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返罗霄山 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河东是中央苏区,河西就是湘赣苏区。 我和蔡会文从兴国出发,西渡赣江后,于1932 年10 月25 日,到达了湘赣 省委、省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 湘赣苏区这时包括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全部,茶陵、攸具、遂川、吉安、萍 乡、上犹、崇义县各一部,总面积近一万平方公里。这块大苏区是在湘赣边界罗霄 山脉中段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井冈山在红4 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守。不久,敌人大举进攻,彭德怀膝代远 率部与绝对优势之敌激战了四昼夜,冲出重围,开往赣南与红4 军会合,井冈山根 据地被敌人占领了。 然而,湘赣边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在红4 军和红5 军主力相继离开井冈山 后,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和各县地方武装,为恢复根据地展开了英勇斗争。埋伏在井 冈山的32 团2 营以及遂川、宁冈、莲花、碕县、茶陵等县委及赤卫队,以宁冈中 心县委为主(书记何长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地主武装清乡队、挨户团,并 趁蒋桂战争爆发之机,收复了井冈山和九陇山军事根据地。这些武装合并组成边界 红军独立第1 团,在何长工、王佐率领下,先后夺回了宁冈、莲花两县城。当年5 月初,红5 军主力返回湘赣边,边界的革命斗争更发展了。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地处赣江西岸的湘东和赣西南西路两个根据地的军民, 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粉碎敌人“围剿”。 这年的3 、4 月,李明瑞、张云逸率红7 军经长途转战,由广西进至湘东根据 地。这时,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7 军与湘赣红军,配合红一方面军反 “围剿”作战,同时也扩大了赣江以西的根据地,为湘赣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打下 了基础。 7 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以及赣西南的西路、北路、南路 三个行政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10 月,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标 志着湘赣联合省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我们来时,湘赣苏区已建立一周年。看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已发展成今天这 佯一块广大的、巩固的红色区域,我们深深地为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预言所折服,为湘赣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感奋。 到达永新后,最先见到张启龙。当时,他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军区总 指挥,启龙同志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湘赣苏区政治、军事情况。接着,省委书记王 首道、省军区政委甘泗淇、军区参谋长冯达飞等也见到了。我们对湘赣苏区的建设 和发展,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从战略位置看,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河西战线。东与中央苏区 隔赣江相邻,北与湘鄂赣苏区隔袁水、修水相望,我们向北发展就通向湘鄂赣苏区, 造成威胁武汉、南昌、长沙的大局面。湘赣苏区在中央战略全局中所处地位十分重 要,我们感到肩负的责任是光荣而又艰巨的。 在永新住了两天,我们就赶往红8 军驻地。红8 军的前身,是湘赣独立第1 师 和第3 师。 第8 军是1932 年2 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的,但当时没有成立军部,也没有正 式任命领导干部。我去之前,由独1 师师长李天柱代军长。李天柱是井冈山的老连 长,1931 年3 月底,由江西苏区调到湘赣,接替刘沛云任湘东南独立师师长。 说起刘沛云,我有印象,刘在井冈山时,曾任32 团参谋长。有一次说: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陈独秀没有搞好。如果让我当总书记,不会搞 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很佩服他的胆量和气魄,对他产生敬重之意。