疑地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什么周攸华。”我说:“肯 定有!”他颇严厉地对我们说:“走!跟我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像是办公室 的大房子,里面有不少人,都在忙忙碌碌。一个书生模样而形色从容的青年男子用 审示的目光,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就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 当告诉他我从临武牛头汾来,叫萧克(我原叫萧武毅,这时为了隐蔽,改名萧 克)时,他笑起来,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欢迎你来碕石,参加我们的暴动吧!” 说着,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一会儿,彭睽从外面进来。我们前一个月见过,算老朋友了。他连忙指着那个 男子对我们说:“他就是宜章黄沙区党支部书记彭晒同志。”彭晒在当地是有名望 的小学教员,打入这地区的上层,当了民团团长,掌握30 多支枪。当朱德部队在 宜章城关揭开湘南暴动的序幕后,彭晒根据宜章县委的指示,领导了以碕石村为中 心的黄沙区暴动,并根据朱德的委任,将所掌握的武装编成工农红军第2 团独立营, 由他任营长。 彭晒机敏而幽默。其实他早从彭睽那里了解了我的政治态度,还饶有趣味地把 我“审”了一遍。一切释然后,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那位盘查我们的同志叫周廷 彦,也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上井冈山,后来在赣南牺牲了。他是“小红军”周礼的 父亲(周礼到陕北后也牺牲了)。 就这样,我们和碕石支部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上,又见到彭儒、吴统莲(后 改为吴仲廉)等同志。晚上,支部开会,书记彭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组织委员吴 统莲把我们的组织关系接收下来,从此,我们3 人参加了宜章黄沙区碕石的年关暴 动。 根据支部的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武装——独立营(后为2 团3 营)副 营长,营长是彭晒。因为部队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兼连长,彭腰任党代表。他 们知道我参加过南昌起义,所以主要叫我负责军事工作。彭睽为支部宣传委员,又 是碕石村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支部书记彭晒为全面领导,他和组织委员吴统莲经常 来部队讲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当时,这个党支部真正发挥了暴动中的领导和骨 干作用。 从嘉禾来时,黄益善、萧克允等让我们与宜章碕石村党支部联系上后,就去找 朱德部队,请他们协助嘉禾南区暴动。此时,朱德部队正在砰石地区与许克祥的24 师激战,联系不上。我就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在碕石帮助独立营造枪的嘉禾籍铁匠, 带给黄益善和萧克允,告诉他们,我们留在碕石参加暴动了。大约过了半个月,黄 益善也来到宜章。他与宜章县委的胡世俭、张际春、彭祜等,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 同学,同搞革命运动,他们就调他到宜章县委工作。以后我们上井冈山,他陆续担 任了红4 军的连党代表、支队党委书记和军党委的秘书长, 1929 年冬,在红4 军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4 军军委委员。 黄益善来后又过了半个月,我二哥萧克允和临武牛头汾支部书记贺辉庭也到宜 章梅田。他们找到我,请求独立营去支援临武、嘉禾的武装暴动。我说:“这需宜 章县委决定。”他们随即去请示县委。得到的答复是,请他们先回去准备,待适当 时机即派军队策应。 他们返回后不久,湘南暴动就失败了,我率独立营撤往井冈山,从此和他们断 绝了消息。1933 年夏,我在湘赣苏区时,见到湘鄂赣军区政委黄志竞和副司令员 严图阁,据他们说,两年前,萧克允曾受上海中央特科之命到鄂东南去搞兵运工作, 以后转入红军,在鄂东特委军事部办的红军学校任教员,后任鄂东南红3 师参谋长、 湘鄂赣北路指挥部参谋长。1932 年底。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薛岳部在湖北通城的 大坂作战,萧克允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回柳河苏区后牺牲了。至于贺辉庭,我还是 解放以后回湘南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他一直在临武坚持地下工作,不屈不挠,1929 年秋被反动派杀害。 