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斗在中央苏区 1930 年5 月间,我们由赣南再度入闽。6 月上旬在上杭官庄击溃金汉鼎部周 志群新编第14 旅,即进入长汀县南阳。这时我们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 本来,5 月初,军部派1 纵队党代表熊寿祺去上海,把我们打南雄、大余时筹的一 些金子给中央送去,正好赶上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就作为红四军的代表参加了。 但会议结束后,熊寿祺一直没有回来。1950 年春,我在汉口碰见他,才听他说, 从上海中央返回闽西时,在厦门被敌人扣住了,他家把他保释出来,送到上海复旦 大学读了两年书,后又到日本读书,以后在四川作社会活动。 我们是通过秘密交通线得到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中央要求各地红军分别 集中组建正规的军团。根据这一精神,红4 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南阳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红军改编的问题。因当时没有接到中央的正式指示,只是议了议,没作决定。 6 月中旬,我们从南阳移到长汀。两天后,中央代表涂振农来了。他传达了中 央(立三路线)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及要“扩大红军一百万”、 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当时中央看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对革 命形势看得过于乐观,说什么“统治阶级十分动摇”,“国民党很脆弱”,“不攻 自破”,“一攻就破”等等。因此命令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 动,夺取全国政权。 根据中央指示,前委决定将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编为第1 路军(不久改为1 军团),红4 军一分为二,以原4 军的1 、2 纵队和由福建地方武装编成的3 纵队, 组建一个军,仍称4 军;以原4 军3 纵队和福建地方红军12军合编为一个军,称12 军;黄公略的红6 军改为红3 军。胡少海领导的福建地方武装编为21 军,另外, 决定由陈毅将赣南第26、27、28 等纵队和赣南独立师编为红22 军,这个军是1930 年在信丰成立的,第二次打长沙后编入1 军团。 公布干部名单时,我为4 军3 纵队司令。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来红军编成大兵 团,要打大城市,适合了我们盼望革命快成功的愿望,感到非常兴奋;二来我知道 3 纵队是由闽西农民军组成的,武器少且落后,人员也缺乏军事素养,我当过农军 连长,知道带农民军的艰辛,现在又要去当农军司令,心里多少有些不大痛快。 新任4 军军长林彪和军委书记谭震林找我谈话,说:“3 纵队是新队伍,你要 快去,我们不久就要出发打南昌啊!”我一想,这是前委决定的,就答应了。因很 快要出发打仗,我对自己的队伍心里没有底。以前带过农民军,但只有一个连,不 到100 人,管理训练都可以亲手办;现在1000 多人,不能自己喊口令、讲课、下 操,必须通过干部。常言说:“打枪靠兵,指挥靠官”,只有解决了干部问题,才 能保证部队能打仗。我就找林彪和谭震林,要求把我兼任队长的第1 纵队教导队全 部调给3 纵队。这个教导队有50 多名快毕业的学员,已经过了3 个多月的随营训 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林彪和谭震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真高兴,就去 3 纵队任职。 3 纵队政委张赤男,福建长汀人,是一位好的同志。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 参加了广州起义,以后回家乡,以中学教师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很多青年 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入了革命,后来他又组织游击队,并逐渐扩大,到汀州改编时, 已发展到了两个支队。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还配了政治干部。当闽西特委决定 他们加入主力红军时,他很快带着成建制的农民军到汀州参加整编。我为有这么一 位忠于党而又有能力的政治委员感到欣慰。 在汀州,我抓紧整编和训练部队,张赤男主要抓部队的巩固工作,还派人继续 动员农民参加主力红军。 两星期后,全军在汀州开誓师大会,随即向江西出动,去打南昌。部队经瑞金、 兴国、富田、水南、吉水、永丰、清江,一直到樟树镇附近。