下井冈山后一直 未见到他。我到红8 军时,刘沛云早已调回中央苏区。一天,我与军部管理科长闲 谈,他说他是刘沛云的弟弟,这使我很惊喜,忙向他打听刘沛云的现状。他弟弟却 哽咽着告诉我:他调回中央苏区后,在红军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肃反中,被打 成AB 团,我心一沉,这样一位洋溢着革命豪情的同志,怎么会是AB 团呢? 接替刘沛云任师长的李天柱,也没有摆脱肃反扩大化的阴影。中央苏区最初打 AB 团,他被人咬了。我来接替他当红8 军军长时,领导上不信任他,准备调他回 中央苏区。我和蔡会文做了一些调查,没有掌握什么材料能证明他是“黑色分子”, 就建议他到湘赣省军区当副总指挥,但后来还是被调回中央苏区了。 我和蔡会文到达红8 军驻地,正式建立了红8 军指挥机关。我任军长,蔡会文 兼政委;参谋长先是李朴,后是李达;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军的领导机关建立后, 对部队番号作了些改变,原独立1 师改为22 师,师长谭家述,政委王震;原独3 师改为24 师,师长戈勇,政委胡楚父。另由茶陵、莲花、攸县、萍乡等县地方武 装组成的新独立师改编为23 师,师长杨茂,政委谢国瑜。 红8 军的部队是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扩大起来的,在政治上继承了井冈山红 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比如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军民一致、官兵 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认真实行。在政 治组织制度上也是以井冈山红军为样板,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师、团成立党的委员 会和政治机关,连设党支部。 红8 军号称三个师,总人数约2700 人,下属部队的编制并不整齐,有的师三 个小团,有的师二个小团,有的不设团部,由师指挥各连。各团不设营,直接指挥 各连。没有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战术、技术不够。虽说已是一个战略区域的主力 红军,但还和游击队差不多,打起仗来也不讲究什么战斗队形,部队中的游击习气 很严重,我来了几个月,几乎每个月都因枪走火自己打死打伤十几个人。 我感到,这种状况正是游击战争中游击队成为正规军的特点。但是,游击队既 已编成正规军,就要脱离游击习气,这种状况是不能让它长期存在,必须加强正规 训练,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不仅枪要打得准,更要懂得战术、技术,班、排、连会 疏散开;还要熟悉前进、停止、射击、冲锋、集合、撤退等等。 当时处于紧张战争环境,不可能集中太多的时间训练,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 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铁军化”训练。 为了解决枪走火伤人的问题,我想了个办法。一次,全军集合,所有的人都不 准缺席。我当众规定:不准平举枪扣火,验枪只准朝天上或地下验;如果哪个平举 扣了火,不管枪里有无子弹,都要关禁闭。作了这个规定后,打死打伤人的现象大 为减少,部队严整多了。 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 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 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的加 强了。 我们到达湘赣苏区,正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蒋介 石除集中主力对中央苏区外,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也达10 个师8 万余人。当时 我们的战略任务很明确,就是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怎样配合 呢?我认为首先要巩固湘赣苏区,把敌人更多的兵力牵制在我们这里。 我和蔡会文都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湘赣苏区与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有很大 不同。井冈山全是山区,平地很少;湘赣苏区则多为平原和丘陵,地域比那时大多 了,人口也多,仅永新一县就有20 多万人口。湘赣苏区处于赣江西岸,与中央苏 区虽隔江相望,但赣江为敌人严密控制,就自然而然形成为独立作战区。这个地区 的军事活动,除注意与主要战略区及其他地区相联系相配合外,就要以本地区的情 况作基础来考虑和行动。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区发展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 大致都是如此。我到湘赣苏区,就感到原来的思想跟不上。跟不上就要改变。这是 任务和环境逼迫我们改变的。 虽然在中央苏区参加过一、二、三次反“围剿”,也打过不少大仗、恶仗,但 那时上面有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指挥,作为中层指挥员,我只从战术、技术上考虑, 战略上是不大注意的。