碕石暴动后,我担任独立营副营长兼连长,这个营实际只有一个连,步枪和梭 镖各30 多支,而步枪约有一半是本地铁匠仿造的,名为五响枪,但打三四发子弹 就要擦油才能打,大家称其为“土快枪”。“土快枪”者,又土又快也。表尺与准 星不精确;快是能连打五发子弹的后膛枪,不同于从前面装火药的土枪。人员都是 本地农民,相互间讲土话,离三五十里的人都很难听懂。晚上,有些人还带枪回家 过夜。班、排长也是本地人,军事不高,即使执行日常勤务也不够。 我在铁军工作过,体会到铁军的钢铁精神是从严格的管理训练和从艰苦战斗中 培养锻炼起来的。我常想,孙武可以把吴宫姬妾训练得进退自如,戚继光可以把义 乌农民兵训练得赴汤蹈火,我们是共产党,也一定能把这些农民训练成新的“铁军”。 我认真整顿训练部队,首先宣布了几条规定:建立连值星、班值日制,有事要 报告;早晚点名,按时操课,爱护武器,行军不用枪挑东西,梭镖不倒插,不沾土,保 持洁白而锐利;吃饭由值星班长吹哨子集合,一班一桌;办公不讲土话,还要讲礼 节。 我反复向部队讲明道理,要求个个遵守。一次,有个战士严重违反纪律,查明 唐,全连集合进行体罚。这样队伍就比较整齐了。体罚,如打屁股、打手板,现在 看来是笑话,那是旧军队的恶习, 1929 年红4 军第9 次党的代表大会批评为军阀 残余,完全对。但当时我们管理水平低,只知道这种办法。 地方同志和农民看到我把部队带得守纪律,又学会各种射击姿势及散兵动作, 虽然处分了他们的子弟,但认为我执行纪律时,还合人情。他们见到我,都亲热地 叫我萧连长,就是50 多年后,我回碕石,老人见到我,还亲切地叫我萧连长。 碕石暴动组建的独立营,虽只有100 多人、30 多条枪,梭镖多于步枪,但在 当时也是一支重要的武装了。我对这支部队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带着四出游击。 附近大黄家有个恶霸地主,有武装,群众都恨他。我们乘夜包围了这个地主的 宅院,打死了大恶霸,振奋了周围的群众,农民纷纷起来暴动。我们就协助各区、 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宣布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把地主的 田契、帐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把打土豪所得的浮财分给穷苦的农民。不到半月, 整个黄沙区以及靠近广东边界莽山附近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暴动的烈火越烧越旺。 我们在宜章西南山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坚持了两个多月。此时,朱德、陈毅的 部队正在郴州、耒阳一带。国民党湘、粤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部南 北夹击,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我营因处于偏僻的宜章西南山区活 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就靠近白沙区梅田镇,与那地区的欧阳祖光和王政领导的 农民起义武装汇合。为统一指挥,两部合编为宜章独立营,男女老少约600 人,枪 六、七十支,梭镖300 多杆,名义上仍为彭晒之独立营,后彭调宜章县委工作,独 立营由龚楷任营长,我为副营长。 我和龚楷都参加了南昌起义,龚在朱德部,我在叶挺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 部到湘南又发动起义,朱德派龚楷到碕石地区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正值发动起义, 他就留在当地参加了起义。他虽是朱部来的,又是四川人,但与当地的同志联系较 好,又有指挥能力,选他为营长是适宜的。不幸的是, 1929 年冬,他在东江工作 时病故了。 敌军占领宜章城后,反动民团又占领了黄沙、梅田一带。我们退到骑田岭南面 一个叫麻田的大村落,又从麻田翻越骑田岭主峰黄琴岭。黄琴岭林木茂密,瞩目中 原。当我们翻山时,红旗招展,梭镖刺天,嘹亮的国际歌声响彻山岭。一时间,豪 情洋溢,乘兴写下了一首诗: 农奴聚义起烽烟, 晃晃梭镖刺远天。 莫谓湘南陬五岭, 骑田岭上瞩中原。 这时候,湘南暴动失败了,我们600 多农军是最后撤退的。骑田岭虽然是中国 南部五岭山脉之一,但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很难持久坚持,我们几个领导人 商议,认为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宁冈、碕县活动(当时不知其己南下),朱德、陈 毅和宜章县委大概已东去,就决定自己也东去。于是,我们深夜越过郴县和宜章大 道,登五盖山,继续向东,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了。 我们这一群背梭镖的农民队伍和大红军会合,又见到有名的农民运动先驱毛泽 东,多么高兴啊!他们见到我们也是同样心情,欢呼雀跃:“宜章独立营来了!宜 章独立营来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