湘军鲁涤平部一个团 驻守樟树,红四军把他打垮了。占领樟树镇后。了解到南昌驻有国民党正规军6 个 团。1 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不打南昌,全军西渡赣江,到上高、高安一带做群众工作。 记得那时上级发了一个命令,上面说“窥袭南昌”,这个话很灵活,可以理解 为有利时就乘机进攻南昌,也可以理解为远远攻击一下,起威慑作用。 实际我们采用了后一种办法。8 月1 日那天,我们以一部兵力攻击在赣江西岸 的南昌牛行车站,并隔江向南昌城打枪,向敌人示威,也是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这一着是对的,不盲目执行中央的命令。南昌是敌人重 兵驻守的中心城市,我军虽号称军团,但大多是由地方武装和游击队集中编成的, 武器又差,打南昌不切实际。总前委就把部队转向赣西做群众工作。我们在赣西工 作20 天,扩大了部队,也筹到了军费。 前几年有人问我:当时红1 方面军执行立三路线了吗?我说,执行了,不然怎 么会从汀州向南昌进军?但又有保留,我看主要有两点保留:一是从汀州出发时, 留下了很多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而立三路线是要将武装全部集中,连一支 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的;二是立三路线决定打南昌,一方面军采取“窥袭”战略, 当发现南昌驻有重兵,打不了时,立即向西做群众工作。 我们在赣西做了一段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的工作以后,继续西进,进到万载与 湖南浏阳之间的桐木。在此前半月,敌为阻止红军向长沙推进,派戴斗垣旅3 个团 扼守文家市。我们摸了一下敌情,认为有打胜的把握,就决定进攻。这是3 纵成立 以来参加的第一个大仗。为了打好这一仗,我同张赤男一起,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 会,传达攻打文家市的战斗部署,规定战场纪律,并且要求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 在后,党代表要同大队长一起在前面指挥。 第二天,我军进攻敌阵,红3 军从正面进攻,最先和敌人接触,吸引敌主力。 红4 军打敌侧面,红12 军迂回到敌后,断敌退路。军部给我纵队的任务,是在1 纵队的左面展开,我纵队的两个支队平行攻击,上下一心,进攻有序,很快就占领 了敌左侧后阵地。经过三个小时的冲杀,正面敌溃退, 12 军在后面拦击,敌全旅 被我消灭。我纵队缴获步枪300 多支,重机枪4 挺,子弹三四万发,还抓获了大批 俘虏。这是我们这支农民军自闽西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第一次大胜利。 这个胜利使全纵队上上下下的信心大为提高。 记得刚从闽西出发时,我们这支农民军不要说打大仗,就是长途行军都很难掌 握。进入江西后,部队过乌江,那一带是赤白交界地区,离吉安、吉水敌据点不远, 敌机经常出来侦察轰炸。许多战士没见过飞机,敌机来了也不知道隐蔽,还在那里 指指点点地看热闹。为了安全,部队改为夜间行军。 一天晚上,地主武装来袭击,我们纵队在最后,敌人离我们老远,枪声稀稀拉 拉,可以判断人数不多。而新兵没经验,听到枪响就紧张起来。天快亮,将近乌江 边,后续支队的副官跑来报告,说他们的支队听到枪响就向后面跑了。我急忙问: “跑了多少?”副官回答:“跑了一大半。”我又问:“连长,排长跑了没有?” 副官说:“他们没有走。”我生气了:“那为什么不掌握部队?”副官竟回答: “白天好掌握,夜晚看不到,一惊就跑散了。”我和张赤男愣了一下,一想,也不 奇怪,农民军,新兵多,难免发“谣风”。我就命令副官:“立即回去,让各连连 长、排长、党代表到山上去把走散的人员喊回来,我们在这里等。”我让纵队直属 队就地休息,又令跟直属队走的一个支队继续前进,到乌江边,控制渡口,等我们 和部队到了再前进。 天亮后两小时,后面报告,跑散的人都我回来了。于是,一起到乌江边,在林 中休息,同时报告军部。 这次发“谣风”让我们紧张了一下。说实话,那时我最怕发“谣风”, 29 团 在湘南因发“谣风”溃散的悲剧,我记忆犹新。发“谣风”是因为战争环境下心理 紧张造成的,新兵和一些没有经验的军官,对于突然出现的情况,缺乏判断能力, 盲目性很大,听到一点动静,就乱作一团,个别人甚至因梦幻而惊醒,也会引得许 多人丢盔弃甲地乱跑。 发“谣风”是使部队跑散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要掌握部队就必须制止发“谣风”。 除了加强日常训练和纪律教育外,还采取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晚上在室内宿 营,连长、排长都睡在门口,一发“谣风”就把门关上,谁也不准跑出去。如果在 路上发“谣风”,就命令大家坐在地上,都不准动。 一静下来,就能冷静地观察和鉴别情况。这样做果然有效,在樟树镇住的两个 晚上,有几个部队发“谣风”,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制止住的。 