到湘赣苏区的初期,我对战术技术注意得多,仍不大习惯从 战略上考虑问题。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我一时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对付。那时中央 除了总的反四次“围剿”的方针外,对湘赣红军并没有单独的指导。我感到压力很 大。 11 月下旬,国民党军李明第52 师之155 旅向我进攻,不断从北翼蚕食湘赣 苏区。11 月29 日,我率领红8 军迎击从古安官田出来向我进攻之敌,战斗持续 了两个小时,进展顺利。担任正面攻击的23 师和左翼的22 师都打得很出色,将 敌人全部击溃,给进攻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但还不是战略上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战术指挥是有把握、有信心的,对于敌众我寡的形势,也并不怕。 因早年读“淝水之战”的文章和曾国藩的家书,讲了以少胜多的事例;大革命时期 我亲历的北伐战争,也是如此。我想,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有条件打这种 仗。但我当时还不善于从全局上观察和处理战争大势,也就难于驾驭整个地区的战 争形势。 1933 年2 月下旬,敌人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苏区的进攻。 中央军委命令红8 军北上袁水,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 月,我与蔡会文率红8 军开 到新余以西地区。本拟渡过袁水与湘鄂赣红16 军会合,但敌人在袁水流域驻有强 大兵力,有坚固工事,我军两次强渡袁水都没有成功。遂转战于赣江流域中部地区, 直接配合中央苏区军民的反“围剿”。 由于这时期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大小事情都要靠自己决策,这就迫使我开始 注意战略问题,思考战略问题,学习战略问题。我认识到,一个指挥官,特别是独 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学会从战略大局思考问题,否则就无法指挥部队,不 能完成所担负的战略任务。 一方面是形势任务所迫,一方面也是思想上有了自觉的要求,我注意研究战争 的态势,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尤其是敌人的情况,诸如兵力布署、战斗作风、行 动规律等等,从中发现敌之弱点。 我们在袁水流域活动的时候,湘敌王东原第15 师乘虚占据宁冈城。3 月5 日, 该敌3 个团又越过七溪岭、龙源口,向我苏区中心——永新进犯。红军学校学员在 龙湾桥将敌人堵住,我即率红8 军主力返回苏区中心。这时,盘据遂川的敌第28 师,又企图进攻桥头、衙前。我将几路敌人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遂川这路敌人 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回头来再打敌15 师。 这路敌人的番号是蒋军28 师,原来是冯玉祥的军队,1930 年中原大战后, 被蒋介石从北方调到江西。二次反“围剿”时,该敌进至富田以东的九层岭地区, 被我红四军及12 军消灭后重新建立的,利于我再消灭它。决心定了,我们于4 月 6 日到达路田,根据敌人分布情况,采取佯攻打援之策。7 日,我们一部向据守于 田墟的敌28 师83 旅旅部及166 团发起佯攻,引诱遂川城内的敌人出援,以便在 运动中将其消灭。遂川城之敌果然被诱而出,我乘机在运动中从侧面伏击,仅半小 时就将来援之敌1 个营及迫击炮连、机关枪连大部歼灭。共缴获迫击炮4 门、重机 枪3 挺、步枪220 支,毙敌200 余人,俘虏100 多人,其中有敌营长、连长。 这个胜利不算大,但对于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进攻的气焰,起了很好的作用。 战后我总结了一下,从为这一仗所以取得胜利,一为进攻方向选择得好,避强打弱 ;二为战役目标明确,诱敌出来歼灭之;三为战术动作好,部队位于敌前进路翼侧 二、三里处隐蔽,我见敌出来,就突然从侧面出击,迅速解决战斗。 这一仗后,我对平原、丘陵农村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在思想上逐步搞清 楚了,这是属于内线作战,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以消灭敌人为主要 目标。 这个思想确立后,我们在行动上就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云田墟战斗后,5 月份内又连打了3 个胜仗。 4 月间,各路敌军向我苏区腹地进犯,其中以第15 师和第63 师进得最快。 当时, 63 师孤军深入,占领了莲花。我和蔡会文都认为这是有利的作战时机。当 时,敌人以主力一个师占领莲花县城,但被我地方武装四周包围,交通运输被我截 断了,从整个形势看,湖南敌人虽然处于优势,但莲花地区之敌的态势不能算优势。 茶陵是敌进攻莲花及宁冈之敌的后方基地,他一定会来打通莲花至茶陵的交通,而 这一段路,处于我苏区范围,又为山谷地带,敌人一出动,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何时出动,我们不知道。但我和蔡会文都意识到,敌人肯定要出来。 5 月8 日,我主力从永新南面经小冈区进至莲花城南三、四十里处之棠市时, 我事先把战斗想定用命令写出来,发给部队。命令规定出现某种情况用第一案;情 况发生某种变化就用第二案,等等。 就在这一天下午,得到茶陵独立团和县军事部报告,敌人约一个团从茶陵向东 出动,向莲花攻击前进。我们立即命令茶陵独立团(约200 多人)根据预定方案, 边打边退,诱敌进入九渡冲狭窄地带,主力部队则在棠市附近待命。那天吃过晚饭, 前面打响了。部队按预定命令就集合,按预定序列行动。主力3 个师分两路向九渡 冲前进,形成有力的侧面攻击,一下子就吃掉敌人两个营,缴获4 挺重机枪和许多 步枪,还有大量弹药。 晚8 点多钟,我们回到棠市宿营。我估计敌人第二天一定会来报复,因莲花城 内敌人还有3 个团和1 个特务营,他们不打通这条交通运输线不利于进攻湘赣苏区。 还有,63 师及师长陈光中是杂牌军,如果不打通这条交通线,他的上司(蒋介石、 何健)就会把他的整编掉,叫他和亲朋故旧失去位置。 基于前二者,我和蔡会文认为莲花敌人会出来。就研究了新的战斗布署。第二 天一起床就作好战斗准备,部队开到九渡冲占领阵地。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饭后,敌人就出动了。敌人两个团、一个营,加上先 一天没有消灭的一个营,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我们头一天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又 得到大量武器、弹药的补充,战斗力更强。我军即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从早上八、 九点钟一直打到中午,担任正面进攻的24 师和右翼22师同时抢占了有利地形,向 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翼23 师从敌侧面攻击,敌人就溃败了。我军进行战场追击, 缴获重机枪22 挺、步枪上千支,击毙敌旅长1 名,俘敌六、七百,其中敌团长、 营长就有好几个,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嘉奖。 九渡冲胜利过了20 天,在棠市又打了一仗。5 月29 日,我们开到茶陵与永 新边界的路江、梅花一带待机。茶陵县委对敌情掌握得清楚,敌人一举一动,都及 时通报给我们。一天,茶陵的同志来报告,说敌人向这边开来了,有5 个团,还有 很多行李担子。我当时就决定要打。蔡会文认为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打不得。我说, 敌人虽然多于我军,但他是走路,又有几百担行李,上下坡、过小桥等大小障碍都 不灵便,行军纵队会拉得很长;而我是在敌人侧面隐蔽,主动从敌行军纵队侧面出 击,地形有利,战机有力,又只打敌人的一节,虽弱犹强。 蔡会文知道我是从“铁军”出来的,仗打得多,有战争经验所以军事上尊重我 的意见。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进到出击地区。赶到时,敌人主力刚过去,恰好打上敌 人中间和后尾的一个团及大批辎重行李。我军猛烈从侧面攻击,迅速解决战斗。这 一仗缴获步枪500 余支、机枪5 挺、迫击炮2 门、无线电台一架,俘敌600 多人, 其中敌团长1 人,还得到了军装和军衬衣各1 万套,而我们只伤亡四十五人,是最 便宜的一仗。 九渡冲和棠市战斗,在指挥上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敌人行动判断得准确。 知彼知己,按预定计划行动,都能取得预想的战果。二是能临机应变。我从参 加北伐战争起,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战场经验,即使遇到新情况处理也快。 像头一天打九渡冲和后来打棠市,都是突然发现情况,马上作出决定,及时捕 捉战机而胜利的。三是能辩证地分析敌我态势,不是简单地以敌我兵力多寡而作决 策。打九渡冲和打棠市,我们的兵力都不占优势,但把战场形势综合起来分析,敌 强之中有弱点,我之弱处有优势。敢下决心,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九渡冲和棠市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我的 心情颇为激动!刚到湘赣时,这么一大块根据地,又面临着那样严重的敌情,能不 能保得住?心里没有数。过去我是在上级指挥下行动的,现在独立指挥一支执行战 略任务的部队,仗该怎样打?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心里有底了。特别 是在战略方面,我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革命战争中有作为的军事指挥员,而现在感 到,敢于担当独立行动的部队的指挥重任了。 1933 年5 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 来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6 月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永新将红8 军改编为红6 军团第17 师,下辖49、50、51 等3 个团;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 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李朴为政治部主任(后改为王震)。 