为了尽快使部队能够打大仗和硬仗,我还想在军队中采用“连坐法”。 “连坐法”是戚继光创造的,北伐军用这个办法在北伐进军中,确实起了作用。 红4 军从汀州出发后,我曾在纵队委员会上提出实行连坐法。张赤男是黄埔生,他 知道北伐军有这个制度,我的建议得到他的同意。我同林彪也讲了,林彪也表示同 意,这样就定下来。后来红4 军军委检查我的工作,认为这个办法不妥当。我为此 而受了党纪处分。“连坐法”是旧式的治军方法,1929 年曾有人提出在红4 军中 实行,朱德不同意,说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游击战争,毛泽东也不同意。现在看来, 红军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主要靠提高政治觉悟,加强纪律教育来激发战斗热情, 不应用这种方法。 文家市一仗缴获很多枪,步枪大家会用,但重机关枪就不会用了。我发现,俘 虏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一些人懂机关枪,我就亲自给他们做教育工作,讲共产党的主 张,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军阀混战不顾工人农民士兵死活,讲“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当时,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俘虏兵们目睹军阀混战给 国家带来的灾难,饱尝战乱给个人身心造成的痛苦,对我的讲话很容易接受。我讲, 他们也插话,列举军阀混战的事例,说到痛楚之处,有的禁不住唏嘘出声。 这样宣传,使他们思想发生了转变。我任命一位解放过来的中尉排长当机关枪 连连长,他很感动,尽管知道我们不发饱,生活很困苦,也愿当红军,接受任命。 那时,每打一仗,都抓不少俘虏,俘虏兵成了红军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俘虏兵的教育改造,成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感到,对俘虏兵 的教育改造,攻心为上,晓以大义,让他们明白为谁打仗,同时也要给予更多的信 任和关心,让他们感受到红军队伍的温暖,体会到人民军队中亲密无间的官兵关系。 通过两种军队的对比,他们多数人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昨天为白军利益打仗,今天 掉转枪口就会成为英勇杀敌的红军战士。 在文家市就听说彭德怀率领的红3 军团打开了长沙,但占领10 天又退出了。 毛泽东和朱德派杨岳彬去同3 军团联络,准备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当时3 军团在永 和市,离我们只有60 里,杨岳彬很快就联系上了。两天后,我们从文家市向浏阳 前进,在永和市与3 军团会师。两军团合编为红1 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 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还成立了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 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 会师的第二天,我们就按照总前委的命令向长沙进军,一下进到离长沙20 里 的地方。这时长沙守敌收缩了阵地,我们就把长沙包围起来。长沙有城墙,敌人在 城外设防,还有电网,我们没有攻城的重武器,便硬着头皮打,各种手段都使出来, 甚至连战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都用上了。说起来也好笑,原以为牛尾巴上挂了 响炮,就会驱使牛向前走,冲敌人的电网和防御工事,谁知我们花了一千多块大洋, 买了二三十头牛,晚上攻打敌人时,点燃牛尾巴上的响炮后,但受惊的牛根本不受 我们操纵,向两边跑,甚至掉回头冲我们自己的阵地,造成混乱。 围攻了10 天没有打下,总前委决定收兵,撤离长沙,退向醴陵、萍乡、安源 方向。这个撤兵是对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实际上打长沙在战略上不对。 同南昌一样,长沙也是敌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攻占这些大城市 的力量,希望“一战而得天下”,是不现实的,当时,立三路线看不到这一点。部 队退到醴陵、萍乡一带时,湖南省委还要我们回头去打长沙,说打不开也要打。毛 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决定从长沙撤兵。 长沙虽然没有攻下,但10 天的围攻战却锻炼了我们的农民军。文家市战斗后, 军领导对我们3 纵队信任了,打长沙时,便让我们和另两个老纵队共同担负作战任 务。那天,敌陈光中部3 个团由湘江西岸东渡,企图迂回于我攻长沙城主力军侧后, 总部令红4 军抗击该敌。