这时,红6 军团只有个内部名义,既没有成立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 任弼时来后,省委连续开会。6 月间,我们住在永新龙山,有时也参加会议。 我印象最深的,是批斗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永新有个列宁场,就在那个广场上斗 他。我们知道省委负责肃反的是刘士杰,这个人“左”得厉害,骄横跋扈。他到中 央苏区接受了“左”的东西,回来后变本加厉,粥时同志从中央来,虽然不可避免 地受“左”的政策的影响,但他比较稳重,当刘士杰提出要枪毙张启龙时,弼时制 止了。长征时,经弼时同志同意,把张启龙放了出来。走到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 我和王震建议派张到六军团当供给部长,任弼时同意了。 刘士杰后来因企图叛变投敌,被枪毙了。表现得极“左”的人往往会走上另一 个极端——极右,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那段时间,在红军中也处理了一些人。红17 师政治部主任李朴因有“托派” 的嫌疑,被撤了职。这个说法也是从中央苏区传过来的。我们接到省委决定时,都 感到有些奇怪。李朴是红军中的老干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到 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在红8 军时,先是当了一段参谋长, 后又任政治部主任。我到湘赣以后,常同他一起交谈,感到他是一个革命热情高, 政治上比较老练的同志,怎么会是“托派”? 据说李朴在莫斯科炮校学习时,苏联开展反“托派”的运动,他曾被学校关了 三天禁闭。 李朴被撤职后,曾对人说:“告诉省委,我有错误,可以撤职,但不要开除党 籍。我要努力工作,为党尽力。”他的这番话,代表了受冤屈同志的心声。那时打 仗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不信任。对于把党的事业看得重于生命的人来 说,不能被党组织理解、信任和承认,那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种精神状态,我过 去认识不深,自1958 年反教条主义和后来“文革”给我戴上了几项不实际的大帽 子后,认识就深刻了。 李朴是1935 年7 月红六军团在湘西招头寨与湘军战斗中牺牲的,就牺牲在离 我不远的战地上。那天我正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在我附近的李朴, 他立刻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青草。他用自己的热血证明了对党、对革命事 业的忠诚。 经过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取得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经验,但当时 中央整个战略指导上是“左”的,不可避免地也给我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九渡冲、 棠市两战之后,本来应该休整一段时间,这时,军委指示,主要意思是叫我们坚决 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所谓“积极进攻”,具体地说,就是连续寻找强敌作战; 1933 年7 月,我们曾两次向宁冈出击及向萍乡出击都劳而无功。 当时敌人在坳背、下水湾一带,碉堡摆得密密麻麻。我军进到宁冈,敌人就集 中兵力由古城、砻市向我迫近。我们占领阵地,准备敌人进攻时从阵地前用反突击 反冲锋战术打垮敌人。可是敌人见我们摆开阵势,他也摆开阵势,只构筑工事,与 我军形成对峙局面。他们有6 个团,占领宁冈中心地区,以宁冈与古城为基地组成 防御体系。我们当时只有4 个团,失陷后的苏区宁冈县,群众工作一时不能恢复, 不利于大战,便在敌军构筑工事时,乘夜撤退,另求机动。 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只是做而不公开讲。因为当时“撤退,机动”这些词,很 容易给“左”的好事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其实,军事上尤其是在游击 战争中,经常采取这种办法,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还有一句“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的话,都说的是这个道理。敌人强大且处于有利时机,我们打不赢, 当然要走了。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不能则避之”、“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避实可击虚,避强可击弱,打不赢就走,还可以打得赢。当时我军的处境,就是我 这个老兵,也只能做,不能明说,足见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之深,控制之严。 8 月间,我们又在茶陵宁冈之间活动。