我们在猴子石与敌人激战,反复冲杀,直至日沉。在战斗 中,我纵队刚成立不到20 天的机关枪连发挥了大作用。这个连的军官干部和机枪 手,多属解放过来的敌方兵员,他们射击技术高,打得准,又听指挥,一声令下, 4 挺重机枪齐发。打惯了游击战的农民军,听到自己的机关枪响了,精神振奋,冲 向敌群。那天我纵队打得很出色,连1 纵队都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战役后期,又参 加了夜间进攻长沙敌之外围防御阵地的战斗。 长沙大战,使我们这支农民军见了世面,经受了锻炼,已能和正规部队一样打 大仗了,我的精神得到大的解放。同我一起从1 纵队调来的教导队学员(大部分任 连排长),心情也和我一样,他们有时还十分感慨地议论:“司令官以前很少有笑 容,最近笑得多了。”部队成长进步,是全纵队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 我的好合作者张赤男,对我的支持最有力,帮助最大,每念及此,我都对他怀有深 深的敬重和感激之情。1932 年春天,张赤男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时我已调独立第 5 师,消息传来,我为党失去一个优秀干部,为自己失去一个最好的战友而痛惜不 已。1981 年春天,我到汀州,闽西人民立墓碑纪念赤男,我为他题写了碑文,以 寄托哀思,祭奠英魂。 9 月中旬,我们从长沙撤围,进入湘东、赣西,分兵发动群众。10 月4 日打 吉安。吉安是赣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四周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年多来,赣西 人民曾经8 次打吉安,虽然没有打下,但削弱了守敌兵力。那天,军部派我们3 纵 队当前卫,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作战序列是按战斗能力排的,以前我们总是走在 后面,现在上级认为我们成熟了,所以要我们当前卫。 吉安东北面的骡子山是敌人的重要防御阵地,军部命令我纵队主攻骡子山,我 们很快攻下了,就沿赣江逼近吉安城东北门。敌人凭城抵抗,我命令部队占领城外 房屋、土坎,构成阵地。敌人不断从城内发射迫击炮,我军按战术要求分散隐蔽并 积极准备攻城。 天黑了,我们一面监视敌人,一面继续做攻城准备。半夜,突然发现赣江上有 大批船只向下游移动。我判断是城内的敌人从水路退了,立即组织部队追击。那时, 雨季刚过,水面很宽,敌人靠东岸走,我们在西岸追。追了一二十里,在一条小叉 沟找到几条小船,一条船约能坐一个班,队伍中有会划船的,立即带领上船从河中 继续追。敌船走得快,我们赶不到前面。我命重机枪向敌船上扫射,但夜幕笼罩, 效果不大,敌船反而走得更快了。直到天亮,敌人大部分上东岸走了。即便如此, 我们还俘虏了百把人,缴获110 支枪,还有两万多发子弹。 这个胜利,我们把梭镖统统换下,人人背起步枪,好不威风。就在这天上午, 红军占领了吉安。第三天,我率3 纵队赶回吉安城。在这里,我看到了土地革命战 争以来最热烈、最壮观的群众场面。赣西各县的赤卫军、青少队,从十几里、几十 里的地方赶来吉安观光,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们身背红缨枪,颈系红带,有的 还打着大红旗,大家都显得无比兴奋,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 地方党动员了许多农民参军,部队扩大了,我们3 纵队增加七、八百人。 总司令部决定各纵队、支队、大队改编为师、团、连。我纵队改为红4 军12师, 干部不变。改名那天,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当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之感。 看到同自己一起从汀州出发的农民战友,虽然在非公务场合还是讲闽西土话,但个 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再没有“土共”的感觉,而是名副其实的“大红军”了。 在吉安住了10 天,我们出发向北行动,经峡江、新喻、罗坊,过赣江,向崇 仁进军。这时已得到蒋介石要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消息,总前 委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 月底,我们在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集结, 进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全军上下对国民党军阀早已十分痛恨。敌人向苏区进攻, 越来越残暴,兵力也越来越多。大家知道,一定要消灭敌人才能保护苏区和广大工 农利益。当时方面军总政治部提出早晚点名的口号是: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 枪炮!