事前得到情报,敌人为缩小苏区,可能 分兵到梅花一带窜犯,我们采取每天派一个团利用地形待机,捕捉敌人,有一天中 午敌人一个营从墨庄与城皇庙之间插过来。被我们捉住消灭了。为扩大战果,派49 团向雪花坳敌据点佯攻,想把坳背的敌人吸引出来再吃掉它,不料碰上了敌主力之 一部,结果打了一场硬仗,毫无所得。 9 月,我军又出萍乡活动,敌人情报灵通,调动快,加上飞机轰炸,我军被迫 打了不利的战斗,造成二、三百人的消耗,只得撤回苏区。 两役不利,是军事领导上的大问题。11 月,任弼时召开省委会议,指出湘赣 红军在6 月以前的反“围剿”战争中,是打得较好的,基本上坚持了游击战、运动 战的战略战术。又认为蔡会文在执行军委的指示中犯有错误(当时还没有认识军委 指示本身也有错误),于是蔡会文辞去了17 师师政委的职务。 当时,“左”倾路线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个任务没完成好,就批 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永新召开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打“死老虎”(指王 首道),要打“活老虎”(指蔡会文)。王首道当“死老虎”,历史已经证明错了 ;把蔡会文当成“活老虎”打,更是错上加错。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这个觉悟。1933 年11 月底,省委批准蔡会文辞去17 师政治委员,并派陈洪时来继任。不被信任 的蔡会文后来牺牲在战场,而陈洪时在我主力长征后当了叛徒。 1933 年10 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100 万军队、 200 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当时,湘敌刘 建绪积极向我湘赣苏区进攻,他把彭位仁第16 师和王东原第15师之45 旅摆在主 攻方向;以第15 师主力和陈光中第63 师在南北两翼配合,企图首先攻占湘赣苏 区西部要冲梅花山地区,进而进攻湘赣苏区中心——永新城。 梅花山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莲花、永新之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东侧。 控制这里可以威胁敌人主要补给交通线,又利于我出湖南活动。所以,我们决 心利用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条件,保卫这个地区。 敌16 师每天派出一两个营到梅花山北侧向我作试探性进攻,但主力不轻易出 来。我还是让茶陵独立团在梅花山阵地加强工事,在山顶北侧修筑一个碉堡,并在 周围做散兵工事,吸引敌人主力出动。我军主力则摆在梅花山、江鼓寨之线待机。 正在赣江活动的红18 师也调来参加战斗。 11 月8 日,敌第16 师5 个团和第15 师之45 旅共约7 个团兵力,向梅花 山发起攻击。茶陵独立团凭借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两个钟头,敌人越来越多, 形势紧急。这时,红17 师先头一个连跑步投入战斗,红18 师一个团也赶来参战。 这时敌人的炮火猛打碉堡,其实我们根本不在碉堡内,而在碉堡外的野战工事和灌 木丛或山坡隐蔽。炮火一过,敌人的步兵攻上来,我坚守正面阵地的部队给强攻之 敌以重大杀伤;随即一鼓作气,乘胜反击,将敌主力3 个团全部击溃。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同敌人打的第一仗,打好了。我军只伤亡100 多人, 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天打扫战场,清数敌人尸体就有200 多具,估计敌人伤亡人数 在800 至1000 之间。但这一仗缴获不多,因为没有把敌人的退路卡住,敌人主力 退走了。但是,梅花山之战是胜利的战斗,对湘赣根据地中心区的巩固有很大意义。 1933 年12 月,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省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代表,也为迎接由中央苏区派到湘鄂赣当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和军区司令徐彦刚, 由我和陈洪时率17 师全部及18 师一个团经永新、牛田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 之高桥头,向赣江边前进。 12 月5 日,我们到遂川县之路田附近时,敌77 师一个团从于田圩进至路田 古田岭阵地(那里原有敌人做好的工事)。我看敌人刚到,还没准备好,就立即决 定把这股敌人打掉。我们3 个团一起攻击,只两个小时,就将敌人大部消灭了,俘 敌团长李春光,缴获步枪300 余支,重机枪3 挺。这次胜利,是从6 月份以来战斗 缴获最多的一次,士气提高了,弹药补充了,也有利于开展与恢复遂万泰地区的工 作,并完成了迎送代表团和干部的任务。 在湘赣苏区形势日渐好转,中央军委命令17 师北上南浔路,配合中央红军向 北发展,也是间接配合国民党第19 路军在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行动。红17 师北 上后,湘赣苏区兵力单薄,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不久便被敌占领了。 -------- 泉石书库