活捉蒋介石……这些口号,全军都喊,确是提高士气。 我们虽然没有反“围剿”经验,但敌人也没有经验。湖南军阀鲁涤平派18 师 张辉瓒部来东渡赣江,进至根据地基本区东固镇。又派两旅四团由张率领进至龙冈。 红军看出这个敌人孤军深入的弱点,以优势兵力将敌包围,我第3 军打正面,4 军 打侧面, 12 军在左后迂回。我师正打到敌人侧面的薄弱部分,敌军全面溃败。我 师缴获多,梭镖、土造快枪全部换成汉阳造的步枪。全师兴高采烈,我同样振奋, 认为农民师已发展成为正规红军了,我这个农民梭镖师长也光彩了。 龙岗告捷,大军东进,追击50 师谭道源师,我师始终作为主力参战,从早晨 打到下午,给谭师以毁灭性的打击,敌残兵败退,我军进到广昌县,第一次反“围 剿”不过一周完全结束。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红军去苏区东南部做了一时期发动群众扩大苏区的工 作,就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了。工作程序和准备一次反“围剿”差不多,但内容 更丰富,也更老练了。 第二次反“围剿”于1931 年4 月下旬开始,敌人来得更多,我师同全军一起, 参加反“围剿”战斗直到5 月底就胜利结束了。主力东进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 这时,总前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增建第4 、第5 两个独立师,这是地区性的红军,介 于县游击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武装。 6 月中旬的一天,林彪把我找去,说:“你的工作有变动,让你到独立5 师当 师长。”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大多顾虑。因我知道这又是一支农民部队, 我已经有些带农民军的经验了。 当天,我就赶往驻在福建建宁康都墟的总司令部,见到毛泽东、朱德。 他们同我谈了谈,让我去龙岗,向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报到并受领任务。 苏区中央局派来参加总前委会议的王稼祥也回中央局,正好同行。我们从建宁 出发,步行9 天,到了龙岗。 项英向我详细交代了任务:独立5 师在永丰、吉安、吉水、万安、泰和、乐安 几个县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发展这片红色区域,并努力配合主力红军在当地作战。 独立5 师由上述几个县的游击队合编组成,共约2000 人,我任师长兼师党委书记, 党内归永(丰)吉(安)泰(和)特委领导(我参加特委)。 在龙岗住了一夜,第二天去永吉泰特委驻地富田,见到特委书记毛泽覃和组织 部长陈正人,我把上级的介绍信给了他们。毛泽罩高兴地说:“太好了,正需要你 来。”陈正人也说:“老伙计,咱们又一起干了。”陈正人是井冈山时期的遂川县 委书记,我早就认识。毛泽覃也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也熟悉。我说:“得快些找 个政委,再派个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毛泽覃风趣地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你也一个人都兼了吧。” 我笑了,说:“那不成了‘独裁’吗?”陈正人说:“你就辛苦些,党政军工作一 起抓。”我们都是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干工作还讲什么条件?我不再说了。 毛泽覃又向我介绍了一下游击队的情况,要我尽快建立师的指挥机关。 告别毛泽覃和陈正人,我赶往离富田40 里的水南镇,找到吉安县委,就以吉 安独立营为基础组建师部。在县委帮助下,从各方面找了20 多个干部和勤务人员, 包括参谋、副官、供给员、会计,还有医生、护士、传令兵、炊事员等等,打出了 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牌子。又将吉安独立营及永丰、万(安)泰 (和)独立团分别改称第13、14、15 团,每团辖3 至5 个连,独立5 师算是建立 起来了。这期间,我既管军事、政治、后勤、党务,还要管部队,累得够呛。但觉 得干革命,累也痛快! 独立5 师组建不久,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开始了。7 月上旬,驻吉安国民 党的第19 路军东渡赣江,直抵富田。我们没有料到敌人进军如此之快,这时,主 力红军还在武夷山南部,鞭长莫及。我和毛泽覃商定,独立5 师虽然刚从游击队集 中起来,但也要敢于打大仗,尽量控制住我们的阵地,不让敌人过早深入苏区中心, 以待主力回师。 我们沿九层岭、观音岩山地,构成一条向西防御的阵地,固守了26 天,多次 打退敌人整团整营的进攻。 这时东、北、西各路敌人陆续深入苏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再守阵地了,就分 散游击。敌李抱冰师占领了东固。李抱冰是湖南宁远人,我在学生时代就听过不少 关于他能打仗的故事,心想,同这样的敌人打仗,得以智谋取胜。 敌人远道而来,背不了多少粮食,要守东固,就得另找粮食。于是,我把东固 附近地区的干部召集起来,统一部署,坚决贯彻前委的“坚壁清野”政策。 牛牵到山里,粮食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埋在地下。 那时正是8 月,稻子快熟了。我担心敌人割稻谷,就下令把脱谷壳用的砻子 (一种木质结构的磨)藏起来。我们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稻谷要用砻子 磨,再用风车把谷壳扬掉,才能把大米分离出来,没有砻子就是有稻谷也吃不上米。 砻子很大,要4 个人才能抬动,我们发动者百姓搬,有些来不及搬走的就把推 臂破坏。敌人驻守的东固镇,我们也派人进去,把能用的砻子都破坏了。 敌人割了稻谷,没有办法脱谷壳,只好煮谷子吃,边吃边吐谷壳,难以下咽。 时间一长,人饿得发慌,但蒋介石有命令,又不能不守在那里,真是进退两难。有 一天,我们截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牛耕田,马吃谷。马可以吃谷。人 还能吃谷吗?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当马了”。 我们在这一带游击了两个月,真是军民一家,官兵同心。蒋介石有30万人,在 苏区厉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下,“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我主力红军消灭敌人两万, 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剿匪已告一段落”,纷纷撤退。 反“围剿”胜利后,我适当集中部队整顿了一下,各团都武装起来了,莫说梭 镖,就是土造五响枪也不要了。15 团(原万泰独立团)最阔气,他们在拦截蒋鼎 文部独立旅时,缴获了3 挺重机枪和200 余支步枪,4 个连都武装得和主力红军一 样。我像在红4 军3 纵队一样,对“带枪的农民”进行整训,想使部队迅速来个 “铁军化”。 这次整训重点抓政治教育,办了一个党支部委员训练班,我亲自当教员,讲红 4 军“九大”决议以及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教材等。十月革命到了, 我们开纪念大会,我亲自讲话。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后,我又请他 们传达大会精神。总之,那时有个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师长又是师党委书记,没有 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不能放松;没有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更不能马虎。 经过一段教育,干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缺的干部慢 慢配齐,部队也严整了,能做到“令行禁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1932 年1 月底,红1 方面军围攻赣州,我师奉令西渡赣江,在万安、泰和、 遂川地区游击,配合主力攻赣州。两个月后,赣州撤围,我们又回河东,在永丰、 乐安活动。 当时,乐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但乡下大部分是我们的,只有一个叫万崇圩的大 镇,我们没有控制住。本来,这一带是老根据地。1929 年冬季,我曾到这里做群 众工作,结识了一位叫邱汉杰的地下革命者。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当地坚持 斗争,我们走后,他干得很出色,把这一带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建立了游击队, 他当队长,还打出苏维埃的旗帜。1931 年5 月以前,这块苏区已发展到两万多人, 但邱汉杰与县委的一些同志搞不拢,肃反时,有人就怀疑他是“AB 团”。邱汉杰 知道后闹独立,当“山大王”。但他不投敌,不改变苏区时期的主要政策。乐安县 委要求5 师帮助恢复这一地区,我就带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里。当地老百姓中的壮 年男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人、妇女和小孩。有的老人认识我,我就问:“邱汉杰 哪里去了?”妇女们说:“我们是妇道人家,哪里知这些事啊?”老人们说:“我 耳朵聋,听不清啊!”我知道邱汉杰在当地搞了几年,在群众中有威信,我就想争 取他。 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老人,说:“请你送给邱汉杰。”信送到了,邱还回 了信,但他不敢与我见面。我与他通了两三次信,再三劝说,他就是不肯出来。 县委有的同志说:“不要对这种人存有幻想啦!”后来我离开那里,县委调动 周围的游击队打他,他就投敌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教训。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本 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扩大化和简单化的方法处理,结果把一些人从革 命的队伍逼走,甚至逼到敌人一边去。1928 年的郴州事件,闽西的傅柏翠事件, 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这些人本身有大缺点,缺乏坚定的革命性,但从党的领导 思想来说,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自己而增强敌人的力量,对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这 个教训是深刻的。 1932 年6 月,驻乐安的敌人一个团出动,我率独5 师去迎战。战斗中,一颗 子弹从我左胯穿到右腿根,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四次受伤,而且比前三次都重。天 黑部队撤离战场,我被抬往设在兴国茶地的红军医院。 在医院一住就是3 个月。这期间,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张云逸到医院巡视。 我们以前不认识,但一谈起来,都参加了北伐战争,又都是当时“铁军”即第 4 军的,就很投机。张在粤军中有声望、地位,与张发奎也很接近,他给我讲了不 少关于粤军的历史和4 军上层的事,又讲了卢德铭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长 的经过等,他说:“警卫团建立时,叶挺想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去当团长。但他想到 自己色彩重(指共产党员色彩),就让我去说,因我年纪大,资格老,张发奎对我 更信任。同张发奎一说,他果然同意,这样才有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我听了他 的话,很佩服他善于在国共合作中工作。 住院期间,得知独立5 师编入红22 军,成为主力红军的一个师,还听说,中 央局准备调我去当红22 军军长。9 月,我的伤基本好了,就从医院搬到驻兴国县 城的江西军区司令部,那时,陈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郭天民任参 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一天蔡会文同我谈,说中央决定调他任湘赣军区司令 员兼政委,同时也调我去湘赣军区任红8 军军长,政委由他兼任。 这个消息对我有点突然。我原准备去22 军,陈毅司令员已同我谈了话,据说 命令都下了,因我在医院治伤,未到职,现在又决定调我到湘赣任红8 军军长,虽 说都是当军长,但这中间却有很大不同。红22 军属红一方面军序列,在中央苏区 活动,上有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红8 军则不一样,它是一个独立战略区 域的红军主力,担任这个军的军长,就意味着要担负起一个战略区域的主要军事领 导责任,要独立自主地支撑起一个局面。 我感到担子很重。蔡会文对我说:“我们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也算是湘赣的 ‘老人’了,对这个地区情况熟悉,你又有带农民军的经验,军事上有一套,我们 好好配合,一定可以干好。”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蔡会文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同 志,井冈山时期同在红四军。1930 年6 月汀州改编时,我任红4 军3 纵队司令员, 他任红12军3 纵队司令员,后来我到独立第5 师当师长,他到黄公略的红3 军,第 三次反“围剿”后,调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他政治坚定,有政治工作经验, 也曾带过农民军,正像他说的,我俩对湘赣地区民情、地理都比较熟悉,我们密切 合作,上有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靠苏区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支持,还怕搞不好? 大约在10 月中旬,我同蔡会文一起去河西了。记得那天陈毅司令员为我们送 行,送了很远。信任之情,期望之殷,尽在这相送之中。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